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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习近平提出“‘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是生态文明的真谛”，把中国古代生态思想，尤其是儒家生态思想的丰富内涵凝炼为“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并用以表达现代生态文明的真谛，不仅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核心，而且明确表明这一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对中国古代生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鉴于此，本文追溯“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思想来源，考察其发展过程，尤其是深入分析朱熹以“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解孟子“仁民而爱物”的“爱物”所蕴含的生态内涵，对中国古代这一源远流长的思想作一系统的梳理。
[关键词]习近平;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生态思想
[中图分类号] F20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4479（2020）03-0036-06
习近平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是生态文明的真谛。”这不仅表明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核心，而且也指出了这一基本核心根源于中国古代的“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思想，是对中国古代生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因此，有必要对中国古代这一源远流长的思想作一系统的梳理。
一、“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中国古代讲“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最早大致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先秦《管子》就讲“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豍。《慎子》也有所谓“圣王在上，则使人有时，而用之有节，则民无疠疾” 的说法。当然，这里所说的“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使人有时，而用之有节”，讲的是君对于民的取用关系，并不具有保护自然环境的生态意义。
与此不同，孟子发挥孔子“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的思想，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虽然这一言论的目的在于讲王道，但强调“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要求有节制地捕鱼，根据时节伐木，实际上包含了保护自然环境的生态思想。孟子的这一思想，为荀子所发挥。荀子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圣王之用也。”（《荀子·王制》）这里也强调要按照动植物的不同生长状况、根据时节伐木捕鱼。
需要指出的是，《礼记》讲“礼”，但也非常强调保护自然生态，指出：“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礼记·王制》）这里以“礼”的规定，强调狩猎和伐木都应当根据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时节、有所节制地进行，就是要求人对于自然的取用既要有时节的规定，又要有数量的节制。
汉初，贾谊将这种对于自然的取用既要有时节的规定，又要有数量的节制，明确地表达为“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他说：“礼，圣王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尝其肉，隐弗忍也。故远庖厨，仁之至也。不合围，不掩群，不射宿，不涸泽。豺不祭兽，不田猎;獭不祭鱼，不设网罟;鹰隼不鸷，睢而不逮，不出植罗;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虫不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刳胎，不殀夭，鱼肉不入庙门，鸟兽不成毫毛不登庖厨。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则物蕃多。” 这就是要根据时节和动植物的不同生长状况，有节制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即所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汉代有不少大儒强调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应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对于《尚书》所言：“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佥曰：‘益哉！’”西汉孔安国传曰：“上谓山，下谓泽，顺谓施其政教，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言伯益能之。” 认为掌管草木鸟兽，应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毛亨传《诗经》“鱼丽于罶，鲿鲨”，曰：“太平而后微物众多，取之有时，用之有道，则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风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豺祭兽然后杀，獭祭鱼然后渔，鹰隼击然后罻罗设。是以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大夫不麛不卵，士不隐塞，庶人不数罟，罟必四寸，然后入泽梁。故山不童，泽不竭，鸟兽鱼鳖皆得其所然。” 认为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应当“取之有时，用之有道”。
东汉班固《汉书·货殖传》说：“昔先王之制，……辩其土地川泽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种树畜养;五谷六畜及至鱼鳖鸟兽雚蒲材干器械之资，所以养生送终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獭未祭，罝网不布于野泽;鹰隼未击，矰弋不施于徯隧。既顺时而取物，然犹山不茬蘖，泽不伐夭，蝝鱼麛卵，咸有常禁。所以顺时宣气，蕃阜庶物，稸足功用，如此之备也。” 这里既讲“用之有节”，又讲“顺时而取物”。
应当说，汉儒非常强调要根据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时节、有节制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因而普遍接受贾谊提出的“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生态理念，而且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南北朝时期释僧祐编《弘明集》，收录何承天《达性论》，其中说道：“若夫众生者，取之有时，用之有道，行火俟风暴，畋渔侯豺獭，所以顺天时也。大夫不麛卵，庶人不数罟，行苇作歌，霄鱼垂化，所以爱人用也。庖厨不迩，五豝是翼，殷后改祝，孔钓不纲，所以明仁道也。” 这里把对于自然资源的“取之有时，用之有道”与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以及孟子的“君子远庖厨”（《孟子·梁惠王上》）的“仁民而爱物”之道联系起来。
二、“取之有時”与“取之有度”
唐代儒家继承汉儒的“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生态思想。孔颖达《尚书正义》继承孔安国所言“施其政教，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说：“顺其草木鸟兽之宜，明是‘施其政教，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也。”认为“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就是“顺其草木鸟兽之宜”，合乎草木鸟兽的生长规律。他还解《尚书》“鸟兽鱼鳖咸若”，说：“人君顺禽鱼，君政善而顺彼性，取之有时，不夭杀也。鸟兽在陆，鱼鳖在水，水陆所生微细之物，人君为政皆顺之，明其余无不顺也。” 需要指出的是，汉代毛亨传《诗经》所言“太平而后微物众多，取之有时，用之有道，则物莫不多也”，为唐代儒家所重视，不仅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作了引用， 李善注南北朝萧统《文选》也同样有引用。 而且李善还说：“《毛诗》曰：‘王在灵沼，于牣鱼跃。’……凡此物，谓取有时，非时则恣之游戏，不惊动也。”
此外，张守节注司马迁《史记》“节用水火材物”，说：“言黄帝教民，江湖陂泽山林原隰皆收采禁捕以时，用之有节，令得其利也。” 认为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既要根据时节和动植物的不同生长状况，又要有所节制。
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完成的《唐六典》，是唐朝一部行政性法典。其中卷二十三言“百工等监”，说：“百工等监，掌采伐材木之事，辨其名物而为之主守。凡修造所须材干之具，皆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可见，唐代关于人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与汉代一样，大都表述为“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唐德宗贞元十年（794年），陆贽上《均节赋税恤百姓》，共六条。其中第二条说道：“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入为出，虽遇灾难，下无困穷。” 反对无限度地向百姓征收赋税，主张“用之有节”，“量入为出”，其主旨在于“均节赋税”。应当说，这一思想与先秦《管子》所讲“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是一致的，而为当今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学者所重视。
与此同时，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又讲“地力之生物有大数”，强调自然资源之有限，要求“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反对“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又具有反对盲目无限度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保护自然生态之内涵，而为当今不少研究中国古代生态伦理的学者所重视。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由于其主旨在于“均节赋税”，所以讲“取之有度，用之有节”，而与“取之有时”并无直接关系，因而不同于以往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上讲“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而且就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而言，陆贽讲“取之有度”与以往讲“取之有时”，其含义也有差异，前者讲的是人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应当是有限度的;后者讲的是人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应当按照不同时节和动植物的生长状况。但是，总体而言，二者都是要反对盲目无限度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都具有强调保护自然生态之意。
陆贽的《均节赋税恤百姓》后来被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所收录，其中所言“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又为元代理学家许衡所推崇，甚至被误认为许衡所言，而收入《鲁斋遗书》， 并由此收录明代胡广等所编《性理大全》 等。但无论如何，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所言“取之有度，用之有节”，与“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一样，都为后世所接受，并产生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代生态思想的基本概念和重要核心。
三、“爱物”：“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宋代也有不少学者讲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上的“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司马光《稽古录》将《尚书》所言舜命益作虞，掌山泽草木鸟兽，解为“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他还说：“阴阳和、风雨时，鸟兽蕃滋、草木畅茂，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万物莫不遂其性。” 苏辙说：“古之仁人交万物有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则草木鸟兽蕃殖，无有求而不得。”尤其是，朱熹从“天人合一”的观点出发，通过对张载《西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的诠释，把孟子“仁民愛物”与“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结合起来，从而将其中的生态思想发展至新的高度。
朱熹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人与物之体由天地之气所构成，人与物之性来自天地之理;虽然人与物由于所得气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体，所得理的不同而有不同本性，“然原其体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尝不同也”，所以，人与人之间称“同胞”，以兄弟相待，人称物为“同伴”，并像自己的同辈那样来对待，“凡有形于天地之间者，若动若植，有情无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 也就是说，人与自然万物，既有不同的方面，又有相同的方面，“在讲人与自然万物都为天地所化生时，要避免把人与自然万物完全等同起来;在讲人与自然万物之间有差别时，要避免只重视人而轻视自然，要看到自然万物为人之同伴、同辈。就人如何对待自然万物而言，既然自然万物与人一样，都为天地所化生，自然万物为人之同伴、同辈，那么人就应当像对待自己那样善待自然万物;与此同时，既然自然万物与人之间存在着差别，那么人就应当根据自然万物的特殊性，合理地加以对待，‘若其性、遂其宜’。”
朱熹还说：“天道流行，发育万物，其所以为造化者，阴阳五行而已。而所谓阴阳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后有是气，及其生物，则又必因是气之聚而后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后有以为健顺仁义礼智之性;必得是气，然后有以为魂魄五脏百骸之身。……然以其理而言之，则万物一原，固无人物贵贱之殊;以其气而言之，则得其正且通者为人，得其偏且塞者为物，是以或贵或贱而不能齐也。” 也就是说，人与自然万物都为天地所生，他们的本性虽有差异，但都本之于天地之理，在根本上是平等的，无贵贱之分，但是，人与自然万物在形态上又是有差异的，所以是有差异的平等。
从人与自然万物既相互平等又有存在差异出发，朱熹既讲要爱物，又讲爱物与爱人的不同。他说：“人物并生于天地之间，本同一理，而禀气有异焉。禀其清明纯粹则为人，禀其昏浊偏驳则为物，故人之与人自为同类，而物莫得以班焉，乃天理人心之自然，非有所造作而故为是等差也。故君子之于民则仁之，虽其有罪，犹不得已，然后断以义而杀之。于物则爱之而已，食之以时，用之以礼，不身翦，不暴殄，而既足以尽于吾心矣。” 也就是说，爱人在于“于民则仁之”，爱物在于“食之以时，用之以礼”。
因此，朱熹注《孟子》“仁民爱物”的“爱物”：“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他还说：“圣贤出来抚临万物，各因其性而导之。如昆虫草木，未尝不顺其性，如取之以时，用之有节：当春生时“不殀夭，不覆巢，不杀胎;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 “爱物时，……则是食之有时，用之有节;见生不忍见死，闻声不忍食肉;如仲春之月，牺牲无用牝，不麛，不卵，不杀胎，不覆巢之类，如此而已。” 显然，朱熹把对自然万物的“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与儒家之“仁爱”联系起来。 对于《论语》载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朱熹引洪氏曰：“孔子少贫贱，为养与祭，或不得已而钓弋，如猎较是也。然尽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为也。此可见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认为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可见“仁人之本心”。朱熹还注《孟子》“君子远庖厨”，说：“盖人之于禽兽，同生而异类。故用之以礼，而不忍之心施于见闻之所及。其所以必远庖厨者，亦以预养是心，而广为仁之术也。” 认为“君子远庖厨”在于养心而为“仁之术”。同样，在朱熹看来，对自然万物的“取之有时，用之有节”，根据动植物生长的时节获取自然之物，并在利用自然之物中做出合理的节制，而不是完全根据人的需要肆意索取，无所节制地利用，同样是出于“仁人之本心”，而为“仁之术”。
与此同时，朱熹还将《中庸》“赞天地之化育”之“赞”诠释为“助”，“赞，犹助也。”豶 讲“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他还说：“凡有形于天地之间者，若动若植，有情无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于参天地、赞化育，然后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强于外也。” 认为人对于天地自然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而不是人为的外在强加，更不可肆意掠夺、破坏，只有“若其性、遂其宜”，也就是要按照天地自然规律和自然万物各自的特性，合理地予以对待，才能实现“参天地、赞化育”，实现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发展。
四、结语
在中国历史上，从保护生态的角度讲“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大致可以追溯到贾谊所言“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而源起于孔孟。从贾谊所言“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而有陆贽所言“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朱熹继承张载“民胞物与”思想，强调人与自然万物通为一理，相互平等，并在此基础上，以“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解孟子“仁民而爱物”的“爱物”，而与儒家之“仁爱”联系起来，讲“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将其中的生态思想发展到新的高度。由此可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或“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是中国古代生态思想中贯穿始终的基本概念和行动准则。
应当说，从保护生态的角度讲“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包含了丰富的生态思想，主要有三：
第一、讲“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就是要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相互依赖，不可分割，而且人是万物之灵，处于主导地位。正因为如此，人不仅对自己，而且对自然万物，都负有同样的责任;落实到具体实践中，就是要“取之有度，用之有节”，通过提高人的道德素质，建立合理的保护自然的制度措施，在对自然的取用中，避免造成对于自然的伤害和破坏。
第二、要做到“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就要认识自然。自然万物有各自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和规律，人在对自然的取用中，要做到保护自然万物，就必须依照它们各自特有的存在方式和规律，而不是依据人的主观想象，更不是违背自然万物各自的存在方式和规律，这就需要认识自然。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做到对于自然万物的“取之有度，用之有节”。
第三、“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旨在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是当今社会的基本生态理念，而要实现这样的发展，人不仅要尊重自然、认识自然，依照自然万物各自的存在方式和规律利用和开发自然，还要化作具体的行动指南。“取之有度，用之有節”的理念，在中国源远流长，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可以成为中国人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行动指南，甚至也可以成为全球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最近又提出“‘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是生态文明的真谛”， 把中国古代生态思想，主要是儒家生态思想的丰富内涵凝炼为“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并用以表达现代生态文明的真谛，这不仅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核心，而且明确表明这一思想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对中国古代生态思想的继承和延续。
需要指出的是，习近平提出“‘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是生态文明的真谛”，是以“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为基础。对此，习近平说：“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 又说：“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各种自然要素相互依存而实现循环的自然链条。”“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生命躯体。” 由此可见，所谓“生命共同体”，就是指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的共生关系。 相比于中国古代讲“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只是从“天人合一”的观点出发，强调人与自然万物通为一理，相互平等，并在此基础上讲“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习近平以“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为基础的“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思想，既讲人与自然的相互平等，又讲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和谐发展，不仅在新时代更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而且在理论上是对中国古代生态思想的推进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提出，“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显然，这正是沿着“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思想而提出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生态举措。
[注 释]
《管子》卷一《权修第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20页。
《慎子》，中华书局，1985年，第18页。 据《逸周书·大聚解》载：“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且以并农力，执成男女之功。夫然，则有生而不失其宜，万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天不失其时，以成万财。”（《逸周书》（2）卷4，中华书局，1985年，第107页。）
（汉）贾谊：《新书》卷六《礼》，《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216页。
（汉）孔安国、（唐）孔颖达：《尚书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1），中华书局，2009年，第275-276、276、344页。
（汉）毛亨、郑玄、（唐）孔颖达：《毛诗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1），中华书局，2009年，第891页。
（汉）班固：《汉书》（第11册）卷91，中华书局，1962年，第36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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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杜预、（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4），中华书局，2009年，第4276页。
（梁）萧统、（唐）李善：《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第66、55页。
（汉）司马迁：《史记》（第1册），中华书局，1982年，第9页。
（唐）李林甫等：《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年，第598页。
（唐）陆贽：《陆贽集》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63页。
叶世昌：《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28页。
焦国成：《传统伦理及其现代价值》，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5页。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16册）卷234，中华书局，1956年，第7558页。
（元）许衡：《许衡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第13页。
（明）胡广等：《性理大全》（第4册）卷69，山东友谊出版社，1989年，第4183页。
（宋）司马光：《稽古录》卷3，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9页。
（宋）卫湜：《礼记集说》卷133，《通志堂经解》（13），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第407页。
（宋）苏辙：《诗集传》卷9，《三苏全书》第2册，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年，第400页。
张载《西铭》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宋）张载：《正蒙·乾称篇》，《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第62页]
（宋）朱熹：《西铭解》，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42、142页。
乐爱国：《朱熹论人与物的异同、贵贱和平等》，《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2期，第15页。
（宋）朱熹：《四书或问》，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507、924頁。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年，第370、99、208、33页。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一）卷十四，中华书局，1986年，第256页。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八）卷一百二十六，中华书局，1986年，第3014页。
2016年，习近平曾指出：“我们的先人们早就认识到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孔子说：‘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意思是不用大网打鱼，不射夜宿之鸟。荀子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吕氏春秋》中说：‘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这些关于对自然要取之以时、取之有度的思想，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1-12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1、55页。
责任编辑：郭美星
[关键词]习近平;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生态思想
[中图分类号] F20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4479（2020）03-0036-06
习近平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是生态文明的真谛。”这不仅表明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核心，而且也指出了这一基本核心根源于中国古代的“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思想，是对中国古代生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因此，有必要对中国古代这一源远流长的思想作一系统的梳理。
一、“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中国古代讲“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最早大致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先秦《管子》就讲“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豍。《慎子》也有所谓“圣王在上，则使人有时，而用之有节，则民无疠疾” 的说法。当然，这里所说的“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使人有时，而用之有节”，讲的是君对于民的取用关系，并不具有保护自然环境的生态意义。
与此不同，孟子发挥孔子“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的思想，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虽然这一言论的目的在于讲王道，但强调“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要求有节制地捕鱼，根据时节伐木，实际上包含了保护自然环境的生态思想。孟子的这一思想，为荀子所发挥。荀子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圣王之用也。”（《荀子·王制》）这里也强调要按照动植物的不同生长状况、根据时节伐木捕鱼。
需要指出的是，《礼记》讲“礼”，但也非常强调保护自然生态，指出：“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礼记·王制》）这里以“礼”的规定，强调狩猎和伐木都应当根据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时节、有所节制地进行，就是要求人对于自然的取用既要有时节的规定，又要有数量的节制。
汉初，贾谊将这种对于自然的取用既要有时节的规定，又要有数量的节制，明确地表达为“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他说：“礼，圣王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尝其肉，隐弗忍也。故远庖厨，仁之至也。不合围，不掩群，不射宿，不涸泽。豺不祭兽，不田猎;獭不祭鱼，不设网罟;鹰隼不鸷，睢而不逮，不出植罗;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虫不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刳胎，不殀夭，鱼肉不入庙门，鸟兽不成毫毛不登庖厨。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则物蕃多。” 这就是要根据时节和动植物的不同生长状况，有节制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即所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汉代有不少大儒强调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应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对于《尚书》所言：“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佥曰：‘益哉！’”西汉孔安国传曰：“上谓山，下谓泽，顺谓施其政教，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言伯益能之。” 认为掌管草木鸟兽，应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毛亨传《诗经》“鱼丽于罶，鲿鲨”，曰：“太平而后微物众多，取之有时，用之有道，则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风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豺祭兽然后杀，獭祭鱼然后渔，鹰隼击然后罻罗设。是以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大夫不麛不卵，士不隐塞，庶人不数罟，罟必四寸，然后入泽梁。故山不童，泽不竭，鸟兽鱼鳖皆得其所然。” 认为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应当“取之有时，用之有道”。
东汉班固《汉书·货殖传》说：“昔先王之制，……辩其土地川泽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种树畜养;五谷六畜及至鱼鳖鸟兽雚蒲材干器械之资，所以养生送终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獭未祭，罝网不布于野泽;鹰隼未击，矰弋不施于徯隧。既顺时而取物，然犹山不茬蘖，泽不伐夭，蝝鱼麛卵，咸有常禁。所以顺时宣气，蕃阜庶物，稸足功用，如此之备也。” 这里既讲“用之有节”，又讲“顺时而取物”。
应当说，汉儒非常强调要根据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时节、有节制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因而普遍接受贾谊提出的“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生态理念，而且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南北朝时期释僧祐编《弘明集》，收录何承天《达性论》，其中说道：“若夫众生者，取之有时，用之有道，行火俟风暴，畋渔侯豺獭，所以顺天时也。大夫不麛卵，庶人不数罟，行苇作歌，霄鱼垂化，所以爱人用也。庖厨不迩，五豝是翼，殷后改祝，孔钓不纲，所以明仁道也。” 这里把对于自然资源的“取之有时，用之有道”与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以及孟子的“君子远庖厨”（《孟子·梁惠王上》）的“仁民而爱物”之道联系起来。
二、“取之有時”与“取之有度”
唐代儒家继承汉儒的“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生态思想。孔颖达《尚书正义》继承孔安国所言“施其政教，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说：“顺其草木鸟兽之宜，明是‘施其政教，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也。”认为“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就是“顺其草木鸟兽之宜”，合乎草木鸟兽的生长规律。他还解《尚书》“鸟兽鱼鳖咸若”，说：“人君顺禽鱼，君政善而顺彼性，取之有时，不夭杀也。鸟兽在陆，鱼鳖在水，水陆所生微细之物，人君为政皆顺之，明其余无不顺也。” 需要指出的是，汉代毛亨传《诗经》所言“太平而后微物众多，取之有时，用之有道，则物莫不多也”，为唐代儒家所重视，不仅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作了引用， 李善注南北朝萧统《文选》也同样有引用。 而且李善还说：“《毛诗》曰：‘王在灵沼，于牣鱼跃。’……凡此物，谓取有时，非时则恣之游戏，不惊动也。”
此外，张守节注司马迁《史记》“节用水火材物”，说：“言黄帝教民，江湖陂泽山林原隰皆收采禁捕以时，用之有节，令得其利也。” 认为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既要根据时节和动植物的不同生长状况，又要有所节制。
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完成的《唐六典》，是唐朝一部行政性法典。其中卷二十三言“百工等监”，说：“百工等监，掌采伐材木之事，辨其名物而为之主守。凡修造所须材干之具，皆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可见，唐代关于人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与汉代一样，大都表述为“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唐德宗贞元十年（794年），陆贽上《均节赋税恤百姓》，共六条。其中第二条说道：“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入为出，虽遇灾难，下无困穷。” 反对无限度地向百姓征收赋税，主张“用之有节”，“量入为出”，其主旨在于“均节赋税”。应当说，这一思想与先秦《管子》所讲“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是一致的，而为当今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学者所重视。
与此同时，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又讲“地力之生物有大数”，强调自然资源之有限，要求“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反对“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又具有反对盲目无限度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保护自然生态之内涵，而为当今不少研究中国古代生态伦理的学者所重视。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由于其主旨在于“均节赋税”，所以讲“取之有度，用之有节”，而与“取之有时”并无直接关系，因而不同于以往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上讲“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而且就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而言，陆贽讲“取之有度”与以往讲“取之有时”，其含义也有差异，前者讲的是人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应当是有限度的;后者讲的是人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应当按照不同时节和动植物的生长状况。但是，总体而言，二者都是要反对盲目无限度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都具有强调保护自然生态之意。
陆贽的《均节赋税恤百姓》后来被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所收录，其中所言“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又为元代理学家许衡所推崇，甚至被误认为许衡所言，而收入《鲁斋遗书》， 并由此收录明代胡广等所编《性理大全》 等。但无论如何，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所言“取之有度，用之有节”，与“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一样，都为后世所接受，并产生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代生态思想的基本概念和重要核心。
三、“爱物”：“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宋代也有不少学者讲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上的“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司马光《稽古录》将《尚书》所言舜命益作虞，掌山泽草木鸟兽，解为“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他还说：“阴阳和、风雨时，鸟兽蕃滋、草木畅茂，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万物莫不遂其性。” 苏辙说：“古之仁人交万物有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则草木鸟兽蕃殖，无有求而不得。”尤其是，朱熹从“天人合一”的观点出发，通过对张载《西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的诠释，把孟子“仁民愛物”与“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结合起来，从而将其中的生态思想发展至新的高度。
朱熹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人与物之体由天地之气所构成，人与物之性来自天地之理;虽然人与物由于所得气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体，所得理的不同而有不同本性，“然原其体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尝不同也”，所以，人与人之间称“同胞”，以兄弟相待，人称物为“同伴”，并像自己的同辈那样来对待，“凡有形于天地之间者，若动若植，有情无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 也就是说，人与自然万物，既有不同的方面，又有相同的方面，“在讲人与自然万物都为天地所化生时，要避免把人与自然万物完全等同起来;在讲人与自然万物之间有差别时，要避免只重视人而轻视自然，要看到自然万物为人之同伴、同辈。就人如何对待自然万物而言，既然自然万物与人一样，都为天地所化生，自然万物为人之同伴、同辈，那么人就应当像对待自己那样善待自然万物;与此同时，既然自然万物与人之间存在着差别，那么人就应当根据自然万物的特殊性，合理地加以对待，‘若其性、遂其宜’。”
朱熹还说：“天道流行，发育万物，其所以为造化者，阴阳五行而已。而所谓阴阳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后有是气，及其生物，则又必因是气之聚而后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后有以为健顺仁义礼智之性;必得是气，然后有以为魂魄五脏百骸之身。……然以其理而言之，则万物一原，固无人物贵贱之殊;以其气而言之，则得其正且通者为人，得其偏且塞者为物，是以或贵或贱而不能齐也。” 也就是说，人与自然万物都为天地所生，他们的本性虽有差异，但都本之于天地之理，在根本上是平等的，无贵贱之分，但是，人与自然万物在形态上又是有差异的，所以是有差异的平等。
从人与自然万物既相互平等又有存在差异出发，朱熹既讲要爱物，又讲爱物与爱人的不同。他说：“人物并生于天地之间，本同一理，而禀气有异焉。禀其清明纯粹则为人，禀其昏浊偏驳则为物，故人之与人自为同类，而物莫得以班焉，乃天理人心之自然，非有所造作而故为是等差也。故君子之于民则仁之，虽其有罪，犹不得已，然后断以义而杀之。于物则爱之而已，食之以时，用之以礼，不身翦，不暴殄，而既足以尽于吾心矣。” 也就是说，爱人在于“于民则仁之”，爱物在于“食之以时，用之以礼”。
因此，朱熹注《孟子》“仁民爱物”的“爱物”：“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他还说：“圣贤出来抚临万物，各因其性而导之。如昆虫草木，未尝不顺其性，如取之以时，用之有节：当春生时“不殀夭，不覆巢，不杀胎;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 “爱物时，……则是食之有时，用之有节;见生不忍见死，闻声不忍食肉;如仲春之月，牺牲无用牝，不麛，不卵，不杀胎，不覆巢之类，如此而已。” 显然，朱熹把对自然万物的“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与儒家之“仁爱”联系起来。 对于《论语》载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朱熹引洪氏曰：“孔子少贫贱，为养与祭，或不得已而钓弋，如猎较是也。然尽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为也。此可见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认为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可见“仁人之本心”。朱熹还注《孟子》“君子远庖厨”，说：“盖人之于禽兽，同生而异类。故用之以礼，而不忍之心施于见闻之所及。其所以必远庖厨者，亦以预养是心，而广为仁之术也。” 认为“君子远庖厨”在于养心而为“仁之术”。同样，在朱熹看来，对自然万物的“取之有时，用之有节”，根据动植物生长的时节获取自然之物，并在利用自然之物中做出合理的节制，而不是完全根据人的需要肆意索取，无所节制地利用，同样是出于“仁人之本心”，而为“仁之术”。
与此同时，朱熹还将《中庸》“赞天地之化育”之“赞”诠释为“助”，“赞，犹助也。”豶 讲“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他还说：“凡有形于天地之间者，若动若植，有情无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于参天地、赞化育，然后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强于外也。” 认为人对于天地自然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而不是人为的外在强加，更不可肆意掠夺、破坏，只有“若其性、遂其宜”，也就是要按照天地自然规律和自然万物各自的特性，合理地予以对待，才能实现“参天地、赞化育”，实现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发展。
四、结语
在中国历史上，从保护生态的角度讲“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大致可以追溯到贾谊所言“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而源起于孔孟。从贾谊所言“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而有陆贽所言“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朱熹继承张载“民胞物与”思想，强调人与自然万物通为一理，相互平等，并在此基础上，以“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解孟子“仁民而爱物”的“爱物”，而与儒家之“仁爱”联系起来，讲“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将其中的生态思想发展到新的高度。由此可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或“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是中国古代生态思想中贯穿始终的基本概念和行动准则。
应当说，从保护生态的角度讲“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包含了丰富的生态思想，主要有三：
第一、讲“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就是要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相互依赖，不可分割，而且人是万物之灵，处于主导地位。正因为如此，人不仅对自己，而且对自然万物，都负有同样的责任;落实到具体实践中，就是要“取之有度，用之有节”，通过提高人的道德素质，建立合理的保护自然的制度措施，在对自然的取用中，避免造成对于自然的伤害和破坏。
第二、要做到“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就要认识自然。自然万物有各自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和规律，人在对自然的取用中，要做到保护自然万物，就必须依照它们各自特有的存在方式和规律，而不是依据人的主观想象，更不是违背自然万物各自的存在方式和规律，这就需要认识自然。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做到对于自然万物的“取之有度，用之有节”。
第三、“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旨在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是当今社会的基本生态理念，而要实现这样的发展，人不仅要尊重自然、认识自然，依照自然万物各自的存在方式和规律利用和开发自然，还要化作具体的行动指南。“取之有度，用之有節”的理念，在中国源远流长，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可以成为中国人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行动指南，甚至也可以成为全球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最近又提出“‘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是生态文明的真谛”， 把中国古代生态思想，主要是儒家生态思想的丰富内涵凝炼为“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并用以表达现代生态文明的真谛，这不仅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核心，而且明确表明这一思想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对中国古代生态思想的继承和延续。
需要指出的是，习近平提出“‘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是生态文明的真谛”，是以“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为基础。对此，习近平说：“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 又说：“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各种自然要素相互依存而实现循环的自然链条。”“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生命躯体。” 由此可见，所谓“生命共同体”，就是指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的共生关系。 相比于中国古代讲“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只是从“天人合一”的观点出发，强调人与自然万物通为一理，相互平等，并在此基础上讲“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习近平以“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为基础的“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思想，既讲人与自然的相互平等，又讲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和谐发展，不仅在新时代更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而且在理论上是对中国古代生态思想的推进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提出，“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显然，这正是沿着“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思想而提出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生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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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习近平曾指出：“我们的先人们早就认识到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孔子说：‘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意思是不用大网打鱼，不射夜宿之鸟。荀子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吕氏春秋》中说：‘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这些关于对自然要取之以时、取之有度的思想，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1-12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1、55页。
责任编辑：郭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