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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型社会”是富贵症，与中国无关。中国当前努力的方向，是告别“图钉型社会”，脚踏实地向“小底部宝塔型社会”的方向努力
这个时代，是时髦概念辈出的时代。比如“M型社会”。
这个概念，由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命名定义，时间是2006年。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一书中惊叹2005年的日本有八成人口沦落到了中低收入阶层，这个沦落过程自1990年代后期开始，它将已成气候20年的日本中产阶级向一贫一富两端分化，原先庞大的中产阶级缩水了。
战后的日本从废墟中崛起，朝鲜战争带来的“特需景气”给日本经济复苏打了强心针，继而的民间设备大投资刺激了“神武繁荣”和“岩户繁荣”。由于日本自1960年开始实施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将目标定在十年内国民收入翻番，到1967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就都增长了近一倍，个人工资自1961年后每年增长10%，六十年代末更达到15%。而且工资最高的高管人员和新进员工的收入仅相差8倍，比起美国克莱斯勒CEO与新进员工工资收入相差百倍，日本简直是没有贫富差距的国家。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又使员工的薪水随工龄增长而增长，只要为企业稳定服务若干年，就能稳步迈入“中产”。到1970年代，日本的中产阶级已经占了就业者的绝大多数。
但1990年代以后，日本企业开始取消终身雇佣制，大量低收入的非正式员工涌现，这是造成中产阶级人数锐减的主要原因。大前研一认为这是因为日本政府不能就经济向“无国界化、全球化、倍数化”演变而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才造成了日本经济的长期衰退。
令人费解的是，近年来，中国也跟着在惊诧M型社会到来。难道中国中产阶层曾占过就业人口半数以上？要知道，所谓“中产”在中国占的比重，到2007年也未必会超过社会就业总人数的10%。即使中国的“中产”全部消失，即5%升到高收入阶层，5%堕到中低收入阶层，也不过是让高收入阶层比重占到10%，中低收入阶层比重占到90%——这算哪门子的M型社会？
中国的国情完全不同于日本和美国。中国既不可能“建设”成“橄榄型社会”，更没有可能“发展”到“M型社会”。中国的社会结构就是一颗大图钉（pushpin），中国是地地道道的“图钉型”社会——中低收入者占就业总人口85%以上。
据官方统计，2007年中国城乡就业人员总数是7.7亿，其中乡村就业人员4.764亿，占62%；2007年分摊到每个乡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是4140.4元（包括人均工资性纯收入1596.2元，工资性收入中含进城农民工收入），7.275亿农民的总收入就是3.01万亿，相当于每个乡村就业人员年收入6318元。余下38％的城镇就业者收入就没有那么容易计算了。因为国家统计局每年根据国家劳动统计规则统计的“职工工资总额”、“职工平均工资”只是指在城镇“单位”中就业的称得上“职工”的那部分人的工资，而这里指的“单位”并不包括私有企业。2007年，不包括私有企业的“单位职工”工资总额是2.82万亿元，平均工资24932元。但不包括私有企业的“单位职工”只占城乡就业人员总数的14.8％，还有占城乡就业人员总数23.2％的在城镇私有企业工作的就业人员和个体户，他们的收入国家从未公布过——其实是从未统计过。这就难怪每当国家公布上年度“职工工资两位数增长”，总会遭到猛烈反弹。
不过，中华全国总工会在2007年开展了全国第六次职工调查，由于全总调查将“职工”范畴扩大到了私有企业，由此调查到的职工平均工资是16395.48元，其中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是13870.56元，这比国家统计局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口径所统计的职工平均工资24932元要低44.4％。全总第六次职工调查还发现，72.4％的普通工人收入低于全国职工平均收入，普通工人中55.5％的人工资收入低于1000元（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工）。
这样，我们就有依据估算城镇包括私有企业在内的“单位职工”的工资收入：根据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城镇包括私有企业在内的“单位职工”是26040万人，根据全总调查资料提供的单位职工平均工资，2007年是16395.48元，两数相乘，4.27万亿元就是包括私有企业的城镇单位职工工资总收入。2007年中国城镇还有3310万个体劳动者，他们的收入估算为1万亿元。
将包括私有企业的城镇单位职工总收入（其中包括在“单位”工作的进城农民工工资）、城镇个体户总收入、农民全部纯收入（亦包括进城农民工的打工收入）全部相加，为8.28万亿元。这其中已经重复计算了在“单位”工作的农民工工资收入，如果农民工的人均年工资按1.2万元计算、在单位工作的农民工人数按进城农民工人数1.2亿的80％计算，这样我们就得到了2007年中国劳动者收入总貌：8.28万亿-0.96万亿＝7.32万亿元。
唯有把2007年的7.32万亿元劳动者收入与当年国民总收入25.15万亿元放在一起对比，才能知道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占的份额之低，7.7万亿的中国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只占国民总收入的29％，每个劳动者的平均年收入9500元，月收入792元——中国的国民消费之所以难以启动，根源不外于此。
2007年，中国有条件地参与了共有147个国家参加的“国际价格比较”项目，国家统计局向世界银行提供了全国11个市的城区和农村所涉及到的1000多种不同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根据这些数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在2008年发布的《国际比较计划》中修正了此前对中国GDP和购买力水平的评价，承认高估中国GDP 达40％，对中国购买力水平的评价因之下调。报告认为，2004年中国有2亿人平均每天实际消费水平不足0.42美元，按世界银行标准，这就是2亿赤贫人口，占当时全国人口比重达15%。
所以，中国就是一个“大图钉”社会：钉面是“尚能维持温饱、勉强维持温饱以及还不足以维持温饱”的大多数，钉杆是富起来的少部分人，顶尖是“因得势而致富”（哈耶克语）的极少部分人。中国不但与 “M型社会”无关，与“橄榄型社会”无关，离“宝塔形社会”还得很努把力。
这不是悲观，更不是危言耸听。在一个到2007年农业人口还占62% 、农民收入只占劳动者收入41%的中国，在一个到2007年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人口还要占到全国六岁以上人口40%的中国，在每年都有几百万应届毕业生难找工作的当前中国，能通过几十年时间的努力建设成一个“小底部”的宝塔型社会，就是了不得的进步。
中国“民穷”久矣。如果说，中国近代史从积贫积弱的晚清开始，到 1949年以后，中国的“国”已不再弱，“民”却继续“积贫”。是改革开放才使得农民人均储蓄在1986年破了百元大关，到1997年，占总人口68%的乡村人口人均储蓄应该破了千元大关，2007年中国农民人均储蓄超过了4000元——也就相当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7年“单位职工”两个月的工资。鉴于这样的国情，十多亿中国底层社会成员想过上有体面有尊严的生活就非易事，但民若不富、特别是绝大部分农民若不富，“国强”的意义又何在？
“M型社会”是富贵症，与中国无关。而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入结构只能出现在大部分人都从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业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对中国而言，在很长时间内将可望而不可即。对此我们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才能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少发虚幻的梦呓。在中国今后几十年中，我们努力建设的只能是一个底部收得小些的宝塔型社会，而不是其他。但只要这点做到了，就是中国了不起的进步。
王利，上海民间学者。
这个时代，是时髦概念辈出的时代。比如“M型社会”。
这个概念，由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命名定义，时间是2006年。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一书中惊叹2005年的日本有八成人口沦落到了中低收入阶层，这个沦落过程自1990年代后期开始，它将已成气候20年的日本中产阶级向一贫一富两端分化，原先庞大的中产阶级缩水了。
战后的日本从废墟中崛起，朝鲜战争带来的“特需景气”给日本经济复苏打了强心针，继而的民间设备大投资刺激了“神武繁荣”和“岩户繁荣”。由于日本自1960年开始实施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将目标定在十年内国民收入翻番，到1967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就都增长了近一倍，个人工资自1961年后每年增长10%，六十年代末更达到15%。而且工资最高的高管人员和新进员工的收入仅相差8倍，比起美国克莱斯勒CEO与新进员工工资收入相差百倍，日本简直是没有贫富差距的国家。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又使员工的薪水随工龄增长而增长，只要为企业稳定服务若干年，就能稳步迈入“中产”。到1970年代，日本的中产阶级已经占了就业者的绝大多数。
但1990年代以后，日本企业开始取消终身雇佣制，大量低收入的非正式员工涌现，这是造成中产阶级人数锐减的主要原因。大前研一认为这是因为日本政府不能就经济向“无国界化、全球化、倍数化”演变而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才造成了日本经济的长期衰退。
令人费解的是，近年来，中国也跟着在惊诧M型社会到来。难道中国中产阶层曾占过就业人口半数以上？要知道，所谓“中产”在中国占的比重，到2007年也未必会超过社会就业总人数的10%。即使中国的“中产”全部消失，即5%升到高收入阶层，5%堕到中低收入阶层，也不过是让高收入阶层比重占到10%，中低收入阶层比重占到90%——这算哪门子的M型社会？
中国的国情完全不同于日本和美国。中国既不可能“建设”成“橄榄型社会”，更没有可能“发展”到“M型社会”。中国的社会结构就是一颗大图钉（pushpin），中国是地地道道的“图钉型”社会——中低收入者占就业总人口85%以上。
据官方统计，2007年中国城乡就业人员总数是7.7亿，其中乡村就业人员4.764亿，占62%；2007年分摊到每个乡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是4140.4元（包括人均工资性纯收入1596.2元，工资性收入中含进城农民工收入），7.275亿农民的总收入就是3.01万亿，相当于每个乡村就业人员年收入6318元。余下38％的城镇就业者收入就没有那么容易计算了。因为国家统计局每年根据国家劳动统计规则统计的“职工工资总额”、“职工平均工资”只是指在城镇“单位”中就业的称得上“职工”的那部分人的工资，而这里指的“单位”并不包括私有企业。2007年，不包括私有企业的“单位职工”工资总额是2.82万亿元，平均工资24932元。但不包括私有企业的“单位职工”只占城乡就业人员总数的14.8％，还有占城乡就业人员总数23.2％的在城镇私有企业工作的就业人员和个体户，他们的收入国家从未公布过——其实是从未统计过。这就难怪每当国家公布上年度“职工工资两位数增长”，总会遭到猛烈反弹。
不过，中华全国总工会在2007年开展了全国第六次职工调查，由于全总调查将“职工”范畴扩大到了私有企业，由此调查到的职工平均工资是16395.48元，其中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是13870.56元，这比国家统计局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口径所统计的职工平均工资24932元要低44.4％。全总第六次职工调查还发现，72.4％的普通工人收入低于全国职工平均收入，普通工人中55.5％的人工资收入低于1000元（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工）。
这样，我们就有依据估算城镇包括私有企业在内的“单位职工”的工资收入：根据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城镇包括私有企业在内的“单位职工”是26040万人，根据全总调查资料提供的单位职工平均工资，2007年是16395.48元，两数相乘，4.27万亿元就是包括私有企业的城镇单位职工工资总收入。2007年中国城镇还有3310万个体劳动者，他们的收入估算为1万亿元。
将包括私有企业的城镇单位职工总收入（其中包括在“单位”工作的进城农民工工资）、城镇个体户总收入、农民全部纯收入（亦包括进城农民工的打工收入）全部相加，为8.28万亿元。这其中已经重复计算了在“单位”工作的农民工工资收入，如果农民工的人均年工资按1.2万元计算、在单位工作的农民工人数按进城农民工人数1.2亿的80％计算，这样我们就得到了2007年中国劳动者收入总貌：8.28万亿-0.96万亿＝7.32万亿元。
唯有把2007年的7.32万亿元劳动者收入与当年国民总收入25.15万亿元放在一起对比，才能知道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占的份额之低，7.7万亿的中国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只占国民总收入的29％，每个劳动者的平均年收入9500元，月收入792元——中国的国民消费之所以难以启动，根源不外于此。
2007年，中国有条件地参与了共有147个国家参加的“国际价格比较”项目，国家统计局向世界银行提供了全国11个市的城区和农村所涉及到的1000多种不同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根据这些数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在2008年发布的《国际比较计划》中修正了此前对中国GDP和购买力水平的评价，承认高估中国GDP 达40％，对中国购买力水平的评价因之下调。报告认为，2004年中国有2亿人平均每天实际消费水平不足0.42美元，按世界银行标准，这就是2亿赤贫人口，占当时全国人口比重达15%。
所以，中国就是一个“大图钉”社会：钉面是“尚能维持温饱、勉强维持温饱以及还不足以维持温饱”的大多数，钉杆是富起来的少部分人，顶尖是“因得势而致富”（哈耶克语）的极少部分人。中国不但与 “M型社会”无关，与“橄榄型社会”无关，离“宝塔形社会”还得很努把力。
这不是悲观，更不是危言耸听。在一个到2007年农业人口还占62% 、农民收入只占劳动者收入41%的中国，在一个到2007年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人口还要占到全国六岁以上人口40%的中国，在每年都有几百万应届毕业生难找工作的当前中国，能通过几十年时间的努力建设成一个“小底部”的宝塔型社会，就是了不得的进步。
中国“民穷”久矣。如果说，中国近代史从积贫积弱的晚清开始，到 1949年以后，中国的“国”已不再弱，“民”却继续“积贫”。是改革开放才使得农民人均储蓄在1986年破了百元大关，到1997年，占总人口68%的乡村人口人均储蓄应该破了千元大关，2007年中国农民人均储蓄超过了4000元——也就相当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7年“单位职工”两个月的工资。鉴于这样的国情，十多亿中国底层社会成员想过上有体面有尊严的生活就非易事，但民若不富、特别是绝大部分农民若不富，“国强”的意义又何在？
“M型社会”是富贵症，与中国无关。而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入结构只能出现在大部分人都从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业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对中国而言，在很长时间内将可望而不可即。对此我们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才能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少发虚幻的梦呓。在中国今后几十年中，我们努力建设的只能是一个底部收得小些的宝塔型社会，而不是其他。但只要这点做到了，就是中国了不起的进步。
王利，上海民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