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依然是中华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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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1日凌晨,动车组停靠在武汉动车段的存车线上,准备进行检修和保温作业(肖艺九/ 摄)

  武汉的生命力在于她是一棵常青树,水运时代,她坐镇长江与汉水之口,成就了一个繁华的商贸大码头;高铁时代,她又扼守华夏版图的天元位置,南北向的京广高铁、东西向的沪汉蓉高铁,这里都是必经之路。

因水而生见证繁华


  那年仲春的一天,早餐后,在黄浦江畔依稀的汽笛声里,我告别上海,乘上开往武汉的高铁。中午时分,我已坐在汉口江滩的餐厅里品尝武昌鱼了。
  江滩,武汉的外滩,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武汉开埠之时。在这之前,武汉就已是中部地区的商贸重镇和内河航运中心。
  古汉水自陕西迤逦前行,进入湖北境内,流向地势低洼的江汉平原,河道常常消失在云梦泽中。明朝成化年间,汉水改道,在龟山北面形成一个稳定入江河口,于是,汉口诞生了。
  汉口,长江、汉水、洞庭湖三大水系的枢纽,拥有巨大的地理优势和航运潜力。陕西商人顺汉水而下,长江下游安徽、江浙一带的商人溯长江而上,南北东西的货物,都要在汉口中转。
  那时候的汉口,富庶繁华,是全国四大名镇之一。两条宽阔的大江在此交汇,成千上万艘船停靠在江边,船帆像白云翻飞,桅杆好似绵密树林,船舶几乎把水面占满,只留中间一条狭窄水道,供来往船舶通行。最多的时候,汉江两岸停靠的船只达两万多艘。煤炭、石灰、布料、大米、淮盐、食油、药材、芦柴等货物交易频繁,有的上货,有的卸货,整个城市都围绕码头忙碌。在没有电灯的古代,人们点上油灯通宵装货卸货。站在高处远远望去,波光粼粼中一片灯火璀璨,忙碌的身影穿梭来往,号子声、叫卖声此起彼伏。
  多年后,武汉大码头的第二次辉煌,舞台从汉江畔搬到了长江边。汽轮机的轰鸣代替了纤夫的号子,木船被铁船取代。
  顺着沿江大道散步,恍惚间,我还以为回到了上海,因为这里西方古典风格的建筑和上海外滩的那些大楼颇有几分相似。这些建筑物大多为海关、银行、商行所有,有不少是上海外滩银行在汉口的分行。

汽笛惊醒汉口城


  武汉这个名称,是孙中山首次提出的。他在《建国方略》中说,武汉本指武昌、汉阳、汉口三个市镇,将来以桥梁或者隧道相连,三地就可以连成一个市。那时候,三镇在建制上并未统一,孙中山却已将其视为一体,让人不能不惊叹他的前瞻性。
  中国还没有一寸铁路的时候,武汉就已经名声在外了。1864年,英国一位铁路工程师草拟了一个《中国铁路计划》,打算在中国建造四大干线,形成一个铁路网络,这四大干线即以武汉为中心。
  这份计划后来没有被清政府接受,成了一纸空想。后来,刘铭传、张之洞等人多次提议修筑武汉至北京的铁路,一直没有被批准。最终,清政府同意盛宣怀向比利时借款修建这条铁路。1898年底,從南北两端同时开工,1906年4月1日全线竣工通车,全长1214公里,称京汉铁路。
  当时的汉口城,是一座呈半月形状的城堡,东南侧是长江和汉水,有8座城门,从西向东依次为:玉带门、便门、居仁门、由义门、循礼门、大智门、通济门、便门。一开始,京汉铁路南端起始地打算设在最东端的通济门,并在通济门建一座火车站。
  那个时候,城西南一带有汉正街,有宝庆码头,商业异常繁华,人员摩肩接踵,货物堆积如山,假如这些人要乘火车、货物要托运,还要经过5公里左右的短驳,才能在城东的通济门搭上火车,颇不方便。于是商户和居民联名写请愿信,要求将始发站设立在玉带门,这样,车站与码头之间,货物就可以零距离转运,人可以零距离换乘了。
  1898年年底,玉带门车站建成,铺设了3股轨道,站房100平方米,其中候车室为60平方米,另有售票房、闸楼房。玉带门车站虽说是最西南端的终点,但并不是最抢眼的,最抢眼的是5年后建成的大智门车站。这是一座占地502平方米的法式主建筑,3股轨道,2座站台,站台上方建有风雨棚,颇有客运大站的派头。
  1903年,玉带门至城郊谌家矶一段大约17公里线路率先通车。人们第一次看见火车,第一次见证这雷霆万钧的庞然大物,他们奔走相告,纷纷乘车体验。以前,走路、乘马车去谌家矶要花上大半天时间,现在,钢铁巨轮铿锵运转,风驰电掣转眼间就到。古老的汉口城,被汽笛声惊醒了。

由码头到高铁


  走下跳板,眼前就是高达数十级台阶的大码头,这是从前人们坐船来到武汉的第一印象。如今,这样的景象只能从老照片中去寻找了。
  如果说码头是武汉的厚实家底,那铁轨就是武汉崭新的钢铁翅膀,这双翅膀,给了九省通衢最新的注解,让这个天元之都如虎添翼。

  龟山、蛇山、长江和黄鹤楼,代表古典的武汉,而铁路、大桥以及长江里的巨轮,代表现代的武汉,东湖畔的光谷,则代表未来的武汉。

  在中国,除了上海被称为大上海,也只有武汉被人们称为大武汉了。武汉之大,不在于跨越三镇,而在于南下广州,北上北京,东至上海,西达重庆,都十分便捷。
  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慢悠悠的水运渐渐衰落了。不过,武汉的位置还在,“码头文化”匆匆来、匆匆去,聚了又散、散了又聚的那种特性,仍潜藏在某些细节里,比如鸭脖子、热干面、豆皮等小食——起初或许是为适应码头上忙碌的人食用的,它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用正儿八经找个地方坐下来吃,特别适合打个包,边走边吃。
  我从江滩打了一辆出租车,往精武路赶去。爱侃的司机,说起老汉口的故事如数家珍。弯弯的、窄窄的精武路沐浴在斜阳下,梧桐树的虬枝嫩叶初绽,摩肩接踵购买了鸭脖子边走边啃的顾客,与那些红艳艳的店招一起构成了一幅生动的民俗风情画。
  第二天一早,朝霞满天之时,我在江汉关旁边找到了一个轮渡码头,从这里乘上轮渡,经过大约15分钟的航行,到达对岸的武昌。外地人一般不知道这个渡口,本地市民是轮渡的主要客人。我来到武昌的户部巷,要了一碗热干面,在古老的巷子里边走边吃。
  登上黄鹤楼,回望对岸,只见万里长江第一桥的壮美扑面而来。身旁,高铁线路从蛇山脚下迤逦穿行,白色动车组倏忽闪过。龟山、蛇山、长江和黄鹤楼,代表古典的武汉,而铁路、大桥以及长江里的巨轮,代表现代的武汉,东湖畔的光谷,则代表未来的武汉。
  无论是水运时代,还是高铁时代,武汉都能左右逢源。将来,米字型高铁网建成后,武汉的铁路枢纽地位将更加突出。她没有像大运河沿线的一些城市那样,繁华随水运式微而落幕,反而在新时代光华依旧。
  武汉,依然是中华天元,九省通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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