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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刊登在清末报刊上的文章，针对朝廷发布的政令或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针对问题本身提出应对措施，表达他们对于国家时政殷切的期望，但因为这些人的身份贴近社会基层，故所发表的言论往往很难经由报纸杂志的渠道为当权者接受，思虑有时也过于简单，致使这些言论难以具体落实。但通过报刊传播仍可将这些观点引介给读者，达到启迪民智的目标。文章结合“接受理论”对清末报刊及其文学价值进行探讨。
关键词： 接受理论 清末报刊 文学价值
一、引言
西学传播与时政建言成为戊戌风潮中国知识分子的两大共同话题，透过报刊等新式媒体的传播，中国民众了解到世界的概况，除了西方国家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外，也看到了西方因为先进的科学而富强的现况，从兵工、文化、科学技术到探矿制器、农工经济，都是中国积极引介的学科[1]。正因为见识到西方的富强，感受到国家自身的危难，中国知识分子在传播西学时加入许多救亡图存的警告，并针对中国时政提出批评与建言。这一次次的运动，累积成改变中国的社会风潮，戊戌年间光绪皇帝下诏维新变法，这些理念得以落实，更多中国知识分子受到鼓舞，报效一己之力投入维新救国的行列，使中国从传统朝现代转型，更迈进一步。虽然中国知识分子基于对于国家的危机意识有了学习西学的热忱，但是当时有心推广西学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西方学科并未全然精通，西方国家在华人士给予很大的协助，其中传教士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早期传教士为了推广基督教，传播教义是他们经营传教事业的主要目的，但是传教效果不彰，其后他们通过办报传播西学为手段，博得中国人民的好感，使中国人民接受基督教[2]。较一般中国人士，传教士对于新式传播媒体的运用以及西学知识了解更为丰富，因此他们成为中国传播西学所依赖的人士。虽然传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经营报刊与传播西学的目的并不相完全一致，彼此却产生了互相依存的合作关系，但也因为目的各不相同，所以在报刊内容的选择与表现上势必产生落差冲突，在这样的条件下，戊戌时期的报刊，所呈现出来诠释西学的方式、讨论时政的焦点，必定随着传播机构的人事、目的及选择而有所差异，展现出各别不同的特质与形象。
二、文学接受理论简介
（一）何为接受理论？
接受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主要受到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布拉格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德国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波兰英伽登的现象学批评理论的影响。其理论建构的核心具有主观性、历史性的特点，就其方法論而言，是一种文学阐释学[3]。
（二）文学接受理论的源流
20世纪60年代中期，联邦德国文学界曾就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文学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效果等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争论中，联邦德国的文论家们对割裂文学与社会历史联系的形式主义倾向展开了批评，主张文学对于社会生活的“介入”和“参与”。在这场争论中，“文学接受理论”应运而生。
三、清末报刊的特性分析
（一）“报章”的出现与文体的嬗变
1895-1898年期间，中国出版的报纸杂志总数多达260种以上。继《时务报》后，戊戌政变前所创办的杂志则有《知新报》《湘学新报》《经世报》《算学报》《渝报》《蜀学报》《东亚报》《农学报》《工商学报》《新学报》《格致新闻》《无锡白话报》《求我报》《国闻报》《时务日报》等。以1898年上海为例，出版的报纸有15种，杂志有25种以上，内容多以呼吁中国的启蒙与改革为宗旨[4]。当时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国，在内容上，同时显现出一个特点：倾向关心国家大事，而其他国家则以寻求立国之道。晚清的知识分子由报刊，提供了普罗大众传递信息、吸收新知的空间，除了检讨传统中国的问题以外，也引入西方的各种新学知识。
这些士绅目睹了西方的富强与中国的贫弱，产生了比较对照的心态，在自我检讨的过程中，对于晚清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西方的富强与各种科学的发展有绝对的正向关系。引介西方的科学知识，等于就是向国内引介了富强之道[5]。西方知识对于当时的人民而言是一种让中国起衰振蔽的工具，而非纯学问知识，正是由于西学对于时人具有工具性，所以在翻译引介西学的过程中，素材的筛选也必然有其目的，所刊载的内容报导也会朝向达成其目的来筛选，对时政的讨论，也多半以富国强民为取向，借鉴西方模式，改良中国现况。参与出版编辑的成员，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出版编辑成员的背景，将会决定该刊物的论述与立场；除了编者以外，阅读的读者群体的社会阶层属性及居住地分布，还有其发表在刊物中的言论，可以表现出他们如何看待该份刊物，及该刊物达成何种目的满足当时社会的哪些需求[6]。
（二）戊戌变法后中国报刊的多元化与大众化态势
中国的知识分子进一步反省中国自强运动改革不足以振兴中国。自强运动的改革方向偏重于仿效西方的船坚炮利、机器制造，推动自强运动者以为，中国除了物质不如西方外，其他文化观念皆尽善尽美，因此借用西方的科学，制器、练兵、设厂、开矿、裕商，以求富国强兵[7]。然而这样只限于器物层面的改革并不够，有识之士开始诉求更进一步的改革，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全面性的变法刻不容缓。戊戌前后，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正处于从传统士绅分化出来的关键时刻，他们虽然大多数科举出身，但社会角色与影响，已不用依附科举制度与官僚体制，而是凭借报刊、学会、学校等传播媒介[8]。此外，他们多已离开自己的乡土，流寓于沿海沿江大都市。他们在思想上与心理上，因西方文化的渗透与压力，开始徘徊挣扎于两种文化之间，他们的文化认同感，带有一些暧昧性、游移性与矛盾性。主张改革的知识分子，诉求从制度面着手，以西方为模范。甲午战争以前，对西方新知识较能接受者仅限于有自觉的朝中大臣，以及沿海口岸的知识分子，甲午战争以后，全国上下普遍产生亡国的担忧，这种心态汇聚成一股西学救国的浪潮。他们的建议归纳如下：政治上，设立议会，制定宪法，实现君主立宪。在军事上，裁汰绿营，改习洋操，实行征兵制，添设海军。经济上，设铁路矿务局，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9]。教育上，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废除八股取士，改试策论，开设经济特科。允许官民上书言事，准许设立报馆学会等。 四、“接受理论”视阈下清末报刊的传播
（一）报刊发行网络与辐射范围的拓展
清末报刊反映了当时民众投信问答的内容，并且做出详细的统计表格。但是并未提到报馆出刊的背景、发行人的出身和背后支持的机构。有的答问专栏进行比较，也针对发问的问题与读者发问的次數，做出统计表格，有利于检视与参考。例如，《格致汇编》编辑者为英国传教士傅兰雅（1839-1928），1863年曾任京师同文馆的英文教习，1868年在江南机器制造局翻译管担任翻译，主持馆务[10]。1874年创办了上海格致书院，1875年主编《格致汇编》，1885年办科技书店——格致书室。《格致汇编》由《申报》负责印行，于1876年2月正式发行，于1892年冬天出冬季卷而止。原为月刊，后为季刊，其间曾经停刊，之后又复刊。内容也在两次复刊后作出了相应的调整。《格致汇编》的内容有四部分：第一部分为专文翻译，多由外国文章翻译成中文而成，文章或长或短，都是介绍西方国家的科技新知。第二部分是算学奇题专栏，题目饶富趣味且生活化，容易引起读者兴趣。第三部分是互相问答专栏，由读者投书提问，再由编辑社负责回答，搭起互动的桥梁。第四部分是格务杂说专栏，报导科技新闻和轶事。读者所问的问题较有深度，也看得出读者已稍具有先备知识，而且因为列国对中国的侵略程度已达到了一定的程度，读者对于国家政务也更加关注，对于救国的议题也显得更加迫切。熊月之的观点相当具有参考价值，有利于对答问专栏，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与讨论。不足之处在于答问专栏皆把提问者名号、所在地标记清楚，若能将这些提问者背景身份调查清楚，更有助于了解清末报刊的读者结构与报刊发展的模式[11]。
（二）各地报刊销售与读者阅读的延伸
前人关于戊戌维新的研究非常丰富，从较宏观整体的角度来看，许多学者都认为戊戌维新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有正向的影响。从分析中国社会的历史背景着手，戊戌维新是当时尚处于在野且无权力地位的新兴阶级，向政府势力争取权力，向外国势力求生存的行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群众性的社会变革。现代化进程必须展现出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和新的社会型态改造，而戊戌维新正是中国力图通过中国社会内部结构的自我调整，转出一个全新的社会类型，将中国改造成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所以他认为戊戌维新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起点。戊戌维新是一个多层次的发展系列，一方面是维新人士的思想启蒙及光绪帝颁布的新政诏令，另一方面是中央以外及民间社会的具体反应，这个反应包括民众对维新的理解，以及参与的变革活动。
清末报刊编辑群虽然有许多见解和建议，但是对于当时复杂的国家局势，这些看法和政策，显得过于单纯，没有考虑到地区省份的个别差异，以及政府执行上的难处，显示出清末中国统治阶层与民间知识分子的认知与沟通出现严重的断层，两者间必须有对话与互动的机会，才能互补调和，创造更完善的改革方案，可惜这些知识分子的想法甚少能直接影响到统治阶层。这些新知识分子大部分都没有传统士绅的功名身份，在传统中国社会所作的言论，很难产生广泛的影响，也正因如此，这些人的论述也显得大胆而直接。在政策上，民间知识分子的主张往往展现出挑战传统，呈现较为开放的特色，以富国强兵为目标，洋溢着民族主义的思想，但因为对于国家事务所知仍有限，所以提出的时政建言，在执行上有不够全面的缺失。反观统治阶层的见解，因为实际参与在传统的政治体系中，所以考虑的方案，必须符合国家现实及在上位者的想法，所以政策上较为保守，容易因循或被已有框架所牵制，难以彻底改革。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知识分子的建议，不仅将富国强民的理想寄予在士绅阶层上，也将农工商等民众纳入范围，国家责任不再只限于士绅，而是属于全体人民。
五、清末报刊的文学价值
公共领域既不属于私领域，又处于国家政治权力架构的边缘，是一个非官方的公共社会空间。在公共领域中，探讨彼此感兴趣的话题，其内容无所不包。自由、理性、批判性是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报纸、杂志等大众传媒及政论作家，在为公共讨论提供素材，确定主题，规范话语规则，以及导引公众舆论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若运用在中国的社会上，则有所限制。无论是西方或是中国学者在运用公共领域的概念，研究中国历史议题时，都极易引发争议，一派倾向采宽泛的定义，认为公共领域是指涉及在政府权力架构外的非官方公众组织和活动，另一派则较强调中西历史语境的差异，认为西方理论很难直接套用于中国近代史。
近代报刊，尤其是民办报刊，多采用信息灌输模式，即通过新闻报道、社论与时评等来表达民众的利益要求与愿望，并且报刊将欲宣传的信息灌输给受众信息灌输模式是一种双向结构的舆论模式，建立在传媒与受众，信息交流与意见反馈相互作用的基础上。但在以政治性报刊作为表达媒介的舆论环境中，该模式又演变为单向灌输模式。灌输模式的基本运作方式是先觉与后觉。报人与政论作家承当了启蒙精英的角色，他们在编辑、发行报刊撰稿时，除了向受众传递各种社会信息外，常常自命为先觉者或民众的代言人，并根据自己的政治信仰、价值观以及政治斗争的需要来解释时政，引导受众作出与自己预期相一致的舆论反应。传媒属于支配者，受众处于从属的地位，成为传媒宣传启蒙的对象。信息灌输模式下的社会舆论有三种特点，一是独立性与自主性，不受国家力量支配。二是公开性，揭露官方或公众人物的私密，也将公众利益要求公布于众。三是批判性，以舆论作为政府的政监，与官方相对峙，批判公共事务[12]。这样的舆论产生在公众的批判性活动中，对公共事务的关切与讨论，由具有公共性的报刊传媒整合、提炼，倾向于以理性对话来衡量是非利弊，因而具有批判、启蒙的双重特征。
六、结语
学校、报刊和结社是现代中国的公共网络，也是中国特殊的公共领域。现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主要是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社会变革等政治主题相关。直接跳过欧洲曾有过的文学公共领域的过渡阶段。其中报刊部分，是现代公共传媒的产物，哈伯玛斯认为报刊是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这个公共领域是跨区域的公共领域，是一种无形的、想象的舆论共同体。报刊不只是传播现代知识，也是事实真相和公共舆论的生产者，对社会公众有直接动员的作用。社会公众是一群流动的，临时的、想象的人群，并非客观固化地存在，他们是被现代传媒和公共舆论建构起来的。这些公众是底层士绅和新知识分子，透过报刊接受新知识的启蒙，进而对大众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
[1] 刘胜男.万国公报》与清朝光绪时期灾荒报道[J].青年记者，2017（9）：101-102.
[2] 吴雨霜.徐凌霄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J].青年记者，2015（13）：97-98.
[3] 王永亮.电子书传播文化平台探索——以亚马逊Kindle营销为例.出版广角，2017（21）：60-62.
[4] 熊群荣.清末留日学生革命报刊与社会转型——以《夏声》为例[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4（1）：93-97.
[5] 曹小芬.近代体育报刊发展历史考论[J].兰台世界，2014（1）：83-84.
[6] 仝欣，魏诗娟.近代报刊思想奠基人——王韬[J].兰台世界，2013（13）：117-118.
[7] 关晓红.速成新政与清朝覆亡[J].学术研究，2012（11）：96-103.
[8] 黄克武.从晚清看辛亥革命：百年之反思[J].近代史研究，2012（5）：99-100.
[9] 刘永文，陈贤文.近代日本传媒视域的中国西藏社会变迁管窥——基于20世纪初年的文献考察[J].甘肃社会科学，2012（4）：81-83.
[10] 周萍萍.从新发现的资料解读英敛之的早期思想[J].世界宗教研究，2012（1）：126-132.
[11] 王永亮.跨文化传播的症结及其消解——基于我国五套大学英语教材中的文化配置之检视[J].英语广场，2017（9）：73-76，80.
[12] 王永亮.Taking Stock of Grammar-Translation Teaching Method in Developing Intercultural Pragmatic competence[J].疯狂英语（理论版），2017（1）：44-47.
关键词： 接受理论 清末报刊 文学价值
一、引言
西学传播与时政建言成为戊戌风潮中国知识分子的两大共同话题，透过报刊等新式媒体的传播，中国民众了解到世界的概况，除了西方国家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外，也看到了西方因为先进的科学而富强的现况，从兵工、文化、科学技术到探矿制器、农工经济，都是中国积极引介的学科[1]。正因为见识到西方的富强，感受到国家自身的危难，中国知识分子在传播西学时加入许多救亡图存的警告，并针对中国时政提出批评与建言。这一次次的运动，累积成改变中国的社会风潮，戊戌年间光绪皇帝下诏维新变法，这些理念得以落实，更多中国知识分子受到鼓舞，报效一己之力投入维新救国的行列，使中国从传统朝现代转型，更迈进一步。虽然中国知识分子基于对于国家的危机意识有了学习西学的热忱，但是当时有心推广西学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西方学科并未全然精通，西方国家在华人士给予很大的协助，其中传教士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早期传教士为了推广基督教，传播教义是他们经营传教事业的主要目的，但是传教效果不彰，其后他们通过办报传播西学为手段，博得中国人民的好感，使中国人民接受基督教[2]。较一般中国人士，传教士对于新式传播媒体的运用以及西学知识了解更为丰富，因此他们成为中国传播西学所依赖的人士。虽然传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经营报刊与传播西学的目的并不相完全一致，彼此却产生了互相依存的合作关系，但也因为目的各不相同，所以在报刊内容的选择与表现上势必产生落差冲突，在这样的条件下，戊戌时期的报刊，所呈现出来诠释西学的方式、讨论时政的焦点，必定随着传播机构的人事、目的及选择而有所差异，展现出各别不同的特质与形象。
二、文学接受理论简介
（一）何为接受理论？
接受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主要受到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布拉格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德国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波兰英伽登的现象学批评理论的影响。其理论建构的核心具有主观性、历史性的特点，就其方法論而言，是一种文学阐释学[3]。
（二）文学接受理论的源流
20世纪60年代中期，联邦德国文学界曾就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文学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效果等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争论中，联邦德国的文论家们对割裂文学与社会历史联系的形式主义倾向展开了批评，主张文学对于社会生活的“介入”和“参与”。在这场争论中，“文学接受理论”应运而生。
三、清末报刊的特性分析
（一）“报章”的出现与文体的嬗变
1895-1898年期间，中国出版的报纸杂志总数多达260种以上。继《时务报》后，戊戌政变前所创办的杂志则有《知新报》《湘学新报》《经世报》《算学报》《渝报》《蜀学报》《东亚报》《农学报》《工商学报》《新学报》《格致新闻》《无锡白话报》《求我报》《国闻报》《时务日报》等。以1898年上海为例，出版的报纸有15种，杂志有25种以上，内容多以呼吁中国的启蒙与改革为宗旨[4]。当时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国，在内容上，同时显现出一个特点：倾向关心国家大事，而其他国家则以寻求立国之道。晚清的知识分子由报刊，提供了普罗大众传递信息、吸收新知的空间，除了检讨传统中国的问题以外，也引入西方的各种新学知识。
这些士绅目睹了西方的富强与中国的贫弱，产生了比较对照的心态，在自我检讨的过程中，对于晚清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西方的富强与各种科学的发展有绝对的正向关系。引介西方的科学知识，等于就是向国内引介了富强之道[5]。西方知识对于当时的人民而言是一种让中国起衰振蔽的工具，而非纯学问知识，正是由于西学对于时人具有工具性，所以在翻译引介西学的过程中，素材的筛选也必然有其目的，所刊载的内容报导也会朝向达成其目的来筛选，对时政的讨论，也多半以富国强民为取向，借鉴西方模式，改良中国现况。参与出版编辑的成员，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出版编辑成员的背景，将会决定该刊物的论述与立场；除了编者以外，阅读的读者群体的社会阶层属性及居住地分布，还有其发表在刊物中的言论，可以表现出他们如何看待该份刊物，及该刊物达成何种目的满足当时社会的哪些需求[6]。
（二）戊戌变法后中国报刊的多元化与大众化态势
中国的知识分子进一步反省中国自强运动改革不足以振兴中国。自强运动的改革方向偏重于仿效西方的船坚炮利、机器制造，推动自强运动者以为，中国除了物质不如西方外，其他文化观念皆尽善尽美，因此借用西方的科学，制器、练兵、设厂、开矿、裕商，以求富国强兵[7]。然而这样只限于器物层面的改革并不够，有识之士开始诉求更进一步的改革，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全面性的变法刻不容缓。戊戌前后，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正处于从传统士绅分化出来的关键时刻，他们虽然大多数科举出身，但社会角色与影响，已不用依附科举制度与官僚体制，而是凭借报刊、学会、学校等传播媒介[8]。此外，他们多已离开自己的乡土，流寓于沿海沿江大都市。他们在思想上与心理上，因西方文化的渗透与压力，开始徘徊挣扎于两种文化之间，他们的文化认同感，带有一些暧昧性、游移性与矛盾性。主张改革的知识分子，诉求从制度面着手，以西方为模范。甲午战争以前，对西方新知识较能接受者仅限于有自觉的朝中大臣，以及沿海口岸的知识分子，甲午战争以后，全国上下普遍产生亡国的担忧，这种心态汇聚成一股西学救国的浪潮。他们的建议归纳如下：政治上，设立议会，制定宪法，实现君主立宪。在军事上，裁汰绿营，改习洋操，实行征兵制，添设海军。经济上，设铁路矿务局，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9]。教育上，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废除八股取士，改试策论，开设经济特科。允许官民上书言事，准许设立报馆学会等。 四、“接受理论”视阈下清末报刊的传播
（一）报刊发行网络与辐射范围的拓展
清末报刊反映了当时民众投信问答的内容，并且做出详细的统计表格。但是并未提到报馆出刊的背景、发行人的出身和背后支持的机构。有的答问专栏进行比较，也针对发问的问题与读者发问的次數，做出统计表格，有利于检视与参考。例如，《格致汇编》编辑者为英国传教士傅兰雅（1839-1928），1863年曾任京师同文馆的英文教习，1868年在江南机器制造局翻译管担任翻译，主持馆务[10]。1874年创办了上海格致书院，1875年主编《格致汇编》，1885年办科技书店——格致书室。《格致汇编》由《申报》负责印行，于1876年2月正式发行，于1892年冬天出冬季卷而止。原为月刊，后为季刊，其间曾经停刊，之后又复刊。内容也在两次复刊后作出了相应的调整。《格致汇编》的内容有四部分：第一部分为专文翻译，多由外国文章翻译成中文而成，文章或长或短，都是介绍西方国家的科技新知。第二部分是算学奇题专栏，题目饶富趣味且生活化，容易引起读者兴趣。第三部分是互相问答专栏，由读者投书提问，再由编辑社负责回答，搭起互动的桥梁。第四部分是格务杂说专栏，报导科技新闻和轶事。读者所问的问题较有深度，也看得出读者已稍具有先备知识，而且因为列国对中国的侵略程度已达到了一定的程度，读者对于国家政务也更加关注，对于救国的议题也显得更加迫切。熊月之的观点相当具有参考价值，有利于对答问专栏，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与讨论。不足之处在于答问专栏皆把提问者名号、所在地标记清楚，若能将这些提问者背景身份调查清楚，更有助于了解清末报刊的读者结构与报刊发展的模式[11]。
（二）各地报刊销售与读者阅读的延伸
前人关于戊戌维新的研究非常丰富，从较宏观整体的角度来看，许多学者都认为戊戌维新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有正向的影响。从分析中国社会的历史背景着手，戊戌维新是当时尚处于在野且无权力地位的新兴阶级，向政府势力争取权力，向外国势力求生存的行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群众性的社会变革。现代化进程必须展现出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和新的社会型态改造，而戊戌维新正是中国力图通过中国社会内部结构的自我调整，转出一个全新的社会类型，将中国改造成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所以他认为戊戌维新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起点。戊戌维新是一个多层次的发展系列，一方面是维新人士的思想启蒙及光绪帝颁布的新政诏令，另一方面是中央以外及民间社会的具体反应，这个反应包括民众对维新的理解，以及参与的变革活动。
清末报刊编辑群虽然有许多见解和建议，但是对于当时复杂的国家局势，这些看法和政策，显得过于单纯，没有考虑到地区省份的个别差异，以及政府执行上的难处，显示出清末中国统治阶层与民间知识分子的认知与沟通出现严重的断层，两者间必须有对话与互动的机会，才能互补调和，创造更完善的改革方案，可惜这些知识分子的想法甚少能直接影响到统治阶层。这些新知识分子大部分都没有传统士绅的功名身份，在传统中国社会所作的言论，很难产生广泛的影响，也正因如此，这些人的论述也显得大胆而直接。在政策上，民间知识分子的主张往往展现出挑战传统，呈现较为开放的特色，以富国强兵为目标，洋溢着民族主义的思想，但因为对于国家事务所知仍有限，所以提出的时政建言，在执行上有不够全面的缺失。反观统治阶层的见解，因为实际参与在传统的政治体系中，所以考虑的方案，必须符合国家现实及在上位者的想法，所以政策上较为保守，容易因循或被已有框架所牵制，难以彻底改革。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知识分子的建议，不仅将富国强民的理想寄予在士绅阶层上，也将农工商等民众纳入范围，国家责任不再只限于士绅，而是属于全体人民。
五、清末报刊的文学价值
公共领域既不属于私领域，又处于国家政治权力架构的边缘，是一个非官方的公共社会空间。在公共领域中，探讨彼此感兴趣的话题，其内容无所不包。自由、理性、批判性是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报纸、杂志等大众传媒及政论作家，在为公共讨论提供素材，确定主题，规范话语规则，以及导引公众舆论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若运用在中国的社会上，则有所限制。无论是西方或是中国学者在运用公共领域的概念，研究中国历史议题时，都极易引发争议，一派倾向采宽泛的定义，认为公共领域是指涉及在政府权力架构外的非官方公众组织和活动，另一派则较强调中西历史语境的差异，认为西方理论很难直接套用于中国近代史。
近代报刊，尤其是民办报刊，多采用信息灌输模式，即通过新闻报道、社论与时评等来表达民众的利益要求与愿望，并且报刊将欲宣传的信息灌输给受众信息灌输模式是一种双向结构的舆论模式，建立在传媒与受众，信息交流与意见反馈相互作用的基础上。但在以政治性报刊作为表达媒介的舆论环境中，该模式又演变为单向灌输模式。灌输模式的基本运作方式是先觉与后觉。报人与政论作家承当了启蒙精英的角色，他们在编辑、发行报刊撰稿时，除了向受众传递各种社会信息外，常常自命为先觉者或民众的代言人，并根据自己的政治信仰、价值观以及政治斗争的需要来解释时政，引导受众作出与自己预期相一致的舆论反应。传媒属于支配者，受众处于从属的地位，成为传媒宣传启蒙的对象。信息灌输模式下的社会舆论有三种特点，一是独立性与自主性，不受国家力量支配。二是公开性，揭露官方或公众人物的私密，也将公众利益要求公布于众。三是批判性，以舆论作为政府的政监，与官方相对峙，批判公共事务[12]。这样的舆论产生在公众的批判性活动中，对公共事务的关切与讨论，由具有公共性的报刊传媒整合、提炼，倾向于以理性对话来衡量是非利弊，因而具有批判、启蒙的双重特征。
六、结语
学校、报刊和结社是现代中国的公共网络，也是中国特殊的公共领域。现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主要是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社会变革等政治主题相关。直接跳过欧洲曾有过的文学公共领域的过渡阶段。其中报刊部分，是现代公共传媒的产物，哈伯玛斯认为报刊是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这个公共领域是跨区域的公共领域，是一种无形的、想象的舆论共同体。报刊不只是传播现代知识，也是事实真相和公共舆论的生产者，对社会公众有直接动员的作用。社会公众是一群流动的，临时的、想象的人群，并非客观固化地存在，他们是被现代传媒和公共舆论建构起来的。这些公众是底层士绅和新知识分子，透过报刊接受新知识的启蒙，进而对大众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
[1] 刘胜男.万国公报》与清朝光绪时期灾荒报道[J].青年记者，2017（9）：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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