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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我写了一百多万字的小说、电影和电视剧本，第二年遭了报应，陷入写作危机。老实讲，那也是一次精神危机，我对自己的写作生活包括所写的东西产生了很大的怀疑。我清楚地记得这一动摇发生的时间、地点。那天是初夏，阳光很好，眼前有氤氲的光雾，我走在这之中，腿一下就软了，像是崩溃了，脑子里轰然而至的都是些短问句：我在这儿干吗呢？我这就算——活出来了？我想要的就是这——眼前的一切？
忽然对已经得心应手，已经写得很熟练的那路小说失去了兴趣，觉得在得心应手间失去了本意，于很熟练之下错过了要紧的东西。那是一个明白无误的虚点，像袜子上的一个洞，别人看不到，我自己心知肚明：我标榜的那一路小说其实是在简化生活。
这是往好说。严厉讲，是歪曲生活。什么生活也是百感交集莫衷一是，为什么反映在小说中，却成了一副简单的面孔，譬如说，喜剧式的？这其中当然有文学这一表达工具本身的局限：故事往往有自我圆满的要求，字数限制使人只能屈从于主要事态的发展，很多真实顾不上。也因趣味导致。北京话说起来有一种趋于热闹的特点，行文时很容易话赶话，那种口腔快感很容易让说者沉醉，以为自己聪明，因而越发卖弄。若仅仅要寻个卖点，换几声喝彩，应个景，也没什么。但不瞒各位，我还是有一个文学初衷的，那就是：还原生活。——我说的是找到人物行动时所受的真实驱使，那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隐于表情之下的原始支配力。
我不能相信自己的第一反应。行动往往是暧昧的，思想机器过于复杂，一点点剥离，你也未必料得到你何以会那么反应。这牵涉到动机。未必你都能了解，参得透你笔下的人物。动机失察，行为不轨，净剩下预设好的戏剧性，跟着现抓的喜怒哀乐跑，到哪儿算哪儿……光好看了，结果是事后总排解不开一个自问：原来是这样？难受的还不光这个。就因为没倒出根儿，揪着自己的头发飘在半空，就有人把你往沟里带，替你总结出一套活法，说你就是这个，还得到普遍认可。我说的还不是骂我的那些人，我跟他们的关系很简单，就是立场不同，思想感情格格不入，他们骂我的那些话倒大致不差，也无关痛痒。我说的是喜欢我的，待见我的，拿我那东西当宝的。在说下面那些话前，我要先声明一下：我这是对事不对人，只是想把一些误会已久的事澄清一下。
我说的是趋时而作，根据我的小说改编和我直接编剧的一些影视剧中的典型化了的人物形象。演员很成功，深为广大人民喜闻乐见，我也喜欢。若说这类形象是我的小说所提供，所独创，却不敢当。这是无功受禄，掠了别人之美。那不过是另一些聪明人在借腹怀胎。
他们是另一路北京人，怎么说呢？可能是真善良吧，有一点小小的狡猾，极善趋利避害，最大的本钱是将“善解人意”挂在嘴边，猫着腰做人，什么也不耽误，肚子里的算盘打得别人都能听见，小有激动便以为那是深情了。
好人啊，这种性质的人在生活中有益无害，进入公共领域大都可做大众宠儿，但出现在我的作品中就是误会，就是表错情，就是影视艺术再创造的结果。影视不同于小说大概也就在于那体现的是一个集体意志，很多人参加劳动，参与了意见，在角色身上倾注了自己喜爱的品质，最终还你一个陌生人。当然，影视于今首要在于谋利，受欢迎便是成功。你要问我原作的想法，我没这意思，写那么多废话就为了给大家树一个好人。正如批评者所言，我写的都是痞子。那些貌似热情的话都是开涮。这种涮人的恶癖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是的，自以为了不起，有折腾劲儿，少立身之才，沦入社会底层而不自知，肉烂嘴不烂，于话语中维持自大，像活在梦里，依旧卓尔不群。爱装大个儿，流氓假仗义，也有点不甘寂寞，然而，还就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笑容可掬的小人物。
我小时候一直是个坏孩子，习惯领受周围人的指责和白眼，那才觉得像我。忽一日，掌声响起来，还有人攀附，我感到迷失，舒服又不自在。舒服的同时常常不自在，这就叫堕落吧？
还记得当年看到第一篇批评我的文章，批评的内容不记得了，总而言之是说我不好，一无是处，都无所谓。这篇文章使我的心情为之一变，可形容为“一颗心落回肚子里”。与身后的恭维、怂恿比，迎面拦住去路的针砭、叫骂更使我清楚自己待的地方是哪儿，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更容易保持本性。
我想，我是需要敌人胜过朋辈的那种人。当然，我不是指批评我的人是拿枪的敌人，这是修辞。如果这么说不妥，我很乐意称他们为明眼人，拿鞭子指方向的人。这是实话，我感谢对我进行批评的人们。正是这些刺耳的批评，使我看到了这一切阴差阳错和指鹿为马。我想，我对这一切还是不该太消极。被误会是表达者的宿命，却也不必因此就把别人都当无可救药的傻瓜或一概斥为别有用心。其中部分原因肯定在我，我表达有歧义，授人以柄。我想，可能还是有一种小说写法可以把我知道的生活——那个本来面目，如实展示出来。说来有趣，面对批评和戏仿，我竟感到自己的生活资源还完好无损，还保留着它不被人知的那种新鲜味道。这对写作十年仍有创作欲的人而言，真是再好不过了。这就意味着我还有机会别开生面上一个台阶或再入一个洞天。
也许，这倒是我矫情，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不潇洒，坏了我们这种人号称的做派。那又怎么了？就算我看不开吧。
（摘自《看上去很美》云南人民出版社图/陈明贵）
忽然对已经得心应手，已经写得很熟练的那路小说失去了兴趣，觉得在得心应手间失去了本意，于很熟练之下错过了要紧的东西。那是一个明白无误的虚点，像袜子上的一个洞，别人看不到，我自己心知肚明：我标榜的那一路小说其实是在简化生活。
这是往好说。严厉讲，是歪曲生活。什么生活也是百感交集莫衷一是，为什么反映在小说中，却成了一副简单的面孔，譬如说，喜剧式的？这其中当然有文学这一表达工具本身的局限：故事往往有自我圆满的要求，字数限制使人只能屈从于主要事态的发展，很多真实顾不上。也因趣味导致。北京话说起来有一种趋于热闹的特点，行文时很容易话赶话，那种口腔快感很容易让说者沉醉，以为自己聪明，因而越发卖弄。若仅仅要寻个卖点，换几声喝彩，应个景，也没什么。但不瞒各位，我还是有一个文学初衷的，那就是：还原生活。——我说的是找到人物行动时所受的真实驱使，那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隐于表情之下的原始支配力。
我不能相信自己的第一反应。行动往往是暧昧的，思想机器过于复杂，一点点剥离，你也未必料得到你何以会那么反应。这牵涉到动机。未必你都能了解，参得透你笔下的人物。动机失察，行为不轨，净剩下预设好的戏剧性，跟着现抓的喜怒哀乐跑，到哪儿算哪儿……光好看了，结果是事后总排解不开一个自问：原来是这样？难受的还不光这个。就因为没倒出根儿，揪着自己的头发飘在半空，就有人把你往沟里带，替你总结出一套活法，说你就是这个，还得到普遍认可。我说的还不是骂我的那些人，我跟他们的关系很简单，就是立场不同，思想感情格格不入，他们骂我的那些话倒大致不差，也无关痛痒。我说的是喜欢我的，待见我的，拿我那东西当宝的。在说下面那些话前，我要先声明一下：我这是对事不对人，只是想把一些误会已久的事澄清一下。
我说的是趋时而作，根据我的小说改编和我直接编剧的一些影视剧中的典型化了的人物形象。演员很成功，深为广大人民喜闻乐见，我也喜欢。若说这类形象是我的小说所提供，所独创，却不敢当。这是无功受禄，掠了别人之美。那不过是另一些聪明人在借腹怀胎。
他们是另一路北京人，怎么说呢？可能是真善良吧，有一点小小的狡猾，极善趋利避害，最大的本钱是将“善解人意”挂在嘴边，猫着腰做人，什么也不耽误，肚子里的算盘打得别人都能听见，小有激动便以为那是深情了。
好人啊，这种性质的人在生活中有益无害，进入公共领域大都可做大众宠儿，但出现在我的作品中就是误会，就是表错情，就是影视艺术再创造的结果。影视不同于小说大概也就在于那体现的是一个集体意志，很多人参加劳动，参与了意见，在角色身上倾注了自己喜爱的品质，最终还你一个陌生人。当然，影视于今首要在于谋利，受欢迎便是成功。你要问我原作的想法，我没这意思，写那么多废话就为了给大家树一个好人。正如批评者所言，我写的都是痞子。那些貌似热情的话都是开涮。这种涮人的恶癖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是的，自以为了不起，有折腾劲儿，少立身之才，沦入社会底层而不自知，肉烂嘴不烂，于话语中维持自大，像活在梦里，依旧卓尔不群。爱装大个儿，流氓假仗义，也有点不甘寂寞，然而，还就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笑容可掬的小人物。
我小时候一直是个坏孩子，习惯领受周围人的指责和白眼，那才觉得像我。忽一日，掌声响起来，还有人攀附，我感到迷失，舒服又不自在。舒服的同时常常不自在，这就叫堕落吧？
还记得当年看到第一篇批评我的文章，批评的内容不记得了，总而言之是说我不好，一无是处，都无所谓。这篇文章使我的心情为之一变，可形容为“一颗心落回肚子里”。与身后的恭维、怂恿比，迎面拦住去路的针砭、叫骂更使我清楚自己待的地方是哪儿，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更容易保持本性。
我想，我是需要敌人胜过朋辈的那种人。当然，我不是指批评我的人是拿枪的敌人，这是修辞。如果这么说不妥，我很乐意称他们为明眼人，拿鞭子指方向的人。这是实话，我感谢对我进行批评的人们。正是这些刺耳的批评，使我看到了这一切阴差阳错和指鹿为马。我想，我对这一切还是不该太消极。被误会是表达者的宿命，却也不必因此就把别人都当无可救药的傻瓜或一概斥为别有用心。其中部分原因肯定在我，我表达有歧义，授人以柄。我想，可能还是有一种小说写法可以把我知道的生活——那个本来面目，如实展示出来。说来有趣，面对批评和戏仿，我竟感到自己的生活资源还完好无损，还保留着它不被人知的那种新鲜味道。这对写作十年仍有创作欲的人而言，真是再好不过了。这就意味着我还有机会别开生面上一个台阶或再入一个洞天。
也许，这倒是我矫情，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不潇洒，坏了我们这种人号称的做派。那又怎么了？就算我看不开吧。
（摘自《看上去很美》云南人民出版社图/陈明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