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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出台的决议，往往被视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主政纲领，对此后5年国家经济形势产生决定性影响。
回首35年的改革历程，每一届三中全会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连接起这些节点，也就抓住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主线。
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选择了邓小平、陈云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在中国共产党许多重要而经典的文献中，都能看到这句话。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只开了5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其实是一个向党内外、国内外宣布中央工作会议所做决策的仪式。
1978年11 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提出，从第二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但是，许多大是大非的问题没有厘清，成千上万的冤案尚未平反，这些政治上的阴影不扫除，就要把精力转移到经济工作中去，谈何容易？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坚持有错必改的方针》，一针见血地提出，“如果一些政治问题不能首先得到解决，很难使干部满腔热情地支持经济计划”，必须先解决一大批遗留的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比如，要肯定纪念周恩来的“天安门事件”，要把彭德怀的骨灰放到八宝山去，要为“薄一波叛徒集团案”平反等等。他一发言，立即在200多人中引起强烈共鸣，会议方向为之一变。
12月13 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并没有提出新政策，邓小平也承认：“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我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如何搞开放，一些细节，我就懂得不多了。”但他首创性地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颠覆了当时还很流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体系，整个党、整个国家毅然决然地翻开了新篇章，他也由此成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经济学家于光远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的改革号角，就集中体现在这篇讲话中。”
中央工作会议普遍认为，如果要把经济工作摆在第一位，必须对经济专家陈云委以重任，很多人提议陈云担任党中央副主席。果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纪委第一书记。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和陈云并肩而坐。此时，邓小平已经成为实际上的领导核心。历史选择了这一对搭档：邓小平有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而经济问题上，陈云是党内的权威。
十二届三中全会拉开全面改革的序幕
1984年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认真总结了近6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会议期间，胡耀邦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决定》完整而准确地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思想，在许多问题，特别是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等重大问题上，冲破了“左”的思想束缚，澄清了许多人的模糊认识。
十三届三中全会为深化改革清扫道路
1984年，中国经济出现了社会需求过旺、工业发展速度过快、信贷和货币投放过多、物价涨幅过高、经济秩序混乱的苗头，被称之为“四过一乱”，尤其是价格双轨制和“官倒”现象比较严重。在1988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代表们对“官倒”现象猛烈开火，引起高层的关注，并下决心对价格进行改革，也被称为“价格闯关”。但“价格闯关”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诱发了全国性抢购风潮。
当时，从草纸到电池，从彩电到冰箱，见什么抢什么。着了慌的人们恨不得将所有的纸币都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品。在抢购队伍里，拥挤、谩骂声此起彼伏，有的地方还出现了一些骚乱。
物价暴涨和全面抢购，被认为是1978年改革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失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88年9月26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等方针，经过一年左右的治理整顿，一度过旺的社会需求开始得到控制，过高的工业生产速度有所回落。
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中国市场经济新框架
时间进入20世纪90年代，经济改革已进行了10余年。虽然这十几年来，改革一直朝着扩大市场作用的方向在走，但始终没有明确提出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在党内外，关于改革方向的争论也从未间断。如果不确立一个基本框架，经济改革就会缺乏可操作的蓝图，从而难以为继。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过后，江泽民到中央主持工作。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究竟要确立什么样的目标模式？在这个重大问题的决断上，江泽民做了大量研究和思考。
1991年5月中旬，江泽民访问苏联。此时，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已改旗易帜，苏联也岌岌可危。当时，对改革是否会把中国“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中共党内争论得很激烈，“江泽民要寻找苏联崩溃的内在原因。他认为苏联重心过多地放在了政治改革而不是经济改革上，只有经济繁荣了才能保住党的执政地位。”
从苏联回国后，江泽民在两个月里密集策划和部署了11场座谈会。刘国光、吴敬琏、林毅夫、江春泽、周小川、郭树清、李景贤等21名专家获准参加座谈会。
这11次座谈会比较充分地讨论了我国经济体制的选择和改革目标，出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倾向性提法。据周小川回忆，江泽民在座谈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计划体制的不足：“有的领导知道下面要一批项目，但故意不批，那里边的名堂多得很，贪污、受贿，什么乌七八糟的都会有。”
1993年11月1l日至14日，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市场经济的文件。其背后，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以马洪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所展现出来的极大的改革勇气。
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时，在谈话中说，你们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成功，是搞不下去的，因为市场经济是和私有制结合在一起的，你不搞私有制，市场经济怎么搞下去？江泽民同志不同意她的看法，说我们就要按我们自己这个路子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多年的改革开放成就和实践证明，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是正确的。 十五届三中全会抓住“三农”不动摇
十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艰难时刻，外有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内有国企改革的困境和通货紧缩的压力。在此情况下，朱■基走到了台前。在十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7个月，朱■基当选国务院总理，提出了“五项改革”，其中放在第一位的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新政府组成后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工作会议，就是1998年4月的“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会议一开场，朱■基就提出：“现在的问题是粮食企业的亏损在银行挂账严重。到今年3月底，粮食收购贷款余额是5431亿元，而粮食库存值只有3291亿元。亏损挂账和挤占挪用加起来是2140亿元……现行粮食流通体制的根本问题在于：中央拿资金，地方管企业，敞开花钱，吃‘大锅饭’。”在这次会议上，朱■基确立了粮食流通体制“四分开一完善”的改革原则：政企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开、粮食储备与经营分开、新老财务账目分开、完善粮食价格体制。
1998年10月召开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纲领。
十六届三中全会接过改革关键一棒
2003年初，非典的肆虐，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发展严重滞后的问题。据媒体报道，除一些疫情严重的地区严重缺乏传染病医院，国家“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也很关键，“即使在医疗系统内，医院也所属不同，有省属、市属、教育部所属、军队所属及行业所属等，指挥不顺畅”。可以说，非典疫情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全面、城乡发展不协调、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不健全、处理和管理危机能力不强等薄弱环节集中暴露了出来，让核心领导层深刻认识到，当时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鲜明反差，是不全面、不协调的。
2003年8月底到9月初，胡锦涛在江西进行考察调研。其间，他提出，“要牢固树立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积极探索符合实际的发展新路子，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次将“科学发展观”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联系起来。
2003年10月14日，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写入战略文本。
十七届三中全会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
2008年10月9日，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会议公报中，有这样一段话：“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这三个“最需要”，指出了我国“三农”的发展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彰显了党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信心和决心。
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土地转为商业用地问题越来越突出。为了确保中国的粮食安全，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了18亿亩耕地是必须保障的底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成为十七届三中全会关注的重点问题。
回首35年的改革历程，每一届三中全会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连接起这些节点，也就抓住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主线。
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选择了邓小平、陈云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在中国共产党许多重要而经典的文献中，都能看到这句话。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只开了5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其实是一个向党内外、国内外宣布中央工作会议所做决策的仪式。
1978年11 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提出，从第二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但是，许多大是大非的问题没有厘清，成千上万的冤案尚未平反，这些政治上的阴影不扫除，就要把精力转移到经济工作中去，谈何容易？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坚持有错必改的方针》，一针见血地提出，“如果一些政治问题不能首先得到解决，很难使干部满腔热情地支持经济计划”，必须先解决一大批遗留的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比如，要肯定纪念周恩来的“天安门事件”，要把彭德怀的骨灰放到八宝山去，要为“薄一波叛徒集团案”平反等等。他一发言，立即在200多人中引起强烈共鸣，会议方向为之一变。
12月13 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并没有提出新政策，邓小平也承认：“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我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如何搞开放，一些细节，我就懂得不多了。”但他首创性地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颠覆了当时还很流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体系，整个党、整个国家毅然决然地翻开了新篇章，他也由此成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经济学家于光远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的改革号角，就集中体现在这篇讲话中。”
中央工作会议普遍认为，如果要把经济工作摆在第一位，必须对经济专家陈云委以重任，很多人提议陈云担任党中央副主席。果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纪委第一书记。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和陈云并肩而坐。此时，邓小平已经成为实际上的领导核心。历史选择了这一对搭档：邓小平有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而经济问题上，陈云是党内的权威。
十二届三中全会拉开全面改革的序幕
1984年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认真总结了近6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会议期间，胡耀邦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决定》完整而准确地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思想，在许多问题，特别是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等重大问题上，冲破了“左”的思想束缚，澄清了许多人的模糊认识。
十三届三中全会为深化改革清扫道路
1984年，中国经济出现了社会需求过旺、工业发展速度过快、信贷和货币投放过多、物价涨幅过高、经济秩序混乱的苗头，被称之为“四过一乱”，尤其是价格双轨制和“官倒”现象比较严重。在1988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代表们对“官倒”现象猛烈开火，引起高层的关注，并下决心对价格进行改革，也被称为“价格闯关”。但“价格闯关”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诱发了全国性抢购风潮。
当时，从草纸到电池，从彩电到冰箱，见什么抢什么。着了慌的人们恨不得将所有的纸币都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品。在抢购队伍里，拥挤、谩骂声此起彼伏，有的地方还出现了一些骚乱。
物价暴涨和全面抢购，被认为是1978年改革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失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88年9月26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等方针，经过一年左右的治理整顿，一度过旺的社会需求开始得到控制，过高的工业生产速度有所回落。
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中国市场经济新框架
时间进入20世纪90年代，经济改革已进行了10余年。虽然这十几年来，改革一直朝着扩大市场作用的方向在走，但始终没有明确提出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在党内外，关于改革方向的争论也从未间断。如果不确立一个基本框架，经济改革就会缺乏可操作的蓝图，从而难以为继。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过后，江泽民到中央主持工作。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究竟要确立什么样的目标模式？在这个重大问题的决断上，江泽民做了大量研究和思考。
1991年5月中旬，江泽民访问苏联。此时，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已改旗易帜，苏联也岌岌可危。当时，对改革是否会把中国“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中共党内争论得很激烈，“江泽民要寻找苏联崩溃的内在原因。他认为苏联重心过多地放在了政治改革而不是经济改革上，只有经济繁荣了才能保住党的执政地位。”
从苏联回国后，江泽民在两个月里密集策划和部署了11场座谈会。刘国光、吴敬琏、林毅夫、江春泽、周小川、郭树清、李景贤等21名专家获准参加座谈会。
这11次座谈会比较充分地讨论了我国经济体制的选择和改革目标，出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倾向性提法。据周小川回忆，江泽民在座谈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计划体制的不足：“有的领导知道下面要一批项目，但故意不批，那里边的名堂多得很，贪污、受贿，什么乌七八糟的都会有。”
1993年11月1l日至14日，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市场经济的文件。其背后，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以马洪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所展现出来的极大的改革勇气。
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时，在谈话中说，你们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成功，是搞不下去的，因为市场经济是和私有制结合在一起的，你不搞私有制，市场经济怎么搞下去？江泽民同志不同意她的看法，说我们就要按我们自己这个路子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多年的改革开放成就和实践证明，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是正确的。 十五届三中全会抓住“三农”不动摇
十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艰难时刻，外有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内有国企改革的困境和通货紧缩的压力。在此情况下，朱■基走到了台前。在十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7个月，朱■基当选国务院总理，提出了“五项改革”，其中放在第一位的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新政府组成后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工作会议，就是1998年4月的“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会议一开场，朱■基就提出：“现在的问题是粮食企业的亏损在银行挂账严重。到今年3月底，粮食收购贷款余额是5431亿元，而粮食库存值只有3291亿元。亏损挂账和挤占挪用加起来是2140亿元……现行粮食流通体制的根本问题在于：中央拿资金，地方管企业，敞开花钱，吃‘大锅饭’。”在这次会议上，朱■基确立了粮食流通体制“四分开一完善”的改革原则：政企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开、粮食储备与经营分开、新老财务账目分开、完善粮食价格体制。
1998年10月召开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纲领。
十六届三中全会接过改革关键一棒
2003年初，非典的肆虐，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发展严重滞后的问题。据媒体报道，除一些疫情严重的地区严重缺乏传染病医院，国家“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也很关键，“即使在医疗系统内，医院也所属不同，有省属、市属、教育部所属、军队所属及行业所属等，指挥不顺畅”。可以说，非典疫情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全面、城乡发展不协调、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不健全、处理和管理危机能力不强等薄弱环节集中暴露了出来，让核心领导层深刻认识到，当时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鲜明反差，是不全面、不协调的。
2003年8月底到9月初，胡锦涛在江西进行考察调研。其间，他提出，“要牢固树立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积极探索符合实际的发展新路子，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次将“科学发展观”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联系起来。
2003年10月14日，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写入战略文本。
十七届三中全会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
2008年10月9日，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会议公报中，有这样一段话：“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这三个“最需要”，指出了我国“三农”的发展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彰显了党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信心和决心。
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土地转为商业用地问题越来越突出。为了确保中国的粮食安全，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了18亿亩耕地是必须保障的底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成为十七届三中全会关注的重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