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景祺:投机者的悲惨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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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一封溜须拍马的自荐信而成为年羹尧的幕僚,又因为一篇劝谰的文章而被雍正皇帝砍了脑袋。汪景祺短短的幕僚生涯,可谓成也投机败也投机。这也算是投机不成反丢命的非典型案例。
  雍正四年(1726)12月18日,北京城菜市口的城楼上,突然悬挂上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城墙张贴的告示说明,这人头是汪景祺的,他曾经是刚刚被雍正赐死的年羹尧手下的一名幕僚。这颗人头在城楼上一挂就是十年。直到乾隆元年(1736),左都御史孙国玺大胆向新皇帝弘历上书,这颗高悬了十年之久的头颅,才终于被取下掩埋。
  一个普普通通的幕僚,为何会有如此悲惨的结局?
  汪景祺,原名日祺,字无已,号星堂,出生在钱塘(今浙江杭州)一个书香门第家中。他的父亲汪霖曾担任过户部侍郎,他的哥哥汪见祺也任过礼部主事。汪景祺从小聪明伶俐,才华过人,但成年之后却并未取得多大成就。他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都无功而返。直到康熙五十三年(1713),已经42岁的他,才有幸中了举人。但倒霉的是他再也没有跨过会试这一关。已经46岁的他,又逢父亲去世,家道中落,无奈之下,雍正二年(1723),汪景祺从京城千里迢迢前往西安,投奔昔日同窗好友、现担任陕西布政使的胡期恒。
  此时的胡期恒,已经成为川陕总督年羹尧手下的红人。对于这位找上门来的旧友,他并没有表示多大的热情,只是安排其暂时住下,没有给予什么职务。心气甚高的汪景祺,哪受得了这般窝囊气呢?百无聊赖之际,他在一份清王朝发布的邸报中看到两则消息:一是雍正给年羹尧加封“太保、一等公”的谕令,二是批准年羹尧呈报的晋升官员的名单。正在山穷水尽的汪景祺眼前不禁一亮。当下朝廷,最受皇帝宠幸的,莫过于这位年大将军。如若能够攀上这棵大树,还愁没有吃喝、没有官做吗?
  汪景祺连夜给年羹尧写下了题为“上抚远大将军太保一等公川陕总督年公书”的自荐信。在信中,汪景祺对年羹尧极尽献媚:“承闻阁下奉扬天讨,立不世之奇勋。抚士以惠,则挟纩投醪也;用兵如神,则星驰电掣也;犯顺者受不庭之殛,则灰飞烟灭也;归化者宽后至之诛,则云行雨施也;渠魁必歼,骈首而就显戮,疾风之卷秋箨也;胁从罔治,稽首而慶更生,膏泽之润春苗也;量才器以驾驶诸雄,偏裨皆卫、霍之亚也;授成算以驱策群力,荒徼在掌握之中也。”在这里,他夸奖年羹“用兵如神”“立不世之奇勋”,甚至把年羹尧比做西汉名将卫青、霍去病。到了此时,汪景祺才慢慢表露出自己的真实意图,“敬欲上觐耿光,仰承绪论。倘蒙阁下鉴其微意出于至诚,慰下走景慕之殷,假以词色,大将军有揖客,顾不重耶?希望投奔到年的门下,为年羹尧效劳。在结尾处,汪景祺又抄录了六首歌颂年羹尧的诗歌呈上。
  第二天一早,踌躇满志的汪景祺把这封信投送到年羹尧衙门。不多久,从前线回来的年羹尧看到了汪景祺给自己的信,还沉浸在进京时受到雍正皇帝特殊待遇而沾沾自喜的年羹尧当然觉得非常受用,他立即安排胡期恒,将汪景祺送到了川陕总督衙门。自此,汪景祺成为年羹尧帐下一名幕僚。
  年羹尧门下幕僚成百上千,汪景祺投靠之后,也只是在军营中从事“文秘”工作,代替那些大字不识的将军,给上级写写“汇报”材料而已。汪景祺不甘寂寞,当他洞察到雍正皇帝对最宠信的年羹尧放任大权,一种巨大的危机正悄然向年羹尧扑来之后,又给年羹尧写了一篇封名为《功臣不可为》的文章,他写道,每当“天步艰难,干戈鼎沸,粮饷挽输于外,库帑耗竭于中,其时节钺重臣,为国奋身,不顾万死一生,昼食不甘味,夜卧不贴席,孤军累卵,出入锋镝之间,或身历戎行,或运筹帷幄,虽父母妻子亦弃之如遗,幸而告厥成功”,这样的人,最后“举酬勋之典,受殊爵之荣,位极人臣,威拟王者”。虽然他们心中并不会反叛皇帝,但常常会“横加猜疑,致成嫌隙,进不得尽其忠节,退不得保其身家”。应该说,这封信是借历史上的教训,来给年羹尧提个醒,希望他改一改张扬跋扈的个性,改一改插手各地官员任命的举动。但至于年羹尧是不是看过这封信,倒是不得而知。
  汪景祺的担心,很快变成了残酷的现实。在汪景祺成为年羹尧手下幕僚还不到两年时间,雍正三年(1725)年底,雍正一纸谕令,年羹尧被罢官削爵,贬为庶民。雍正四年(1726)春天,年羹尧被雍正皇帝一条白绫赐死。
  随后,雍正派大臣富察.福敏负责对年羹尧的府邸进行查抄。在林林总总的物品中,负责查抄的人发现了一本《西征随笔》的小册子,署名是汪景祺。书中有《功臣不可为》《上抚远大将军太保一等公川陕总督年公书》两篇文章。下属赶紧呈报给福敏。汪景祺?看到这个名字,福敏就有些生气了。原来,福敏在此之前,读过汪景祺的奇文《遂宁人品》。
  原来,就在汪景祺到西安成为年羹尧幕僚一年以后的公元1725年,传来了张鹏翮去世的消息。张鹏翮,四川遂宁人,是著名的政治家、治水专家,是康熙、雍正王朝的股弘大臣,被称为“遂宁相国”。张鹏翮为官清廉,不避权贵,他去世后雍正称赞张鹏翮道:“志行修洁,风度端凝。流芬竹帛,卓然一代之完人!”然而,汪景祺却对张鹏翮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原来,汪景祺两度参加会试,主考官都是张鹏翮。汪景祺认为,自己的落第,完全是张鹏翮从中故意为难。于是,他写就《遂宁人品》一文,把张描绘成一个“刻薄寡恩、顽钝无耻”的人,毫无根据地写道:“张素轻邪,甚至与人家奴博,且胡粉饰貌,搔头弄姿。”把张鹏翮说成了一个油头粉面的轻薄之徒,又说他为了做官,居然在母亲去世后“不发丧”,还编造了张鹏翮与女仆私通的离奇故事。这文章后来传到京城后,引起了人们对汪景祺的公愤。
  本来就厌恶汪景祺的福敏,在看了《西征随笔》之后,吓了一跳,赶紧将其呈报给雍正皇帝。雍正读到《功臣不可为》《上抚远大将军太保一等公川陕总督年公书》等两篇文章后,勃然大怒,在小册子封面上批下了“悖谬狂乱,至于至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得此种得漏网也”几行文字,并以“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为名,将汪景祺“枭首示众”。汪景祺因为投机取巧,最终落得丢了卿卿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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