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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是一尊活佛,没有寺庙的活佛,或者是被佛派来的,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先养我,再来化我。但是爹逢人就说,不是我儿子呀,我坟上的草都长多深了。按照他的意思,是我救了他,我像他的救命恩人。不过,我感觉恰恰相反,好比一个泥水匠,他揉了一团泥巴,捏出了一尊菩萨,似乎是他造就了菩萨,其实是菩萨成全了他,让他借着这么一个机会,有了普度芸芸众生的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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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得从2017年冬天讲起。姐有一天打电话来,说爹病了,我当时非常忙,第二天要去山东,有几千块的好处要拿,而且已经订好了机票。爹已经八十岁了,以往也经常生病,比如便秘啊咳嗽啊感冒啊,无论轻重都被瞒哄过去了。他的理由只有一个,我离家远,又忙,不要打扰我。这一次,姐打电话的时候,明显是强忍着泪水的。我问爹怎么了?姐说老毛病犯了,已经送到了医院。爹从来拒绝进医院,这次应该是比较严重的。我试探地问,我要不要回来?姐没有任何犹豫,说回来吧,爹说欠你了。
“欠”是我们村子的方言,就是非常非常想念的意思。爹能说出这个“欠”字,看来情况有些不妙。
第二天大清早,我就改变了行程,从上海绕道杭州,坐火车回到了丹凤县城。我推开病房的时候,看到病床上有两个人,一个是姐,一个是爹。姐靠着床头坐着,怀里静静地抱着爹,像抱着巨大的婴儿。两个人似乎都睡着了。护士轻手轻脚地跟过来,对着病房外指了指,示意去外边说话,以免吵醒了他们。护士告诉我,爹患的是心血管疾病,心肌已经大面积梗死,加上肺部出现感染,所以呼吸十分困难,医院已经下过两次病危通知,姐之所以那么抱着爹,是为了缓解爹的痛苦,让爹能好好地睡会儿。护士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不晓得她的泪水是为了爹还是为了姐。
我回到病房,姐已经醒了,她笑着说,你刚到吧?我说,刚下火车。姐把爹从怀里轻轻地放下来,然后对着爹的耳朵说,爹呀,你看看你儿子回来了。爹嘟哝着说,哪个儿子啊?
爹原来是有两个儿子的,哥在十九岁的时候,定了个漂亮的媳妇,那时候家里穷,婚礼本来可以一切从简,但哥不愿意,非要办酒席,还想请戏班子唱几天老戏,为了筹集费用就去河南灵宝淘金。不承想,半路发生了车祸,哥在关键时候推了我一把,救了我,自己没有来得及跳车,被车轮子轧在小河里活活地淹死了,我则躲过一难,不过已经是三十多年前了。
我说,爹呀,你不认识我了吧?爹似乎真的不认识我了,闭着眼睛没有吱声。我说,我是喜娃呀,我刚从上海回来。爹似乎被扎了一针,惊了一下,眨巴着睁开了眼睛,然后挣扎着要从床上下来。我按住爹,说你想吃什么吗?爹没有一点推辞,说想吃锅盔。姐看到爹一下子精神起来,就笑着说,爹你偏心。
爹说,我怎么偏心了?我对儿女的一碗水都是平的。姐说,这些天,每次让你吃饭,你总是发脾气,说我要害死你,你看看现在,你儿子一回来,你马上就要吃东西了。
爹一辈子最爱的就是锅盔,当年出门干活的时候,有个锅盔作为干粮,那是幸福的。如今生活变好了,大部分人已经不吃锅盔了,改吃大肉包子了,或者改吃芝麻大饼了,但是人的身体最忠诚于自己,贫贱不能移,富贵不相忘,无论生活发生了多少变化,胃口一点都不会变。虽然锅盔硬邦邦的,没有添加任何味道,而且在生命岌岌可危的时候,爹挂念着的还是锅盔。
我亲自去街上买锅盔。昨晚刚刚下过的一场雪,把县城后边的凤冠山、前边的丹江河、中间的房檐屋顶,打扮得十分素净,加上天已经放晴,阳光淡淡地照着,像涂了一层淡淡的红粉胭脂,行人呵出浓浓的雾气,像戴上了轻轻的面纱。锅盔并不难买,作为陕西八大怪之一,不仅是当地最具风味的一种食品,也是几代人在这块土地上最美好的留恋,所以街头巷尾,有的专卖锅盔,有的兼卖羊肉汤,老头老太或者小媳妇大闺女,他们的摊子多数摆在自家门口,支着一个炉子,放着一张桌子,围着几条板凳,并非当成生意来做的,而是当成一种生活来过的,像在热情地招待着客人一样。
我带着一个火烧火燎的大锅盔回到病房,姐已经给爹穿好衣服、擦好脸让他勉强坐起来了。爹毕竟几天滴水未进,我害怕干巴巴的难以下咽,就搅了一大碗糖水,把锅盔掰开,在糖水里蘸一蘸,然后一口一口地喂给爹。这种吃法,也是爹教我的,小时候,爹带着我扛着床板,去河南那边赶集,来回整整一天,中间吃一块锅盔充饥,遇到口干舌燥难以下咽的时候,爹就带我来到小河边,掰一块锅盔,放在潺潺流动的溪水里泡一泡。如果小河里有鱼,鱼儿们闻到味道,以为遇到了龙王爷请客,自然会馋着嘴纷纷游过来,亲一亲,咬一咬。被溪水泡过的、被鱼儿亲过的锅盔,虽然有一点若有若无的腥咸,不过却软软的滑滑的了,在咀嚼和吞咽的时候,有甜丝丝的味道会掠过舌尖。
医生查房的时间到了,看到爹精神起来,就把听诊器搭在爹的胸口听了听,说昨天还滴水不进呢,今天怎么胃口大开,而且吃的不是流食,你们私下里给他吃过什么灵丹了吗?护士笑着指了指我,说灵丹就是他的宝贝儿子,估计看到儿子回来了,心里高兴吧。
其实,我已经注意到了异样,爹在吃锅盔的时候,不再像以往一样,你能从他的目光中,看到他的享受,体会到香喷喷的味道,把你馋得直流口水。但是,这一次,他的目光是呆滞的、无神的,焦点不在嘴里,似乎已经游离到了世界之外,或者已经失去了注意力,而且他的嘴巴毫无节奏,我喂一下他,他就张一下,我不喂他,他并不主动要求。他不像在咀嚼食物,倒像一台水泥搅拌机,那么机械,那么麻木,只有力量,并无欲望。
我想,爹最大的事情永远是吃,是活着的象征。如今爹不在于吃饭,他只是表现给我看的。他以吃的方式和礼仪,表示他见到儿子的喜悦。
3
中午的时候,元明哥来了,他是我的大堂兄,突然出现在医院,意思是明白的,來看爹最后一面。我们家族,父辈们兄弟四人,如今只剩下爹一个人了。大伯是滑进茅坑里淹死的,大佬是得胃病死的,小佬是得肺炎死的,除了小婶还健在,其他三个婶婶从没有认真看过医生,都死得稀里糊涂。我们堂兄弟也是四人,各自成家添丁进口,已经散落在天南海北了。三十年前,由于邻里关系纠纷不断,元明哥有点归隐空门的意思,带着嫂子顺河而下,搬到了“关门不锁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的武关少习山,傍依着一座寺庙,两口子在农忙的时候开荒种地,在农闲的时候向方圆的百姓讲经事佛(也许是道)。元明哥自小信佛,经常去周边的寺庙帮忙洒扫,还带回一些经书,在家里认真地抄写研读。后来娶了一个媳妇,也是信佛的,所以他们家一日三餐都是吃素的,他们到别人家串门子的时候,大家请他们吃饭,都会从地里铲一些泥巴,把碗反复擦洗几遍,都是不沾丝毫腥荤的,大葱大蒜等五辛作料都是不放的。 有一年,元明哥突然打电话给我,要我帮忙购买一本经书。不就一本经书吗?上海这么多名刹古寺,又有那么多高僧大德隐居其中,我就满口应承下来,说买到了送给他。哪承想,跑遍各大新旧书店,静安寺、玉佛寺也问了,还讨教了几位法师,都没有找到那本经书,最后在图书馆查到了,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孤本,可见元明哥的修行之深了。我原本有些迷惑,他们夫妻两个,算不算出家呢?如果是出家的话,那不是有违清规戒律吗?在我们老家,所有人是分不清佛和神的,什么是寺什么是庙,就更是区分不开了,也并不妨碍我们祈福许愿。后来才明白,元明哥修行的,确实不是寺也不是庙,皈依的不是道观也不是佛门。不管信仰任何宗教,其本质是积德行善,这就足够了。
记得大半年前,姐打电话告诉我,元明哥回家看望爹,摸着自己的山羊小胡子,摇着头叹着气说,爹过不了今年年关。话传到爹的耳朵里,爹一下子失去了求生的欲望,经常坐在门枕上,尤其喜欢在黄昏的时候,呆呆地看着门前的山头,似乎白云飘过的高出山头三尺的地方就是他要离开的路。就那样过了春天,爹开始嘟哝着为自己准备后事。首先,爹带着姐,在房前房后、山上山下、地尾村头,仔仔细细地转了一圈,告诉姐哪些庄稼地、哪些自留山、哪些果树是我们家的,地畔和山界在哪里,哪块地适合种麦子,哪块地适合种玉米,哪棵树打的核桃是夹仁的,哪棵树结的柿子适合漤着吃。爹最放心不下的是几块地,再三叮咛不能撂荒了。姐说,如今又不缺几把粮食。爹说,我们都是这些地养大的,它们是我们的家当,不好好种的话,家就算败掉了。其次,爹带着姐去坟地,哪些坟里埋着亲戚,和我们什么关系,都指认得清清楚楚,包括无后的哥呀,子孙不在身边的亲人呀。交代过年过节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给他们上坟送灯。
最后,爹开始着手给自己准备老衣,都是暗红色绸缎的,挂在家里的阁楼上,隔三岔五地拿出来,放在太阳下晒一晒,然后披在身上比画着大小。另外,爹一有空闲,就拿着毛巾去擦自己的寿木,还提着铲子去给自己的墓培土,爹的寿木和墓都是自己好多年前就造好了的。寿木被他擦得黑漆漆的一尘不染,墓被他培得又高又大,像一座小山,而且在后边栽上了一棵核桃树,说是长大了,既可以打核桃,又可以福荫子孙后代。
爹看到元明哥来医院看他,目光顿时变得恍惚起来,像一个灯泡子遇到了高压。我明白,爹又想起了那个预言,以为元明哥和上天走得很近,所以他的预言应该是灵验的。
我拉着元明哥离开病房,找了一家餐馆,点了几个素菜,然后坐下来聊天。元明哥忧心忡忡地说,我说的不假吧,二伯看来日子不多了。我把话题支开了,我总是觉得,上天有时候也是吃软怕硬的家伙,面对爹这样吃尽苦头的倔老头,要拿下他,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趁机向元明哥了解了几个关于家族的问题。爹虽然还可以说话,但是思路已经不太清晰了,很多事情已经回忆不起来了,甚至连人都不认识了。如果元明哥某一天也老了,我们家族是从哪里迁徙来的,我们的老先人叫什么名字,具体埋在什么地方,都搞不清楚的话,是不是就有些可悲呢?首先,我们把爷爷叫dià,这个字到底是怎么写的;其次,我们的爷爷和奶奶叫什么名字;第三,我们的老先人埋在什么地方。元明哥告诉我,几辈人都那么叫下来,确实没有人晓得dià字怎么写;我们的排行是“宜治先元正”,爷爷是“治”字辈,叫陈治坤,奶奶不晓得名字,只晓得姓周。听到奶奶姓周的时候,我内心顿时有了一丝温暖,这就意味着,在我的血管里流动的,有四分之一周氏血脉,换一句话说,凡是姓周的,都和我有着血缘上的关系,我在这个世界上并非那么孤单了。
至于老先人埋在哪里,元明哥给我讲了一个故事。由于我家的成分不好,老是受人欺负,所以当时的队长以改河修地为名,要求我们把老太爷的坟迁走,而且不能侵占平地,实在没有办法,最后就安葬在了山上。不承想,挖墓穴的时候,大冬天的,泥巴不仅没有上冻,而且从下边冒着热气,因为那座山叫九龙山,无意中把老坟埋在了龙脉上。我说,假的吧?元明哥说,怎么会是假的,老太爷的尸骨是我背上去的,而且是我挖坑埋下去的,所以我们这一族出了多少人才,你看看你们,当官的、发财的,剩下我,拜拜佛、念念经,虽然没有出息,也算积德行善的事情。
我说,老太爷埋的那个地方,上边有一棵大树,下边有一眼泉水,确实是一块风水宝地。元明哥说,再好的风水还要有德行,没有德行的人把他们的老祖先埋在那里试试,肯定就不灵了。我们村里另外一族,也是老太爷死了,请风水先生选了一块坟地,据说在龙头上,但是出殡的那天,有一条流浪狗,钻进厨房找东西吃,主人拿起菜刀砍了一刀,不偏不倚地砍在狗头上。狗受伤了,使劲地逃窜,正好跑到那块坟地,流了一摊血。狗血是辟邪的,也是破风水的,老先人埋在龙头上有什么用,后人全部败掉了。我说,这个是假的吧?元明哥笑了笑说,真的假的不晓得,如果后人有德性,给狗喂一根骨头,风水就不会失灵了。
我和元明哥吃完饭回到医院,爹的病情和早晨一样,并没有出现回落,除了插着氧气管,输着液,已经好转多了,仍然靠在姐的怀里,静静地躺在床上,而且发出均匀的呼噜声,这声音显得少有的安详,似乎世界已经太平,痛苦和疾病已经远去。
元明哥也许意识到自己的判断是失误的,就悄悄地告辞了。他在踏上公交车的时候,还是不忘回头叮咛一句,你们小心一点,有什么事情早点通知我们。
4
县医院位于北新街中段,有一个坐南朝北的院子,对面是百年老企业葡萄酒厂,再朝前就是当地一景凤冠山;背后是一片民房,走过一条狭窄的弯弯曲曲的小巷子,就是“南结吴楚,北通秦晋”的丹江了。
姐連续几天照顾爹,没有好好地睡过一觉,所以我在附近的宾馆订了一间房子,逼着姐好好休息一下,到天亮的时候再来换班。晚上十点多,姐把爹像孩子一样哄睡,然后走偏门去宾馆。经过几间平房,姐告诉我,前一天晚上,有个男人三十几岁,被送进我们隔壁那间病房的时候还有说有笑,不一会儿心脏病发作,抢救了几分钟,还是死了,现在就停在那几间平房里。我说,为什么停在那里?姐说那是太平间。我放慢了脚步,认真地打量了一下,它是水泥的,四四方方的,蹲在黑漆漆的夜色中,和普通住房并没有什么差别。不一样的是,它没有一扇窗户——人需不需要窗户,或许就是活和死的区别吧?活着总是需要一扇窗户去透气去眺望,而死了永远就用不着了。它的门是有的,这是活人与死人共用的最后一个通道。门是不锈钢的,上边挂着一把大锁,在静静地保护着什么…… 此时,偏门吱扭一声开了,从外边深深的巷子里拐进来一个人,他戴着一顶黑色的鸭舌帽,遮挡住了大半张脸,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不清面目。他竟然认识我们,淡淡地问了一句“你爹怎么样了”,然后迅速地消失了。我恐惧地想,人如果没有灵魂,仅仅是尸体的话,似乎并没有什么威胁,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恐惧,我们多数时候恐惧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比如鬼。
我返回病房的时候,爹的呼噜声还在,并不响亮,也不匀称,穿过夜色像一只落于蜘蛛网内的扑棱棱的蝉,一会儿挣扎,一会儿停止,夹杂着几声咳嗽和喘息。我坐在旁边,借着窗外的一盏路灯,仔细地打量着爹,爹的脸全是皱褶,没有任何舒展的地方,像一张麻纸被揉成了一团。爹的眼睛深深陷了进去,双眼皮耷拉着;鼻子歪向一边,嘴巴咧向一边,几乎连到了耳根,像刚刚遭到人的撕扯和毒打;下巴瘦瘦的,像被刀削过一样;胡子花白而稀疏,像干旱时候歉收的庄稼……爹的身体像木乃伊,似乎被掏空了、被榨干了,没有血气,没有五脏六腑,只有浓烈的药水味和腐烂的气息。啊,在我的印象中,他是背着三百斤东西健步如飞的,是每顿饭可以吃五六个馒头的,是凭着双腿当天从县城打个来回的,是见到村里的寡妇们还可以眉飞色舞地开开玩笑的……我真不敢相信,爹怎么说老就老了呢?几乎一夜之间就老了呢?
我在心里一直有个盘算,等什么时候放假了,我要和他一起,骑着自行车,吹着口哨,穿过一排排杨树林,再下一次南阳看看卧龙岗;我要和他一起,带着干粮,背着床板,凌晨三点起床,听着鸡鸣狗叫,再去河南卢氏赶一次集;我要和他一起,在烈日炎炎的夏天,站在绿油油的玉米地里,再举行一次薅草比赛……这一切已经不可能了,我真后悔,这么多年干什么去了呢?我总是埋怨生活有多艰难,工作有多忙碌,其实都是借口而已,我忙碌的哪一件事情和爹有关呢?和天伦之乐有关呢?没有天伦之乐的人生,不过是毫无生趣的人生罢了。
夜已经深了,除了偶尔传出病人痛苦的呻吟声和护士小跑着的脚步声,医院暂时恢复了平静。我没有看手机,此时此刻,我不在乎手机微信上那铺天盖地的信息,不在乎中美关系,不在乎叙利亚危机,不在乎五花八门的圈子和八卦。今夜,我不在乎世界,只在乎卧病在床的爹,只有爹才能静静地支配我的时光。我轻轻地握着爹的手,爹的整个手,包括手指头,都生满了茧子,像一块珊瑚礁一样,冰冷、生硬、粗糙。我认真地体会着爹的呼吸的节奏,仔细观察着爹的每一个小小的动作。凌晨三点的时候,爹咳嗽加重,喉咙里起痰了,像灌满了胶水一样,发出呼呼啦啦的声响;然后,爹像蚯蚓一样开始抽搐,一会儿抬起左手朝着空中抓一抓,一会儿伸出右手撕扯着床单,一会儿捏起拳头朝着床头砸去……
天已经开始放亮了,麻雀陆陆续续地醒过来了,还有几只喜鹊站在杨树梢上喳喳地叫着,很久没有听到这种吉祥的叫声了。姐早早地回到了病房,说自己眼睛一闭就做噩梦,刚刚梦见爹变成了一个呱呱坠地的孩子,跳啊跳啊又变成了一个肉球。我安慰姐,这不算什么噩梦,而且喜鹊都在叫了。姐说,喜鹊是靠不住的,咱妈去世的那天下午喜鹊叫得更欢了。
爹的手一下一下地有节奏地抓着,姐笑着告诉我,爹这是在种地呢,前几天就这样子,问他在干什么,他一会儿说在摘枣皮子,一会儿说在拔草,一会儿说在破柴火。我看了看爹的动作,那么优美,那么熟悉,那么古老,但是爹不在家里,不在庄稼地里,而是在病床上。一个在病床上种地的人,一个在生命最后一刻仍念念不忘種地的人,他一辈子种下去的,已经不再是庄稼,而应该是他自己,他把自己一点点一点点地种进了时间的长河中。
姐说要给爹洗漱了,让我出去吃饭,不用急着回来。我坐在巷子深处,捧着一碗羊汤正喝着呢,突然意识忘记带钱了。但是小城民风淳朴,我准备回去取钱的时候,旁边有个陌生的小伙子说,我请客,赶紧喝吧。摊主也告诉我,你下次一起付,趁热喝吧,不然就冷了。我还是有些不好意思,急急地喝完羊汤赶回医院取钱。当我推开病房的时候,我一下子呆住了……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靠着走廊,顺着半遮半掩的门缝盯着病房里发生的一切。
事后才晓得,爹便秘严重,需要使用一种叫开塞露的药,而且由于卧床不起,下身出现红肿,需要用硫酸镁溶液进行擦洗。每天早晨等爹醒来,姐第一件事情就是给爹通便,她拿出几张废旧报纸,铺在爹的身子下边,然后帮爹把裤子脱下去,把一个葫芦状的白色塑料瓶插进爹的魄门,把药水挤入爹的体内,等待三五分钟,药水就会生效,大便就会流出来。在这期间,姐必须端着盆子,耐心地在后边接着……姐第二件事情是给爹擦洗身子,她先打来一盆开水,加入硫酸镁搅一搅,把手伸进去试一试,太热就兑凉水,太凉就兑热水。爹身体好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娇气,但是如今生病了,却敏感起来了,不能烫,也不能冷。啊,天啊,爹赤裸着下身……老实说,姐给爹插入开塞露的时候,端着盆子接着大便的时候,卷起报纸的时候,整个过程十分平静,没有捂着鼻子,没有厌恶的表情。
我并不意外,因为在老家,给老人端屎倒尿的例子普遍存在,这是作为子女应尽的孝道。但是,接下来,令人吃惊的是,我看到我的姐,她佝偻着身子站在床边,拿着毛巾,蘸着药水,擦拭着爹的下身,而此时此刻的爹是完全赤裸着的……我的姐,她为了擦得更为周到,已经完全超越了性别,彻底超越了生理,把爹的某个部位提了起来。我发现爹的某个部位已经红肿得像两个气球。
我终于明白什么才叫伟大,什么才叫真正的孝顺,我真的不敢肯定,我能不能做到这些,记得曾经和爹一起洗澡的时候,我都不敢正视爹的下身。在这个世上,起码有很多人,端一碗水给老人都不高兴。再仔细想想,姐这么对待爹,也是自然而然的,妈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姐从此肩负起了照顾爹又照顾我的责任,在姐的眼里,我和爹都是她的孩子,当妈的在孩子面前,还有什么好顾忌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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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的病情是在第二天下午急转直下的,医生把我单独叫到了办公室,向我通报了会诊结果,大意是心肌又出现了部分梗死,而且肺部出现了并发症,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询问医生,还有什么办法没有?医生摇了摇头说,县医院条件有限,他们都尽力了,最好的药也都用过了,如果说还有办法的话,那就是赶紧转院,去西安治疗,比如做支架手术。医生解释说,按照拍出来的片子看,起码需要安装三个支架,总费用大概七八万块,农村医保大概报销百分之五十左右。钱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八十岁的人了,身体又这么虚弱,能不能做支架手术,做支架手术的意义有多大。正好,有一位大爷来找医生,说自己有一位朋友做了三次支架手术,花了十几万块,后来还是照样死掉了。要他说呀,他们土农民,何况又那么一把年纪,多活两年,少活两年,也没有太大差别,无非多吃几碗饭、多受几年苦而已,而且做完支架手术,必须天天吃药。 大爷说,你爹那么倔强,平时都不好好吃药,如果不坚持吃药,支架得不到维护,那钱就等于白花了。
我犹豫地回到病房,爹的心绞痛也发作了,像一条搁浅在沙滩上的鱼,使出最后一点力气,伸手挠自己、抓自己。姐哭了,又爬上病床,把爹紧紧地搂在怀里。护士也哭了,就给爹打了一针药,估计是杜冷丁什么的,但是没有制止住爹的痛苦。爹仍然挣扎着,到最后的时候,也许没有力气了吧,目光十分游离、散淡,像手电筒的电量即将耗尽,也像一块方糖即将化尽。原来,人在绝望的时候,目光里不仅无光,也不存在绝望,而是空空洞洞的。
在金钱、活着的意义和儿女的道义之间,我权衡再三之后,本来已经选择了放弃,但是,面对绝望的爹,我忽然又改变了心意。我告诉姐,我们转院吧。姐开始是沉默的,过了几分钟才问,关键还是钱的问题,大概需要多少钱?我说,大概需要七八万块。姐说,你带回来的烟呀酒呀,爹舍不得吃舍不得喝,都被他寄在小店里卖掉了,他这件毛衣穿了好几年,给他买了件新的,三百多块呢,也被他一百多块卖掉了,他辛辛苦苦积攒了一辈子,有些钱都储存了三十多年,你晓得他有多少存款吗?直到前几天,估计是身体不行了,他才告诉我们,还不到七万块。我开玩笑说,拿些出来给我花花,你晓得他怎么说吗?他的钱谁也别想惦记,要一分不少地留给自己儿子。
姐又讲了一个小插曲,刚来医院的那天,医生给他检查身体,听诊器刚刚搭到他的胸口,就被他一把推开了,说人家要掏他的钱,因为他的存折就装在贴身的口袋里。
我明白姐的意思,如果去西安做手术花掉七万块,爹一辈子积攒的七万块,就被抵消了,就被清零了。那么,爹的一生是不是也被清零了呢?爹经历那么多苦难、绕那么大圈子,是不是又回到起点了呢?从爹的角度而言,这七万块是他用一生换来的,确实比他的生命更重要,几乎就是他生命的象征,也是他活着的意义所在。他根本不愿意全部花在自己身上,而是分文不少地交给我,因为这是他精心准备的遗产,他要以继承这笔遗产的方式证明,他的血脉香火被我继承了下来。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爹是不能被抵消的,他一生的路不是圆的,他并没有回到起点,他是活着或者死去,似乎对他自己意义不大,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在历史的长河中也留不下任何痕迹,但是,对我们就完全不同了。爹活着,我们的家就活着;爹死了,这个家就死了。姐的提醒也是有道理的,我们最最纠结的,不好意思说出口的,归根到底不就是担心钱吗?如果我非常有钱的话,或者爹不在乎存钱的话,我还会权衡手术有没有意义吗?我反反复复推算了几遍,最直接最简单的账目是,如果去西安做手术的话,扣除医保报销的那部分,再加上其他开销的那部分,应该需要七万块,在这个数目之内,我还是承担得了的。
为了减少折腾,不花冤枉钱,不跑冤枉路,不陷入进退两难的处境,我决定立即动身,先到西安把一切咨询清楚了,再决定是否把爹转过去。我踏上了最后一趟火车,当我坐在车窗前,看着已经进入灯火阑珊的小县城,再想一想那空空洞洞随时都有可能熄灭的目光,我的泪水禁不住流了下来。
我直奔西安某某三甲医院,从医院墙壁上的宣传栏看到一位专家: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美国某某大学医学博士后,主要从事心血管疾病的临床、基础研究,擅长各种心血管疾病的介入治疗,尤其是复杂或重症冠心病的介入治疗,在心血管疾病方面造诣很深……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溜进了住院部,笑眯眯地向护士打听这位医生,我说我不是藥品推销的,也不是来看病的,我有一个学术方面的问题想请教他。护士看了看我这个光头,有些怀疑地问,你也是医生?我说,是啊,不过,我是下边医院的,我很崇拜他,这次来西安培训,顺便想看看他,我刚刚打他电话,一直不在服务区。护士说,他忙着呢,现在还在手术室。我说,难怪了,你看看他的手机号码对不对?我把手机递了过去,护士看了一眼说,错了。我说,原来他换号码了,你把新号码给我吧。
我骗取了医生的电话号码,然后下到三楼手术室一打听,这位医生确实在做手术。夜已经很深了,好多门诊已经关门,只有手术室外边灯火通明,三五成群的人站在楼道里,在焦急不安地等待着,有人在等待着把病人送进去,有人在等待着病人出来。手术室旁边的墙上,有一个透明玻璃窗口,它不时地会被打开,像是监狱会见犯人一样,医生站在里边,家属站在外边,用麦克风进行交流,把手术中间出现的情况及时通报给家属。比如需要增加一根支架,比如出现其他异常,对于治疗方案的更改,都需要征求家属同意,在相关资料上签字画押,手术才能继续进行。
我一下子陷入深思,如果爹被送进去了,正躺在手术台上,那个窗口突然打开了,麦克风里忽然传出自己的名字,我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看到医生摘掉口罩,脱下血淋淋的手套,告诉我,哪里哪里又堵塞了,在造影检查的时候,原来计划搭三根支架,如今最好搭上四根,甚至是五根六根,我应该怎么办呢?在众目睽睽之下,在良心与金钱的天平上,想一想自己所剩不多的账户余额,再想一想爹紧紧捂在胸口的那些存款,我能说出一个“不”字吗?
老人生病了是痛苦的,是煎熬的,而对于家属又何尝不是一种煎熬呢?
我苦苦地等待了三个小时,在凌晨一点多的时候,终于见到了那位主任医生,我像拦路喊冤一样,冲上去拦住了他。他长得高高瘦瘦的,而且又白白净净的,给我的第一印象,天生就是当医生的。医生看了看我带着的资料,痛快而坚定地说,你明天把病人转过来,我们系统地检查一下,然后才能商量治疗方案。真不愧是优秀的医生,他看我有些犹犹豫豫的样子,然后又补充了一句,你放心吧,年龄不是问题,我的病人不少八十多岁,搭支架还是传统药物治疗,我没有见到病人是不太好下结论的。
他简单一句话就打消了我的许多顾虑,我立即通知姐,做好准备,等天亮之后,就办理转院手续。为了防止两百公里的途中出现不测,干脆花费四千块叫一辆救护车,配备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
爹是第二天中午被送到西安的,正好有一个病人走了,空出了一个床位,就顺利地住进了重症病房。姐问我,你是不是托了关系?不然要排很长时间的队。确实如此,夏天的时候,有个在北京工作的朋友,把他妈从渭南转来这家医院,在楼道里奄奄一息地等了两天,哭着打电话向我求助,我找到了报社的记者,还找到了机关干部,最后都解决不了。我告诉姐,我哪里有什么关系啊,也许是我们运气好,也许是爹的福气好,但是真正的原因,还是大医院比较正规。此时,爹的呼吸相当困难,像一个破风箱;爹的腹胀严重,像一面牛皮鼓;爹的整个腰部已经发紫,像被蒸熟的紫薯;爹的下身肿大,像绑着两个被充气的气球……护士们忙作一团,更换病床,吸氧,吸痰,挂吊瓶,清洗红肿,插入导尿管,她们的每个动作、每个细节,都那么专业,又那么规范……几个小时之后,她们的衣服被汗水浸湿了,生命在她们的面前条理清晰起来,我们悬着的心也慢慢踏实起来。 这家医院位于城南,不愧是陕西地区最好的,已经晚上九点多了,四处都排着长长的队伍,有挂号的,有抓药的,有化验的,有呆坐在地板上哭泣的,也有看透生死的微笑者。上上下下的电梯都很拥挤,每个人心急如焚又抱着希望,有人被匆匆地送进来了,有人被缓缓地推出去了,也有人一脚就迈入了天堂。只有这时候,你才晓得有病的人真多,世界并不太平,世事如此无常,生命如此脆弱。我站在病房的窗前,顺着长安路朝北几公里望去,可以隐约地看到古老的城墙,顺着雁塔路朝东望去,可以清晰地看到庄严肃穆的大雁塔,宛如一口口青铜器,经过上千年的加温被烧红了,满满地盛装着所有流逝的时光和岁月。
我看了看躺在病床上的爹,想起曾经带着他,爬古城墙,登大雁塔,吃羊肉泡馍。那时的爹多么健康,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还一直笑话我,变成城里人了,上楼都要喘气了。仅仅七八年过去,他竟然枯瘦如柴,生活不能自理了。时间也许是铁的,也许是一把无形的铁锤,几乎不经意间,仅仅几下子,就把爹抽空了,把爹砸碎了,而且碎得这么可怕,像一把玻璃碴子,似乎没有复原的可能。
姐问,窗子外边是什么地方,好漂亮啊。我说,东边那个就是大雁塔,唐僧从西天取经回来之后念经拜佛的地方;北边那些是城墙,城墙里边有个钟楼,钟楼旁边有一家饭店叫同盛祥,羊肉泡馍特别香。姐说,前几年经常出门,去新疆给人家摘棉花,去内蒙古煤矿给人家做饭,每次在西安转车的时候,都是匆匆忙忙的,还没有逛过西安呢。我心里一酸,说等爹的病好点了,我带她好好逛逛去,包括兵马俑和华清池。姐说,还是算了,我哪里有心思呀。
各种检查和化验结果都出来了,医生指着黑乎乎的毛玻璃状的胸片,非常吃惊地告诉我,爹的肺部出现大面积积水。我想不通,不是心血管疾病吗?医生解释,这是心脏衰竭引起的,他的身体条件还不适合搭支架,而是赶紧治疗肺积水。晚上十一点多,医生派助手把我叫到办公室,下发了第一份病危通知书,我没有仔细阅读通知书都写了什么,也没有在意都交代了什么,而是毫不犹豫地签了字。原来,每个人无论是什么身份,都无权处理自己的最后时刻,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也没有掌握在上天的手中,而是掌握在活着的亲人的手中。
爹的重症病房不大,里边安排了两个床位,另外一个患者是杨陵农村那边的,大概五十多岁,他正在进行着血透,他的身体和一台巨大的机器连在一起,正在自动地运转着,发出恒定的轰鸣声,像一台排放污水的小水泵,把他的血液循环往复地抽到体外,进行净化处理之后再输回他的血管。几个小时的血透结束的时候,已经凌晨两点了,这个身体发胖浮肿的男人,用轻微的嗡嗡声告诉我,也许在告诉他自己,这是最后一次血透,明天他就出院了。我以为他痊愈了,说,那恭喜你呀,终于可以回家了。他以嘲讽的口气说,是啊,回家等死去了。姐悄悄地告诉我,他肾衰竭已经到了晚期,是由糖尿病引起的,已经花了十几万了。他本想继续治疗的,但是老婆决定放弃,说治不治都是一样的,干脆回家吃吃中草药,儿子明天过来接他回家。
男人似乎听到了议论,说儿子是开车过来,刚刚花了十几万买的,牌子是福克斯,他喜欢黑色的,但是儿子选了红色的。我说,年轻人嘛,红色的漂亮。男人说,我还没有坐过,这车子怎么样?我说,这是美国品牌,看上去非常不错,空间比较大,安全性能也好,就是耗油量有些大。我心里犯起了嘀咕,不是需要钱看病吗,为什么还买车呢?但是反过来一想,也许他们是对的,对于绝症患者而言,就像选择安乐死一样,重点是活着的人。如果倾其所有去看病,那么一家人的日子都会陷入灰暗,如今买了一辆车,结果就不同了,起码活着的人活得更好了。
我正想着呢,他的老婆从外边回来,在床上支起了餐桌,摆出一顿丰盛的晚餐。老婆埋怨说,糖尿病人呢,死活要吃这么多大鱼大肉,真是不要命了!他像自言自语地说,这是死刑犯的上路饭呀,你还能管我吃什么?
我真有点佩服他的老婆,和其他家属不一样,她显得十分轻松,似乎不是住院,而是在住宾馆。她从塑料袋里拿出一件棉袄,是黑色的,告诉男人,吃完饭试一试,明天路上风大,得穿暖和一点。她又拿出一件外套,是深绿色的,在身上比画着,说刚刚买的,八十五块钱,问贵不贵,颜色是不是太艳了?姐说,一点都不贵,這么绵乎的料子,颜色也好看着呢。她得到夸奖,就咋咋呼呼地说,来西安一次不容易,你们也趁机转转去吧,尤其回民一条街,镜糕、果子、蜜饯,好咥的太多。而且有不少清真寺,对面的鼓楼和钟楼,简直像画出来的一样。
整个晚上,爹的病情没有加重,倒也没有什么起色。毕竟是大医院,医护人员都是二十四小时值守的,尤其对重症病人照顾得非常仔细,还有一台心电监护仪,心率、血压、呼吸、血氧饱和度,除了一个个数字,还有一条条曲线,像股市行情一样,把病人的生命体征在屏幕上一目了然地显示着,而且一旦出现异常就会报警。我本来要找宾馆,轮换着休息一会儿,但是爹每次睁开眼睛,就会搜寻我们,似乎看到我们,他就踏实了,如果有人不在,他就非常迷茫。
姐说,爹怕他一口气上不来,我们不在身边,尤其你这个儿子。
这就是送终。在农村人的心里,他哪怕受了再多的磨难,忍受了一生的孤独,在临终的那一刻,只要儿女们守在身边,他就算有福气的人,就心满意足了。
第二天早晨,我下楼去取化验单,顺便又买了一些早点,当我回到病房的时候,另一张病床上换成了另一个人,那个放弃治疗的男人已经被接走了。我无法想象,他坐在儿子新买的汽车里,看着楼房、树木、池塘、田野都在迅速地后退,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在迅速地向前,提前冲向生命终点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6
爹转院之后,定时排尿,用开塞露通便,擦洗红肿的下身,这些非常难堪和不舒服的事情,仍然由姐这个女儿承担着。姐为了避免尴尬,总以吃饭呀交费呀,尽量把我支开,惹得大家纷纷地说,现在看来,还是有个女儿好,养个儿子关键时候是指望不上的。有人故意嘲笑我,你不是娶了个大上海的媳妇吗?你把媳妇叫来伺候几天吧。我媳妇不算千金大小姐,但是在家里从来不下厨,依靠洗衣机洗洗衣服可以,收拾收拾杂物可以,帮儿子清理清理屎尿可以。如果让她来照顾几天爹,倒水喂药都没有问题,让她和姐一样,去擦洗爹的身子,那肯定不行,不是她不愿意,而是忍受不了如此的尴尬。 爹原来脾气非常好,姐从小到大没有受过一根指头。但是由于被病痛折磨,他显得十分暴躁,有一次,姐端水让他喝药,他一把把水打翻了,说自己解不下手,都是被姐坑害的。还有一次,姐放开塞露的时候,估计不小心弄痛了他,他一脚出去踢在姐的脸上,踢出一大块淤青。姐经常抹着眼泪说,什么时候才是头啊?到底遭了什么孽啊?我就会安慰姐,爹肯定会好起来的,我们尽力就行了。我的心态,确实慢慢恢复了平静,因为我既不是医生,又不是死神,作为儿子把爹送到医院,唯一能做的就是对治疗方案进行选择,承担由此带来的所有风险,然后把钱源源不断地存进医院的账户。
有位送外卖的小哥说,挣钱像便秘,花钱如穿心。我说,挣钱就像流汗,花钱总像流水。每次交钱的时候,姐也心疼地说,哗哗啦啦的,像流水一样。
第四天黄昏,迟迟不见下雪的西安城,下了这年冬天的第一场雪,虽然雪下得不大,很快就被融化掉了,大家还是乐坏了,见面就问,你晓得吗?外边下雪了!似乎老天不是下雪,而是一次深呼吸,或者撕碎了阎王爷的生死簿,让人吐出了郁结在胸口的一股闷气。我的情绪受到了感染,趁着去银行转账的机会,在大街上走了走,那零零落落的雪花,像一只只小精灵,要安慰我似的,伸出舌头轻轻地舔舔我的脖子,偷偷地碰碰我的脸,痒痒地揪揪我的耳朵,趁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躲起来了,躲进我的皮肤,躲进我的内心,留下一丝冰凉的梦幻的气息。
我买了两个烤红薯,这也是爹最爱吃的,又给姐买了一件橙色的羽绒服,姐身上的棉袄袖子已经烂了。回到医院的时候,爹看到红薯有些高兴,但是放在嘴边咬了咬,还是放下了。姐也连连地夸奖说,棉袄不仅好看,而且暖和。但是在身上试了试,就脱下来装进柜子,意思是等到过年的时候再穿。
最艰难的时刻,在那天晚上十点左右,爹突然睁开眼睛,死死地盯着天花板,惊慌地说,有鬼。我朝着天花板看去,除了一盏灯,什么都没有。我說,那是灯,怎么会是鬼呢?鬼怎么可能发光呢?爹又盯着病房的门,惊慌地说,那是鬼。我走出门看了看,不时地有病人或者护士从楼道里穿过。我说,都是人,这个世上哪里有鬼呀?即使有鬼,你儿子我在这里,你还怕什么啊。
爹轻轻地嘟哝了一句:“那是你妈。”眼睛就恍恍惚惚地闭上了,旁边的心电监护仪随之叫了起来。
爹陷入了昏迷。姐真是太累了,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好好休息了,本来躺在楼道的条椅上眯瞪一会儿,但是听到动静,立即冲过去把医生们叫了过来。在抢救的时候,姐隔着玻璃窗使劲地抹泪,我则望着远处的大雁塔,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着。也许菩萨显灵了,也许是医生们医术高明,经过一个多小时,各种数字爬上了正常值,只是非常不稳定,像坐过山车一样,一会儿冲上顶峰,一会儿滑入低谷。爹勉强地恢复了意识,但是已经不认识我们了,他像刚刚睡醒一样蒙蒙眬眬地问,这在哪里?我说,在医院。爹说,在医院干什么?我说,你生病了,我们在给你看病。爹说,我要回家收麦子。爹的季节错乱了,大冬天的呢,竟然说麦子黄了,要收了。
助理医生再次把我叫到了办公室,语气沉重地告诉我,爹估计不行了。我说,不行了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不治了。我说,大概还能坚持多久?他说,我们的判断过不了今晚。我说,现在十二点了,离天亮还有几个小时,你们的意思是等不到天亮?他说,除非出现奇迹。
我情绪有些失控地说,我有个大堂兄,出家当了和尚,或者是道士,他掐指算了算,预言我爹活不过今年,你们是医生呢,不能和他一样神神道道的吧?奇迹是什么东西?奇迹不就是希望吗?既然还有希望,我们就得尽最大努力。
主任医生赶了过来,向我解释,从感情上来说,希望还是存在的,现在还有一个选择,送进ICU重症监护室,赶紧做气管切开术,就是从颈子上切一条口子,插一根管子进去,帮助病人进行呼吸,而且那里有更好的药品,也有最先进的设备,比如呼吸机。我说,什么是呼吸机?医生说,它是一种帮助呼吸的机器,我看你也是拿工资的,要不要送进ICU,首先还是考虑费用,每天需要七八千块朝上,在医保范围内的,还可以报销一部分。
我像在黑暗的尽头看到了一线光亮,又问了一句,在ICU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医生说,这可说不清,少则一周,也有大半年的,刚刚有一个病人,儿子是开公司的,家里经济条件好,花了六十多万。
我忽然想起来,我认识一位作家前辈,前段时间去医院看望他,他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胶管,有两根管子非常凄惨,其中一根就是呼吸管,插在喉结的位置;另一根插在鼻孔里,护工正在用注射器,向管子里注射营养液,那是他的午餐,像稀饭一样的液体,不再是色、香、味、形俱全的美食。这意味着,他的鼻子和嘴巴已经成了纯粹的装饰,鼻子不是用来呼吸的,嘴巴不是用来吃饭的。他的生命是靠着外力维持的,不是靠自己维持的,这样的生命还属于自己吗?
我回到病房,把姐叫到了楼道,对利害关系进行了认真的商量。姐说,关键还是钱,你在外边挣点钱也不容易,受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我们也是晓得的,而且在上海喝口水呀上个厕所呀,处处都是花钱的地方。现在把爹送进ICU住几天,豁出去花费七八万就算了,如果一月半月的好不了,不放弃吧,费用承受不了。放弃吧,良心上又过不去,而且从颈子上切个口子,插根管子,如果那根管子拔不掉,那还像人的样子吗?
我告诉姐,这是最后的办法,不然爹就过不了今晚。姐抹着眼泪说,刚刚听护士说,家属不准进ICU,爹万一在里边走了,我们都不在他的身边。
我和姐的想法是一致的,我们着重考虑的,其实并不是病人,而是病人的家属,只不过我们被一种力量紧紧地绑住了。这种力量,一部分来自远古时代,一部分来自现实世界;一部分是道德,一部分是物质。我说,如果这里逼着出院,我们就返回县医院,反正既不进ICU,也不能回家等死。姐说,估计县医院也不收了,原来住着的时候,人家一直想撵我们。我拨打了县医院医生的电话,医生果然说,县医院不仅没有ICU,连一台呼吸机也没有,病情这么重,他们哪里敢收啊,不行看看市医院吧。我又联系了几位朋友,转了好大一圈,找到一位远房亲戚,依着辈分叫我舅舅,他是商洛市医院的外科医生,二十分钟后,回复我说,已经联系好了,随时可以转过去。 我放下电话的时候,有个小光头凑上来说,我劝你还是放弃吧,我看你也不是什么大款,花这么多冤枉钱,无非让老人多受几天罪,还不如拿这些钱,给家里添几件家具。你们同病房的,儿子买了一辆新车,那样多好啊。小光头递给我一张小卡片,说他不是病人,是跑长途运输的,专拉病人也拉遗体,在这里待了五六年,把什么都看透了。
我说,去商洛,一百二十公里,需要多少钱?小光头说,我就收你两千五百块吧。我说,你车上有氧气瓶吗?小光头说,不是回家准备后事吗?你要氧气瓶干什么?我说,我们不是回家,我们需要转院。小光头愣了一下说,你们还不放弃?我说,他还有一口气,说句不好听的,如果是你的亲人,你把他拉回家等死,良心上过得去吗?小光头说,我看在你是孝子的面子上,开一辆真正的救护车给你,就收你两千块,你如果决定了,二十四小时随时打我电话。
我把后路安排好之后,再次来到医生办公室的时候,医生已经把ICU的专家请过来了,他们会诊的结果基本相同。医生说,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我说,我们商量好了,不进ICU了。医生说,这是对的,好多家属倾家荡产,来治这些无力回天的病,其实是做给别人看的,每个人应该量力而行,建议还是收拾收拾,回家准备后事去吧。
我说,我们也不想出院,我们必须坚持到最后一口气。医生着急地说,你们不赶紧出院,到时候连老衣都穿不上去了。我说,这你放心,我马上派人,打一辆出租车,把老衣送过来。
我向医生解释,这么做的原因有两点:第一,我们不为老人着想,我们给老人看病的过程,也是自己修行的过程,上天安排我成为他的儿子,安排他成为我的爹,这是一种荣幸,也是一种缘分。他生出这么一场大病,都是因为老天从来不露真容,而是打扮成这么个老头,前来度我、化我,检验我们之间的关系。第二,医生在治病方面比我專业,但是我比医生更了解爹,他种了一辈子地,受过太多的苦,草皮、树根、玉米芯,甚至还吃过石头粉。有一次山林发生大火,在灭火的时候眼睛被烧伤,他竟然用酒精去洗眼睛,你们给他检查的时候已经看到了,他的身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伤疤,他的骨头比石头还硬……我说,他的生命力非常顽强,已经超过了你们的想象,我隐隐地觉得,这一次,他会扛过去的,如果人间真有奇迹,只能发生在苦难者的身上,所以请你们行行好,再想想办法吧。
总之,我想告诉他们,爹只要还有最后一口气,我们绝对不会把他拉回家。如果拉回家,放在那张床上,不给他扎针,不给他吃药,闻不到浓烈的药水味,看不到任何医生护士的身影,这不就是等死吗?对爹而言,这种见死不救的感受简直太绝情、太麻木了……
感谢上天,医生们商量了一下,同意爹继续留在病区,让我以个人的名义,从ICU借一台呼吸机过来再作最后的努力。医生委婉地告诉我,他们也有一个条件,万一抢救无效的话,在爹出院的时候,挂着吊瓶,打着点滴,装成活着的样子,以免影响了死亡率。我满口答应,而且签字画押,无论出现什么意外,我们只有感激不尽,绝对不会找医院的任何麻烦。
我打了一张借条,交了几千块押金,推着那台乳白色的机器,大义凛然地从人群中穿过的时候,像一名士兵推着刚刚研制成功的导弹,自信极了,骄傲极了,神圣极了,全身注满了力量。护士们刚刚还十分沮丧,如今也受到了鼓舞,很快就把呼吸机调试好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心电监护仪屏幕上显示的数据,尤其是血氧饱和度,慢慢爬上90%,稳定在正常值的范围内,旁边的几条曲线像一条条冬眠过后的蛇,慢慢地扭动起来了,活跃起来了。
时间已经凌晨三点,呼吸机像巨人的脚步有节奏地运行着,整个病区都能听到呼哧呼哧的呼吸声,希望随之一步步靠近。爹的脸慢慢地舒展开来了,爹的眼睛又微微地睁开了,爹的意识慢慢地清晰了。天再次亮了,西安也晴了,阳光明媚而温暖地照射着,远处的大雁塔和古城墙又恢复了血色,显得更加雄伟壮观了。
爹抬起手指了指我,大概意思是说,这不是他的儿子喜娃吗?他的表情有了几分生气,多了几分色彩。看到爹的样子,姐又开始抹眼泪,这一次像下了一阵太阳雨,夹杂着一丝宽慰的笑。
在爹的身上,奇迹出现了。
爹的老衣是花了六百块赶了几百公里,在天亮的时候被连夜送到医院的。我害怕爹看到了伤心,一直偷偷地藏在病床下边。后来,姐把老衣重新带回家,重新挂在阁楼上,常常把它们拿出来,挂在院子里,晒晒太阳,吹吹风。
虽然爹的情况一再好转,毕竟是靠着呼吸机在维持的,我担心爹对呼吸机产生依赖,建议逐步调整呼吸机的压力,但是遇到了周末,主任医生不在,值班的助理又不敢贸然做主,我就去请求一名实习护士。她说自己得听医生的,万一出事了她负不起责任,不过可以悄悄地教我一下使用方法。进入后半夜的时候,整个医院都安静了下来,每过一个小时,我就像提心吊胆的小偷一样,把呼吸机的压力向下调整一次,然后静静地盯着心电监护仪,观察着那些数据和曲线的变化,90%,80%,70%,到天亮查房的时候,医生看到呼吸机已经被调整在了50%,而且各种数据都很正常,于是开心地叫来护士,把呼吸机给撤走了。
爹摆脱呼吸机之后,并没有出现什么反复,不几天肺积水也逐渐消失了。我得意地告诉姐,我是不是当医生的天才?姐也开心地说,你忘记了吗?你本来就是学医的,学的不过是兽医而已。
医生们也都感受到了希望,想尽一切办法来照顾爹。有一位博士,发现爹严重缺钠,如果不赶紧补钠的话,可能会再次引起昏迷,于是就突发奇想,从外面买回一些空壳胶囊,把盐装在胶囊里,自制成了药,每天给爹口服两粒,这样吃了几天,效果竟然十分明显。由于各种各样的配合治疗,慢慢的,除了肺功能基本恢复之外,爹喉咙里的浓痰减少了,爹腹部的鼓胀消失了,爹腰部的紫色褪去了,爹下身的两个气球像遭到针扎一样瘪掉了。唯一让人头痛的,是拔掉导尿管之后,爹小便一下子失禁了,这一次是我突发灵感,给爹买了许多成人纸尿裤。 爹一天天好起来了,不仅仅可以吃饭了,还可以坐起来和我们简单地聊几句。爹和我们聊的,无非是家里的粮食怎么样了,村子里几个生病的老人怎么样了;这世上对他最好最好的是姐,这次把姐给累坏了,明显都瘦了。姐开玩笑地说,那你把身上的钱掏出来给我花花行不行?爹从怀里掏出一个塑料袋,摸出五百块钱,数了两遍,递给姐。这是爹最大方的一次,即使见到了孙子,见面礼也不过五百块。姐说,太少了。爹说,嫌少算了。然后又装进了怀里。
爹不管聊什么,聊多长时间,最后都会强烈要求回家,有一次竟然一着急,把针管子都给拔下来了。
爹重新出现在村子里的时候,村子里的人几乎都围过来了。爹在人群中没有看到老杨和舅妈,一打听才晓得,老杨从树上摔下来,送到县医院治了几天,舅妈卧床不起好多年了,至死都没有送过医院,这两个人都还年轻,却在爹住院的这些日子相继去世了。大家唏嘘不已地说,你命真大啊。爹笑着说,不是我命大,是我的福气好。
爹摸了摸自己的头发和胡子嘟哝着说,以后只好自己给自己剃头了。因为老杨是村子里唯一的剃头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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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回想一下,爹在住院的时候,那么多人好意相劝,还是放弃吧。他们的理由无非三点:第一,八十多岁的人了,不管怎么样都活不了几年了;第二,这样一个土农民,多活几年少活几年都差不多。大家还有一个理由,爹的几万块积蓄如果被花光了,爹的一辈子就等于白活了。对于这一点,在出院的时候,爹心疼地问,这次看病花了不少钱吧?我骗他,总共花了七八万,不过都被国家报销了,我们个人分文未花。我塞给爹两千块,爹推让了一会儿,最后蘸着唾沫数了数,认真地装进了自己贴身的那个口袋。
爹又可以开玩笑了,说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还赚了这么多钱,太划算了。
爹回家已经三年了,虽然各种各样的毛病不断,药物也从未间断,但是如果真要算算账,确实是太划算了。每次看到从老家传来的照片,爹有时候坐在门前晒太阳,有时候坐在炉子前烤火,有时候还去庄稼地里转转,扶一扶玉米,捉一捉虫子,拔一拔草,我都会会心一笑。我就这么个爹,这世界唯一的爹,他的生命太轻了,太卑微了,还不如一棵树。一棵树死了,还可以燃烧。如果他死了,能干什么呢?但是,他只要活着,我的故乡就是活着的,那一片土地就是活着的。
如今又是冬天了,姐刚刚告诉我,老家下大雪了,大雪已经覆盖住了整个屋顶……白花花的屋顶上应该又是炊烟袅裊了。
炊烟活着,故乡的那片天空就是活着的。
责任编辑 张颐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