为何很多人心存疑惑?我说,大概是见不得那副靠曹操拉动经济的嘴脸,有些东西是不能卖的,如今大张旗鼓地卖,我都希望那是假的,让他们卖不成
　　
　　中午回家,和老爷子吃饭。谈起曹操墓,问老爷子:是真是假?老爷子曰:真。考古界都认为是真。证据是靠得住的。老爷子反过来问我:为何广大人民群众心存疑惑?我说,大概是见不得那副靠曹操拉动经济的嘴脸,有些东西不可卖,如今大张旗鼓地卖,我都希望那是假的,让他们卖不成。老爷子默然。
　　忽然想起旧文中有一篇谈到法国佬马尔罗当年在柬埔寨当文物贩子,碰见一个白俄同行的事。翻出来重新看了一遍,文章是十年前的,也许有那时的矫情,但事还是趣事。
　　大概是1925年吧,马尔罗在新加坡的一间酒吧遇见一个俄国人。那时,你在新加坡、香港、上海或者天津,当然还有哈尔滨,到处都能看到这样的俄国人,像踽踽独行的熊,你一眼就能认出他们,他们忧郁、脆弱,被遗弃在这里,怀着乡愁。这位俄国人就是如此,一头漂泊到南中国海的熊。
　　俄国人已经有点醉了,灰色的眼睛遥远地注视着马尔罗。他们是同类,是的,他们都是收集古物的人,出没于世界偏远的角落,用金钱和洛阳铲摘取、偷窃那些寂寞无主的花。他们相互嗅出了同类的气味,他们之间有很多话。
　　俄国人从提包里取出五个象牙雕刻的小佛像,一个又一个,摆在吧台上。那是他刚从街上摆小摊的印度人手里买下的,在幽暗的灯光下莹白润洁,佛似乎睡去。
　　“你看,我经常买些诸如此类的玩意。每次挖掘完了以后,就放几只在墓穴里,然后原样埋上。等50年后有人把他们挖出来,就会变得古色斑斓,那帮家伙肯定以为挖到了宝贝。”
　　“我喜欢给后来者出点难题,我的朋友,我在安科尔瓦特的一座塔上用梵文刻了一段粗话,然后仿古作旧,看上去非常古老,将来会有那种‘万事通’把它译出来的。”
　　俄国人最后铿锵有力地与马尔罗共勉:“我们都应该设法教训那些自命不凡的蠢货!”
　　——这就是马尔罗讲的故事,多年以后他把它写了下来。
　　现在,我们谈谈这个故事的意义。比如吧,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新闻,说在某地发现一处古代墓葬,出土某些珍贵文物,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云云。这时,你可以想象“考古工作者”的惊喜,他们获得了新的证物,可以据此补充、修改我们对“过去”的认识,“历史”这个故事将不得不重新讲述。
　　但就在此时,那个俄国人正在天堂或地狱——我估计是地狱——里恶毒地大笑。他的诡计得逞了,他把假货混进了历史,历史的“真实”和我们对真实的历史的信念都在他的笑声中遭到了刻薄的嘲弄。
　　——这简直是个噩梦,假设那个俄国人曾经走遍大地,挖开每一座古墓,或者每一个古墓挖掘者都和那个俄国人一样喜欢恶作剧,那么我们还怎么能相信我们有“可信”的过去?当“现在”侵入“过去”,使它真伪难辨时,你又怎么敢断言眼前的“现在”就是货真价实的“现在”?
　　但那个俄国人是一个英雄。我们都是历史的奴隶、时间的奴隶、死亡的奴隶,我们竟无从选择、无可逃避,这就是“荒谬”。在“荒谬”中,绝大多数人都是“自命不凡的蠢货”,相信历史的真理、时间的真理,相信此时的生命在历史和时间中的“意义”——这看上去很好,因为它把我们的“荒谬”用正面的、积极的言辞重新说了一遍,于是你就红光满面、兴致勃勃了。但仍然有些人,比如那个俄国人,他不愿意红光满面、兴致勃勃地“荒谬”下去,他决心干点什么,让这巨石般的“荒谬”不能再那么安稳地压在头上,他行动起来,就像一匹驯马突然挣脱了缰绳,他怀着巨大的快意向“过去”和“现在”、历史和时间发起角度刁钻、猝不及防的突袭,于是庄严的荒谬变成了滑稽的、摇摇晃晃的荒谬,他证明自己能在荒谬中干出一点什么来,这是他个人的一次隐秘的胜利。
　　——说完了这个故事的意义,我们就知道这个“英雄”为什么是俄国人。他是个“白俄”,也曾锦衣玉食,暇时摩挲古物为乐,那时很可能他也是一个“自命不凡的蠢货”。但是1917年,历史翻了脸,只好背井离乡跑到美国,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幸亏当年玩得精致,还能靠替波士顿博物馆搜寻藏品谋生。偏偏这位大爷还脾气不好:历史对我不客气,我也不能让它消停,于是就出坏水,使阴招,捣点小乱,直到碰上那个法国佬,拿他当个知己,说了真话,谁知他一转身就嚷嚷出去了。
　　但愿那个俄国人没来过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