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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有李慎之，南有王元化”之说，我在2003年才耳闻，这一年，李慎之先生逝世。此后我零散听过一些学界的故事，不免感叹知人论世何其难。而思想界的风雨苍黄与尘世间的人心变幻，有些并不能在字里行间读到。
2006年春天，王元化出版了《人物·书话·纪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此书是在《人和书》（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的基础上增改而成的。新书增加了30多年前王元化的两篇重要文章《韩非论》和《龚自珍论》，而反复读一些文章，对王元化的读书、交游、思考也有更为立体的理解。
我早就听王元化的学生辈说，先生身体欠佳，甚少见客。不想在吴中杰教授的热情介绍下，王元化先生爽快地答应一起聊聊天。多年前的一日，我随吴中杰教授夫妇到王元化先生所住的上海庆余别墅访问，但见王先生躺在卧室床上，午睡后需要吸氧，他先请吴中杰夫妇进卧室坐在床边谈天。此情此景，让我想起当年王元化向熊十力问学的旧事：一次王去访问熊，熊正在沐浴，王坐在外间，可熊仍坚持要王进去，赤身坐在澡盆里和王谈话。
等待中，我在客厅环顾四周，墙上有王元化父亲王芳荃的一幅书法，桌上一张瓷盘上则有王元化和太太张可的画像。约一小时后，王先生從卧室中走出，他深深致歉，说自己视力不大好，读书要靠别人代读，写文章回信也要口述。我提起钱穆先生晚年患眼疾后口述的著作《晚学盲言》，王元化忙道：“我不敢跟他相比。陈寅恪先生晚年眼睛也不大好，人家是很有才气的人，文章是涌出来的，我的文章则是改出来的。”
王元化取出两本书让我们观看。一本是翻译成日文的“王元化著作集”中的《文心雕龙讲疏》，谈到日本学者冈村繁用蝇头小字认真校改译稿的治学之风，他颇为欣赏；另一本是《王元化画传》，其中一张照片是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的合影，和王元化同时受聘的，有王力、王瑶、王起、吕叔湘、钱锺书、钟敬文、朱东润等学界名家。谈话之时，其余学者均已谢世，只有王元化健在，不免让人感慨。
王元化论学往往一针见血，臧否人物无所顾忌，听来别有一番震耳之感。而他谈到动情时的神态，至今历历在目。到了晚饭时间，我们起身告辞，问起张可女士的健康情况，王元化声调低沉地说：“她生病了，身体很差，现在已经在医院里。她是很好的人，为了我，吃了很多苦头，却从来没有怨我。”王元化和张可患难与共的故事，是动乱时代中绝美的一景。
2006年8月6日，张可逝世。
2008年5月9日，王元化逝世。
【“对年轻人严格要求没什么坏处”】
王元化的父亲王芳荃少时家贫，得教会资助就学，1906年东渡日本，1911年返国进清华留美学堂讲授英语，后赴美留学，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又回到清华任教。王元化随父亲居住在清华南院14号，那时，住南院1号的是赵元任，2号是陈寅恪，17号是王国维。王芳荃也堪称“清华元老”，闻一多、梁实秋、余上沅等一批现代著名学人，都曾是他的学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8月8日日军开进北平，王元化辗转到了上海。1938年，18岁的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问：“您在清华园长大，又生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为什么十几岁就热情地投身革命？”王元化说：“萧伯纳讲过，一个人在20岁时不左倾，就是没有出息的青年；如果他到25岁以后还是这样，也是没有出息的。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左倾的时代，大批的知识分子都是向左转的，像罗曼·罗兰、鲁迅等。那时我们在北平耳濡目染，觉得日本人的统治横行霸道，恶劣极了，从小就觉得这个国家是被另外一个国家所凌辱的。我当时在清华园，家里不愁吃、不愁穿，但是出了清华园，到城里来，触目所见都是这类情形。当时张学良在东北还实行不抵抗政策。”
我接话：“马君武还写诗讽刺过张学良。”王元化即刻背出马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他感叹：“那时候读了这些诗，我们都觉得非常沉痛。‘一二·九’运动时，他们觉得我是一个从来不问政治的人，我要求去参加学生自治会，说：你们要开会到我家里来，我家里很宽敞——这完全是一个时代的气氛。”
当年，王元化在江苏文委孙冶方、顾准等人领导下工作，主要在上海参加地下党的文化活动。而孙冶方、顾准日后被视为难得的学问家、思想家。王元化说：“我入党时，孙冶方是书记，顾准是副书记。我是吸取地下党文委的乳汁长大的，那时才十几岁，他们做人行事的习惯，无形当中也感染了我。那种党内的生活氛围使我至今仍非常怀念。”“幸运的是，‘文革’后我又见到孙冶方，并多次晤谈，可和顾准在1939年分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连音信也断了。留在我记忆中的他，还是20多岁时的青年形象。我读了顾准的遗篇，才知道他的为人，才理解他的思想，可是为时已晚。当他尚在时，尽管困难重重，我没有去看望他，向他请教学问，终究是一件憾事。”
王元化年轻时写了一些文章，难免骄傲。他回忆：“他们老不给我发表文章，说你的文字没过关，里面教条的东西很多，我当时气得不得了，又没有办法。差不多有两年时间，我很苦闷。后来上海的环境变化了，好几年后，他们再看我的东西，说有点脱胎换骨了。所以，我觉得对年轻人严格要求没什么坏处。我在上海当地下党文委书记到抗战胜利，那时上海文委领导是刚从延安回来的一个老同志，他首先点了我的名，参加小组会时，让下面的人来揭发我、批判我。被撤掉后，我改到大学教书，在那里，不得不很好地用功。”
【重新审视传统文化】
1946年至1948年，王元化在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任讲师，教授大一、大二的基础国文。刚开始教书时，王元化自感基础差，有时备课到夜里一点多钟。有些学生觉得王元化的年龄跟他们差不多，不免轻视，王元化也很慌，讲话时心里发抖，吃了很多苦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有五次提到《文心雕龙》。王元化说： 《文心雕龙》有一篇《辨骚篇》，讲屈原的《离骚》，刘勰认为后世模仿《离骚》的作家可分为四类：“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鲁迅说屈原的后世模仿者：“皆着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函深哀焉。”他怎么可以看出这么深刻的道理，我怎么一窍都不通，这句话怎么有深深的哀痛在里边呢？他是为了挽救社会而讲这些话的。
王元化对古典的认识有一个曲折的过程。他原以为如鲁迅所说“中国古书滚他娘的，丢到茅厕里就算了”，后来才觉得不对。在孤岛时期，王元化的母亲曾请任铭善先生教他《庄子》《说文解字》《世说新语》，那时他并没有心思读，但母命难违，不得不读。后来，王元化向汪公岩先生请教《文心雕龙》《楚辞》《文选》，汪先生比起任铭善来，旧学根底更加厚实，而且于自然科学方面造诣极深，曾教授溥仪化学，但所涉及的古书，王元化一窍不通。汪先生说：“你不懂这些东西，就没法真正理解中国文化。”王元化这才转过头来，重新审视传统名著。如果说当年的任铭善给了青年王元化以国学基本常识的话，那么在汪公岩这里学到的，便是系统的朴学治学方法。
从此，王元化将醉心于文学批评的精力转而潜心于《文心雕龙》的研究，其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文心雕龙创作论》（后改名《文心雕龙讲疏》）中的某些观点，即萌生于講课之中。1959年底，王元化经历几乎精神崩溃的数年审查后，被定性为胡风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六级。1960年初，王元化被安置于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重新致力《文心雕龙》研究，时任文研所所长的郭绍虞对他多有教益和提携。1979年，王元化积多年心血之作《文心雕龙创作论》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成为“文革”结束后，我国文艺理论学界和古典文学研究界影响最大的重要著作之一。其中关于刘勰身世的重新考辨，推翻成说，具有突破意义，王元化揭示并阐发的一些古代文论术语，既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又具有明晰的思辨色彩，曾引起长久广泛的讨论。
从1975年起，王元化开始写作长篇论文《韩非论稿》（后改名为《韩非论》），于1976年8月完稿。当时正开展大规模的“评法批儒”运动，通行的论点是，韩非是集法家之大成的人物。对此，王元化是有疑问的，他研究发现：韩非凭法、术、势所建立的，是一个阴森森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民甚至不得互相往来，否则就有朋比为奸、犯上作乱的嫌疑。人民也不得随便讲话、争辩是非，因为君主的话就是法令，除了重复法令的话之外，愚者不敢言，智者不须言。他的朋友看了这篇文章，偷偷跟他讲：“你还要拿给人看，还不快收起来……”
【高度评价龚自珍】
1977年6月，王元化撰成长篇论文《龚自珍思想笔谈》（后改名《龚自珍论》），此前，龚自珍被尊为法家，王元化力求还历史之本源：龚自珍是一个“歌泣无端字字真”的性情中人，从不懂得曲学阿世。王元化的太太张可亲手以娟秀小楷抄写了这部书稿。
龚自珍生前，已有“程龚”“龚魏”之称，先与程春庐，后与魏源齐名，受到时人的瞩目。但人们对龚自珍并不理解，大多把他视为言行怪诞、放荡不羁的狂士。王元化指出：“当时一般人把龚自珍看作是言行怪僻的狂士，不是没有原因的。他的学问的确有点杂，既悖于传统的儒宗，又异于时流的考据训诂之学。他喜好百家之言，熟悉掌故，钻研佛法，通蒙古文，精于西北舆地，于塞外部落、世系、风俗、山川形势、源流合分，尤役心力。他还关心科学。”
王元化认为龚自珍著作中对个性解放的呼声，是震破漫漫长夜的第一声春雷：“当时也有一些名士谈性情、谈性灵，但是他们深知检点，懂得避讳，小心翼翼地不敢也不想去触痛社会的疮疤。龚自珍却不是这种不愿烧坏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他精通史学，熟悉掌故，深知嘉道年间所出现的那种‘万籁无言’的死气沉沉的局面，是清朝统治者‘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廉耻’的恶果，从而对此作了有力的批判。龚自珍所处的时代已现衰世景象。”“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不能产生才相、才史、才将、才士、才民、才工、才商，甚至也不会出现才偷、才驵、才盗。他宛如置身荒凉的墓地，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了那首有‘九州生气恃风雷’之句的著名诗篇。他感到时代脉搏在激烈地跳动，渴望看到坚强的性格、充沛的精力、巨大的气魄，可是他的四周只有不足道的侏儒——庸俗、卑吝、丑陋。”
对于龚自珍的“但开风气不为师”，王元化说：“他的学问是可以为师的。他是最早的讽刺家，照理说，鲁迅和龚自珍有许多相通的地方，为什么鲁迅对此没有只字涉及呢？这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章太炎曾斥龚自珍‘欲以前汉经术，助其文采，不素习绳墨，故所论支离自陷，乃往往如谵语’，这种指责是极不公允的，只能视为经学今古文之争的门户之见。我不能断定在对龚自珍的评价上，鲁迅是否受到了章太炎的影响。龚自珍所讲的话毫无顾忌，也曾写下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那一代人的思想是很犀利的，我喜欢龚自珍远超过喜欢康有为。”
在《龚自珍论》中，王元化写道：“他的名士风流的结习，总是当时读书人的一种缺点、一种坏脾气，我们只能把这归咎于他的时代风气和他的思想局限。看人论事，须取大节，既不必有意回护，也不必刻意苛求，我们只要知道这个在当时作出了新贡献的人物，也是有局限、有缺点的人就行了。”当我笑着提出不太同意王元化的这一观点时，王元化即刻道：“我爱人的哥哥满涛也批评我这个观点，他说《十日谈》里就有很多涉及性的问题，龚自珍只是表示一种文人雅事。你看我们‘五四’的时候，刘半农写文章还要红袖添香夜读书，陈独秀还去逛八大胡同。我也是受基督教的影响，所以我在某些地方好像比较保守。”
难得的是，在那个时代，龚自珍已经开始接受外来的思想，眼界开阔。王元化说：
龚自珍跟林则徐是挚友，林则徐前往广东禁烟时，龚亲自写了一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为林则徐出谋划策，提出了几条有关禁烟的意见，并建议林则徐制造先进武器用于海防，最后全部被采纳了。龚和徐都有满腔的爱国热情，那时对外国了解得还不多，但是今天看起来已经大不容易。鸦片战争爆发前，林则徐组织了一个班子翻译外国的报纸和书籍，主持汇编《四洲志》，记述世界五大洲几十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鸦片战争失败后，林则徐预感自己没有机会继续编写《四洲志》了，就把在广州时搜集、翻译的部分外国资料及《四洲志》的手稿交给了魏源，嘱托他继续这项事业。魏源就以这些材料为基础，编成《海国图志》，那是了解世界地理历史的书。日本的明治维新受了两部书的影响，都是中国传过去的，一本是《海国图志》，还有一本是徐光启翻译的欧几里德的《几何》。 龚自珍和他的朋友们冲破“万马齐喑”的局面，给学术界吹进了新鲜空气，可以说，林则徐和魏源均是后来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驱。王元化不无惋惜地道：“龚自珍在介绍西学方面没有作出贡献，这是因为他不幸早逝。鸦片战争爆发不久，他就暴卒了，传说他死于仇家之手。如果他不是突遭意外的变故，可以推断，他会像林则徐、魏源一样，为了抵抗侵略，探访夷情，去认真研究西学。龚自珍对于后世的影响，主要是那批判性的讽刺诗文。在这方面，他远远驾凌于同辈之上，为我国近代思想史放出一道耀目的异彩。”
【“五四的儿子”】
从1980年代初起，王元化结合切身体会，写出了一批在思想界深具影响的文章。在《和而不同 群而不党》一文中，他认为：长期以来，在学术思想领域里散播了过多的仇恨，这不仅仅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在学术领域里也存在着类似问题。“我觉得我们还缺少一些宽容精神。前人有两句话很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和而不同’和‘群而不党’。这种精神也许可以消除一些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无原则纠纷”。
我说：“您提出‘和而不同，群而不党’，应该是有切肤之痛，这样的观点是您几十年来自身经历的一个反思。”王元化说：“你说得对，中國所谓的宗派思想是很厉害，所以我才说‘和而不同，群而不党’。东北有一个学者写中国的帮派，我说你应该把帮派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进行理性的挖掘，不是光提出反对就完了——为什么它会渗透、流传在我们思想的血脉里？胡风事件发生时，周扬有宗派思想，胡风的宗派思想也很厉害，当然胡风是一个弱势者、被压迫者，值得同情，但要承认胡风也有很多缺点，贾植芳先生就讲过，胡风要是做了周扬，可能比周扬还要周扬。有人讲，王元化也不一定读了很多书，他的思想往往是跟他的切身经历，跟他的遭遇联系起来的，我觉得这是‘知我者也’。我没有什么太了不得的学问，读书也很有限，我觉得能对我的经历有一点历史性的总结，能使别人产生一点共鸣，那就是值得的。”
王元化常说自己是“五四的儿子”，坚持对五四重新思考，涉及文化传统、政治哲学、中西思想比较、近现代思想人物评价问题等。对鲁迅和胡适等五四时期重要的思想人物，王元化晚年又有新的思考。
论及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史，少不了要谈到鲁迅和胡适两个人。王元化说：“我年轻时是一个鲁迅的崇拜者。抗战爆发后我逃难出来，眼镜钢笔都不能带，书更不必提，只偷偷地带了两本《海上述林》，还有一张我按照鲁迅的照片画的像。鲁迅是伟大的，在20世纪的传人恐怕也不多，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在认识鲁迅方面走过一个曲折的道路，从对鲁迅浓厚的崇拜色彩中冷静下来，对我们认识、尊重鲁迅有好处。”
王元化认为：
五四以来，胡适对自己的批评，我觉得比较冷静。他是很看重身后名的，我举几个例子，比如他写信是留底稿的，他的日记是很重要的文献资料，对中国现代的思想史、文化史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我小时候在清华园，赵元任先生是我的父执辈，他说过一句话：“胡适的日记是写给别人看，我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赵元任先生的日记有很多符号、音符、拼音文字，那些都是只有他懂的记号。胡适有一句引用龚自珍的话：“但开风气不为师。”他的确是开风气之先，比如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卷，那是第一次用西方的方法、观点来写中国的哲学史，当时倍受推崇，但而今安在呢？
胡适年轻时很喜欢京戏，可他晚年在日记中说，京剧音乐简单，文词多不通，不是戏剧与音乐，也不是文艺，所以不看京戏。“五四”以来新文艺阵营的人多持这种看法，我本人也有过同样的经历。主要原因在于以西学为坐标去衡量中国传统文化，从而采取一种偏激的态度，认定凡是新的都比旧的好……他对京剧的批评，正如他对《红楼梦》的批评一样，他对苏雪林说，《红楼梦》还不及《海上花列传》，所以他从来没有对它赞一词。他认为京剧不值一顾，是因为它没有西方戏剧“最讲究经济方法”的三一律。
在学术上，胡适推崇大胆地怀疑，小心地求证，说到底是受了杜威或美国百科全书的影响，同时也受了中国疑古派崔东壁的影响。同为疑古派的顾颉刚认为除了《诗经》外，《左传》《尚书》等都是伪作，结果这么多年来经过发掘证明，这些都不是伪书，但这种观点统治了古籍研究几乎二十多年。所以我在学术上很多地方不同意胡适，因为站不住脚。但是从他的人格来讲，确实是值得我们尊重的，我曾到台湾他的墓前凭吊。
回顾五四时代的人物，王元化有感而发：“我觉得‘五四’期间，有很多的闯将、先锋、导师……鲁迅的思想有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他自己也说过是由‘进化论’到‘阶级论’。大革命时，他受到血的教训后，说自己搞的是遵命文学。诚然，他并不是遵奉统治者、权势者、压迫者的命令，和那些奴颜媚骨的投机家有着本质区别，显示了一贯的正直与骨气。但这并不能使他不犯错误，因为一旦跨入遵命文学，就难免会使自己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蒙受伤害。比如上世纪30年代，第三国际提出了‘反对中间派’的口号，认为中间比反动派对革命的危害还要大，文艺界因此伤害了一些不应伤害的文学家，比如施蛰存当时就被当作‘第三种人’，魏金枝也被当作同情‘第三种人’而遭批判。为什么要区别对待‘第三种人’呢？我始终相信莎士比亚的一句话：‘上帝造人，先让他有了缺点，他才成为人。’鲁迅到了晚年，也逐渐领悟到这种遵命文学是有弊端的，他在给萧军的信中劝他在外边也可以做些工作，恐怕就是同样心情的流露。”
王元化认为胡适也被压制过，但是他采取比较温和、渐进的方式。“我觉得胡适终其一生没有做过太违心的事情，在人格上，我觉得他确实像当年论辩中一方所讲的，是个‘比较完人’。他跟蒋介石有过激烈的争执，但他为了个人的思想、信仰，没有放松，也没有退步。胡适晚年在雷震事件中的表现，曾招致时人诸多非议，但他抄录杨万里的诗《桂源铺》：‘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赠雷震狱中65岁生日，这说明他不是一个冷血的人。胡适说过一句话：‘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真能够做到这一步，也就无愧于自己的责任与使命了。” 我提到胡适晚年喜欢写的条幅是“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王元化说：“后来陈独秀也是这样的，真正有反省能力的人，都会到达这一步。五四时期，陈独秀曾扬言白话文的问题不许讨论。胡适在日记中认为，陈独秀的‘不许讨论’使白话文的推行提早了十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考虑一下，对学术自由、学术民主原则的放弃或中伤，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纵使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会不会有得有失，甚至是得不偿失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梦牵清华园】
王元化一生对清华园梦魂牵挂。当年的清华园，给王元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他眼中，与北大“破破烂烂”“人声噪杂得很”相比，清华是“井然有序的，都很用功读书，大家没有那种嚣张、杂乱、争斗的事情”。这种感受，使他深受“清华精神”影响，晚年的他，将自己的书斋定名为“沪上清园”，出版的一系列学术著作也以“清园”冠之。
王元化曾回忆起儿时趣事，当年的王国维脑后拖着一条小辫儿，孩子们就给王国维起了个外号“王小辫”，常常追在后面喊，王元化也是其中一员。后来母亲桂月华对他说：“你不要笑他，他是这里最有学问的人。”对于那时的王元化来说，这些大师的深厚造诣以及他们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尚未为他所认识，但童年的记忆却成了他终生的坐标，王元化曾表示：“我对大学的观念就是在清华形成的。”清华园中，陈寅恪为王国维的纪念碑所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王元化认为是中国现代思想神圣的灵魂。
聊起学界前辈，王元化有独到的见解：“王国维自杀前，他的学生姜亮夫去看他，发现他的书案上有德文版的《资本论》。他们看书绝不像我们这么狭窄，这么偏。陈寅恪的东西比较难读，他的书比较含蓄、蕴藉，需要咀嚼，我曾在里面写下批注，后来我眼睛坏了，没法做批注，读起来就很慢。陈寅恪是史学家，又是思想家，近世以来有深刻思想的大家并不多，有些人以博闻强记而闻名，有些人则以观念新奇来制胜，但真正的学问倚靠的仍然是深刻的思想，陈寅恪在这方面俨然是很有建树的。”王元化同时评价：“钱锺书的书读得很多，连骈体文都会做，可以随意引述中外各家的资料，这是长处，但不要太迷信他。他不像真正很有功底的王国维、陈寅恪，有一点喜欢炫耀自己的博学，我很客气地指出钱的问题，毕竟他是我的前辈。”
王元化感慨：“王國维和陈寅恪是20世纪可以传下去的学者，那是大学者，跟我们这辈人是不能比的。我感觉很悲哀，中国传统的东西一代不如一代，我不行，在国学、西学方面的学养都不够，不是差一点点，而是差很远了，我的学生跟我又拉开了一点距离，学生的学生就更有距离了。真正要研究中国的思想史是要花很多力气的。”
（作者系文史学者）
2006年春天，王元化出版了《人物·书话·纪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此书是在《人和书》（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的基础上增改而成的。新书增加了30多年前王元化的两篇重要文章《韩非论》和《龚自珍论》，而反复读一些文章，对王元化的读书、交游、思考也有更为立体的理解。
我早就听王元化的学生辈说，先生身体欠佳，甚少见客。不想在吴中杰教授的热情介绍下，王元化先生爽快地答应一起聊聊天。多年前的一日，我随吴中杰教授夫妇到王元化先生所住的上海庆余别墅访问，但见王先生躺在卧室床上，午睡后需要吸氧，他先请吴中杰夫妇进卧室坐在床边谈天。此情此景，让我想起当年王元化向熊十力问学的旧事：一次王去访问熊，熊正在沐浴，王坐在外间，可熊仍坚持要王进去，赤身坐在澡盆里和王谈话。
等待中，我在客厅环顾四周，墙上有王元化父亲王芳荃的一幅书法，桌上一张瓷盘上则有王元化和太太张可的画像。约一小时后，王先生從卧室中走出，他深深致歉，说自己视力不大好，读书要靠别人代读，写文章回信也要口述。我提起钱穆先生晚年患眼疾后口述的著作《晚学盲言》，王元化忙道：“我不敢跟他相比。陈寅恪先生晚年眼睛也不大好，人家是很有才气的人，文章是涌出来的，我的文章则是改出来的。”
王元化取出两本书让我们观看。一本是翻译成日文的“王元化著作集”中的《文心雕龙讲疏》，谈到日本学者冈村繁用蝇头小字认真校改译稿的治学之风，他颇为欣赏；另一本是《王元化画传》，其中一张照片是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的合影，和王元化同时受聘的，有王力、王瑶、王起、吕叔湘、钱锺书、钟敬文、朱东润等学界名家。谈话之时，其余学者均已谢世，只有王元化健在，不免让人感慨。
王元化论学往往一针见血，臧否人物无所顾忌，听来别有一番震耳之感。而他谈到动情时的神态，至今历历在目。到了晚饭时间，我们起身告辞，问起张可女士的健康情况，王元化声调低沉地说：“她生病了，身体很差，现在已经在医院里。她是很好的人，为了我，吃了很多苦头，却从来没有怨我。”王元化和张可患难与共的故事，是动乱时代中绝美的一景。
2006年8月6日，张可逝世。
2008年5月9日，王元化逝世。
【“对年轻人严格要求没什么坏处”】
王元化的父亲王芳荃少时家贫，得教会资助就学，1906年东渡日本，1911年返国进清华留美学堂讲授英语，后赴美留学，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又回到清华任教。王元化随父亲居住在清华南院14号，那时，住南院1号的是赵元任，2号是陈寅恪，17号是王国维。王芳荃也堪称“清华元老”，闻一多、梁实秋、余上沅等一批现代著名学人，都曾是他的学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8月8日日军开进北平，王元化辗转到了上海。1938年，18岁的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问：“您在清华园长大，又生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为什么十几岁就热情地投身革命？”王元化说：“萧伯纳讲过，一个人在20岁时不左倾，就是没有出息的青年；如果他到25岁以后还是这样，也是没有出息的。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左倾的时代，大批的知识分子都是向左转的，像罗曼·罗兰、鲁迅等。那时我们在北平耳濡目染，觉得日本人的统治横行霸道，恶劣极了，从小就觉得这个国家是被另外一个国家所凌辱的。我当时在清华园，家里不愁吃、不愁穿，但是出了清华园，到城里来，触目所见都是这类情形。当时张学良在东北还实行不抵抗政策。”
我接话：“马君武还写诗讽刺过张学良。”王元化即刻背出马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他感叹：“那时候读了这些诗，我们都觉得非常沉痛。‘一二·九’运动时，他们觉得我是一个从来不问政治的人，我要求去参加学生自治会，说：你们要开会到我家里来，我家里很宽敞——这完全是一个时代的气氛。”
当年，王元化在江苏文委孙冶方、顾准等人领导下工作，主要在上海参加地下党的文化活动。而孙冶方、顾准日后被视为难得的学问家、思想家。王元化说：“我入党时，孙冶方是书记，顾准是副书记。我是吸取地下党文委的乳汁长大的，那时才十几岁，他们做人行事的习惯，无形当中也感染了我。那种党内的生活氛围使我至今仍非常怀念。”“幸运的是，‘文革’后我又见到孙冶方，并多次晤谈，可和顾准在1939年分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连音信也断了。留在我记忆中的他，还是20多岁时的青年形象。我读了顾准的遗篇，才知道他的为人，才理解他的思想，可是为时已晚。当他尚在时，尽管困难重重，我没有去看望他，向他请教学问，终究是一件憾事。”
王元化年轻时写了一些文章，难免骄傲。他回忆：“他们老不给我发表文章，说你的文字没过关，里面教条的东西很多，我当时气得不得了，又没有办法。差不多有两年时间，我很苦闷。后来上海的环境变化了，好几年后，他们再看我的东西，说有点脱胎换骨了。所以，我觉得对年轻人严格要求没什么坏处。我在上海当地下党文委书记到抗战胜利，那时上海文委领导是刚从延安回来的一个老同志，他首先点了我的名，参加小组会时，让下面的人来揭发我、批判我。被撤掉后，我改到大学教书，在那里，不得不很好地用功。”
【重新审视传统文化】
1946年至1948年，王元化在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任讲师，教授大一、大二的基础国文。刚开始教书时，王元化自感基础差，有时备课到夜里一点多钟。有些学生觉得王元化的年龄跟他们差不多，不免轻视，王元化也很慌，讲话时心里发抖，吃了很多苦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有五次提到《文心雕龙》。王元化说： 《文心雕龙》有一篇《辨骚篇》，讲屈原的《离骚》，刘勰认为后世模仿《离骚》的作家可分为四类：“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鲁迅说屈原的后世模仿者：“皆着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函深哀焉。”他怎么可以看出这么深刻的道理，我怎么一窍都不通，这句话怎么有深深的哀痛在里边呢？他是为了挽救社会而讲这些话的。
王元化对古典的认识有一个曲折的过程。他原以为如鲁迅所说“中国古书滚他娘的，丢到茅厕里就算了”，后来才觉得不对。在孤岛时期，王元化的母亲曾请任铭善先生教他《庄子》《说文解字》《世说新语》，那时他并没有心思读，但母命难违，不得不读。后来，王元化向汪公岩先生请教《文心雕龙》《楚辞》《文选》，汪先生比起任铭善来，旧学根底更加厚实，而且于自然科学方面造诣极深，曾教授溥仪化学，但所涉及的古书，王元化一窍不通。汪先生说：“你不懂这些东西，就没法真正理解中国文化。”王元化这才转过头来，重新审视传统名著。如果说当年的任铭善给了青年王元化以国学基本常识的话，那么在汪公岩这里学到的，便是系统的朴学治学方法。
从此，王元化将醉心于文学批评的精力转而潜心于《文心雕龙》的研究，其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文心雕龙创作论》（后改名《文心雕龙讲疏》）中的某些观点，即萌生于講课之中。1959年底，王元化经历几乎精神崩溃的数年审查后，被定性为胡风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六级。1960年初，王元化被安置于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重新致力《文心雕龙》研究，时任文研所所长的郭绍虞对他多有教益和提携。1979年，王元化积多年心血之作《文心雕龙创作论》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成为“文革”结束后，我国文艺理论学界和古典文学研究界影响最大的重要著作之一。其中关于刘勰身世的重新考辨，推翻成说，具有突破意义，王元化揭示并阐发的一些古代文论术语，既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又具有明晰的思辨色彩，曾引起长久广泛的讨论。
从1975年起，王元化开始写作长篇论文《韩非论稿》（后改名为《韩非论》），于1976年8月完稿。当时正开展大规模的“评法批儒”运动，通行的论点是，韩非是集法家之大成的人物。对此，王元化是有疑问的，他研究发现：韩非凭法、术、势所建立的，是一个阴森森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民甚至不得互相往来，否则就有朋比为奸、犯上作乱的嫌疑。人民也不得随便讲话、争辩是非，因为君主的话就是法令，除了重复法令的话之外，愚者不敢言，智者不须言。他的朋友看了这篇文章，偷偷跟他讲：“你还要拿给人看，还不快收起来……”
【高度评价龚自珍】
1977年6月，王元化撰成长篇论文《龚自珍思想笔谈》（后改名《龚自珍论》），此前，龚自珍被尊为法家，王元化力求还历史之本源：龚自珍是一个“歌泣无端字字真”的性情中人，从不懂得曲学阿世。王元化的太太张可亲手以娟秀小楷抄写了这部书稿。
龚自珍生前，已有“程龚”“龚魏”之称，先与程春庐，后与魏源齐名，受到时人的瞩目。但人们对龚自珍并不理解，大多把他视为言行怪诞、放荡不羁的狂士。王元化指出：“当时一般人把龚自珍看作是言行怪僻的狂士，不是没有原因的。他的学问的确有点杂，既悖于传统的儒宗，又异于时流的考据训诂之学。他喜好百家之言，熟悉掌故，钻研佛法，通蒙古文，精于西北舆地，于塞外部落、世系、风俗、山川形势、源流合分，尤役心力。他还关心科学。”
王元化认为龚自珍著作中对个性解放的呼声，是震破漫漫长夜的第一声春雷：“当时也有一些名士谈性情、谈性灵，但是他们深知检点，懂得避讳，小心翼翼地不敢也不想去触痛社会的疮疤。龚自珍却不是这种不愿烧坏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他精通史学，熟悉掌故，深知嘉道年间所出现的那种‘万籁无言’的死气沉沉的局面，是清朝统治者‘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廉耻’的恶果，从而对此作了有力的批判。龚自珍所处的时代已现衰世景象。”“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不能产生才相、才史、才将、才士、才民、才工、才商，甚至也不会出现才偷、才驵、才盗。他宛如置身荒凉的墓地，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了那首有‘九州生气恃风雷’之句的著名诗篇。他感到时代脉搏在激烈地跳动，渴望看到坚强的性格、充沛的精力、巨大的气魄，可是他的四周只有不足道的侏儒——庸俗、卑吝、丑陋。”
对于龚自珍的“但开风气不为师”，王元化说：“他的学问是可以为师的。他是最早的讽刺家，照理说，鲁迅和龚自珍有许多相通的地方，为什么鲁迅对此没有只字涉及呢？这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章太炎曾斥龚自珍‘欲以前汉经术，助其文采，不素习绳墨，故所论支离自陷，乃往往如谵语’，这种指责是极不公允的，只能视为经学今古文之争的门户之见。我不能断定在对龚自珍的评价上，鲁迅是否受到了章太炎的影响。龚自珍所讲的话毫无顾忌，也曾写下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那一代人的思想是很犀利的，我喜欢龚自珍远超过喜欢康有为。”
在《龚自珍论》中，王元化写道：“他的名士风流的结习，总是当时读书人的一种缺点、一种坏脾气，我们只能把这归咎于他的时代风气和他的思想局限。看人论事，须取大节，既不必有意回护，也不必刻意苛求，我们只要知道这个在当时作出了新贡献的人物，也是有局限、有缺点的人就行了。”当我笑着提出不太同意王元化的这一观点时，王元化即刻道：“我爱人的哥哥满涛也批评我这个观点，他说《十日谈》里就有很多涉及性的问题，龚自珍只是表示一种文人雅事。你看我们‘五四’的时候，刘半农写文章还要红袖添香夜读书，陈独秀还去逛八大胡同。我也是受基督教的影响，所以我在某些地方好像比较保守。”
难得的是，在那个时代，龚自珍已经开始接受外来的思想，眼界开阔。王元化说：
龚自珍跟林则徐是挚友，林则徐前往广东禁烟时，龚亲自写了一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为林则徐出谋划策，提出了几条有关禁烟的意见，并建议林则徐制造先进武器用于海防，最后全部被采纳了。龚和徐都有满腔的爱国热情，那时对外国了解得还不多，但是今天看起来已经大不容易。鸦片战争爆发前，林则徐组织了一个班子翻译外国的报纸和书籍，主持汇编《四洲志》，记述世界五大洲几十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鸦片战争失败后，林则徐预感自己没有机会继续编写《四洲志》了，就把在广州时搜集、翻译的部分外国资料及《四洲志》的手稿交给了魏源，嘱托他继续这项事业。魏源就以这些材料为基础，编成《海国图志》，那是了解世界地理历史的书。日本的明治维新受了两部书的影响，都是中国传过去的，一本是《海国图志》，还有一本是徐光启翻译的欧几里德的《几何》。 龚自珍和他的朋友们冲破“万马齐喑”的局面，给学术界吹进了新鲜空气，可以说，林则徐和魏源均是后来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驱。王元化不无惋惜地道：“龚自珍在介绍西学方面没有作出贡献，这是因为他不幸早逝。鸦片战争爆发不久，他就暴卒了，传说他死于仇家之手。如果他不是突遭意外的变故，可以推断，他会像林则徐、魏源一样，为了抵抗侵略，探访夷情，去认真研究西学。龚自珍对于后世的影响，主要是那批判性的讽刺诗文。在这方面，他远远驾凌于同辈之上，为我国近代思想史放出一道耀目的异彩。”
【“五四的儿子”】
从1980年代初起，王元化结合切身体会，写出了一批在思想界深具影响的文章。在《和而不同 群而不党》一文中，他认为：长期以来，在学术思想领域里散播了过多的仇恨，这不仅仅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在学术领域里也存在着类似问题。“我觉得我们还缺少一些宽容精神。前人有两句话很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和而不同’和‘群而不党’。这种精神也许可以消除一些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无原则纠纷”。
我说：“您提出‘和而不同，群而不党’，应该是有切肤之痛，这样的观点是您几十年来自身经历的一个反思。”王元化说：“你说得对，中國所谓的宗派思想是很厉害，所以我才说‘和而不同，群而不党’。东北有一个学者写中国的帮派，我说你应该把帮派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进行理性的挖掘，不是光提出反对就完了——为什么它会渗透、流传在我们思想的血脉里？胡风事件发生时，周扬有宗派思想，胡风的宗派思想也很厉害，当然胡风是一个弱势者、被压迫者，值得同情，但要承认胡风也有很多缺点，贾植芳先生就讲过，胡风要是做了周扬，可能比周扬还要周扬。有人讲，王元化也不一定读了很多书，他的思想往往是跟他的切身经历，跟他的遭遇联系起来的，我觉得这是‘知我者也’。我没有什么太了不得的学问，读书也很有限，我觉得能对我的经历有一点历史性的总结，能使别人产生一点共鸣，那就是值得的。”
王元化常说自己是“五四的儿子”，坚持对五四重新思考，涉及文化传统、政治哲学、中西思想比较、近现代思想人物评价问题等。对鲁迅和胡适等五四时期重要的思想人物，王元化晚年又有新的思考。
论及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史，少不了要谈到鲁迅和胡适两个人。王元化说：“我年轻时是一个鲁迅的崇拜者。抗战爆发后我逃难出来，眼镜钢笔都不能带，书更不必提，只偷偷地带了两本《海上述林》，还有一张我按照鲁迅的照片画的像。鲁迅是伟大的，在20世纪的传人恐怕也不多，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在认识鲁迅方面走过一个曲折的道路，从对鲁迅浓厚的崇拜色彩中冷静下来，对我们认识、尊重鲁迅有好处。”
王元化认为：
五四以来，胡适对自己的批评，我觉得比较冷静。他是很看重身后名的，我举几个例子，比如他写信是留底稿的，他的日记是很重要的文献资料，对中国现代的思想史、文化史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我小时候在清华园，赵元任先生是我的父执辈，他说过一句话：“胡适的日记是写给别人看，我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赵元任先生的日记有很多符号、音符、拼音文字，那些都是只有他懂的记号。胡适有一句引用龚自珍的话：“但开风气不为师。”他的确是开风气之先，比如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卷，那是第一次用西方的方法、观点来写中国的哲学史，当时倍受推崇，但而今安在呢？
胡适年轻时很喜欢京戏，可他晚年在日记中说，京剧音乐简单，文词多不通，不是戏剧与音乐，也不是文艺，所以不看京戏。“五四”以来新文艺阵营的人多持这种看法，我本人也有过同样的经历。主要原因在于以西学为坐标去衡量中国传统文化，从而采取一种偏激的态度，认定凡是新的都比旧的好……他对京剧的批评，正如他对《红楼梦》的批评一样，他对苏雪林说，《红楼梦》还不及《海上花列传》，所以他从来没有对它赞一词。他认为京剧不值一顾，是因为它没有西方戏剧“最讲究经济方法”的三一律。
在学术上，胡适推崇大胆地怀疑，小心地求证，说到底是受了杜威或美国百科全书的影响，同时也受了中国疑古派崔东壁的影响。同为疑古派的顾颉刚认为除了《诗经》外，《左传》《尚书》等都是伪作，结果这么多年来经过发掘证明，这些都不是伪书，但这种观点统治了古籍研究几乎二十多年。所以我在学术上很多地方不同意胡适，因为站不住脚。但是从他的人格来讲，确实是值得我们尊重的，我曾到台湾他的墓前凭吊。
回顾五四时代的人物，王元化有感而发：“我觉得‘五四’期间，有很多的闯将、先锋、导师……鲁迅的思想有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他自己也说过是由‘进化论’到‘阶级论’。大革命时，他受到血的教训后，说自己搞的是遵命文学。诚然，他并不是遵奉统治者、权势者、压迫者的命令，和那些奴颜媚骨的投机家有着本质区别，显示了一贯的正直与骨气。但这并不能使他不犯错误，因为一旦跨入遵命文学，就难免会使自己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蒙受伤害。比如上世纪30年代，第三国际提出了‘反对中间派’的口号，认为中间比反动派对革命的危害还要大，文艺界因此伤害了一些不应伤害的文学家，比如施蛰存当时就被当作‘第三种人’，魏金枝也被当作同情‘第三种人’而遭批判。为什么要区别对待‘第三种人’呢？我始终相信莎士比亚的一句话：‘上帝造人，先让他有了缺点，他才成为人。’鲁迅到了晚年，也逐渐领悟到这种遵命文学是有弊端的，他在给萧军的信中劝他在外边也可以做些工作，恐怕就是同样心情的流露。”
王元化认为胡适也被压制过，但是他采取比较温和、渐进的方式。“我觉得胡适终其一生没有做过太违心的事情，在人格上，我觉得他确实像当年论辩中一方所讲的，是个‘比较完人’。他跟蒋介石有过激烈的争执，但他为了个人的思想、信仰，没有放松，也没有退步。胡适晚年在雷震事件中的表现，曾招致时人诸多非议，但他抄录杨万里的诗《桂源铺》：‘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赠雷震狱中65岁生日，这说明他不是一个冷血的人。胡适说过一句话：‘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真能够做到这一步，也就无愧于自己的责任与使命了。” 我提到胡适晚年喜欢写的条幅是“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王元化说：“后来陈独秀也是这样的，真正有反省能力的人，都会到达这一步。五四时期，陈独秀曾扬言白话文的问题不许讨论。胡适在日记中认为，陈独秀的‘不许讨论’使白话文的推行提早了十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考虑一下，对学术自由、学术民主原则的放弃或中伤，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纵使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会不会有得有失，甚至是得不偿失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梦牵清华园】
王元化一生对清华园梦魂牵挂。当年的清华园，给王元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他眼中，与北大“破破烂烂”“人声噪杂得很”相比，清华是“井然有序的，都很用功读书，大家没有那种嚣张、杂乱、争斗的事情”。这种感受，使他深受“清华精神”影响，晚年的他，将自己的书斋定名为“沪上清园”，出版的一系列学术著作也以“清园”冠之。
王元化曾回忆起儿时趣事，当年的王国维脑后拖着一条小辫儿，孩子们就给王国维起了个外号“王小辫”，常常追在后面喊，王元化也是其中一员。后来母亲桂月华对他说：“你不要笑他，他是这里最有学问的人。”对于那时的王元化来说，这些大师的深厚造诣以及他们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尚未为他所认识，但童年的记忆却成了他终生的坐标，王元化曾表示：“我对大学的观念就是在清华形成的。”清华园中，陈寅恪为王国维的纪念碑所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王元化认为是中国现代思想神圣的灵魂。
聊起学界前辈，王元化有独到的见解：“王国维自杀前，他的学生姜亮夫去看他，发现他的书案上有德文版的《资本论》。他们看书绝不像我们这么狭窄，这么偏。陈寅恪的东西比较难读，他的书比较含蓄、蕴藉，需要咀嚼，我曾在里面写下批注，后来我眼睛坏了，没法做批注，读起来就很慢。陈寅恪是史学家，又是思想家，近世以来有深刻思想的大家并不多，有些人以博闻强记而闻名，有些人则以观念新奇来制胜，但真正的学问倚靠的仍然是深刻的思想，陈寅恪在这方面俨然是很有建树的。”王元化同时评价：“钱锺书的书读得很多，连骈体文都会做，可以随意引述中外各家的资料，这是长处，但不要太迷信他。他不像真正很有功底的王国维、陈寅恪，有一点喜欢炫耀自己的博学，我很客气地指出钱的问题，毕竟他是我的前辈。”
王元化感慨：“王國维和陈寅恪是20世纪可以传下去的学者，那是大学者，跟我们这辈人是不能比的。我感觉很悲哀，中国传统的东西一代不如一代，我不行，在国学、西学方面的学养都不够，不是差一点点，而是差很远了，我的学生跟我又拉开了一点距离，学生的学生就更有距离了。真正要研究中国的思想史是要花很多力气的。”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