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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家听得懂、听得进才是硬道理……
为何要讲好中国故事
什么叫新时代？关于这个问题，现在有很多表述，其中一种表述是现在进入了三个“前所未有”。第一个“前所未有”是近百年来祖国前所未有地繁荣昌盛；第二个“前所未有”是中国人民在国际上前所未有地扬眉吐气；更重要的是第三个“前所未有”——世界前所未有地关注中国发展、中国理念，倾听中国声音，了解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通俗地总结为：中国站起来、富起来，现在还要强起来。
我曾在上海一所大学讲课，台下都是“90后”。我问他们，“站起来”的意义是什么？一些同学回答，“站起来”就是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成长于1930年代的上海，深深知道“站起来”的意义多么重大。小时候，我家附近就是法租界，上海解放后，那一带建成了复兴公园，其实过去叫法国公园，门口还挂着牌子，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受尽屈辱，被说是“黄祸”“东亚病夫”“一盘散沙”，是被看不起的。现在年轻人可能觉得汽车、手机、冰箱、彩电等都是理所当然的，但在我年轻时，
这是多少人的梦想。当时我作为一个青年，心世界如此关注，我们更应该讲好中国故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是关键。现在一些媒体想要是家里有部电话就好了。手表、缝纫机、自行车是我们那一代追求的“三大件”。
1963年，我在荷兰工作，中国外交官是不被重视的。每当我们到商店里买东西，服务员一听是中国人就不爱搭理，一看是韩国人、日本人就特别热心，他们知道中国人买不起。我当时的工资是56元人民币，是中国外交官里最穷的。荷兰有很多景点，我去看过风车、郁金香，走远一点，到过法国、意大利，但这些景点的介绍除了英语、法语外，亚洲语言就只有日语和韩语。再看现在，中国每年上亿人次出国，那些景点不仅有中文介绍，有的还配有中文导游。回顾这段历史就明白，“富起来”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经过了40年改革开放努力拼搏而来的。
从富到强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方位。我们是人口大国，但不是人口强国；我们是制造业大国，但不是制造业强国；我们有5000多年的历史文化积淀，但论软实力，还不是文化强国；我们有了“新四大发明”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科技突飞猛进，但还不是科技强国。
和学者也经常讲中国故事，但效果似乎并不理想。我认为，邓小平所说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讲好中国故事。“硬道理”在哪里——人家听得懂、听得进才是硬道理，而不在于你讲了多少次，出版了多少东西，而是要入耳入心，使他人能真正接受，讲好中国故事要看效果，而不是看形式。
知己知彼地讲故事
要想讲好中国故事，我认为最基础的工作就是要了解对方的文化和思维方式，知道差异何在。在各个版本的百科全书对“文化”的定义中，我最认同的是：文化是一个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是民族的灵魂。艺术、音乐、绘画都是文化的具体体现，它们背后所代表的价值取向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文化。谁能记得唐朝的GDP是多少？进出口贸易额是多少？没几个人记得。但大家都会记得唐朝诗人李白、白居易。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在其所在的地域形成的一种思维模式，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用这种模式观察和思考问题。
我所说的东西方文化和思维方式差异是我驻欧工作28年里感受到的。思维方式有几个特点，一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普遍存在；二是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性。尽管欧盟成立多年，但德国人和法国人还是不一样，法国人跟英国人也不一样。欧盟常常提经济一体化、外交一体化，但从来不提文化一体化，这说明它们仍各自保有自己的文化和思维方式。
另一个尤为值得注意的特点是，思维方式差异一旦形成误解，将很难反馈给本人，特别是在彼此并不熟的情况下。有一次，一个招商引资团借驻德大使馆举办答谢招待会。团长作为主人，坐在第一排，特别高兴，来的人也很多，他说回去后要向领导报告这次招商引资取得圆满成功。结果，这位团长都还没回到中国，我就接到电话，电话里，德国人说：“卢大使，这位团长如果再来德国，将不受欢迎，至少我的企业是不欢迎他的。”我很疑惑，请他告诉我是什么原因让他如此生气。他说，团长和他握手时没看他的眼睛，只顾着用中文和自己身后的华侨聊天。这使德国人自尊心受到伤害，这位团长给他留下了没教养的印象。
还有一个例子。一个中国代表团访问西门子公司，访问完，双方交换礼物。西门子总裁问我，今天我送给代表团每人一份礼物，是不是做错了？我说，你怎么会有这个疑惑呢？他回答：因为他们对我送的礼物都不感兴趣，没有一个人把包装纸打开来看一看。我向他解释，在中国文化里，我们不会当着你的面撕开礼物来看的，而是回到房间再看，不光自己看，还要相互看。总裁不解，我继续解释，其实中国代表团对德国人一收到礼物就马上撕开看也有意见，他们以为你怀疑礼物的质量，以为你必须自己检查一遍才放心。我也跟代表团解释，德国人一定要看到了礼物，称赞礼物漂亮，才能接着表达谢意。这明明是小事，但如果彼此不是深交的朋友，可能永远都不会反馈，谁也不知道自己得罪了人。
东西方思维模式的四种差异
我认为，东西方思维方式主要有四种差异。第一种差异是，东方人是整体性思维，西方人更多的是个体性思维，这两种思维体现在外交上的差异太大了。比如，中国代表团访问法国或德国，接待方问道：明天是周六，各位愿意去购物还是旅游？中国人回答：随便。然后又问，今天晚上大家喜欢吃西餐还是中餐，团长回答都可以，客随主便。那到底是购物还是旅游，是中餐还是西餐？我们都理解这是中国人出于好意的体贴，希望不为难接待方，怎么方便怎么安排，但接待方反而覺得头疼不已。
有一次，一个商务考察团访问荷兰，我跟荷兰主人翁一起去接待。接待完后，主人翁问我：卢先生，我们接待的是商务代表团吗？这是部队吧？”因为那时刚刚改革开放，商务团的箱子、西服甚至皮鞋都是一样的。荷兰主人翁接着说：“整个团有12人，团长是第一个，我问团长要喝什么，团长说茶，结果后面11个全部都说茶。”他说，“卢先生你不要骗我了，这就是个部队，长官说喝什么，其他人就跟着喝什么。这里明明有可乐、雪碧、啤酒、咖啡……为什么全部都说茶呢？”西方人强调个体性，如果12个人的要求全部不同，他们也会觉得特别正常。 第二种差异是求同思维和求异思维。东方人讲究求同，西方人更多的是求异。西门子总裁曾经问我，对于凡是到访西门子的代表团，是否都经过事先培训或统一口径。我听了很诧异，这不是笑话吗？驻德使馆每年接待的省部级代表团近200个，商务考察团数千个，连使馆的商务参赞都说不清具体数目，怎么可能事先统一口径？总裁解释说，这一年西门子接待了14个中国代表团，他们离开时说的基本上都是同样的三句话：你们的国家是美丽的，你们的人民是友好的，你们的接待是周到的。除此之外，完全没有批评、没有建议，万里迢迢来到这里，待了半个月就这么三句话，不可思议。后来有一次，西门子总裁提到有个代表团很好，因为他们离开时提了三条关于翻译和饮食的意见。总裁非常高兴，说这些反馈让他知道了以后可以改进的地方。这就是求异思维。
所以我经常号召在德的华侨和留学生，要学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德国人向来都是佩服强者的，该说的就要说。
第三种差异是生意与友谊界限清晰。我在卢森堡担任大使期间，有一次去火车站接代表团，早到了半小时，于是我就去车站里的一个书店买报纸。我一进去，书店老板就说：大使，昨天晚上你的宴请太棒了，原来真正的中国菜不在中国餐馆，而在中国大使馆，够地道。离开时，我拿了一份《卢森堡时报》，付了5法郎，当时相当于1.5元人民币。回到车上，使馆的秘书和司机听了这事后愤愤不平，他们说，昨天这个书店老板参加宴请，还吃了很多，今天连区区5法郎都要收？小气！这种朋友不能交。的确，这要是放在中国人的认知里，可能很难理解，但在西方思维里，生意是生意，友谊是友谊。结果没过多久，这个书店老板就花了3000多法郎回请了我一顿。
第四种差异是在感情的表达方式上，东方人比较含蓄、间接，西方人比较外露、直接。这一点在外交上要特别注意。我的故乡在浙江绍兴，从小就爱看越剧。为了推广越剧文化，我在卢森堡大使馆开了一场电影招待会，播放经典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我怕来宾看不懂，特地把故事梗概提前发给大家，开播之前还用德文介绍了大致内容，然后才放映。
电影播完后，我问大家看懂了吗，大家都说这个故事不复杂，看懂了。再问大家觉得好看吗，结果都回答说：看得累。可这故事只有90分钟，大家说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有来宾就解释说，梁山伯和祝英台不是有十八里相送吗，在这十八里路上，祝英台说了很多话，但偏偏说不出“我爱你”。说“我爱你”对中国人而言如此困难吗？我们都以为她会在下一个地点就说了，结果走完十八里都不说。“卢大使，你说梁祝的悲剧是封建主义造成的，我们看了以后觉得是祝英台的不坦白造成的，如果祝英台早就告诉梁山伯自己的爱意，这不就可以谈起来了？”
把话说好是一门学问
我之所以认为有必要研究这种思维方式差异，坦率地说，是因为受到了“刺激”。多年前，荷兰首相伉俪访问中国，我全程陪同。到了北京，首相夫人被安排去参观幼儿园，预计时间是一个小时，但夫人看了不到十分钟就要走了。回到宾馆，在我追问下，夫人才解释提前离开的原因。她说她心里很不舒服，这天下着毛毛细雨，为什么要让孩子们穿着白衬衫、蓝裤子，拿着鲜花在那里喊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没有必要这样。进去以后，每个孩子在课堂里都是毕恭毕敬、鸦雀无声的，中国人为什么要那么小就开始进行军事化训练，这叫幼儿园吗？
我问夫人，如果中国的总理夫人到了你们的幼儿园，会是什么样的情景。她说，不管谁来都不需要事先安排，孩子们这个在唱歌，那个在跳舞，甚至跟你做个鬼脸，有的可能还会拉你的手，生动活泼，这才叫幼儿园。我跟夫人解释，要做到鸦雀无声，其实幼儿园园长和老师已经向孩子们讲了一个多月，贵宾要来，不要吵闹，要坐好，这才形成了看到的效果。但是，没想到这个效果反而让她感到不舒服。
后来这个代表团到了陕西，省长宴请他们，在致辞时说道：“今天没什么菜，菜也不好，希望朋友们多多包涵。”荷兰首相问我：这句话的翻译没错吧？我说没错的。他疑惑地问，10个菜已经摆在桌上，菜单里还有10道水果和甜食，中国人把20道菜叫做“没什么菜”？尤其不能理解的是，省长说“菜不好”，你自己都知道不好，那为什么不把好的拿出来呢？
原来，我们自认为的好客、礼貌以及谦虚在西方人眼里有时是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的，这很值得深思。因此，我认为很有必要了解这些差异，研究它们，这将对东西方文化交流起到很大的作用。
回顾多年的外交生涯，我认为中国今后在对外交流中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要在中国的立场上作国际化的表达。
第二，要有中國的深度，世界的广度，还要有人文的高度，这三个度要掌握。
第三，沟通者、演讲者要能讲四种话：用简单的语言讲深刻的道理，而不是相反；用优雅的语言讲原则立场，不要跟人家吵；用真诚的语言跟朋友对话，有些话可能不能讲，但要讲就不能讲假话；用灵活的语言跟对手周旋。说话是一种技术，说得好则是一门学问，是要看人文功底的。
（作者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国首任大使，外交部国际问题咨询组委员，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
为何要讲好中国故事
什么叫新时代？关于这个问题，现在有很多表述，其中一种表述是现在进入了三个“前所未有”。第一个“前所未有”是近百年来祖国前所未有地繁荣昌盛；第二个“前所未有”是中国人民在国际上前所未有地扬眉吐气；更重要的是第三个“前所未有”——世界前所未有地关注中国发展、中国理念，倾听中国声音，了解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通俗地总结为：中国站起来、富起来，现在还要强起来。
我曾在上海一所大学讲课，台下都是“90后”。我问他们，“站起来”的意义是什么？一些同学回答，“站起来”就是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成长于1930年代的上海，深深知道“站起来”的意义多么重大。小时候，我家附近就是法租界，上海解放后，那一带建成了复兴公园，其实过去叫法国公园，门口还挂着牌子，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受尽屈辱，被说是“黄祸”“东亚病夫”“一盘散沙”，是被看不起的。现在年轻人可能觉得汽车、手机、冰箱、彩电等都是理所当然的，但在我年轻时，
这是多少人的梦想。当时我作为一个青年，心世界如此关注，我们更应该讲好中国故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是关键。现在一些媒体想要是家里有部电话就好了。手表、缝纫机、自行车是我们那一代追求的“三大件”。
1963年，我在荷兰工作，中国外交官是不被重视的。每当我们到商店里买东西，服务员一听是中国人就不爱搭理，一看是韩国人、日本人就特别热心，他们知道中国人买不起。我当时的工资是56元人民币，是中国外交官里最穷的。荷兰有很多景点，我去看过风车、郁金香，走远一点，到过法国、意大利，但这些景点的介绍除了英语、法语外，亚洲语言就只有日语和韩语。再看现在，中国每年上亿人次出国，那些景点不仅有中文介绍，有的还配有中文导游。回顾这段历史就明白，“富起来”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经过了40年改革开放努力拼搏而来的。
从富到强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方位。我们是人口大国，但不是人口强国；我们是制造业大国，但不是制造业强国；我们有5000多年的历史文化积淀，但论软实力，还不是文化强国；我们有了“新四大发明”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科技突飞猛进，但还不是科技强国。
和学者也经常讲中国故事，但效果似乎并不理想。我认为，邓小平所说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讲好中国故事。“硬道理”在哪里——人家听得懂、听得进才是硬道理，而不在于你讲了多少次，出版了多少东西，而是要入耳入心，使他人能真正接受，讲好中国故事要看效果，而不是看形式。
知己知彼地讲故事
要想讲好中国故事，我认为最基础的工作就是要了解对方的文化和思维方式，知道差异何在。在各个版本的百科全书对“文化”的定义中，我最认同的是：文化是一个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是民族的灵魂。艺术、音乐、绘画都是文化的具体体现，它们背后所代表的价值取向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文化。谁能记得唐朝的GDP是多少？进出口贸易额是多少？没几个人记得。但大家都会记得唐朝诗人李白、白居易。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在其所在的地域形成的一种思维模式，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用这种模式观察和思考问题。
我所说的东西方文化和思维方式差异是我驻欧工作28年里感受到的。思维方式有几个特点，一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普遍存在；二是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性。尽管欧盟成立多年，但德国人和法国人还是不一样，法国人跟英国人也不一样。欧盟常常提经济一体化、外交一体化，但从来不提文化一体化，这说明它们仍各自保有自己的文化和思维方式。
另一个尤为值得注意的特点是，思维方式差异一旦形成误解，将很难反馈给本人，特别是在彼此并不熟的情况下。有一次，一个招商引资团借驻德大使馆举办答谢招待会。团长作为主人，坐在第一排，特别高兴，来的人也很多，他说回去后要向领导报告这次招商引资取得圆满成功。结果，这位团长都还没回到中国，我就接到电话，电话里，德国人说：“卢大使，这位团长如果再来德国，将不受欢迎，至少我的企业是不欢迎他的。”我很疑惑，请他告诉我是什么原因让他如此生气。他说，团长和他握手时没看他的眼睛，只顾着用中文和自己身后的华侨聊天。这使德国人自尊心受到伤害，这位团长给他留下了没教养的印象。
还有一个例子。一个中国代表团访问西门子公司，访问完，双方交换礼物。西门子总裁问我，今天我送给代表团每人一份礼物，是不是做错了？我说，你怎么会有这个疑惑呢？他回答：因为他们对我送的礼物都不感兴趣，没有一个人把包装纸打开来看一看。我向他解释，在中国文化里，我们不会当着你的面撕开礼物来看的，而是回到房间再看，不光自己看，还要相互看。总裁不解，我继续解释，其实中国代表团对德国人一收到礼物就马上撕开看也有意见，他们以为你怀疑礼物的质量，以为你必须自己检查一遍才放心。我也跟代表团解释，德国人一定要看到了礼物，称赞礼物漂亮，才能接着表达谢意。这明明是小事，但如果彼此不是深交的朋友，可能永远都不会反馈，谁也不知道自己得罪了人。
东西方思维模式的四种差异
我认为，东西方思维方式主要有四种差异。第一种差异是，东方人是整体性思维，西方人更多的是个体性思维，这两种思维体现在外交上的差异太大了。比如，中国代表团访问法国或德国，接待方问道：明天是周六，各位愿意去购物还是旅游？中国人回答：随便。然后又问，今天晚上大家喜欢吃西餐还是中餐，团长回答都可以，客随主便。那到底是购物还是旅游，是中餐还是西餐？我们都理解这是中国人出于好意的体贴，希望不为难接待方，怎么方便怎么安排，但接待方反而覺得头疼不已。
有一次，一个商务考察团访问荷兰，我跟荷兰主人翁一起去接待。接待完后，主人翁问我：卢先生，我们接待的是商务代表团吗？这是部队吧？”因为那时刚刚改革开放，商务团的箱子、西服甚至皮鞋都是一样的。荷兰主人翁接着说：“整个团有12人，团长是第一个，我问团长要喝什么，团长说茶，结果后面11个全部都说茶。”他说，“卢先生你不要骗我了，这就是个部队，长官说喝什么，其他人就跟着喝什么。这里明明有可乐、雪碧、啤酒、咖啡……为什么全部都说茶呢？”西方人强调个体性，如果12个人的要求全部不同，他们也会觉得特别正常。 第二种差异是求同思维和求异思维。东方人讲究求同，西方人更多的是求异。西门子总裁曾经问我，对于凡是到访西门子的代表团，是否都经过事先培训或统一口径。我听了很诧异，这不是笑话吗？驻德使馆每年接待的省部级代表团近200个，商务考察团数千个，连使馆的商务参赞都说不清具体数目，怎么可能事先统一口径？总裁解释说，这一年西门子接待了14个中国代表团，他们离开时说的基本上都是同样的三句话：你们的国家是美丽的，你们的人民是友好的，你们的接待是周到的。除此之外，完全没有批评、没有建议，万里迢迢来到这里，待了半个月就这么三句话，不可思议。后来有一次，西门子总裁提到有个代表团很好，因为他们离开时提了三条关于翻译和饮食的意见。总裁非常高兴，说这些反馈让他知道了以后可以改进的地方。这就是求异思维。
所以我经常号召在德的华侨和留学生，要学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德国人向来都是佩服强者的，该说的就要说。
第三种差异是生意与友谊界限清晰。我在卢森堡担任大使期间，有一次去火车站接代表团，早到了半小时，于是我就去车站里的一个书店买报纸。我一进去，书店老板就说：大使，昨天晚上你的宴请太棒了，原来真正的中国菜不在中国餐馆，而在中国大使馆，够地道。离开时，我拿了一份《卢森堡时报》，付了5法郎，当时相当于1.5元人民币。回到车上，使馆的秘书和司机听了这事后愤愤不平，他们说，昨天这个书店老板参加宴请，还吃了很多，今天连区区5法郎都要收？小气！这种朋友不能交。的确，这要是放在中国人的认知里，可能很难理解，但在西方思维里，生意是生意，友谊是友谊。结果没过多久，这个书店老板就花了3000多法郎回请了我一顿。
第四种差异是在感情的表达方式上，东方人比较含蓄、间接，西方人比较外露、直接。这一点在外交上要特别注意。我的故乡在浙江绍兴，从小就爱看越剧。为了推广越剧文化，我在卢森堡大使馆开了一场电影招待会，播放经典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我怕来宾看不懂，特地把故事梗概提前发给大家，开播之前还用德文介绍了大致内容，然后才放映。
电影播完后，我问大家看懂了吗，大家都说这个故事不复杂，看懂了。再问大家觉得好看吗，结果都回答说：看得累。可这故事只有90分钟，大家说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有来宾就解释说，梁山伯和祝英台不是有十八里相送吗，在这十八里路上，祝英台说了很多话，但偏偏说不出“我爱你”。说“我爱你”对中国人而言如此困难吗？我们都以为她会在下一个地点就说了，结果走完十八里都不说。“卢大使，你说梁祝的悲剧是封建主义造成的，我们看了以后觉得是祝英台的不坦白造成的，如果祝英台早就告诉梁山伯自己的爱意，这不就可以谈起来了？”
把话说好是一门学问
我之所以认为有必要研究这种思维方式差异，坦率地说，是因为受到了“刺激”。多年前，荷兰首相伉俪访问中国，我全程陪同。到了北京，首相夫人被安排去参观幼儿园，预计时间是一个小时，但夫人看了不到十分钟就要走了。回到宾馆，在我追问下，夫人才解释提前离开的原因。她说她心里很不舒服，这天下着毛毛细雨，为什么要让孩子们穿着白衬衫、蓝裤子，拿着鲜花在那里喊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没有必要这样。进去以后，每个孩子在课堂里都是毕恭毕敬、鸦雀无声的，中国人为什么要那么小就开始进行军事化训练，这叫幼儿园吗？
我问夫人，如果中国的总理夫人到了你们的幼儿园，会是什么样的情景。她说，不管谁来都不需要事先安排，孩子们这个在唱歌，那个在跳舞，甚至跟你做个鬼脸，有的可能还会拉你的手，生动活泼，这才叫幼儿园。我跟夫人解释，要做到鸦雀无声，其实幼儿园园长和老师已经向孩子们讲了一个多月，贵宾要来，不要吵闹，要坐好，这才形成了看到的效果。但是，没想到这个效果反而让她感到不舒服。
后来这个代表团到了陕西，省长宴请他们，在致辞时说道：“今天没什么菜，菜也不好，希望朋友们多多包涵。”荷兰首相问我：这句话的翻译没错吧？我说没错的。他疑惑地问，10个菜已经摆在桌上，菜单里还有10道水果和甜食，中国人把20道菜叫做“没什么菜”？尤其不能理解的是，省长说“菜不好”，你自己都知道不好，那为什么不把好的拿出来呢？
原来，我们自认为的好客、礼貌以及谦虚在西方人眼里有时是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的，这很值得深思。因此，我认为很有必要了解这些差异，研究它们，这将对东西方文化交流起到很大的作用。
回顾多年的外交生涯，我认为中国今后在对外交流中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要在中国的立场上作国际化的表达。
第二，要有中國的深度，世界的广度，还要有人文的高度，这三个度要掌握。
第三，沟通者、演讲者要能讲四种话：用简单的语言讲深刻的道理，而不是相反；用优雅的语言讲原则立场，不要跟人家吵；用真诚的语言跟朋友对话，有些话可能不能讲，但要讲就不能讲假话；用灵活的语言跟对手周旋。说话是一种技术，说得好则是一门学问，是要看人文功底的。
（作者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国首任大使，外交部国际问题咨询组委员，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