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尤恩《无辜者》冷战背景下的创伤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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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以伊恩·麦克尤恩《无辜者》为分析对象,通过米歇尔·巴勒夫的文学创伤理论,对小说男女主人公遭受的创伤及背后影射的历史文化背景进行探讨,从战争创伤、性心理创伤和伦理创伤三层面分析《无辜者》的创伤叙事。战争创伤是小说创伤叙事的核心,冷战的意识心态扭曲了个人和社会,其政治影响造成了性心理创伤和伦理创伤。冷战中的战争阴影、民族仇恨对个体造成创伤,使无辜者变为施暴者,加剧社会的分裂和道德的沦丧。对《无辜者》中创伤叙事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冷战时期紧张的意识形态对抗和战后的信仰缺失与道德危机,也反映出对历史的反思和对未来的警示。
  关键词:伊恩·麦克尤恩 《无辜者》 创伤 冷战
  引言
  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1948— )擅长以离奇、怪诞而犀利的笔调描绘现实中的不安和恐惧、暴力和创伤,探讨人性和伦理。麦克尤恩以冷战中的真实历史事件“金子工程”为背景,创作出间谍情杀小说《无辜者》。小说对冷战如何给个体造成民族情感、亲密关系和伦理道德造成创伤进行叙述,以书写创伤的形式,表达对和平和伦理的追求。
  20世纪以来,创伤文学批评不断发展。米歇尔·巴勒夫在回顾创伤文学理论发展的基础上提出创伤的多元模式(pluralistic model),认为创伤和记忆的书写强调一次重大事件后的多元反应和决定该事件重要性的情境因素(contextual factors)。在创伤的多元模式下,创伤记忆可被多种内在和外在因素影响,如个人性格特征、家族历史、文化、地理位置和历史时代。在具体的创伤叙事书写手法上,巴勒夫总结出了“叙事分离”(dissociation in narrative)的技巧。本文将巴勒夫的文学创伤理论和麦克尤恩《无辜者》中的创伤叙事相结合,从战争创伤、性心理创伤和伦理创伤三层面分析《无辜者》的创伤叙事,探究冷战背景下个人和社会所遭受的创伤和其折射出的伦理道德价值。
  一、战争创伤
  麦克尤恩通过细节刻画了冷战,“生动地再现了历史设定”(马尔科姆,2002)。《无辜者》中战争创伤、性心理创伤和伦理创伤相互交叠,个人遭受的性心理创伤和伦理创伤隐喻着集体的战争创伤,而这一切的根源是冷战。小说中的场景和设定明示了冷战意识形态和军事占领,战争的阴影笼罩在普通人的心头。剖析小说中战争创伤叙事有助于理解麦克尤恩对历史和人性的洞察。
  在《无辜者》的前言中,麦克尤恩引用了丘吉尔的言论,直接展示了小说的背景:
  战后,首相继续说,我们的实力将削弱,我们将没有金钱,没有力量,我们将在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的夹缝中生存。
  这次对话是在雅尔塔会议结束十天后,与丘吉尔在首相乡间别墅共进晚餐时进行的。(约翰·科尔维尔:《权力边缘:唐宁街日记,1939—1955》前言)
  “二戰”后,世界政治版图发生剧变。相比较美国——一个正在冉冉升起的政治军事文化强国,旧大英帝国的光辉已然黯淡。此外,曾经同盟国的一员苏联变成了铁幕后的一道威胁。英国遭受了“二战”的巨大损失,但它几乎没有时间喘口气就被卷入了冷战的漩涡。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夹缝间艰难寻求生存空间的状况让英国普通民众感受到了国际地位上的巨大落差。
  大英帝国的陨落是《无辜者》中第一处明显的创伤。英国民众对大英帝国国际地位的衰落而感到的焦虑、不适和自卑在小说中可见一斑。小说中,美国不仅拥有压倒性的军事力量优势,还在文化上充满影响力。美国的主导地位在小说中通过各种细节来表现:窃听隧道里的食堂供应牛奶而不是茶;工作人员休憩时间打美式棒球;美国人不让英国人接触核心情报等等。美国化(Americanization)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伦纳德试图模仿美国人的穿衣和说话方式。麦克尤恩通过人物性格、行动和话语特征来暗示两国的力量差距:格拉斯自信、阳刚、主动;伦纳德敏感、内敛、顺从。当伦纳德遭到格拉斯略含挑衅意味的玩笑时,他从不反驳,即使内心已经充满愤怒和暴力的想法,伦纳德依旧避免和格拉斯的直接冲突。
  正如巴勒夫的创伤多元模式所指出的,伦纳德所遭受的创伤由内因和外因造成。麦克尤恩对伦纳德形象的塑造代表普通英国民众的特质。伦纳德来自英国普通家庭,和父母过平淡的生活,是含蓄、礼貌的绅士,符合英国人的价值观,但是更强大的美国文化碾压了这种价值观。伦纳德从未直面过暴力冲突,残酷的事实给他巨大的打击,“二战”后英国衰落的地位使得他更加敏感自卑。在隧道这一压抑的工作环境下,伦纳德始终处在孤立、抑郁的心理状态。美国文化无处不在,伦纳德别无选择只能调整自己融入异国的工作生活环境。柏林是一个充满记忆和创伤的城市。伦纳德在柏林孑然一身,无依无靠。而他的同事不断提醒他要保持警惕切勿泄露情报。所有内因外因使得伦纳德不堪重负,预示着他未来创伤的经历。
  除了“二战”带来的后遗症,冷战是造成战争创伤的根本原因。柏林是冷战的桥头堡,创伤叙事的中心。巴勒夫尤其强调地理位置在创伤叙事中的重要性,他提出创伤叙事的两大主要特征,一是用自然风光的意象表现创伤和创伤记忆的影响,二是将地点作为主人公形成自己经历和认识世界的一个场所(转引自杨晓,2013)。自然风光和地点本身见证历史,它们是小说中“沉默的角色(silent characters)”,代表客观历史事实的同时暗示主人公主观的经历和情绪。
  从客观角度来看,柏林见证“二战”和冷战。麦克尤恩不遗余力地描摹柏林的景色:街上的弹坑、被空袭过的建筑、人来人往的酒吧等。柏林代表一个被击败、征服的城市,它亦是不同文化、意识形态、军事力量冲突的前线。
  小说角色对柏林的主观印象进一步暗示创伤叙事的历史背景。人物的主观经历和情感给城市赋予意义。麦克尤恩透过伦纳德的视角来描述柏林:
  对一个英国青年来说,当他第一次来到德国的时候,他不能不想到它是一个战败国,也不能不由于自己的国家战胜而感到自豪。……那天晚上他确实仍然兴致勃勃地穿过了柏林的这个优美的居民区——这时风已止息,气温也变得暖和了一些——神气活现地大摇大摆,好像他是这块地产的业主似的。   柏林被征服、分区占领。柏林被描述为“间谍之都”,放松休闲的酒馆成了情报贩子的聚集地。隧道本身是美俄冲突的产物。隧道的内部,美英作为同盟却依旧互相刺探戒备。在隧道工作的人回到地上就得隐瞒身份过另一种生活。结合隧道阴暗、充满压迫感的氛围,敌人、同盟、自我的“分裂”使得隧道成为《无辜者》创伤叙事中最为重要的意象。冷战的意识形态入侵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连亲密关系也无法信任。伦纳德试图和西德女人玛丽亚恋爱,格拉斯却反复盘问他玛丽亚是否有间谍嫌疑,强调他现在是“战争中的一个士兵”。冷战使得伦纳德无法拥有正常的生活,怀疑身边的同事,也无法对爱人坦诚,这都是冷战对人性的创伤。
  二、性心理創伤
  性隐喻了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征服,也代表战胜国男性对战败国女性的性征服。《无辜者》中伦纳德和玛丽亚的关系暗示着冷战意识形态给人性带来的无法弥合的性心理创伤。
  玛丽亚和身为纳粹士兵的前夫奥托充满暴力的婚姻代表着战败国女性悲惨的遭遇。她对伦纳德的主动追求某种程度上源于对安全感的追寻:一个温和、礼貌、没有感情经历的“无辜者”英国(战胜国)绅士,可以给她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伦纳德最开始谦逊有礼,但长期在冷战前线的工作使他的理智和情感被冷战意识形态所腐蚀:
  他看着他下面的玛丽亚——她正闭着眼睛——想起她是一个德国人。这个概念毕竟还没有失去它的那些含义。他又回想起他刚到柏林的那一天的情景。德国。敌人。死敌。打败了的敌人。……然后,她就是那个被打败了的人,他有占有她的权利——由于征服,由于难以想象的暴力和英勇的行为和牺牲才获得的权利。
  随后,伦纳德对玛丽亚施加性暴力,给后者带来巨大的性心理创伤。伦纳德和玛丽亚被扭曲的关系是冷战意识形态的产物。在伦纳德的想象中,玛丽亚不再是一个无辜的个体,而变成了德国仇敌。在性暴力中,伦纳德想象玛丽亚的身体是一张军事行动的“地图”。
  玛丽亚的性心理创伤叙事充分融合了情境因素,把女性个体的创伤和时代的创伤相联结,《无辜者》中的性心理创伤是战争创伤的另一种形式和政治延伸。在遭受来自伦纳德的性暴力后,玛丽亚回想起在“二战”时目睹一个德国女人被苏军强暴的经历,家暴和战争暴力在这段创伤记忆中融合。麦克尤恩对女性在战争中遭受性暴力的描写折射出了对性政治的思考:战争背景下的性暴力是政治性的,征服的一方通过性暴力来彰显力量的压制和财产的占有,此时女性被冷战意识形态异化为一种敌对势力、一种财产。小说中出现三次不同人物视角叙事的性心理创伤:和伦纳德闲谈的英国人称德国女人憎恨俄国人的强奸暴行;格拉斯称“俄国人很有纪律,总有个把德国傻姑娘喜欢俄国佬”;玛丽亚本人的叙述是最贴近事实的:一个俄国士兵强暴德国女性,随后被政委枪决。有关俄国士兵和德国女人性关系的不同叙事体现出对战争中性暴力的不同政治解读。黄一畅(2017)指出,由于施害者、受害者、见证者等伦理身份差异,叙事者的伦理取位必将模糊原来的情景,甚至出现掩盖或扭曲事实的逃避行为,这就造成多重叙述视角下叙述的不可靠性。《无辜者》中对性心理创伤的不可靠叙述暗示出冷战中各方势力冲突的意识形态,各方都试图使己方的意识形态和行为合理化,而女性成了战争中无辜的牺牲品。
  三、伦理创伤
  伦理期望塑造了个人和社会的道德行为规范。当个体遭受、目睹或未能阻止践踏其核心道德信仰的恶性事件时,会感到“良心的谴责”,即伦理创伤。伦理创伤特征是内疚、羞愧、侵入性思想和自责(琼斯,2020)。在冷战中,道德规范诸如爱国、忠诚、友谊、诚实被扭曲践踏,造成时代的道德危机。小说中的主人公伦纳德遭受的两起极端事件给他的良心以重击:杀人分尸和叛国,使他从“无辜者”变为“有罪者”,这两起事件在冷战背景下也有深刻的政治隐喻。
  素来温和守法的伦纳德在冲突中意外杀死了玛丽亚的前夫奥托,而杀人分尸这一行为大大超出了他的伦理底线。巴勒夫指出,通过重复和省略时间的分离、句法上的颠覆和重组、双重的意识或视角等典型叙事分离手法可以表达出人物变化的意识和感知,体现创伤体验中精神状态的分裂和挣扎。麦克尤恩使用叙事分离的手法表现了伦纳德受到的精神冲击:在听玛丽亚劝说自己将奥托分尸时,伦纳德的意识不断在现实中玛丽亚的声音和幻想中象征着隐秘、阴暗的思维的隧道之间切换,构建出一种双重的、分裂的意识。杀人分尸暗示着冷战背景下集体的伦理创伤,麦克尤恩通过伦纳德的杀人分尸暗示“二战”时种族灭绝对人类文明和伦理道德的践踏:
  奥托已经死了。“索林耿”。他们在把他肢解开来。“索林耿”。没有什么人失踪。“索林耿”。“索林耿”。奥托被解除了武装,截去了手臂。“索林耿”。“索林耿”。……现在,留在桌子上的已经不是什么人了。它成了一个战场。它只是伦纳德奉命去把它毁灭的一个城市而已。
  无情感描写、重复、将人“物化”的叙事分离写作手法侧面描绘出战争机器推进中的大规模屠杀。奥托的尸体被肢解后放进两个行李箱里,象征着德国的分裂,也暗示读者纳粹屠杀犹太人后遗留的行李箱(马尔科姆,2002)。
  为了防止罪行败露,伦纳德向苏联人出卖了窃听隧道的秘密,在内心不断为自己的叛国行为做辩护,反复催眠自己是“无辜的”。在小说的一开始,作者就借格拉斯之口指出柏林是间谍之都,存在大量兼职间谍。冷战使得社会动荡,人与人之间充满怀疑和算计,为了“几马克喝上一杯”就可以出卖国家情报;国与国之间则无所不用其极,窃听和军事占领无视国家主权。法律和正义在冷战中失效,意识形态取而代之判断对错和敌友。冷战意识形态渗透进入个人的生活,使得群众失去道德和人性的尺度,造成时代的伦理创伤。
  结语
  冷战是历史的一道创伤。在《无辜者》中,战争创伤、性心理创伤、伦理创伤相互交织隐喻,共同指向罪魁祸首:冷战。无辜的个体被无处不在的战争暴力和意识形态异化为杀人犯、叛国者。麦克尤恩构建出半真实、半虚构的舞台柏林,上演了男女主人公有关爱情、谋杀、战争的悲剧,表达对历史和人性的思考。“无辜者”不仅是对人性阴暗面的讽刺,更包涵着对个体的同情。在冷战背景下,无辜的个体也会被冷战意识形态侵蚀成为暴力的共犯。然而无论是受害者还是施暴者,其实都是冷战的无辜牺牲品:战争让国家和民族蒙羞,给性暴力政治借口,使伦理道德失去约束力。在冲突的背后,没有一方能成为赢家。小说的最后,作者仍暗示对未来的期望。创伤不仅是个体对突发暴力事件的应激反应,更是文化和文明的“慢性病”。创伤的平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个体的情感创伤也许可以通过爱和坦诚来治愈;战争创伤或许可以通过团结、和平和希望来弥合;伦理创伤启示人类要用道德感和共情来建立个人和群体的信仰准则。在小说结尾,象征着冷战时代一道疤痕的柏林墙将要被推倒,正视历史的创伤,才能远离战争,走向和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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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张晓婵,北京外国语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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