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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在最基层的城市社区里，如何治理发生在居民身边的、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小事情？
煤气瓶该不该査？
排查煤气瓶是杭州调研时，许多社区干部向我们大倒苦水的一件事。排查主要内容包括煤气瓶生产厂家、来源、用途，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等等。这是杭州市迎接G20峰会消除安全隐患的措施之一。
瓶装煤气的安全隐患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存在“黑煤气”，部分非法经营者为了谋利，利用低价收购超期瓶、掺混二甲醚和水等方式获利。有的煤气瓶减压阀存在安全隐患，容易泄露。二是超期使用，正规的燃气钢瓶的使用年限在15年左右，需要定期检查，如果超期使用同样存在安全隐患。媒体报道，“据统计，在杭州主城区，大约有16万瓶装燃气用户，主要集中在城郊接合部、城中村、餐饮店、夜宵摊等”。
煤气瓶虽小，但散落和隐匿在民间，就构成了威胁安全的不确定性因素，更是峰会超高安保标准的不确定性因素。小庙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兼卫生委员说：“排查煤气瓶，燃气公司提供的数据是发放了1.2万个，普查后发现有1.8万个，这下上面一下子慌了，多出来的6000个怎么回事？怎么来的？燃气公司没法提供底册，只好压给我们社区去做。”
但是，社区对这项工作并不是完全理解，小巷社区书记说：“查煤气瓶，是街道布置下来的任务，要求15天完成。煤气瓶有7个品牌是合法的，其他都是非法的，要我们上门去查。但你说，这是不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本来是个企业行为嘛。但是，没办法，压到我社区来了。如果我排摸不准确，上报的信息有问题，将来出了问題，会问责的。我查了煤气瓶，上报了，执法局来给没收了，你说居民会不会对我有意见？虽然不是我砍的刀，但是是我上报的呀。而且还要考核你的满意度，人家煤气瓶被没收了，怎么会满意嘛。”
时间紧，任务重，不过，社区的完成效率还是相当高的。小井社区书记说：“煤气瓶让职能部门去摸，两个月还摸不清楚，我们社区一个星期，80%都摸清了。”客观地说，上面安排给社区的排查煤气瓶的工作，主要是工作量比较大，要对所有居民和辖区单位，特别是餐饮单位的煤气瓶进行普查，加上时间比较紧，确实比较累。不过，摸排本身并不是一件技术要求很高的工作，也就是说技术难度不高，只是进行基础信息的统计。后期对非法和存在安全隐患的煤气瓶的执法处置都是由城管部门去做的。虽然存在小巷社区书记所说的影响干群关系的可能，但总体来看，还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而且，社区在接受这项任务时，也并非被动包揽，完全没有谈判能力。如果查煤气瓶的任务中包含一些专业性比较强、技术要求比较高的内容，交给社区就明显不合理了。社区对这种任务也并非没有讨价还价的可能。那位小庙社区的副主任就讲了一个谈判的例子：“前天，区城管局给街道下任务，上门核查家用煤气瓶的使用，发了一张表格，内容是某某住户（商家），你的钢瓶存在以下问题：一、二、三、四，等等，最后落款署名是‘G20峰会液化气瓶整治领导小组’。然后让煤气瓶公司给我们上了30分钟的课，教我们怎么检查上面的问题。我当时站起来提了几个问题：一、社工有什么资质去检查别人家的煤气瓶？ 二、我们有无专业技术去检定？就靠这二三十分钟的课？三、如果发生问题，怎么叫他们整改？等等。他开始解释，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我就说，你让我们去查煤气瓶，就是对居民不负责。让我们去查有多少瓶，是谁的，这是可以的，可以做到很准确，但是做这个，明显不合理，本来就不该让不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第二天，街道又把我们叫过去，做还是要做的，不过表格改成了告知书。这是可以的，告知书就是告诉居民有哪些隐患，这样就可以了嘛。”
其实，煤气瓶的事说明了基层治理中一个非常简单却重要的原则，社区可以承担一些专业性不强、技术要求不高的基础性信息收集等工作，而且可以做得很好，比职能部门直接去做效率更高，但不应该让社区承担专业性强、技术要求高的工作。简言之，社区承担的行政任务应该在合理范围内，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其优越性。看得出来，社区干部也认为做基础性的行政任务是理所应当的，而且他们确有优势。某些时候，社区与街道、与职能部门之间，也是可以在具体任务分工上进行协商谈判的。
所以说，社区该不该去查煤气瓶？该查。但是，应该是排查，不是检查。检查应该是职能部门的责任。
志愿者治安巡逻
组织居民志愿者进行日常的治安巡逻，是峰会期间基层安保工作的又一项重要内容。实际上，居民志愿者大概由3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每天的治安巡逻，社工是必须要参加的，街道工作人员则要在每个周末到社区参与巡逻。第二部分是社区党员，这是志愿者队伍的主体，其中又以退休党员为主，包括平常就比较热心、积极参与社区工作的居民骨干，也包括平常参与不多但这次被动员起来的普通党员。第三部分则是普通居民，这部分数量比较少。实际上杭州是全城动员，所有餐饮、零售单位的服务员、保洁员、保安员等都被要求佩戴治安志愿者的红袖标。
治安巡逻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小区内进行巡查，一般两人一组，每天巡逻两次，大概一两个小时，视小区大小决定。巡逻的内容不仅仅是发现治安隐患，还包括监督环境卫生等各方面的情况，以及收集居民诉求，向社区汇报，社区再将不同问题进行分类处理。
综合来看，社区为峰会做了3类不同性质的基础性工作：一类是基础信息统计，主要是进行数据和信息收集，难度不大，遇到的阻力也相对较小。但是，由于牵涉到居民个人隐私，还是会有一些居民不配合。尽管如此，社区做这类工作还是得心应手的，效率也非常高。调研时，社区干部也认为这项工作他们有优势。
第二类是群众动员，治安巡逻就是典型，此外还包括其他活动类的，目的都是让居民参与进来，营造迎接峰会的社会氛围。这项工作从结果来看也是可以接受的，但动员的实质效果并不特别理想，因为实际上参与者还是以党员和公职人员为主，真正的普通居民参与较少，而且，以退休的老人居多。这是当前基层群众动员面临的普遍困境。 第三类工作则是社区最头疼的，属于行政性比较强的工作，立面改造是典型代表。这类工作是整个城市统一部署的，统一规划，格式化的、标准化的，又带有明显的“面子”工程色彩，用社区干部的话说是“美观性与实用性有矛盾”的。社区要做的是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用感情”“靠意志力”“反复劝说”是社区仅有的工作办法，但虽然简约且高效，完成了执法部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用社区干部的话说，在一定程度上透支了他们与居民间历年积累的感情资源。
社区作用的有效性与有限性
政治任务与常规任务一起，构成了社区承担的两大类行政任务。所谓政治任务，其基本特点有四，一是要动员整个城市行政体系应对，或至少是要动员相当多行政资源;二是一般集中在某个时期内要完成，也就是常说的时间紧、任务重;三是标准化程度高，强制性要求比较多，相应的给予基层的自主性和谈判空间就比较小，强调基层要不折不扣完成;四是政治任务的激励与问责比常规任务强度更高，如果说常规任务更多遵循科层体制的行政责任的话，那么政治任务内在的“政治责任”要比“行政责任”更有威力，其运作的政治逻辑也往往突破常规行政的制度约束。正是政治任务的上述特点，使其传递到社区一级时，社区在落实过程中会更加充分地显示其优越性和局限性，或者说有效性和有限性。
政治任务落实过程中，行政体系内高强度的自我动员往往是非常高效的，是突破科层体制的常规运作模式和规则的。这时，社区的优越性和有效性就体现出来了。社区本身并非一级行政部门，其行为并非执法行为，其工作方式就充满了非正式色彩，靠感情、靠反复上门、靠劝说，总而言之，靠的是社会性资源，用的是人情化的方式。用“社会性”的工作方法完成政治性任务，以规避缺陷，这就是社区的优越性。
社区的优越性，还体现在其对社会基础信息更为全面、及时、灵活的获取能力。无论是统计特殊人群还是煤气瓶、空置房排查，这些社会的基础性信息分散在个体、家庭之中，无论是靠市场机构，还是靠行政机构，都有一个获取信息的巨额成本问题。即使不考虑成本，也还有个信息准确性和有效性的问题。而且，因其是社会本身的信息，基于隐私权的支持，无论行政主体还是市场主体在收集这些信息时，都要面临合法性的拷问。当然，其实最关键的，还是没有任何一个主体能够像社区这样，可以低成本且高效准确地收集社会信息。为什么？也是因为社区本身就深嵌在社会之中，其嵌入程度，既与社区天然地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有关，更与社区运作过程就是始终与社会互动有关：给居民解决实际困难，与居民建立人情化关系，动员社区重要的辅助力量——积极分子本身就分散在社会中。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重视社区的局限性、有限性。社區是“多能”的，但远非“万能”的。社区的有效性有赖于其非正式性，或者说社会性的一面，但其有限性也与此有关。社区不是行政主体，没有行政执法权，所以社区只能去做靠感情解决得了的问题，劝说不成，感情失效，就需要执法部门出面了。比较模糊的任务可以靠社区用非正式手段化解，但明显于法有据的可能就很难用非正式化手段解决了。比如“拆违”，你说别人是“违建”，遇上较真的，就必须拿出法律条文予以证明，此其一。其二，社区多能，是因为其不专业，所做的事情、所采取的方法也就可以不受专业限制。但是这种方式之所以有效，也有赖于其处理对象本身不是专业领域事项。相反，如果是专业领域，就不应该再由社区出面了。
前文提到的煤气瓶可以排查，但不能检查就是这个道理。与之类似的还有消防检查、安全生产检查。社区可以去做一些安全告知、信息采集，以及比较基础性的排查工作——也就是排查那些靠“生活常识”而非“专业知识”可以把握的火灾隐患、安全隐患等。因此，对于那些社区有局限性的领域，就要在职能部门与社区之间进行合理的分工，避免职能部门对社区“过度使用”，引来社区的不满和抵触。
（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治城：中国城市及社区治理探微》 主编：贺雪峰 沈山 作者：王德福）
煤气瓶该不该査？
排查煤气瓶是杭州调研时，许多社区干部向我们大倒苦水的一件事。排查主要内容包括煤气瓶生产厂家、来源、用途，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等等。这是杭州市迎接G20峰会消除安全隐患的措施之一。
瓶装煤气的安全隐患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存在“黑煤气”，部分非法经营者为了谋利，利用低价收购超期瓶、掺混二甲醚和水等方式获利。有的煤气瓶减压阀存在安全隐患，容易泄露。二是超期使用，正规的燃气钢瓶的使用年限在15年左右，需要定期检查，如果超期使用同样存在安全隐患。媒体报道，“据统计，在杭州主城区，大约有16万瓶装燃气用户，主要集中在城郊接合部、城中村、餐饮店、夜宵摊等”。
煤气瓶虽小，但散落和隐匿在民间，就构成了威胁安全的不确定性因素，更是峰会超高安保标准的不确定性因素。小庙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兼卫生委员说：“排查煤气瓶，燃气公司提供的数据是发放了1.2万个，普查后发现有1.8万个，这下上面一下子慌了，多出来的6000个怎么回事？怎么来的？燃气公司没法提供底册，只好压给我们社区去做。”
但是，社区对这项工作并不是完全理解，小巷社区书记说：“查煤气瓶，是街道布置下来的任务，要求15天完成。煤气瓶有7个品牌是合法的，其他都是非法的，要我们上门去查。但你说，这是不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本来是个企业行为嘛。但是，没办法，压到我社区来了。如果我排摸不准确，上报的信息有问题，将来出了问題，会问责的。我查了煤气瓶，上报了，执法局来给没收了，你说居民会不会对我有意见？虽然不是我砍的刀，但是是我上报的呀。而且还要考核你的满意度，人家煤气瓶被没收了，怎么会满意嘛。”
时间紧，任务重，不过，社区的完成效率还是相当高的。小井社区书记说：“煤气瓶让职能部门去摸，两个月还摸不清楚，我们社区一个星期，80%都摸清了。”客观地说，上面安排给社区的排查煤气瓶的工作，主要是工作量比较大，要对所有居民和辖区单位，特别是餐饮单位的煤气瓶进行普查，加上时间比较紧，确实比较累。不过，摸排本身并不是一件技术要求很高的工作，也就是说技术难度不高，只是进行基础信息的统计。后期对非法和存在安全隐患的煤气瓶的执法处置都是由城管部门去做的。虽然存在小巷社区书记所说的影响干群关系的可能，但总体来看，还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而且，社区在接受这项任务时，也并非被动包揽，完全没有谈判能力。如果查煤气瓶的任务中包含一些专业性比较强、技术要求比较高的内容，交给社区就明显不合理了。社区对这种任务也并非没有讨价还价的可能。那位小庙社区的副主任就讲了一个谈判的例子：“前天，区城管局给街道下任务，上门核查家用煤气瓶的使用，发了一张表格，内容是某某住户（商家），你的钢瓶存在以下问题：一、二、三、四，等等，最后落款署名是‘G20峰会液化气瓶整治领导小组’。然后让煤气瓶公司给我们上了30分钟的课，教我们怎么检查上面的问题。我当时站起来提了几个问题：一、社工有什么资质去检查别人家的煤气瓶？ 二、我们有无专业技术去检定？就靠这二三十分钟的课？三、如果发生问题，怎么叫他们整改？等等。他开始解释，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我就说，你让我们去查煤气瓶，就是对居民不负责。让我们去查有多少瓶，是谁的，这是可以的，可以做到很准确，但是做这个，明显不合理，本来就不该让不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第二天，街道又把我们叫过去，做还是要做的，不过表格改成了告知书。这是可以的，告知书就是告诉居民有哪些隐患，这样就可以了嘛。”
其实，煤气瓶的事说明了基层治理中一个非常简单却重要的原则，社区可以承担一些专业性不强、技术要求不高的基础性信息收集等工作，而且可以做得很好，比职能部门直接去做效率更高，但不应该让社区承担专业性强、技术要求高的工作。简言之，社区承担的行政任务应该在合理范围内，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其优越性。看得出来，社区干部也认为做基础性的行政任务是理所应当的，而且他们确有优势。某些时候，社区与街道、与职能部门之间，也是可以在具体任务分工上进行协商谈判的。
所以说，社区该不该去查煤气瓶？该查。但是，应该是排查，不是检查。检查应该是职能部门的责任。
志愿者治安巡逻
组织居民志愿者进行日常的治安巡逻，是峰会期间基层安保工作的又一项重要内容。实际上，居民志愿者大概由3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每天的治安巡逻，社工是必须要参加的，街道工作人员则要在每个周末到社区参与巡逻。第二部分是社区党员，这是志愿者队伍的主体，其中又以退休党员为主，包括平常就比较热心、积极参与社区工作的居民骨干，也包括平常参与不多但这次被动员起来的普通党员。第三部分则是普通居民，这部分数量比较少。实际上杭州是全城动员，所有餐饮、零售单位的服务员、保洁员、保安员等都被要求佩戴治安志愿者的红袖标。
治安巡逻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小区内进行巡查，一般两人一组，每天巡逻两次，大概一两个小时，视小区大小决定。巡逻的内容不仅仅是发现治安隐患，还包括监督环境卫生等各方面的情况，以及收集居民诉求，向社区汇报，社区再将不同问题进行分类处理。
综合来看，社区为峰会做了3类不同性质的基础性工作：一类是基础信息统计，主要是进行数据和信息收集，难度不大，遇到的阻力也相对较小。但是，由于牵涉到居民个人隐私，还是会有一些居民不配合。尽管如此，社区做这类工作还是得心应手的，效率也非常高。调研时，社区干部也认为这项工作他们有优势。
第二类是群众动员，治安巡逻就是典型，此外还包括其他活动类的，目的都是让居民参与进来，营造迎接峰会的社会氛围。这项工作从结果来看也是可以接受的，但动员的实质效果并不特别理想，因为实际上参与者还是以党员和公职人员为主，真正的普通居民参与较少，而且，以退休的老人居多。这是当前基层群众动员面临的普遍困境。 第三类工作则是社区最头疼的，属于行政性比较强的工作，立面改造是典型代表。这类工作是整个城市统一部署的，统一规划，格式化的、标准化的，又带有明显的“面子”工程色彩，用社区干部的话说是“美观性与实用性有矛盾”的。社区要做的是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用感情”“靠意志力”“反复劝说”是社区仅有的工作办法，但虽然简约且高效，完成了执法部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用社区干部的话说，在一定程度上透支了他们与居民间历年积累的感情资源。
社区作用的有效性与有限性
政治任务与常规任务一起，构成了社区承担的两大类行政任务。所谓政治任务，其基本特点有四，一是要动员整个城市行政体系应对，或至少是要动员相当多行政资源;二是一般集中在某个时期内要完成，也就是常说的时间紧、任务重;三是标准化程度高，强制性要求比较多，相应的给予基层的自主性和谈判空间就比较小，强调基层要不折不扣完成;四是政治任务的激励与问责比常规任务强度更高，如果说常规任务更多遵循科层体制的行政责任的话，那么政治任务内在的“政治责任”要比“行政责任”更有威力，其运作的政治逻辑也往往突破常规行政的制度约束。正是政治任务的上述特点，使其传递到社区一级时，社区在落实过程中会更加充分地显示其优越性和局限性，或者说有效性和有限性。
政治任务落实过程中，行政体系内高强度的自我动员往往是非常高效的，是突破科层体制的常规运作模式和规则的。这时，社区的优越性和有效性就体现出来了。社区本身并非一级行政部门，其行为并非执法行为，其工作方式就充满了非正式色彩，靠感情、靠反复上门、靠劝说，总而言之，靠的是社会性资源，用的是人情化的方式。用“社会性”的工作方法完成政治性任务，以规避缺陷，这就是社区的优越性。
社区的优越性，还体现在其对社会基础信息更为全面、及时、灵活的获取能力。无论是统计特殊人群还是煤气瓶、空置房排查，这些社会的基础性信息分散在个体、家庭之中，无论是靠市场机构，还是靠行政机构，都有一个获取信息的巨额成本问题。即使不考虑成本，也还有个信息准确性和有效性的问题。而且，因其是社会本身的信息，基于隐私权的支持，无论行政主体还是市场主体在收集这些信息时，都要面临合法性的拷问。当然，其实最关键的，还是没有任何一个主体能够像社区这样，可以低成本且高效准确地收集社会信息。为什么？也是因为社区本身就深嵌在社会之中，其嵌入程度，既与社区天然地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有关，更与社区运作过程就是始终与社会互动有关：给居民解决实际困难，与居民建立人情化关系，动员社区重要的辅助力量——积极分子本身就分散在社会中。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重视社区的局限性、有限性。社區是“多能”的，但远非“万能”的。社区的有效性有赖于其非正式性，或者说社会性的一面，但其有限性也与此有关。社区不是行政主体，没有行政执法权，所以社区只能去做靠感情解决得了的问题，劝说不成，感情失效，就需要执法部门出面了。比较模糊的任务可以靠社区用非正式手段化解，但明显于法有据的可能就很难用非正式化手段解决了。比如“拆违”，你说别人是“违建”，遇上较真的，就必须拿出法律条文予以证明，此其一。其二，社区多能，是因为其不专业，所做的事情、所采取的方法也就可以不受专业限制。但是这种方式之所以有效，也有赖于其处理对象本身不是专业领域事项。相反，如果是专业领域，就不应该再由社区出面了。
前文提到的煤气瓶可以排查，但不能检查就是这个道理。与之类似的还有消防检查、安全生产检查。社区可以去做一些安全告知、信息采集，以及比较基础性的排查工作——也就是排查那些靠“生活常识”而非“专业知识”可以把握的火灾隐患、安全隐患等。因此，对于那些社区有局限性的领域，就要在职能部门与社区之间进行合理的分工，避免职能部门对社区“过度使用”，引来社区的不满和抵触。
（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治城：中国城市及社区治理探微》 主编：贺雪峰 沈山 作者：王德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