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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摘要为了明确环境规制在经济增长质量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文章在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分析基础上，依据2000—2016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分析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及环境规制总体综合指数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抑制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暂时未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影响，环境规制总体综合指数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因此，继续保持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的正向促进作用，深化调整市场激励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不断提升环境规制总体水平，发挥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从而为各类环境政策制定、调整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中）关键词环境规制;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质量
[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F1241;X196[文献标识码]A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1673-0461（2019）10-0011-07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迅猛发展，对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经济总量角度来看，GDP由1978年的3 6787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741 1404亿元，增长了201倍，年平均增速为965%。从人均产值角度来看，人均GDP从1978年的385元增到2016年的53 980元，增长了140倍，年平均增速为860%。然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却是以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并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为代价，对整个社会经济产生严重的负面冲击。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问题的频发又反过来限制经济进一步发展。由于环境资源的公共品性和环境稀缺性、负外部性、产权不明晰、交易费用昂贵等特点以及微观经济主体的机会主义，单靠市场机制，无法实现有效的环境保护，环境规制便应运而生，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逐渐形成包括行政命令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在内的一套完整环境规制体系，这些类型环境规制在解决环境问题的同时也增加了企业生产经营成本，降低企业的利润，进而抑制经济增长，又可能迫使企业转变生产方式，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推动整个经济增长。
有关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理论成果丰硕，主要形成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看法是“遵循成本说”，认为环境规制增加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挤占了研发资金，影响企业绩效的提升，进而抑制了经济增长。Jorgenson 等（1990）利用美国1973—1985 年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抑制了美国的经济增长[1]。赵霄伟（2014）研究发现，提高环境规制将会减缓经济增速[2]。陈思霞等（2014）研究发现，我国现阶段环境规制水平偏弱，对技术创新激励作用不明显，抑制了经济增长[3]。黄清煌等（2016）研究发现环境规制通过“遵循成本效应”导致了经济增长数量的下滑[4]。另一种看法是“创新补偿说”，认为适当的环境规制能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降低由于环境规制给企业增加的成本，增加企业的利润，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TELLE和LARSSON（2007）利用挪威的环境规制和工业数据研究发现，不断提升的环境规制水平有助于提高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5]。封福育（2014）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但不同强度下的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影响效果不同[6]。吴明琴等（2016）以“两控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倍差分析法对“两控区”政策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实施“两控区”政策的地区与“非兩控区”政策地区更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从而有助于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局面[7]。
通过对文献梳理，发现现有的研究存在两个方面的局限性：一是现有的研究往往是将环境规制作为单一整体来考察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的结果不能反映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政策指导意义不足。二是对经济增长影响更加偏重于对经济增长速度或数量方面的影响，而对有关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研究的文章较少，而经济增长不但包括经济增长速度或数量，而且还包括经济增长质量[8-9]，而经济增长质量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鉴于此，本文将分别从行政命令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及其环境规制总体综合指数视角出发，考察三种类型环境规制及其环境规制总体综合指数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一方面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提供依据;另一方面明确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效果，弥补此方面研究的空白。
二、机制分析
环境规制解决环境问题同时也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影响，其主要通过增加企业的环境成本，以及实现生产资料的优化配置等方式，从而影响整体经济发展。鉴于此，本文分别从理论层面诠释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机制。
（一）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机制分析
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是指政府通过立法或制定行政部门的规章、制度来确定环境规制的目标和标准，并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企业遵守，对于违反相应标准的企业进行处罚[10]。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主要通过规定环境准入条件，提高环境准入门槛，建立环境负面清单等方式，限制重污染低效率企业进入，从而提升资源与环境的利用效率。还可以对企业设定环境技术标准或绩效标准，对不达标企业可以进行行政处罚、增加企业生产运营成本，促使企业进行自身变革，改进工艺，提高生产效率;对长期不达标企业或污染严重企业还可以对其实行关停并转，实现生产资料从低效率向高效率部门转移，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机制分析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主要利用经济激励手段，通过改变污染排放者的经济成本或效益，间接达到改善环境质量的目的，其本质主要体现了“污染者付费原则”[11]。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设置最合适的环境税率（最优边际税率必须等于减污的边际成本），或设置可以被接受的总污染排放水平，以可交易许可证的形式分配资源，实现不同污染源之间的边际减排成本相等[12]。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实施具有一定的弹性，能够对企业产生经济上的激励效果，从而激发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积极性，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进而在市场竞争中赢得有利位置，带动整个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三）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机制分析
公众参与型规制是指社会公众为防止损害自身或公共环境权益而进行的揭露和诉讼行为[13]。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的途径主要包括：一是公众——政府——污染企业。公众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向有关政府部门反映环境诉求，检举环境污染行为，由政府行政部门对相应企业开展执法行动，进行行政处罚，甚至关停企业，降低企业违法排放概率，促使企业通过技术革新方式降低污染排放，提高生产效率。此外，公众也可以通过对政府的施压，禁止重污染型企业在本地建厂，进而提升当地经济增长效率。二是公众——舆论媒体——污染企业。公众向舆论媒体提供企业污染负面信息，由舆论媒体进行曝光，进而影响企业的市场形象，降低市场占有率，造成企业利润下降，迫使企业进行自身变革提高资源使用效率，降低污染排放，提高企业生产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基于作用机制中对各类型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质量关系分析，并考虑到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构造模型如下：
Yit=β13j=1ERjit+θZit+μi+εit（1）
其中Y表示经济增长质量，ER表示环境规制指标，Z表示其他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因素，μi为不可观测的不随时间变化的影响因素，εit表示误差项，i表示省份，t表示时间，j表示环境规制的类型。考虑到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因此对公式（1）进行调整，得到：
Yit=β13j=1ERjit+β23j=1（ERjit）2θZit+μi+εit（2）
公式（2）与公式（1）相比较，主要区别在于公式（2）在公式（1）的基础上，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基础上引入二次项，可以准确考察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质量的非线性关系。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经济增长质量
对于经济增长指标的衡量，学术界尚存在一定分歧，鉴于提升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效率是经济增长质量当中最为核心的内容，而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效率的最重要指标，这与当前著名经济学者（吴敬琏，2015;蔡昉，2017）所提倡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观点相吻合。因此，本文选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替代指标。本文利用DEAP21软件测算各省全要素生产率，将就业人数与资本存量作为投入变量，将GDP作为产出变量，其中资本存量采用永续存量法以1978年为基期进行估算，折旧率设定为1096%，国内生产总值GDP根据GDP指数转化成为1978年不变的GDP，具体测算结果见表1。通过表1可知，在2007年之前全要素生产率处于上升阶段，提升的主要原因来源于技术进步，而在2007年之后全要素生产率处于下降阶段，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双双下降。
2.解释变量——环境规制
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学术界对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的衡量方法由于角度不同从而分歧较大，主要衡量指标包括：各地区环境法律、法规个数[14-15];
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
[13];各污染治理投资综合指数法[16]等。包群等（2013）通过研究发现，环境执法强度才是降低污染物排放的关键[17]，而行政处罚案件数是衡量执法强度的有效性指标，因此，本文采用行政處罚案件数作为衡量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的替代指标[18]。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衡量方法分歧较小，其代表性的观点主要包括：一种是用排污费替代[14]，另一种是各类环境收费的综合指数法替代[16]。鉴于数据的完整性、可获得性等因素，以及排污费作为衡量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替代指标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因此，本文选取排污费作为衡量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替代指标。
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学术界对衡量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指标存在较大的分歧，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上访批次群众来衡量[13];人大和政协的合计提案数[11];地区环境信访来信总数[11];来信来访综合指数法[16]等。公众参与环境管理主要体现在环境知情权、环境事务决策权、诉讼参与权等方面，而环境知情权、环境事务决策权难以进行有效衡量，诉讼参与权可以通过上访人次数量来进行衡量，而因为环境问题上访一定程度上说明公众对环境诉求的迫切性，更能反映公众对环境问题的真实看法。因此，本文采用因环境上访人次来作为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替代指标。
环境规制总体综合指数。对于环境规制总体效果的衡量，学术界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用污染物的去除率来表示[11];各类污染物排放量的综合指数[19]等;但是以上指标包含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因素导致污染物排放水平降低，并不能真正反映环境规制的真实效果，因为本文利用熵值法将上述三种环境规制类型合成一个综合指数作为衡量环境规制总体效果的一个代替性指标。
3.控制变量
对外开放程度：新增长理论认为对外开放有利于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形成规模经济，加快被投资国的技术进步。外商直接投资既可以通过对高端产业领域的投资，推动被投资国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又可以通过“技术溢出”加快国外先进技术在被投资国的扩散速度，从而促进被投资国经济增长质量[20]。因此，本文选取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对外开放程度。
政府干预程度：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反对国家政府对经济的不必要干预，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性，认为政府不可能具有充分的信息作出明智的决策，因而不可能实现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进而降低生产效率，不利于本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因此，本文采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政府干预程度。
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的发展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手段，主要通过改进现有的资本的构成，有效地配置资源，刺激投资和储蓄等方式实现经济增长，所以建立有效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政策组合可以最大限度的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因此本文采用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与GDP的比重衡量金融发展水平。 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社会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力资本主要通过技术扩散和技术创新两种机制，影响当地的技术进步，进而提升当地生产率的效率，加快经济增长质量的步伐。本文采用就业人力资本来衡量各地区人力资本状况。具体计算方法为“就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文盲或识字很少比重×2+小学受教育比重×6+初中受教育比重×9+高中或中专受教育程度×12+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比重×16。
（三）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了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除西藏及港澳台地区），从2000—2016年的相关数据作为分析的对象，本文中的数据主要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整理而得，对于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移动平均法补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鉴于面板数据中的截面维度大于时间维度，据此可以使用面板数据直接建模[21]，因此，本文先将所有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申晨等（2017）研究结果表明：用DEA测度全要素生产率结果会呈现动态变化的特征，即具有序列相关性[13]，并且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很多，由于部分数据的不可获取，不可能把所有的因素納入到模型当中，可能存在遗漏变量，产生内生性问题。而GMM方法能够很好解决上述问题。有鉴于此，本文选择GMM对变量关系进行分析。Bond（1991）[22]提出了差分GMM 估计法，其基本思路是高阶的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于遗漏变量，测量误差等原因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但有可能会产生弱工具变量问题，Blundell和 Bond（1998）[23]通过将差分GMM与水平GMM结合在一起，将差分方程与水平方程作为一个方程系统进行GMM估计，可以弥补上述缺陷。与差分GMM相比，系统GMM可以提高估计的效率，估计结果更为有效。所以本文采用系统GMM的测算结果进行分析。
（四）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表3可知，模型5、模型6、模型7中的AR（1）均小于005，而AR（2）均大于01，表明差分GMM和系统GMM存在一阶序列自相关，不存在二阶序列自相关。并且Sargan 检验的P值也通过检验，表明模型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说明差分GMM和系统GMM模型设定是合理的，工具变量也是有效的。经济增长质量一阶滞后变量系数均通1%显著性检验，说明前期的经济增长质量对当期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的累积效应。
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质量呈倒U型关系，即一次项在1%水平上起正相关关系，二次项1%水平上呈现负相关关系。在拐点的左侧，环境规制每增加1%，将促进经济增长质量0032 7%，在拐点的右侧，环境规制每增加1%，将降低经济增长质量0001 8%。通过计算得出倒U曲线的拐点值为9083 3，而当前中国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的平均值为7600 7，说明当前的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产生这样现象的原因是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通过设置门槛限制了高污染低效率企业的进入;通过警告、罚款或责令停产整顿方式，降低企业违法排放的概率，增加企业运行成本，从而促使企业进行工艺革新、技术引进以及技术创新，不断提升资源使用效率，降低污染排放，提升企业生产率;通过责令停产、停业、关闭;暂扣、吊销许可证或者其他具有许可性质的证件等方式，促使生产资源从环境污染严重的低效率部门向更加清洁的高效率生产部门，实现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推动整个经济社会生产率的提升，进而有助于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质量呈倒U型关系，即一次项在1%水平上呈现正相关关系，二次项在1%水平上呈现负相关关系。在拐点的左侧，环境规制强度每增加1%，经济增长质量提升0077 4%，在拐点的右侧，环境规制每增强1个百分点，将降低经济增长质量0003 8%，通过计算得出倒U曲线的拐点值为10184 2，而当前中国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平均值为10860 1，说明当前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抑制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主要是因为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排污费调整滞后经济发展，导致排污费征收标准较低，征收力度不够，限制排污费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排污费减排激励机制不足，现行排污费制度只规定了一档减排税收减免，即：纳税人排放应税大气污染物或者水污染物的浓度值低于规定标准50%的，减半征收。并且在缴纳排污费领域中，存在着“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即排放量少的企业投入到节能减排中的成本反而比排污多的企业所缴纳排污费高[24]，使得这些节能减排成本多的企业在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导致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激励效果不明显，不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质量不存在相关关系。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尚未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影响主要是因为，现有的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主要是被动式的参与，即只有当环境污染损害了自己利益时才会有所诉求。公众主动参与环境保护以及治理过程中的积极性不高，参与的规模较小，对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同时，公众对参与环境保护以及治理的途径、方式等信息缺乏有效的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
（中）表题表3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
为了更加明确环境规制总体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果，利用熵值法构建环境规制总体综合指数，通过其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分析结果可知（见表4），滞后一期的经济增长质量与当期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表明当期的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会受到上一期的显著影响。环境规制总体综合指数与经济增长质量呈现倒U型关系，通过倒U曲线的拐点值为10111 1，而环境规制总体综合指数当前值为9687 0，说明中国当前环境规制总体综合指数对经济增长质量提升起促进作用。主要原因是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要远大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抑制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在中国环境规制体系中，仍以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为主导。控制变量中，外商直接投资和金融发展水平能够显著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政府干预程度抑制了经济增长质量，而人力资本水平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呈现不显著负相关关系。 在稳定性检验方面，表3与表4里面的DIF GMM和SYS GMM分析结果中核心解释变量显著性与符号基本保持一致，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其中表3中模型4和模型8将三种类型环境规制放在一个模型之中其显著性与符号与各类型环境规制分开检验时（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5、模型6、模型7）核心变量基本的保持一致也再次证明此模型分析结构的稳定性。因此，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该模型分析结果的可信程度。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对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质量理论分析基础上，利用2000—2016年30个省级单位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行政命令型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均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呈现不显著的U型关系。②当前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当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当前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不产生任何影响。③环境规制总体综合指数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二）完善環境规制政策的建议
增强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促进作用。继续保持行政命令型环境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根据各个地区的资源禀赋、基础设施状况、经济发展条件合理确定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水平，继续发挥适度性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同时建立健全环保法律法规体系，与时俱进，根据社会经济变化情况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适当修订。加强环保执法的执行力建设，建立科学的环保人员绩效考核体系，推动环保人员更加积极主动参与环保执法。
深化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改革。伴随着环保税自2018年1月1日开始实施，排污费制度已经成为历史。科学评估环保税实施以后对环境、经济以及社会产生的影响，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的需要适当调整环保税率和结构，增强环保税的激励作用，明确环保部门和税务部门在环境税征缴过程中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加强环保部门与税务部门的协同配合，同时，积极推广排污权交易制度，将污染总量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充分调动企业进行技术研发，改善管理，降低污染，提升企业生产效率的积极性，进而推动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完善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机制。应不断加强环保意识的宣传，增提高公众参与主动性。建立完善公众预案参与、过程参与、行为参与等多个方面的制度的建设，降低公众参与障碍和成本。利用公众信息优势，提高政府环境执法的效率和效果，加强环保举报治理结果的反馈，增强公众参与环保的获得感，从而提升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在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
最后，明确各个类型环境规制的优缺点，建立良好的互动调整机制，充分发挥各种环境规制的协调互补作用，从而切实提升环境规制总体的效果，在实现经济增长质量提升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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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Promote or Restra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Sun Yuyang1，Song Youtao1，Yang Chundi2
（1.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China; 2.Shenyang Urban Constructio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67，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clarif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role i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theoretically， and finds out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overall comprehensive index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using the panel data from 2000 to 2016 in 30 provinces and GMM analytical method.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administrative orders significantly promotes economic quality growth; market incentive regulations restrains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public participating regulations have no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at present;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has markedly stimulated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Hence， the government should maintain the positive role of administrative orders for economic growth， deepen the reform of market incentive and the public participating regulations， continuously lift the overall standard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give play to its role in boost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to the formulation and adjustmen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economic growth quality.
責任编辑（责任编辑：张积慧）
[关键词]（中）关键词环境规制;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质量
[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F1241;X196[文献标识码]A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1673-0461（2019）10-0011-07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迅猛发展，对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经济总量角度来看，GDP由1978年的3 6787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741 1404亿元，增长了201倍，年平均增速为965%。从人均产值角度来看，人均GDP从1978年的385元增到2016年的53 980元，增长了140倍，年平均增速为860%。然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却是以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并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为代价，对整个社会经济产生严重的负面冲击。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问题的频发又反过来限制经济进一步发展。由于环境资源的公共品性和环境稀缺性、负外部性、产权不明晰、交易费用昂贵等特点以及微观经济主体的机会主义，单靠市场机制，无法实现有效的环境保护，环境规制便应运而生，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逐渐形成包括行政命令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在内的一套完整环境规制体系，这些类型环境规制在解决环境问题的同时也增加了企业生产经营成本，降低企业的利润，进而抑制经济增长，又可能迫使企业转变生产方式，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推动整个经济增长。
有关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理论成果丰硕，主要形成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看法是“遵循成本说”，认为环境规制增加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挤占了研发资金，影响企业绩效的提升，进而抑制了经济增长。Jorgenson 等（1990）利用美国1973—1985 年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抑制了美国的经济增长[1]。赵霄伟（2014）研究发现，提高环境规制将会减缓经济增速[2]。陈思霞等（2014）研究发现，我国现阶段环境规制水平偏弱，对技术创新激励作用不明显，抑制了经济增长[3]。黄清煌等（2016）研究发现环境规制通过“遵循成本效应”导致了经济增长数量的下滑[4]。另一种看法是“创新补偿说”，认为适当的环境规制能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降低由于环境规制给企业增加的成本，增加企业的利润，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TELLE和LARSSON（2007）利用挪威的环境规制和工业数据研究发现，不断提升的环境规制水平有助于提高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5]。封福育（2014）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但不同强度下的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影响效果不同[6]。吴明琴等（2016）以“两控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倍差分析法对“两控区”政策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实施“两控区”政策的地区与“非兩控区”政策地区更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从而有助于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局面[7]。
通过对文献梳理，发现现有的研究存在两个方面的局限性：一是现有的研究往往是将环境规制作为单一整体来考察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的结果不能反映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政策指导意义不足。二是对经济增长影响更加偏重于对经济增长速度或数量方面的影响，而对有关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研究的文章较少，而经济增长不但包括经济增长速度或数量，而且还包括经济增长质量[8-9]，而经济增长质量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鉴于此，本文将分别从行政命令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及其环境规制总体综合指数视角出发，考察三种类型环境规制及其环境规制总体综合指数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一方面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提供依据;另一方面明确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效果，弥补此方面研究的空白。
二、机制分析
环境规制解决环境问题同时也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影响，其主要通过增加企业的环境成本，以及实现生产资料的优化配置等方式，从而影响整体经济发展。鉴于此，本文分别从理论层面诠释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机制。
（一）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机制分析
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是指政府通过立法或制定行政部门的规章、制度来确定环境规制的目标和标准，并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企业遵守，对于违反相应标准的企业进行处罚[10]。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主要通过规定环境准入条件，提高环境准入门槛，建立环境负面清单等方式，限制重污染低效率企业进入，从而提升资源与环境的利用效率。还可以对企业设定环境技术标准或绩效标准，对不达标企业可以进行行政处罚、增加企业生产运营成本，促使企业进行自身变革，改进工艺，提高生产效率;对长期不达标企业或污染严重企业还可以对其实行关停并转，实现生产资料从低效率向高效率部门转移，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机制分析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主要利用经济激励手段，通过改变污染排放者的经济成本或效益，间接达到改善环境质量的目的，其本质主要体现了“污染者付费原则”[11]。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设置最合适的环境税率（最优边际税率必须等于减污的边际成本），或设置可以被接受的总污染排放水平，以可交易许可证的形式分配资源，实现不同污染源之间的边际减排成本相等[12]。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实施具有一定的弹性，能够对企业产生经济上的激励效果，从而激发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积极性，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进而在市场竞争中赢得有利位置，带动整个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三）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机制分析
公众参与型规制是指社会公众为防止损害自身或公共环境权益而进行的揭露和诉讼行为[13]。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的途径主要包括：一是公众——政府——污染企业。公众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向有关政府部门反映环境诉求，检举环境污染行为，由政府行政部门对相应企业开展执法行动，进行行政处罚，甚至关停企业，降低企业违法排放概率，促使企业通过技术革新方式降低污染排放，提高生产效率。此外，公众也可以通过对政府的施压，禁止重污染型企业在本地建厂，进而提升当地经济增长效率。二是公众——舆论媒体——污染企业。公众向舆论媒体提供企业污染负面信息，由舆论媒体进行曝光，进而影响企业的市场形象，降低市场占有率，造成企业利润下降，迫使企业进行自身变革提高资源使用效率，降低污染排放，提高企业生产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基于作用机制中对各类型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质量关系分析，并考虑到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构造模型如下：
Yit=β13j=1ERjit+θZit+μi+εit（1）
其中Y表示经济增长质量，ER表示环境规制指标，Z表示其他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因素，μi为不可观测的不随时间变化的影响因素，εit表示误差项，i表示省份，t表示时间，j表示环境规制的类型。考虑到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因此对公式（1）进行调整，得到：
Yit=β13j=1ERjit+β23j=1（ERjit）2θZit+μi+εit（2）
公式（2）与公式（1）相比较，主要区别在于公式（2）在公式（1）的基础上，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基础上引入二次项，可以准确考察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质量的非线性关系。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经济增长质量
对于经济增长指标的衡量，学术界尚存在一定分歧，鉴于提升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效率是经济增长质量当中最为核心的内容，而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效率的最重要指标，这与当前著名经济学者（吴敬琏，2015;蔡昉，2017）所提倡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观点相吻合。因此，本文选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替代指标。本文利用DEAP21软件测算各省全要素生产率，将就业人数与资本存量作为投入变量，将GDP作为产出变量，其中资本存量采用永续存量法以1978年为基期进行估算，折旧率设定为1096%，国内生产总值GDP根据GDP指数转化成为1978年不变的GDP，具体测算结果见表1。通过表1可知，在2007年之前全要素生产率处于上升阶段，提升的主要原因来源于技术进步，而在2007年之后全要素生产率处于下降阶段，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双双下降。
2.解释变量——环境规制
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学术界对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的衡量方法由于角度不同从而分歧较大，主要衡量指标包括：各地区环境法律、法规个数[14-15];
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
[13];各污染治理投资综合指数法[16]等。包群等（2013）通过研究发现，环境执法强度才是降低污染物排放的关键[17]，而行政处罚案件数是衡量执法强度的有效性指标，因此，本文采用行政處罚案件数作为衡量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的替代指标[18]。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衡量方法分歧较小，其代表性的观点主要包括：一种是用排污费替代[14]，另一种是各类环境收费的综合指数法替代[16]。鉴于数据的完整性、可获得性等因素，以及排污费作为衡量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替代指标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因此，本文选取排污费作为衡量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替代指标。
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学术界对衡量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指标存在较大的分歧，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上访批次群众来衡量[13];人大和政协的合计提案数[11];地区环境信访来信总数[11];来信来访综合指数法[16]等。公众参与环境管理主要体现在环境知情权、环境事务决策权、诉讼参与权等方面，而环境知情权、环境事务决策权难以进行有效衡量，诉讼参与权可以通过上访人次数量来进行衡量，而因为环境问题上访一定程度上说明公众对环境诉求的迫切性，更能反映公众对环境问题的真实看法。因此，本文采用因环境上访人次来作为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替代指标。
环境规制总体综合指数。对于环境规制总体效果的衡量，学术界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用污染物的去除率来表示[11];各类污染物排放量的综合指数[19]等;但是以上指标包含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因素导致污染物排放水平降低，并不能真正反映环境规制的真实效果，因为本文利用熵值法将上述三种环境规制类型合成一个综合指数作为衡量环境规制总体效果的一个代替性指标。
3.控制变量
对外开放程度：新增长理论认为对外开放有利于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形成规模经济，加快被投资国的技术进步。外商直接投资既可以通过对高端产业领域的投资，推动被投资国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又可以通过“技术溢出”加快国外先进技术在被投资国的扩散速度，从而促进被投资国经济增长质量[20]。因此，本文选取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对外开放程度。
政府干预程度：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反对国家政府对经济的不必要干预，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性，认为政府不可能具有充分的信息作出明智的决策，因而不可能实现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进而降低生产效率，不利于本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因此，本文采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政府干预程度。
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的发展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手段，主要通过改进现有的资本的构成，有效地配置资源，刺激投资和储蓄等方式实现经济增长，所以建立有效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政策组合可以最大限度的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因此本文采用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与GDP的比重衡量金融发展水平。 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社会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力资本主要通过技术扩散和技术创新两种机制，影响当地的技术进步，进而提升当地生产率的效率，加快经济增长质量的步伐。本文采用就业人力资本来衡量各地区人力资本状况。具体计算方法为“就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文盲或识字很少比重×2+小学受教育比重×6+初中受教育比重×9+高中或中专受教育程度×12+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比重×16。
（三）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了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除西藏及港澳台地区），从2000—2016年的相关数据作为分析的对象，本文中的数据主要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整理而得，对于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移动平均法补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鉴于面板数据中的截面维度大于时间维度，据此可以使用面板数据直接建模[21]，因此，本文先将所有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申晨等（2017）研究结果表明：用DEA测度全要素生产率结果会呈现动态变化的特征，即具有序列相关性[13]，并且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很多，由于部分数据的不可获取，不可能把所有的因素納入到模型当中，可能存在遗漏变量，产生内生性问题。而GMM方法能够很好解决上述问题。有鉴于此，本文选择GMM对变量关系进行分析。Bond（1991）[22]提出了差分GMM 估计法，其基本思路是高阶的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于遗漏变量，测量误差等原因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但有可能会产生弱工具变量问题，Blundell和 Bond（1998）[23]通过将差分GMM与水平GMM结合在一起，将差分方程与水平方程作为一个方程系统进行GMM估计，可以弥补上述缺陷。与差分GMM相比，系统GMM可以提高估计的效率，估计结果更为有效。所以本文采用系统GMM的测算结果进行分析。
（四）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表3可知，模型5、模型6、模型7中的AR（1）均小于005，而AR（2）均大于01，表明差分GMM和系统GMM存在一阶序列自相关，不存在二阶序列自相关。并且Sargan 检验的P值也通过检验，表明模型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说明差分GMM和系统GMM模型设定是合理的，工具变量也是有效的。经济增长质量一阶滞后变量系数均通1%显著性检验，说明前期的经济增长质量对当期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的累积效应。
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质量呈倒U型关系，即一次项在1%水平上起正相关关系，二次项1%水平上呈现负相关关系。在拐点的左侧，环境规制每增加1%，将促进经济增长质量0032 7%，在拐点的右侧，环境规制每增加1%，将降低经济增长质量0001 8%。通过计算得出倒U曲线的拐点值为9083 3，而当前中国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的平均值为7600 7，说明当前的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产生这样现象的原因是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通过设置门槛限制了高污染低效率企业的进入;通过警告、罚款或责令停产整顿方式，降低企业违法排放的概率，增加企业运行成本，从而促使企业进行工艺革新、技术引进以及技术创新，不断提升资源使用效率，降低污染排放，提升企业生产率;通过责令停产、停业、关闭;暂扣、吊销许可证或者其他具有许可性质的证件等方式，促使生产资源从环境污染严重的低效率部门向更加清洁的高效率生产部门，实现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推动整个经济社会生产率的提升，进而有助于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质量呈倒U型关系，即一次项在1%水平上呈现正相关关系，二次项在1%水平上呈现负相关关系。在拐点的左侧，环境规制强度每增加1%，经济增长质量提升0077 4%，在拐点的右侧，环境规制每增强1个百分点，将降低经济增长质量0003 8%，通过计算得出倒U曲线的拐点值为10184 2，而当前中国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平均值为10860 1，说明当前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抑制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主要是因为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排污费调整滞后经济发展，导致排污费征收标准较低，征收力度不够，限制排污费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排污费减排激励机制不足，现行排污费制度只规定了一档减排税收减免，即：纳税人排放应税大气污染物或者水污染物的浓度值低于规定标准50%的，减半征收。并且在缴纳排污费领域中，存在着“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即排放量少的企业投入到节能减排中的成本反而比排污多的企业所缴纳排污费高[24]，使得这些节能减排成本多的企业在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导致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激励效果不明显，不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质量不存在相关关系。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尚未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影响主要是因为，现有的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主要是被动式的参与，即只有当环境污染损害了自己利益时才会有所诉求。公众主动参与环境保护以及治理过程中的积极性不高，参与的规模较小，对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同时，公众对参与环境保护以及治理的途径、方式等信息缺乏有效的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
（中）表题表3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
为了更加明确环境规制总体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果，利用熵值法构建环境规制总体综合指数，通过其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分析结果可知（见表4），滞后一期的经济增长质量与当期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表明当期的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会受到上一期的显著影响。环境规制总体综合指数与经济增长质量呈现倒U型关系，通过倒U曲线的拐点值为10111 1，而环境规制总体综合指数当前值为9687 0，说明中国当前环境规制总体综合指数对经济增长质量提升起促进作用。主要原因是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要远大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抑制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在中国环境规制体系中，仍以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为主导。控制变量中，外商直接投资和金融发展水平能够显著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政府干预程度抑制了经济增长质量，而人力资本水平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呈现不显著负相关关系。 在稳定性检验方面，表3与表4里面的DIF GMM和SYS GMM分析结果中核心解释变量显著性与符号基本保持一致，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其中表3中模型4和模型8将三种类型环境规制放在一个模型之中其显著性与符号与各类型环境规制分开检验时（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5、模型6、模型7）核心变量基本的保持一致也再次证明此模型分析结构的稳定性。因此，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该模型分析结果的可信程度。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对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质量理论分析基础上，利用2000—2016年30个省级单位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行政命令型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均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呈现不显著的U型关系。②当前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当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当前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不产生任何影响。③环境规制总体综合指数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二）完善環境规制政策的建议
增强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促进作用。继续保持行政命令型环境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根据各个地区的资源禀赋、基础设施状况、经济发展条件合理确定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水平，继续发挥适度性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同时建立健全环保法律法规体系，与时俱进，根据社会经济变化情况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适当修订。加强环保执法的执行力建设，建立科学的环保人员绩效考核体系，推动环保人员更加积极主动参与环保执法。
深化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改革。伴随着环保税自2018年1月1日开始实施，排污费制度已经成为历史。科学评估环保税实施以后对环境、经济以及社会产生的影响，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的需要适当调整环保税率和结构，增强环保税的激励作用，明确环保部门和税务部门在环境税征缴过程中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加强环保部门与税务部门的协同配合，同时，积极推广排污权交易制度，将污染总量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充分调动企业进行技术研发，改善管理，降低污染，提升企业生产效率的积极性，进而推动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完善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机制。应不断加强环保意识的宣传，增提高公众参与主动性。建立完善公众预案参与、过程参与、行为参与等多个方面的制度的建设，降低公众参与障碍和成本。利用公众信息优势，提高政府环境执法的效率和效果，加强环保举报治理结果的反馈，增强公众参与环保的获得感，从而提升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在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
最后，明确各个类型环境规制的优缺点，建立良好的互动调整机制，充分发挥各种环境规制的协调互补作用，从而切实提升环境规制总体的效果，在实现经济增长质量提升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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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Promote or Restra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Sun Yuyang1，Song Youtao1，Yang Chundi2
（1.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China; 2.Shenyang Urban Constructio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67，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clarif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role i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theoretically， and finds out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overall comprehensive index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using the panel data from 2000 to 2016 in 30 provinces and GMM analytical method.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administrative orders significantly promotes economic quality growth; market incentive regulations restrains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public participating regulations have no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at present;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has markedly stimulated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Hence， the government should maintain the positive role of administrative orders for economic growth， deepen the reform of market incentive and the public participating regulations， continuously lift the overall standard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give play to its role in boost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to the formulation and adjustmen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economic growth quality.
責任编辑（责任编辑：张积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