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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文学研究领域中，没有任何一门传统学科像比较文学那样，曾遭遇如此诸多著名的学者对其在“危机”与“死亡”的宣称下所给予危言耸听的判断与定位。
1958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在其所在地教堂山，举办了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第二次会议；在此次会议上，文学理论家韦勒克曾以《比较文学的危机》揭示了这一学科内部所存在的紧张与焦虑。如果说这种紧张与焦虑还是囿限在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之间的冲突，那么到了20世纪的8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对整个球域的压迫，比较文学内部的危机已越出了韦勒克的宣称，从比较文学学科的内部冲突向外延展，此时，比较文学的危机被定义在其所遭遇的一个文化多元时代在全球化语境下给这个学科所带来的机遇中，即这种机遇使比较文学研究在“去边界化”中所获取的全部敞开——学科边界的消失。无疑，在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研究的“全部敞开”是一个让人无限激动的字眼，但是，也正是在比较文学研究“去边界化”的全部敞开中，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似乎成为这一学科所遭遇的另一种致命的危机——比较文学因学科边界的消失而面临着向死亡的摆渡。
从传统的学术理念上来解析，大多数学科的成立都以其学科研究的边界来圈定本学科的研究场域及其性质，在学术研究的职业性感觉上，绝大多数学者无法接受一个没有研究边界的学科。但是，比较文学恰恰是以其边界的消失在全然的敞开中陈述着自己的学科性质，学科边界的消失被比较文学研究彻底且完美地本质主义化了。
我们曾在《比较文学概论》这部教材中给比较文学这一学科进行学科本质意义上的定位：“……比较文学在学科身份上的成立恰恰是基于研究主体而定位的。冈为比较文学研究者作为研究主体，他们所面对的研究客体不是这种一元的、纯粹的民族文学(国别文学)，而是介于两种民族文学(国别文学)之间或介于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二元关系。”需要强调的是，国别文学研究的学科边界圈定在于这一学科所获有的客观时空定位，如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是以1949年到当下为发生及延展的时间单位，以当下中国的行政区域为发生及延展的地域宅问单位，这一客观的时空组合划定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边界，越过这个客体定位的时空边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将在学科边界消失的“危机”中遭遇“死亡”。
比较文学研究恰恰不是依凭于某一国别文学研究的客体时空定位，来为自己划出学科的边界，而是以比较文学研究的主体作为这个学科的定位点，把比较文学研究者——主体的研究视域定位在两种民族文学之间的二元关系维度上，或定位在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二元关系维度上，这两种二元关系构成了比较文学的学科本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比较文学研究本身就是一方不以学科边界定位的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的学术研究领域。因此，早在1825年至1830年，两位法国教师诺埃尔(Fran cois Noel)与拉普拉斯(E.laplace)汇集各国文学作品，使之集成所谓第一部“比较文学教程”之时，比较文学即在全然敞开的“去边界化”中陈述着自己的学科放开性，所以“去边界化”在比较文学研究的场域中被本质化，成为不可遏制的潜流。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无法设问也不应该设问“比较文学研究的边界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因此，比较文学研究本身就不存在着边界的“消失”现象。当下是一个全球多元文化压迫学术研究走向科际整合的时代，某些国别文学研究与文艺学等学科在当下所面临的学科边界的模糊和缺损问题，在本质上是上述学科的学术研究对这个时代的被动回应，尽管这种回应是被动的，也昭示了上述学科在学科边界模糊和缺损中开始反叛学术传统走向敞开的巨大转型。最值得关注的是，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汉语语境下的文艺学研究即被动地应顺了这一巨大转型，走向了文化研究，而文化研究在研究客体的怎样都行中呈现出了无边界性，因此文艺学遭遇了学科边界坍塌的危机而面对着走向学科死亡的摆渡。
让我们的思考回到比较文学所存在问题中，我们没有必要因某些国别文学与文艺学等学科的边界模糊与缺损，回过头来为比较文学研究的“边界消失”忧心忡忡，而是应该欣喜于比较文学恰恰以其学科“去边界化”的本质主义，早在一百多年前以一种超前的准备而应顺了当下这个多元文化与科际整合的时代。说到底，面对着多元文化与科际整合，这是一个学术研究无法不放弃学科边界封闭性圈定的时代，当下，重新调整或定义自己的学科研究边界是大多数学科及学者不可回避的紧张；而比较文学早在19世纪崛起的瞬间，以其“去边界化”的学科本质就预设了对21世纪学术研究敞开的接纳性，并且为这一时代的到来期待了一百多年。
1970年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一文中曾宣称：“‘比较文学’这一术语引起了如此多的争论，而对其解释又有如此大的分歧，误解更频频发生……‘比较文学’始终是一个倍受争论的学科与概念。”我们认为，其中倍受争论的原因之一，就是争论的诸多参预者没有在学理上理解，比较文学研究从崛起的一瞬间就是一门“去边界化”的敞开学科，用国别文学研究的边界圈定观念去诠释比较文学研究，一定使自己处在一种对比较文学给予多余的设问也不应该设问的窘境中。
让我们无法忘却的是，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雷纳·艾田伯(Ren6 Etiemble)也编写过一部冠名为《比较文学的危机》(The Crisi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的读本，其中在《从比较文学到比较诗学》(‘From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 Comparative Poetry’)的一文中，艾田伯陈述了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化倾向及其在这种理论化倾向下所产生的一门新学科——比较诗学：“历史的质询和批评的或美学的沉思，这两种方法认为它们自己是直接相对立的，而事实上，它们必须相互补充，如果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那么比较文学将不可遏制地导向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ry)。”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化倾向是显而易见的，在1983年的北京中美双边比较文学讨论会上，美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厄尔·迈纳(Earl Miner)进一步指明了欧美比较文学研究的这一理论化倾向，他直接地把“文学理论”这个术语带入了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理论化倾向的描述中：“也许，近15年间最引人注目的进展是把文学理论作为专题引入比较文学的范畴。”的确，从这个时段以来，比较诗学无可争议地成为比较文学研究场域中的主流。
当然，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诗学”即被定义在文艺理论的层面上，厄尔·迈纳所指称的“文学理论”实质上就是以隐喻文艺理论以此强调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化倾向，所以比较诗学也就是文艺理论在跨文化与跨学科中所展开的汇通性研究，关于这一点，张隆溪在 《钱钟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一文中曾引用了钱钟书的陈述，且澄明得非常清楚：“钱钟书先生认为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即所谓比较诗学(comparativepoetics)是一个重要而且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如何把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术语和西方的术语加以比较和相互阐发，是比较文学的重要任务之一。”
当我们思考到这里，问题似乎复杂了起来。如果说，比较诗学是从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化倾向中不可遏制地脱胎出的一门新学科，那么，比较文学所秉有的一切品质，在比较诗学这里也应该是同步获有的；的确，比较文学研究的“去边界化”问题也同样传递给比较诗学研究，比较诗学研究也似乎面临着在学科交集语境下，从研究的敞开性走向过度开放的边界危机感。但是，当我们在学理上理解了比较文学的主体定位及其“去边界化”的合法性后，也应该同样理解比较诗学研究的主体定位及其“去边界化”合法性的品质。而问题在于，如果正像钱钟书所告诫的那样，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就是所谓的比较诗学研究，那么在文艺理论的研究场域中，文艺学是否也可能被理解为如同比较诗学那样，也是一门“去边界化”的学科呢?事实证明，近几年来，文艺学带着学科濒临死亡的忧患意识在讨沦本学科研究边界丧失的危机时，也从一个侧面明证了文艺学本来是一门有着自己明确边界的学科，只是近年来由于多元文化与科际整合崛起对文艺学的冲击，文艺学被逼迫着扩大化为文化研究时，必然遭遇着边界的模糊和缺损，正是该学科内部的学者已经感触到这一点，于是忧心忡忡地掀起了关于文艺学学科边界的大讨论。
什么是“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钱钟书把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陈述为“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术语和西方的术语加以比较和相互阐发”，从当下逐渐走向成熟的比较诗学研究体系来看视，这种对中西文论术语的比较与相互阐发是指从研究文本的字面上一眼可以看视完毕的显性研究，如钱钟书在《谈艺录》第三十一篇所讨论的中国诗学的“圆转无穷”与西方诗学的“以圆为贵”的美学原则；那种自觉不自觉把中西文论整合于一体，就一个普适性文艺理论问题进行汇通性研究的隐性方法，在不同的程度上，也更多地存在于过去与当下诸多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学者的成果中，这些研究成果从读本的字面上似乎看视不出研究者是在从事一种显性的比较研究，但研究成果的结构深层恰恰是把中西文论及其相关的背景文化汇通于思考中，以此解决一个在命题字面上或研究读本中并不存在“比较”字眼的普适性理论问题，而且这个普适性理论问题在研究的命题字面上可能还是单维度地仅仅指向汉语语境下的中国古代文论，如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其实本质上是汇通的比较诗学研究。说到底，对比较诗学研究及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都无法从研究的命题及其成果中是否含有“比较”两字以判断其是否是成功的比较研究。需要再度宣称的是，成功的比较研究是学贯中西及学贯古今的汇通性思考。比较诗学从来就不进行什么“比较”，比较文学也是如此。“比较”在这里应该被理解为“汇通”、“打通”或“融通”。
其实，比较诗学的隐性研究是从事中西文论比较研究与相互阐发的最高境界，由于研究主体学贯中西与学贯占今的知识储备，那怕他的研究客体所指向的是纯粹汉语语境下的中国古代文论，也是不可遏制地把中西学术作为两面相互看视的透镜，把中西文论汇通在一种化境的视域中，以有效地解决中国古代文论的问题，同时西方文论的学理性在此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及普适性的证明。实际上，除去一部分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学者依然声称自己恒持着传统国学路数之外，当下已经很少有人把自己的文艺理论研究置放一种纯粹的传统汉语语境下，不带着任何西学或外来文化的视域作为前理解，以此展开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需要强调的是，当下任何人文学术研究都是21世纪现代汉语语境下延展的学术研究，21世纪的现代汉语品质及其所内涵的诸种外域多元文化因子，成为当下21世纪学者使自己学术思想出场的语言媒介，21世纪的现代汉语语境与纯粹的中国传统文化语境已经相去甚远了，后者是一方失去语言操作实用性的、遥远的、逝去的、在物理意义上且不可追溯的时空语境。
因此无论如何，拒绝操用21世纪的现代汉语，规避于纯粹的传统汉语语境下从事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假设。在历史的行程上，每一个时代都获有每一个时代学者在其特定的语境下所打造的学术研究气象，先秦诸子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唐代佛学、宋代理学、明代心学及清代乾嘉学派，都是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学术气象；在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时代，21世纪现代汉语语境下的学术研究必然秉有这一时代的学术气象，任何学者均是压迫在这一学术气象下的受动随行者，在学术气质与学术精神上的任何抵抗都呈现了抵抗者的野心及被这一时代所击碎的渺小。这一时代的学术气象究竟应该给予怎样的学术指称，那将是后来者的命名。
我们所说的文艺学是21世纪现代汉语语境下的文学艺术理论研究，再加上诸种其他学科因素及多元文化、网络现象、大众传媒对当下文学艺术现象的渗透、侵扰与解构，文学艺术现象也在原初本质的失去中扩张与泛化，这种扩张与泛化的结果就是文学艺术的古典气质、贵族精神与精英本色跌向大众化、市民化与浅表化。这是一个什么都可能成为文学艺术形式的时代因此，文学艺术现象的边界也在交集中迷失与淡化，这也必然要求文艺学放大其研究的边界或宣称“去边界化”以此相适应，因此文艺学研究无法不以失去自己的边界来指向自身研究的客体以此成就自身的存在。问题关键在于，文艺学一旦放大自身的学科边界走向迷失，以既成的传统理论所定义的文艺学必然跌向边界缺损后的学科死亡，然后失去合法化的研究族群。
从表面上看视，文艺学与比较诗学在多元文化与科际整合时代所遭遇的学术命运是一致的，但比较诗学从比较文学脱胎出来的一瞬间，既秉有比较文学先天的那种“去边界化”气质。需要说明的是，文艺学与比较诗学在某种意义的层面上是同质学科，两者可能共同指向同一研究现象，但文艺学的定义是从研究客体之边界来圈定自己的学科性质，而比较诗学的定义足从研究主体来呈显自己的学科性质，这两门可能共同指向同一研究现象的学科，恰恰在这一点上呈现出各自的差异性。无论如何，比较诗学以其研究的主体定位及其“去边界化”，无可争议地适从了这个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学术交集时代。比较诗学的“去边界化”无疑对文艺学学科边界的模糊与缺损之焦虑提供一种解释的启示，这种启示也要求文艺学重新绘制本学科的学理地图。
从冷战的对立在走向全球化的进程中，因为人文学科研究内含的西方中心论的强势话语与非西方批评话语主张的民族性、地域性的对抗，关于人文学科的论讨总是充满着宗主国与边缘区域之间形成的意识形态政治化的紧张，在比较文学、比较诗学及关涉文艺学的学科转型论战中，正是如此，G·C·斯皮瓦克在《一个学科的死亡》读本的陈述中，把这种学科之间的紧张提升到相当政治化的对抗中，斯皮瓦克从来都是以解构的理论力量颠覆她旨在瞄向的任何学术标靶，但此次却温情地告诉学术界，她没有把政治的张力带人到比较文学研究中去：“我不提倡这个学科的政治化，我提倡对一种对友好政治的到来给予政治敌意的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我是努力尽一种责任来思考比较文学的角色。”实际上，关于学科边界的论讨，在某种意义上仍然不是纯粹的学理问题，而是被深化到学科生存的政治化张力场中以此诉求存在的合化法问题。这就是斯皮瓦克假借“一个学科的死亡”呼唤新比较文学(n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的到来，并且早在1973年就智者般预见地使用了“全球比较文学”这一概念：“1973年当我还是副教授的时候，我曾邀请克劳迪奥·纪廉(Claudio Guill6n)到爱荷华大学开设一个短期课程，纪廉被我的关于一种全球比较文学(globalComparative Literature)理想主义所感动。”因此，我们无法不赞叹斯皮瓦克在学术的前瞻性上有意无意地给出的预见，也正是这一预见证明了她是一位无可争议的大师性学者。
说到底，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日常用语的“比较”在此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失语词汇，比较文学是人文学科在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时代语境下所展开的追问普适性原则的汇通性研究，倘若如此，那么还有多少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研究及相关的人文研究无法不纳入斯皮瓦克“全球比较文学”概念的解释下呢?
责任编辑：杨立民
1958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在其所在地教堂山，举办了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第二次会议；在此次会议上，文学理论家韦勒克曾以《比较文学的危机》揭示了这一学科内部所存在的紧张与焦虑。如果说这种紧张与焦虑还是囿限在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之间的冲突，那么到了20世纪的8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对整个球域的压迫，比较文学内部的危机已越出了韦勒克的宣称，从比较文学学科的内部冲突向外延展，此时，比较文学的危机被定义在其所遭遇的一个文化多元时代在全球化语境下给这个学科所带来的机遇中，即这种机遇使比较文学研究在“去边界化”中所获取的全部敞开——学科边界的消失。无疑，在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研究的“全部敞开”是一个让人无限激动的字眼，但是，也正是在比较文学研究“去边界化”的全部敞开中，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似乎成为这一学科所遭遇的另一种致命的危机——比较文学因学科边界的消失而面临着向死亡的摆渡。
从传统的学术理念上来解析，大多数学科的成立都以其学科研究的边界来圈定本学科的研究场域及其性质，在学术研究的职业性感觉上，绝大多数学者无法接受一个没有研究边界的学科。但是，比较文学恰恰是以其边界的消失在全然的敞开中陈述着自己的学科性质，学科边界的消失被比较文学研究彻底且完美地本质主义化了。
我们曾在《比较文学概论》这部教材中给比较文学这一学科进行学科本质意义上的定位：“……比较文学在学科身份上的成立恰恰是基于研究主体而定位的。冈为比较文学研究者作为研究主体，他们所面对的研究客体不是这种一元的、纯粹的民族文学(国别文学)，而是介于两种民族文学(国别文学)之间或介于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二元关系。”需要强调的是，国别文学研究的学科边界圈定在于这一学科所获有的客观时空定位，如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是以1949年到当下为发生及延展的时间单位，以当下中国的行政区域为发生及延展的地域宅问单位，这一客观的时空组合划定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边界，越过这个客体定位的时空边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将在学科边界消失的“危机”中遭遇“死亡”。
比较文学研究恰恰不是依凭于某一国别文学研究的客体时空定位，来为自己划出学科的边界，而是以比较文学研究的主体作为这个学科的定位点，把比较文学研究者——主体的研究视域定位在两种民族文学之间的二元关系维度上，或定位在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二元关系维度上，这两种二元关系构成了比较文学的学科本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比较文学研究本身就是一方不以学科边界定位的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的学术研究领域。因此，早在1825年至1830年，两位法国教师诺埃尔(Fran cois Noel)与拉普拉斯(E.laplace)汇集各国文学作品，使之集成所谓第一部“比较文学教程”之时，比较文学即在全然敞开的“去边界化”中陈述着自己的学科放开性，所以“去边界化”在比较文学研究的场域中被本质化，成为不可遏制的潜流。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无法设问也不应该设问“比较文学研究的边界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因此，比较文学研究本身就不存在着边界的“消失”现象。当下是一个全球多元文化压迫学术研究走向科际整合的时代，某些国别文学研究与文艺学等学科在当下所面临的学科边界的模糊和缺损问题，在本质上是上述学科的学术研究对这个时代的被动回应，尽管这种回应是被动的，也昭示了上述学科在学科边界模糊和缺损中开始反叛学术传统走向敞开的巨大转型。最值得关注的是，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汉语语境下的文艺学研究即被动地应顺了这一巨大转型，走向了文化研究，而文化研究在研究客体的怎样都行中呈现出了无边界性，因此文艺学遭遇了学科边界坍塌的危机而面对着走向学科死亡的摆渡。
让我们的思考回到比较文学所存在问题中，我们没有必要因某些国别文学与文艺学等学科的边界模糊与缺损，回过头来为比较文学研究的“边界消失”忧心忡忡，而是应该欣喜于比较文学恰恰以其学科“去边界化”的本质主义，早在一百多年前以一种超前的准备而应顺了当下这个多元文化与科际整合的时代。说到底，面对着多元文化与科际整合，这是一个学术研究无法不放弃学科边界封闭性圈定的时代，当下，重新调整或定义自己的学科研究边界是大多数学科及学者不可回避的紧张；而比较文学早在19世纪崛起的瞬间，以其“去边界化”的学科本质就预设了对21世纪学术研究敞开的接纳性，并且为这一时代的到来期待了一百多年。
1970年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一文中曾宣称：“‘比较文学’这一术语引起了如此多的争论，而对其解释又有如此大的分歧，误解更频频发生……‘比较文学’始终是一个倍受争论的学科与概念。”我们认为，其中倍受争论的原因之一，就是争论的诸多参预者没有在学理上理解，比较文学研究从崛起的一瞬间就是一门“去边界化”的敞开学科，用国别文学研究的边界圈定观念去诠释比较文学研究，一定使自己处在一种对比较文学给予多余的设问也不应该设问的窘境中。
让我们无法忘却的是，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雷纳·艾田伯(Ren6 Etiemble)也编写过一部冠名为《比较文学的危机》(The Crisi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的读本，其中在《从比较文学到比较诗学》(‘From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 Comparative Poetry’)的一文中，艾田伯陈述了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化倾向及其在这种理论化倾向下所产生的一门新学科——比较诗学：“历史的质询和批评的或美学的沉思，这两种方法认为它们自己是直接相对立的，而事实上，它们必须相互补充，如果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那么比较文学将不可遏制地导向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ry)。”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化倾向是显而易见的，在1983年的北京中美双边比较文学讨论会上，美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厄尔·迈纳(Earl Miner)进一步指明了欧美比较文学研究的这一理论化倾向，他直接地把“文学理论”这个术语带入了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理论化倾向的描述中：“也许，近15年间最引人注目的进展是把文学理论作为专题引入比较文学的范畴。”的确，从这个时段以来，比较诗学无可争议地成为比较文学研究场域中的主流。
当然，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诗学”即被定义在文艺理论的层面上，厄尔·迈纳所指称的“文学理论”实质上就是以隐喻文艺理论以此强调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化倾向，所以比较诗学也就是文艺理论在跨文化与跨学科中所展开的汇通性研究，关于这一点，张隆溪在 《钱钟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一文中曾引用了钱钟书的陈述，且澄明得非常清楚：“钱钟书先生认为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即所谓比较诗学(comparativepoetics)是一个重要而且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如何把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术语和西方的术语加以比较和相互阐发，是比较文学的重要任务之一。”
当我们思考到这里，问题似乎复杂了起来。如果说，比较诗学是从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化倾向中不可遏制地脱胎出的一门新学科，那么，比较文学所秉有的一切品质，在比较诗学这里也应该是同步获有的；的确，比较文学研究的“去边界化”问题也同样传递给比较诗学研究，比较诗学研究也似乎面临着在学科交集语境下，从研究的敞开性走向过度开放的边界危机感。但是，当我们在学理上理解了比较文学的主体定位及其“去边界化”的合法性后，也应该同样理解比较诗学研究的主体定位及其“去边界化”合法性的品质。而问题在于，如果正像钱钟书所告诫的那样，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就是所谓的比较诗学研究，那么在文艺理论的研究场域中，文艺学是否也可能被理解为如同比较诗学那样，也是一门“去边界化”的学科呢?事实证明，近几年来，文艺学带着学科濒临死亡的忧患意识在讨沦本学科研究边界丧失的危机时，也从一个侧面明证了文艺学本来是一门有着自己明确边界的学科，只是近年来由于多元文化与科际整合崛起对文艺学的冲击，文艺学被逼迫着扩大化为文化研究时，必然遭遇着边界的模糊和缺损，正是该学科内部的学者已经感触到这一点，于是忧心忡忡地掀起了关于文艺学学科边界的大讨论。
什么是“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钱钟书把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陈述为“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术语和西方的术语加以比较和相互阐发”，从当下逐渐走向成熟的比较诗学研究体系来看视，这种对中西文论术语的比较与相互阐发是指从研究文本的字面上一眼可以看视完毕的显性研究，如钱钟书在《谈艺录》第三十一篇所讨论的中国诗学的“圆转无穷”与西方诗学的“以圆为贵”的美学原则；那种自觉不自觉把中西文论整合于一体，就一个普适性文艺理论问题进行汇通性研究的隐性方法，在不同的程度上，也更多地存在于过去与当下诸多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学者的成果中，这些研究成果从读本的字面上似乎看视不出研究者是在从事一种显性的比较研究，但研究成果的结构深层恰恰是把中西文论及其相关的背景文化汇通于思考中，以此解决一个在命题字面上或研究读本中并不存在“比较”字眼的普适性理论问题，而且这个普适性理论问题在研究的命题字面上可能还是单维度地仅仅指向汉语语境下的中国古代文论，如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其实本质上是汇通的比较诗学研究。说到底，对比较诗学研究及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都无法从研究的命题及其成果中是否含有“比较”两字以判断其是否是成功的比较研究。需要再度宣称的是，成功的比较研究是学贯中西及学贯古今的汇通性思考。比较诗学从来就不进行什么“比较”，比较文学也是如此。“比较”在这里应该被理解为“汇通”、“打通”或“融通”。
其实，比较诗学的隐性研究是从事中西文论比较研究与相互阐发的最高境界，由于研究主体学贯中西与学贯占今的知识储备，那怕他的研究客体所指向的是纯粹汉语语境下的中国古代文论，也是不可遏制地把中西学术作为两面相互看视的透镜，把中西文论汇通在一种化境的视域中，以有效地解决中国古代文论的问题，同时西方文论的学理性在此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及普适性的证明。实际上，除去一部分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学者依然声称自己恒持着传统国学路数之外，当下已经很少有人把自己的文艺理论研究置放一种纯粹的传统汉语语境下，不带着任何西学或外来文化的视域作为前理解，以此展开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需要强调的是，当下任何人文学术研究都是21世纪现代汉语语境下延展的学术研究，21世纪的现代汉语品质及其所内涵的诸种外域多元文化因子，成为当下21世纪学者使自己学术思想出场的语言媒介，21世纪的现代汉语语境与纯粹的中国传统文化语境已经相去甚远了，后者是一方失去语言操作实用性的、遥远的、逝去的、在物理意义上且不可追溯的时空语境。
因此无论如何，拒绝操用21世纪的现代汉语，规避于纯粹的传统汉语语境下从事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假设。在历史的行程上，每一个时代都获有每一个时代学者在其特定的语境下所打造的学术研究气象，先秦诸子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唐代佛学、宋代理学、明代心学及清代乾嘉学派，都是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学术气象；在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时代，21世纪现代汉语语境下的学术研究必然秉有这一时代的学术气象，任何学者均是压迫在这一学术气象下的受动随行者，在学术气质与学术精神上的任何抵抗都呈现了抵抗者的野心及被这一时代所击碎的渺小。这一时代的学术气象究竟应该给予怎样的学术指称，那将是后来者的命名。
我们所说的文艺学是21世纪现代汉语语境下的文学艺术理论研究，再加上诸种其他学科因素及多元文化、网络现象、大众传媒对当下文学艺术现象的渗透、侵扰与解构，文学艺术现象也在原初本质的失去中扩张与泛化，这种扩张与泛化的结果就是文学艺术的古典气质、贵族精神与精英本色跌向大众化、市民化与浅表化。这是一个什么都可能成为文学艺术形式的时代因此，文学艺术现象的边界也在交集中迷失与淡化，这也必然要求文艺学放大其研究的边界或宣称“去边界化”以此相适应，因此文艺学研究无法不以失去自己的边界来指向自身研究的客体以此成就自身的存在。问题关键在于，文艺学一旦放大自身的学科边界走向迷失，以既成的传统理论所定义的文艺学必然跌向边界缺损后的学科死亡，然后失去合法化的研究族群。
从表面上看视，文艺学与比较诗学在多元文化与科际整合时代所遭遇的学术命运是一致的，但比较诗学从比较文学脱胎出来的一瞬间，既秉有比较文学先天的那种“去边界化”气质。需要说明的是，文艺学与比较诗学在某种意义的层面上是同质学科，两者可能共同指向同一研究现象，但文艺学的定义是从研究客体之边界来圈定自己的学科性质，而比较诗学的定义足从研究主体来呈显自己的学科性质，这两门可能共同指向同一研究现象的学科，恰恰在这一点上呈现出各自的差异性。无论如何，比较诗学以其研究的主体定位及其“去边界化”，无可争议地适从了这个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学术交集时代。比较诗学的“去边界化”无疑对文艺学学科边界的模糊与缺损之焦虑提供一种解释的启示，这种启示也要求文艺学重新绘制本学科的学理地图。
从冷战的对立在走向全球化的进程中，因为人文学科研究内含的西方中心论的强势话语与非西方批评话语主张的民族性、地域性的对抗，关于人文学科的论讨总是充满着宗主国与边缘区域之间形成的意识形态政治化的紧张，在比较文学、比较诗学及关涉文艺学的学科转型论战中，正是如此，G·C·斯皮瓦克在《一个学科的死亡》读本的陈述中，把这种学科之间的紧张提升到相当政治化的对抗中，斯皮瓦克从来都是以解构的理论力量颠覆她旨在瞄向的任何学术标靶，但此次却温情地告诉学术界，她没有把政治的张力带人到比较文学研究中去：“我不提倡这个学科的政治化，我提倡对一种对友好政治的到来给予政治敌意的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我是努力尽一种责任来思考比较文学的角色。”实际上，关于学科边界的论讨，在某种意义上仍然不是纯粹的学理问题，而是被深化到学科生存的政治化张力场中以此诉求存在的合化法问题。这就是斯皮瓦克假借“一个学科的死亡”呼唤新比较文学(n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的到来，并且早在1973年就智者般预见地使用了“全球比较文学”这一概念：“1973年当我还是副教授的时候，我曾邀请克劳迪奥·纪廉(Claudio Guill6n)到爱荷华大学开设一个短期课程，纪廉被我的关于一种全球比较文学(globalComparative Literature)理想主义所感动。”因此，我们无法不赞叹斯皮瓦克在学术的前瞻性上有意无意地给出的预见，也正是这一预见证明了她是一位无可争议的大师性学者。
说到底，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日常用语的“比较”在此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失语词汇，比较文学是人文学科在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时代语境下所展开的追问普适性原则的汇通性研究，倘若如此，那么还有多少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研究及相关的人文研究无法不纳入斯皮瓦克“全球比较文学”概念的解释下呢?
责任编辑：杨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