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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全村之力,育一个孩子”是一句非洲谚语。1996年,时任美国第一夫人的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出版《举全村之力》一书后,这句谚语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
“举全村之力,育一个孩子”一语的智慧在于:我们所生存的世界复杂多样、相互依存,孩子的发展与成功与其所处的环境密不可分,教育需要家庭、学校、社区一起努力,需要全社会携手互助,共同肩负起责任。教育问题是每个民族和国家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希拉里之所以借用这句谚语为自己的著作命名,根本目的就在于动员全民的力量为孩子们创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作为“社会之子”,教育无可避免地与其社会背景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不论儿童,还是成年人,都会在特定的家庭生活和社会交往中直接地、现成地吸取经验,并获得有别于学校课程的“隐性发展”。正如杜威在《我的教育信条》第一条中所说:“一切教育都是通过个人参与人类的社会意识而进行的。这个过程几乎是在出生时就在无意识中开始了。它不断地发展个人的能力,熏染他的意识,形成他的习惯,锻炼他的思想,并激发他的感情和情绪。由于这种不知不觉的教育,个人便渐渐分享人类曾经积累下来的智慧和道德的财富。他就成为一个固有文化资本的继承者。世界上最形式的、最专门的教育确是不能离开这个普遍的过程。”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认为,家庭教育(作为基础)、学校教育(作为主体)与社会教育(作为主导)构成了现代教育的三大支柱。同时,基于人、财、物等资源共享的“学校与社区互动”理应成为现代教育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或者说,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合作,与社会教育兼容,必然成为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在这方面,美国走在了前头。1997年,美国教育部提出的《21世纪社区学习中心计划》明确要求公立学校延长开放时间,让社区的儿童和民众在放学后、周末和假期可以在其中学习和活动(包括利用图书馆和参加体育、文化等娱乐活动)。2000年,克林顿在其“学校改革之旅”中则提出《学校为社区中心:规划与设计公民抉择指南》,设想将学校建设成社区的学习中心,为社会提供健康安全的学习环境。在小布什政府颁布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中,也专门列出了关于建设“21世纪社区学习中心”的条款。至于奥巴马政府,虽然执政还不久,却已经在种族、信仰尤其是社区教育和文化融合等方面设计了多套方案。
教育是一个具有整体性、开放性、生态性的复杂系统。关于环境对于儿童的深刻影响,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的表述非常生动:“每一个人,从他诞生的那刻起,他所面临的那些风俗便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了孩子能说话的时候,他已成了他所属的那种文化的小小造物了。等待孩子长大成人,能参与各种活动时,该社会的习惯就成了他的习惯,该社会的信仰就成了他的信仰,该社会的禁忌就成了他的禁忌。”今天,不仅仅大学,中小学也不可能再是高墙深院中的“文化孤岛”。在传播能力方面,学校正遭遇各种文化传播主体日益强劲的挑战,除家庭之外,日益发达的大众传媒,诸如报纸、杂志、广播、录像、电视、电影等,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发展,在文化影响力上表现出硬是要“消解”学校的汹涌之势。在这种背景下,学校不仅要继承和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更要重视多元文化的融会和再生,构建核心价值观,使之成为支撑和谐社会的精神力量。
由此可见,人的一生,无可避免地会受家庭、学校、社会环境和诸多偶发事件的影响。孩子是社会的孩子,孩子是家庭和国家的未来。教育孩子,人人有责。但是,这些看似简单的道理,社会各界往往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我看来,“举全村之力,育一个孩子”,不仅表达了一种教育理想,彰显了一种教育激情,更传递着一种教育智慧。仔细考察会发现,这句谚语与“新教育实验”所倡导的“交给孩子一生有用的东西”“与人类的崇高精神对话”,尤其与“共读共写共同生活”这一理念不谋而合,具有基本相同的立场和愿景。其中最根本也最凸显的特点就是,它们都具有一种清醒的“共同体”意识,都积极倡导教育影响的一致性、合作性。
关于“共同体”这一概念,现代社会学大师斐迪南·滕尼斯最早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进行过学理分析。在这本书中,“共同体”主要用来描述一种基于协作关系的有机组织形式,一种特别的、理想的社会关系类型,一种相对于“人为状态”的“天然状态”的社群组织形态。在区别“共同体”与“社会”这两个概念时,滕尼斯认为,“共同体”的主要特征是它强调人与人之间有着强烈的休戚与共的关系,而“社会”的特征则是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松散的人际关系。本质上,“共同体”一词旨在表达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共同的精神意识以及对特定社群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尤其需要留意的是,滕尼斯提出“共同体”这一概念时,所描绘的是一种理想生活,所强调的是本质意志,所揭示的是特定礼俗社区的精髓和实质。
在教育研究领域,“共同体”概念的使用可追溯到杜威的学校发展观。在《民主主义与教育》这本书中,他反复强调,学校并不是专门去学习知识或技能的一个场所,而是一个社会组织;学校教育是一种人与人交往、合作的社会生活,这种社会生活应该依“学习共同体”的形式展开。后来,在《基础学校:一个学习化的社区大家庭》这一报告中,厄内斯特·博耶尔更为细致地讨论了“学习共同体”概念。在他看来,一所行之有效的学校,最为重要的是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学习的共同体”即所谓的“学习化的社区大家庭”。此外,在《学习的快乐——走向对话》一书中,日本学者佐藤学也援用了“共同体”概念,用以探讨学习的本质以及作为“学习共同体”的学校理念。他认为,以“学习共同体”为范型的学校,是一种学生们共同学习的场所,是一种教师们作为专家共同发展的场所,是家长们和广大市民参与学校活动而相互学习的场所。在这种以“学习共同体”为蓝图的学校里,对于学生而言,以实现“活动性、合作性、表现性的学习”为课题;对于教师而言,以彼此观摩教学,建构作为专家一起成长的“同事性”为课题;对于家长而言,以协助教师、参与教学,实践“参与学习”作为课题。佐藤学曾经预言,作为这种“学习共同体”的学校的构想,是展望21世纪学校未来的产物,基于这种构想的学校改革作为一种“静悄悄的革命”,将会形成本世纪教育改革的一大潮流。
反观当代教育改革实践,人们有时会将课堂、班级视为师生学习、交往的重要场所,有时也会将学校的使命定位在培养儿童的自主、合作与探究精神。但是,人们一直缺乏一种明确的“共同体”意识,一直没有能够真正将学校作为一个学习型组织来建设,一直没有能够在课堂和学校内外构筑起一种共同体文化。另外,学校里一直缺乏以多样个性为精神特质的合作性学习,作为同事的教职工往往难以形成一种坦诚布公、客观批评、共同发展的良好氛围。至于家庭、学校以及社会机构之间的真诚交往和有效合作,往往只是空谈和形式。更糟糕的是,教师与学生、学校与社会、家长与教师常常会陷入一种疏离、漠视乃至对立的紧张关系之中。实际上,人的教育与成长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影响一个人成长与发展的因素有很多个方面,而这些因素组合的理想模式就是“学习共同体”“教育共同体”。从实体构成上来看,这里的共同体不但包括与受教育者有直接接触的人,诸如父母、教师、同学、朋友等,而且包括受教育者阅读或想像中的人,诸如英雄、伟人、先哲、科学家等。因此,每一个教育者都应该意识到,其个人或单一群体的影响力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任何个人或组织只能是“教育共同体”中的一员,只有与其他成员积极配合才能真正承担起教育的伟大使命,才能真正享受到学习的快乐与教育的幸福。
毋庸置疑,教育是一项改进人生、创造幸福生活的集体活动,其根本目的在于为社会培养自主的个人,为个人营造一个理想的社会。“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们都希望孩子们能比我们过得更好,能拥有一个理想的“地球村”。但遗憾的是,放眼望去,进入视野的不仅是全球回暖、水源稀缺,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不断遭受破坏,还有金融危机、恐怖主义、战争、核武器以及充斥着性和暴力的网络犯罪。人类的生存基础正面临着日益劣变的危险,人类的精神生活正被以物质攫取为主导价值的社会洪流所吞没。不得不承认,轻慢精神、拒绝崇高、放弃信仰,已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早在2006年,《环球时报》曾经刊文预言,到2010年时,全世界的十大购物中心会有七家在中国。环顾身边,放眼全球,我们已身陷于一个过度消费而理想稀缺的时代。正如艾伦·布鲁姆在《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现代人正在失去或者已经失去了价值抉择和权衡的能力,因而也就失去了他自身的根基和人性。由此可见,自我满足,顺应现实的愿望,寻求对问题的安逸解决,一整套福利国家的规划,这些恰恰表现了人在期望达到完美至善和自我超越的理想方面能力不足。”在这样一个因追求“经济馅饼”而文化贬值的时代,不得不反思:我们如何才能保证所有的孩子快乐、健康地成长?我们该如何改造这个世界又能给孩子们留下一个怎样的世界?不仅如此,在全球化、信息化、后现代的浪潮面前,教育该如何承担起自身的责任和使命?又该如何让我们的孩子获得安身立命的文化信念和精神支柱?
历史证明,一个民族或国家,如果忽视社会生活秩序及个体生命中精神的价值以及自由的重要性,就不可能指望在这种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人去创造性地接受文化。我们相信,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没有共同的、具有广泛影响的精神信仰的话,这个社会的文化必然是外在的,死气沉沉的。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的21世纪,“举全村之力”这一教育理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共读共写共同生活”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行动价值。因为孩子们今天的幸福,明天的命运,直至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都需要良好的教育来完成。我们一直期待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各个国家的繁荣稳定,我们也一直怀有一个伟大的梦想:让全世界每个地方的孩子获得全面发展的希望和机会!
(本栏责编 涵 冰)
“举全村之力,育一个孩子”一语的智慧在于:我们所生存的世界复杂多样、相互依存,孩子的发展与成功与其所处的环境密不可分,教育需要家庭、学校、社区一起努力,需要全社会携手互助,共同肩负起责任。教育问题是每个民族和国家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希拉里之所以借用这句谚语为自己的著作命名,根本目的就在于动员全民的力量为孩子们创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作为“社会之子”,教育无可避免地与其社会背景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不论儿童,还是成年人,都会在特定的家庭生活和社会交往中直接地、现成地吸取经验,并获得有别于学校课程的“隐性发展”。正如杜威在《我的教育信条》第一条中所说:“一切教育都是通过个人参与人类的社会意识而进行的。这个过程几乎是在出生时就在无意识中开始了。它不断地发展个人的能力,熏染他的意识,形成他的习惯,锻炼他的思想,并激发他的感情和情绪。由于这种不知不觉的教育,个人便渐渐分享人类曾经积累下来的智慧和道德的财富。他就成为一个固有文化资本的继承者。世界上最形式的、最专门的教育确是不能离开这个普遍的过程。”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认为,家庭教育(作为基础)、学校教育(作为主体)与社会教育(作为主导)构成了现代教育的三大支柱。同时,基于人、财、物等资源共享的“学校与社区互动”理应成为现代教育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或者说,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合作,与社会教育兼容,必然成为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在这方面,美国走在了前头。1997年,美国教育部提出的《21世纪社区学习中心计划》明确要求公立学校延长开放时间,让社区的儿童和民众在放学后、周末和假期可以在其中学习和活动(包括利用图书馆和参加体育、文化等娱乐活动)。2000年,克林顿在其“学校改革之旅”中则提出《学校为社区中心:规划与设计公民抉择指南》,设想将学校建设成社区的学习中心,为社会提供健康安全的学习环境。在小布什政府颁布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中,也专门列出了关于建设“21世纪社区学习中心”的条款。至于奥巴马政府,虽然执政还不久,却已经在种族、信仰尤其是社区教育和文化融合等方面设计了多套方案。
教育是一个具有整体性、开放性、生态性的复杂系统。关于环境对于儿童的深刻影响,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的表述非常生动:“每一个人,从他诞生的那刻起,他所面临的那些风俗便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了孩子能说话的时候,他已成了他所属的那种文化的小小造物了。等待孩子长大成人,能参与各种活动时,该社会的习惯就成了他的习惯,该社会的信仰就成了他的信仰,该社会的禁忌就成了他的禁忌。”今天,不仅仅大学,中小学也不可能再是高墙深院中的“文化孤岛”。在传播能力方面,学校正遭遇各种文化传播主体日益强劲的挑战,除家庭之外,日益发达的大众传媒,诸如报纸、杂志、广播、录像、电视、电影等,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发展,在文化影响力上表现出硬是要“消解”学校的汹涌之势。在这种背景下,学校不仅要继承和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更要重视多元文化的融会和再生,构建核心价值观,使之成为支撑和谐社会的精神力量。
由此可见,人的一生,无可避免地会受家庭、学校、社会环境和诸多偶发事件的影响。孩子是社会的孩子,孩子是家庭和国家的未来。教育孩子,人人有责。但是,这些看似简单的道理,社会各界往往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我看来,“举全村之力,育一个孩子”,不仅表达了一种教育理想,彰显了一种教育激情,更传递着一种教育智慧。仔细考察会发现,这句谚语与“新教育实验”所倡导的“交给孩子一生有用的东西”“与人类的崇高精神对话”,尤其与“共读共写共同生活”这一理念不谋而合,具有基本相同的立场和愿景。其中最根本也最凸显的特点就是,它们都具有一种清醒的“共同体”意识,都积极倡导教育影响的一致性、合作性。
关于“共同体”这一概念,现代社会学大师斐迪南·滕尼斯最早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进行过学理分析。在这本书中,“共同体”主要用来描述一种基于协作关系的有机组织形式,一种特别的、理想的社会关系类型,一种相对于“人为状态”的“天然状态”的社群组织形态。在区别“共同体”与“社会”这两个概念时,滕尼斯认为,“共同体”的主要特征是它强调人与人之间有着强烈的休戚与共的关系,而“社会”的特征则是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松散的人际关系。本质上,“共同体”一词旨在表达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共同的精神意识以及对特定社群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尤其需要留意的是,滕尼斯提出“共同体”这一概念时,所描绘的是一种理想生活,所强调的是本质意志,所揭示的是特定礼俗社区的精髓和实质。
在教育研究领域,“共同体”概念的使用可追溯到杜威的学校发展观。在《民主主义与教育》这本书中,他反复强调,学校并不是专门去学习知识或技能的一个场所,而是一个社会组织;学校教育是一种人与人交往、合作的社会生活,这种社会生活应该依“学习共同体”的形式展开。后来,在《基础学校:一个学习化的社区大家庭》这一报告中,厄内斯特·博耶尔更为细致地讨论了“学习共同体”概念。在他看来,一所行之有效的学校,最为重要的是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学习的共同体”即所谓的“学习化的社区大家庭”。此外,在《学习的快乐——走向对话》一书中,日本学者佐藤学也援用了“共同体”概念,用以探讨学习的本质以及作为“学习共同体”的学校理念。他认为,以“学习共同体”为范型的学校,是一种学生们共同学习的场所,是一种教师们作为专家共同发展的场所,是家长们和广大市民参与学校活动而相互学习的场所。在这种以“学习共同体”为蓝图的学校里,对于学生而言,以实现“活动性、合作性、表现性的学习”为课题;对于教师而言,以彼此观摩教学,建构作为专家一起成长的“同事性”为课题;对于家长而言,以协助教师、参与教学,实践“参与学习”作为课题。佐藤学曾经预言,作为这种“学习共同体”的学校的构想,是展望21世纪学校未来的产物,基于这种构想的学校改革作为一种“静悄悄的革命”,将会形成本世纪教育改革的一大潮流。
反观当代教育改革实践,人们有时会将课堂、班级视为师生学习、交往的重要场所,有时也会将学校的使命定位在培养儿童的自主、合作与探究精神。但是,人们一直缺乏一种明确的“共同体”意识,一直没有能够真正将学校作为一个学习型组织来建设,一直没有能够在课堂和学校内外构筑起一种共同体文化。另外,学校里一直缺乏以多样个性为精神特质的合作性学习,作为同事的教职工往往难以形成一种坦诚布公、客观批评、共同发展的良好氛围。至于家庭、学校以及社会机构之间的真诚交往和有效合作,往往只是空谈和形式。更糟糕的是,教师与学生、学校与社会、家长与教师常常会陷入一种疏离、漠视乃至对立的紧张关系之中。实际上,人的教育与成长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影响一个人成长与发展的因素有很多个方面,而这些因素组合的理想模式就是“学习共同体”“教育共同体”。从实体构成上来看,这里的共同体不但包括与受教育者有直接接触的人,诸如父母、教师、同学、朋友等,而且包括受教育者阅读或想像中的人,诸如英雄、伟人、先哲、科学家等。因此,每一个教育者都应该意识到,其个人或单一群体的影响力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任何个人或组织只能是“教育共同体”中的一员,只有与其他成员积极配合才能真正承担起教育的伟大使命,才能真正享受到学习的快乐与教育的幸福。
毋庸置疑,教育是一项改进人生、创造幸福生活的集体活动,其根本目的在于为社会培养自主的个人,为个人营造一个理想的社会。“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们都希望孩子们能比我们过得更好,能拥有一个理想的“地球村”。但遗憾的是,放眼望去,进入视野的不仅是全球回暖、水源稀缺,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不断遭受破坏,还有金融危机、恐怖主义、战争、核武器以及充斥着性和暴力的网络犯罪。人类的生存基础正面临着日益劣变的危险,人类的精神生活正被以物质攫取为主导价值的社会洪流所吞没。不得不承认,轻慢精神、拒绝崇高、放弃信仰,已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早在2006年,《环球时报》曾经刊文预言,到2010年时,全世界的十大购物中心会有七家在中国。环顾身边,放眼全球,我们已身陷于一个过度消费而理想稀缺的时代。正如艾伦·布鲁姆在《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现代人正在失去或者已经失去了价值抉择和权衡的能力,因而也就失去了他自身的根基和人性。由此可见,自我满足,顺应现实的愿望,寻求对问题的安逸解决,一整套福利国家的规划,这些恰恰表现了人在期望达到完美至善和自我超越的理想方面能力不足。”在这样一个因追求“经济馅饼”而文化贬值的时代,不得不反思:我们如何才能保证所有的孩子快乐、健康地成长?我们该如何改造这个世界又能给孩子们留下一个怎样的世界?不仅如此,在全球化、信息化、后现代的浪潮面前,教育该如何承担起自身的责任和使命?又该如何让我们的孩子获得安身立命的文化信念和精神支柱?
历史证明,一个民族或国家,如果忽视社会生活秩序及个体生命中精神的价值以及自由的重要性,就不可能指望在这种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人去创造性地接受文化。我们相信,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没有共同的、具有广泛影响的精神信仰的话,这个社会的文化必然是外在的,死气沉沉的。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的21世纪,“举全村之力”这一教育理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共读共写共同生活”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行动价值。因为孩子们今天的幸福,明天的命运,直至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都需要良好的教育来完成。我们一直期待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各个国家的繁荣稳定,我们也一直怀有一个伟大的梦想:让全世界每个地方的孩子获得全面发展的希望和机会!
(本栏责编 涵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