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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吕锐锋
经过26年的高速发展，深圳已经成长为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在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过程中，我们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发扬经济特区敢闯敢试精神，积极借鉴国外城市政府治理的有益经验，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行政运行机制，创新治理方式，努力探索符合现代城市发展要求的城市政府治理模式，城市治理水平不断得到提高。
一、合理设置政府机构，重塑政府治理平台
为更好地适应城市管理的特点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我们对政府机构的设置作了一些探索。一是按大部制原则设置城市综合管理部门。单设城市规划局，突出规划的龙头地位，加强规划的权威性、法定性、独立性;按大行业、大系统综合设置行业机构，将贸易与工业机构合并为贸工局，统筹全市经济发展和内外贸易;交通局统一承担城市公共交通、公路、水运等行政管理职能和铁路、民航等协调职能；文化局统筹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工作;组建建筑工务署，将除水务、公路建设以外的所有政府投资工程纳入该署统一管理，降低管理成本，提高投资效益，从制度安排上预防腐败。二是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将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由副局级升格为正局级的市政府直属机构，在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基础上组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加强生产以及食品和药品的安全监督检查，确保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三是建立公共危机处理机制。设立正局级的市应急指挥中心，建立以信息化为核心、多层次快速反应系统为支撑的快速反应机制，统筹各方面的应急救援资源，提高应对处理各种公共突发事件的能力。四是深圳外来人口多、出租屋数量巨大，社会治安形势复杂。流动人口管理和出租屋管理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在市、区、街道成立专门的出租屋综合管理机构，改善了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的管理，促进了社会治安的好转。五是构建新型社会管理机构。设立行业协会服务署，推动行业协会民间化改革，积极培育、发展和规范各类行业协会，一些行业协会较好发挥了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
二、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创新政府治理工具
围绕转变政府职能，我市先后进行了七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三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力推进政府职能、机构和编制的科学化、规范化、法定化，努力把政府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
一是在市政公用事业的建设、运营和监管中引入市场机制。将原由政府承担的城市公用事业、市政建设等公共服务领域按市场化原则推向市场。2002年，对水务、能源、燃气和公交等4家大型公用事业企业展开股权出让的国际招标招募工作，及时推出《深圳市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办法》，大力推进了公用事业领域市场化改革进程。制定有关制度，推进社会资本参与过去由政府垄断领域的投资建设，促进融资渠道多样化，形成良好的投融资综合环境。在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和医疗废物处理等方面，普遍推行BOT、TOT等投资运营模式。此外，我市还较早放开了道路清扫、垃圾收运、园林绿化、楼宇清洁等市政公用服务的市场化改革。
二是推进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改变公共服务的生产和供给方式。今年，我市即将对事业单位管理体制进行深入改革，将事业单位具体划分为监督管理、公共服务（含纯公共和准公共）和经营服务（含经营开发和中介服务）三个类别，分别纳入行政管理序列、保留（整合）、撤销和转企等办法分类推进改革。围绕提高效率、促进公平，改革事业单位的管理体制，优化公共服务的资源配置。我们将逐步淡化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和与主管部门隶属关系，推进政事分开和管办分离，转变财政供养方式，建立“以事定费、以费养事”的公共服务供养模式，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事业制度，改革人事分配制度，严格财政监管和国有资产监管，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发展公共事业，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增加公共服务的供给来源，建立对事业单位服务质量和运营绩效的监管考核和绩效评价制度，加强对公共事业的监管。
三、优化行政运作机制，完善政府治理流程
城市是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高度密集的地区，城市政府面临的治理环境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社会生态环境，对于一个迅速成长的城市来说更是如此。这就要求政府的决策更加科学、执行更加有效、监督更加有力。为完善政府决策机制，加强决策的科学性，2005年,我市成立了市重大决策专家咨询委员会，围绕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和主要领导关注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题调研，为市委市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服务。同时，还完善了政府在作出重大决策时预先听取法律顾问意见的制度。为强化执行机制，我们建立健全了政府部门间的联席会议制度，明确主办单位、成员单位在涉及多个部门的工作任务中的责任，提高行政效率，加强监督，杜绝推诿扯皮现象。为健全执法协调机制，2004年市政府颁布了《行政执法协调办法（试行）》，明确了需要行政执法协调的事项、处理以及如何执行的内容，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和效率。我市在全国率先推行政府规范性文件审查制度，明确市法制局对市政府各部门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对区政府规范性文件进行备案审查。为健全监督机制，加强对行政许可事项实施的监督，我市建设、启动“行政许可电子监察系统”，对市政府37个部门实施的所有239项行政许可进行在线监督。
四、实施行政问责制度，强化政府治理效能
首先，探索建立主体明确、层级清晰、具体量化的岗位责任制，为不同岗位的公务员制定岗位说明书，明确工作责任和工作规程，形成层级之间、岗位之间的无缝责任链条。针对涉及多部门管理的事项，探索建立了部门主办责任制，实行谁主办，谁负责，相关部门积极配合，以提高责任意识、强化责任机制。其次，在明晰行政责任划分的基础上，全面推行“目标明确、责任清晰、制度保障、绩效考核”的目标管理，制定了不同层级的目标管理责任书，把每一项工作任务详细分解到各分管领导、各区、各部门，各区、各部门也进一步将任务具体分解到内设机构及工作人员。各项工作要按不同时段明确进度要求，限期完成，政府监察监督部门对照责任书的内容，加大检查督办的力度。第三，实施问责。通过建立和实施行政问责，促进了政府监督监察工作的系统化、规范化和法制化。在政府系统形成一个科学、严密、可操作的责任体系，使行政问责有章可循，做到行政权力运用到哪里，监督就到那里;财政性资金支出到哪里，审计就到那里;公共服务提供到哪里，绩效评估就到那里。从而提高了行政执行力，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力，增强了公务员的责任心，确保了政令畅通，同时提升了政府形象，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树立了责任政府的形象。
五、加强社区建设和沟通协商，形成共同治理结构
近年来，我市在大力加强社区建设和沟通机制建设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探索,城市公共治理新格局正逐步形成。
为全面推进社区建设，改变社区居委会因承担过多行政职能而影响其居民自治组织的性质，从2004年开始，在全市逐步推行“居站分设”的社区管理模式，推行行政与自治机构分设，即单独设立社区工作站，由其承接政府职能部门在社区的管理职能，其人员由区政府在限定的员额内聘用；社区居委会回归到《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要求的“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定位，其成员由社区居民依法选举产生。这一改革，一方面适应了政府工作向社区延伸的需要，另一方面推进了基层社区民主自治。
此外，我们还加强了政府与社会的沟通协商机制建设，积极引导广大市民参与城市的治理，并从制度和机制上保障公众参与政府治理权力的实现。2005年，我们在市政府办公厅成立了公共关系处，建立了市政府与市民经常性沟通的管道，定期就市政府重大决策向市民进行沟通，征求市民意见和建议；我们建立了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听取广大市民尤其是利益相关者的意见；我们还建立完善了政府与企业对话沟通制度，2004年印发了《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完善政府与企业对话沟通制度的意见》，要求市政府各部门要将与企业进行对话沟通、为企业提供服务作为本部门重要的工作制度加以落实。各部门要加强与企业的对话沟通，收集和处理企业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企业业务咨询，宣传解释有关政策法规，提供业务程序、办事指引等服务，与企业保持及时畅通的联系渠道。所有这些，不仅方便了市民和企业，而且提高了政府治理的效能和水平。
经过26年的高速发展，深圳已经成长为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在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过程中，我们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发扬经济特区敢闯敢试精神，积极借鉴国外城市政府治理的有益经验，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行政运行机制，创新治理方式，努力探索符合现代城市发展要求的城市政府治理模式，城市治理水平不断得到提高。
一、合理设置政府机构，重塑政府治理平台
为更好地适应城市管理的特点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我们对政府机构的设置作了一些探索。一是按大部制原则设置城市综合管理部门。单设城市规划局，突出规划的龙头地位，加强规划的权威性、法定性、独立性;按大行业、大系统综合设置行业机构，将贸易与工业机构合并为贸工局，统筹全市经济发展和内外贸易;交通局统一承担城市公共交通、公路、水运等行政管理职能和铁路、民航等协调职能；文化局统筹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工作;组建建筑工务署，将除水务、公路建设以外的所有政府投资工程纳入该署统一管理，降低管理成本，提高投资效益，从制度安排上预防腐败。二是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将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由副局级升格为正局级的市政府直属机构，在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基础上组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加强生产以及食品和药品的安全监督检查，确保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三是建立公共危机处理机制。设立正局级的市应急指挥中心，建立以信息化为核心、多层次快速反应系统为支撑的快速反应机制，统筹各方面的应急救援资源，提高应对处理各种公共突发事件的能力。四是深圳外来人口多、出租屋数量巨大，社会治安形势复杂。流动人口管理和出租屋管理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在市、区、街道成立专门的出租屋综合管理机构，改善了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的管理，促进了社会治安的好转。五是构建新型社会管理机构。设立行业协会服务署，推动行业协会民间化改革，积极培育、发展和规范各类行业协会，一些行业协会较好发挥了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
二、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创新政府治理工具
围绕转变政府职能，我市先后进行了七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三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力推进政府职能、机构和编制的科学化、规范化、法定化，努力把政府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
一是在市政公用事业的建设、运营和监管中引入市场机制。将原由政府承担的城市公用事业、市政建设等公共服务领域按市场化原则推向市场。2002年，对水务、能源、燃气和公交等4家大型公用事业企业展开股权出让的国际招标招募工作，及时推出《深圳市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办法》，大力推进了公用事业领域市场化改革进程。制定有关制度，推进社会资本参与过去由政府垄断领域的投资建设，促进融资渠道多样化，形成良好的投融资综合环境。在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和医疗废物处理等方面，普遍推行BOT、TOT等投资运营模式。此外，我市还较早放开了道路清扫、垃圾收运、园林绿化、楼宇清洁等市政公用服务的市场化改革。
二是推进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改变公共服务的生产和供给方式。今年，我市即将对事业单位管理体制进行深入改革，将事业单位具体划分为监督管理、公共服务（含纯公共和准公共）和经营服务（含经营开发和中介服务）三个类别，分别纳入行政管理序列、保留（整合）、撤销和转企等办法分类推进改革。围绕提高效率、促进公平，改革事业单位的管理体制，优化公共服务的资源配置。我们将逐步淡化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和与主管部门隶属关系，推进政事分开和管办分离，转变财政供养方式，建立“以事定费、以费养事”的公共服务供养模式，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事业制度，改革人事分配制度，严格财政监管和国有资产监管，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发展公共事业，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增加公共服务的供给来源，建立对事业单位服务质量和运营绩效的监管考核和绩效评价制度，加强对公共事业的监管。
三、优化行政运作机制，完善政府治理流程
城市是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高度密集的地区，城市政府面临的治理环境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社会生态环境，对于一个迅速成长的城市来说更是如此。这就要求政府的决策更加科学、执行更加有效、监督更加有力。为完善政府决策机制，加强决策的科学性，2005年,我市成立了市重大决策专家咨询委员会，围绕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和主要领导关注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题调研，为市委市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服务。同时，还完善了政府在作出重大决策时预先听取法律顾问意见的制度。为强化执行机制，我们建立健全了政府部门间的联席会议制度，明确主办单位、成员单位在涉及多个部门的工作任务中的责任，提高行政效率，加强监督，杜绝推诿扯皮现象。为健全执法协调机制，2004年市政府颁布了《行政执法协调办法（试行）》，明确了需要行政执法协调的事项、处理以及如何执行的内容，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和效率。我市在全国率先推行政府规范性文件审查制度，明确市法制局对市政府各部门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对区政府规范性文件进行备案审查。为健全监督机制，加强对行政许可事项实施的监督，我市建设、启动“行政许可电子监察系统”，对市政府37个部门实施的所有239项行政许可进行在线监督。
四、实施行政问责制度，强化政府治理效能
首先，探索建立主体明确、层级清晰、具体量化的岗位责任制，为不同岗位的公务员制定岗位说明书，明确工作责任和工作规程，形成层级之间、岗位之间的无缝责任链条。针对涉及多部门管理的事项，探索建立了部门主办责任制，实行谁主办，谁负责，相关部门积极配合，以提高责任意识、强化责任机制。其次，在明晰行政责任划分的基础上，全面推行“目标明确、责任清晰、制度保障、绩效考核”的目标管理，制定了不同层级的目标管理责任书，把每一项工作任务详细分解到各分管领导、各区、各部门，各区、各部门也进一步将任务具体分解到内设机构及工作人员。各项工作要按不同时段明确进度要求，限期完成，政府监察监督部门对照责任书的内容，加大检查督办的力度。第三，实施问责。通过建立和实施行政问责，促进了政府监督监察工作的系统化、规范化和法制化。在政府系统形成一个科学、严密、可操作的责任体系，使行政问责有章可循，做到行政权力运用到哪里，监督就到那里;财政性资金支出到哪里，审计就到那里;公共服务提供到哪里，绩效评估就到那里。从而提高了行政执行力，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力，增强了公务员的责任心，确保了政令畅通，同时提升了政府形象，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树立了责任政府的形象。
五、加强社区建设和沟通协商，形成共同治理结构
近年来，我市在大力加强社区建设和沟通机制建设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探索,城市公共治理新格局正逐步形成。
为全面推进社区建设，改变社区居委会因承担过多行政职能而影响其居民自治组织的性质，从2004年开始，在全市逐步推行“居站分设”的社区管理模式，推行行政与自治机构分设，即单独设立社区工作站，由其承接政府职能部门在社区的管理职能，其人员由区政府在限定的员额内聘用；社区居委会回归到《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要求的“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定位，其成员由社区居民依法选举产生。这一改革，一方面适应了政府工作向社区延伸的需要，另一方面推进了基层社区民主自治。
此外，我们还加强了政府与社会的沟通协商机制建设，积极引导广大市民参与城市的治理，并从制度和机制上保障公众参与政府治理权力的实现。2005年，我们在市政府办公厅成立了公共关系处，建立了市政府与市民经常性沟通的管道，定期就市政府重大决策向市民进行沟通，征求市民意见和建议；我们建立了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听取广大市民尤其是利益相关者的意见；我们还建立完善了政府与企业对话沟通制度，2004年印发了《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完善政府与企业对话沟通制度的意见》，要求市政府各部门要将与企业进行对话沟通、为企业提供服务作为本部门重要的工作制度加以落实。各部门要加强与企业的对话沟通，收集和处理企业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企业业务咨询，宣传解释有关政策法规，提供业务程序、办事指引等服务，与企业保持及时畅通的联系渠道。所有这些，不仅方便了市民和企业，而且提高了政府治理的效能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