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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1997年本来是一个转折年。中国特色的"五年计划"使得中国的经济周期也带有自身的鲜明色彩,一般来说,是"两年过热,三年过冷"。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几年已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对中国经济1992、1993年狂热扩张后进入收缩期,人们是有充足的心理准备的。许多人都认为,经过此后3年的紧缩,1997年的经济应该开始回升了吧。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中国失去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1997年底的一系列政策也说明,"宏观调控"的管理主调已让位于"适度刺激"。利率降了,银根松了。尤其让人振奋的是,年底举行的中共"十五大"进一步明确了非公所有制经济在中国的地位。报纸报道说:受此鼓舞,大批民营企业纷纷摘掉了"红帽子",走出了"防空洞"。这被视为中国发展的新兴力量。次年开春,朱●基正式执掌大政,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出台令国民信心再获提升。
改革到了今天,已不是"摸着石头过河"了。有了石头,过河不过是磕磕绊绊,摔倒了可以再爬起来。现在的改革,已是摸着"地雷"过河。对改革者来说,颇有"不成功,便成仁"的悲壮。一年前,朱●基上台时的一席话曾让无数中国人感慨万千:"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地雷"不可怕,可怕的是连着"地雷"的绊脚索。在关注改革措施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关注改革的背后,亦即"地雷"的下面,是什么在連着这些爆炸品?
钱。改革是对利益的重新调配,也是一项花钱的运动。改革的指向是钱,争夺的目标是钱。中央政府若没有财权,就没有事权,最后会没有政权。
《南风窗》1999年第3期,《改革总动员:摸着"地雷"过河》
但是,改革的艰难超乎想像,环境的瞬息万变更令工作的中心难以专注于经济。
1997年经济以其惯性在继续下滑。1998年突如其来的大洪水和金融风暴打乱了经济部署。1999年则堪称"政治之年",3场政治斗争贯穿了全年---揭批法轮功、抗议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反对李登辉的"两国论"。
综观这一历史阶段,可以看出一个清晰的轨迹:中国的许多重大举措并非是经济活动,而是在政治法律领域运作频繁,实际上是在对上层建筑进行重新"搭台",对"政治搭台,经济唱戏"理念作更深层次的推进。的确,经济大戏已唱到了跳跃翻滚,激烈昂扬的时刻。"旧台子"支柱不稳、凹凸不平,实已到了加固修整的时候。而"入世"则被看作是为中国在新世纪搭一个"国际标准"的大舞台。
"改革列车的加速,要求我们放弃一些阻碍我们发展的短视行为,以短痛来换取未来的发展。龙永图曾经提出一个非常值得人们重视的观点:成为世界大的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线的一个环节,成为跨国公司全球销售渠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我们中国走入世界,特别是进入世界经济交流的一个捷径。他说,我们现在还不能自立门户,成为一个牵头的大跨国公司,在这几年当中,要有韬光养晦的精神,要敢于给世界上大的跨国公司当帮手打工,慢慢地进入它的生产环节和销售渠道,最后才能有所作为。只要改革顺利完成,中国完全能够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决策者之一。"
《南风窗》1999年第12期,《WTO---僵局、难局、变局》
1998年第9期的《南风窗》刊载了一篇文章《与总理谈心---留美学子给朱●基总理的一封信》,此文一出,顿时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数十家媒体争相转载。留美学子的建议也许有不够完善之处,但其体现出来的反映民意,对改革的强烈关怀之情却深深打动了读者。改革,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时代难忘
顺德成功之谜
1992年以来,"可怕的顺德人"成了迈向市场经济的中国搞改革的急先锋。顺德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最彻底地改革了政府,最彻底地改革了企业,最彻底地改革了农村,最彻底地改革了社会,最终也最彻底地改变了个人。在1997年下半年,顺德便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在对"十五大"的憧憬和改革的乐观情绪支配下,这个"改革样板"自然浮出了水面。
似乎在不经意间,顺德改革的重头戏---行政体制改革便告完成了。市几套领导体系的人员实行职务交叉,互相兼职,市委、市府、人大、政协"四位一体",成立一个决策中心。局一级机关,不分党委部门和政府部门,一切按市场经济需要进行处理,或撤或并,一番整顿下来,顺德的局级机构被砍掉近一半,机关工作人员精简1/3。看似不可动摇的计委、经委、外经贸委、财办、农办等被一锅端走。这样一个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要翻天覆地的机构大震动,在邓小平南巡后一年,便被"只做不说"的顺德人悄悄地平稳过渡了。
《南风窗》1997年第10期,《顺德,中国制度创新的摇篮》
广信事件
金融风暴吹走了许多财富,也吹走了许多"泡沫"。在中国,1998年开始破裂的最大"泡沫"就是各地的信托投资公司。资产规模排名全国第二的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也未能幸免,一艘金融"航空母舰"就此沉沒。许多不甘心同船沉没的人(主要是外国金融机构)开始把希望寄托在中国政府"爱面子"心理及由此而来的行政干预上。但他们想错了。
此外,即使没有金融风暴,1998年开始的大幅度的中国金融改革也会让"窟窿"显露出来。
当经济问题严重恶化时,它会演变成政治问题。如果因此而常常以政治的心态、政治的手法来处理经济问题,则它会更彻底地演变。防止经济问题恶化为真正的政治问题的最好方法是:以经济上最优的方式解决它。
那种不计代价的解决方式不过是为未来制造新的麻烦。广信如果不破产,海外基金经理也许还会继续在中国寻找"政府背景"企业,寻找有政府"保底"的"冤大头"企业。我们也会有10个广信、100个广信。现在,对广信事件的处理至少让国外投资者不再去犯那些愚蠢的错误---放弃原则的放贷(其实,国内银行早就不敢给广信贷款了),他们也要回到"按市场原则办事"的正轨上去。
《南风窗》1999年第5期,《"广信事件"的坏事和好事》
湛江走私
其实从80年代末开始,"反腐"就成了中国政治的一个重点,也是《南风窗》的报道中心之一。重读历史,这一切都让我们无法轻松。轰动全国、偷逃国家税收达100多亿元之巨的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终于尘埃落定,终审判决。
然而,百姓心中的判决却远远没有完结。湛江案件引起的余波仍在回荡。湛江是我国第一批开放城市,投资硬环境在广东名列前茅,然而为什么改革开放20年,湛江的经济建设却远不如别的地方?
为什么湛江走私腐败之风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至歪风压倒了正气?为什么湛江的黑社会如此嚣张,并且形成了一股难以侵消的势力?为什么湛江花钱买官之风屡禁不止,且愈来愈烈?为什么200多干部卷入走私受贿漩涡,各重要部门一把手纷纷落水……该抓的抓了,该杀的杀了,然而,这一切结束了吗?
《南风窗》1999年第7期,《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反思录》
民生改革经济学家吴敬琏说,中国最大的危险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继续计划经济,另一个是借改革之名掠夺大众。这两种力量互相以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公众看不明白,就容易发生摇摆。
为此,当前还是应该做一些比较基础的思想梳理和启蒙工作。中国的改革大约需要一种持之以恒的思想力量,才可望走到它要去的地方。现在,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实际上是有两套改革在进行:
一是有关国计的改革:财税、金融、政府机构、粮食、投融资、国企等;
二是有关民生的改革:住房、医疗、养老、失业、教育收费等。有关"国计"的改革,都直接间接地与政府财政有关,要解决的是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日子越过越紧张的问题。而有关"民生"的改革,又何尝不与千家万户的"家庭财政"相关。
当这些与普通人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改革还没有全面展开,还没有明确结果,正是众说纷纭,人们忐忑不安的时候,又有谁敢大把花钱?这两套改革中,有关"国计"的改革正目标明确地强力推进,而有关"民生"的改革却略显缓慢和模糊。
而正是民生改革的不确定带来的普遍的不安全感,使得人们不得不尽可能多地存钱,以获得最大限度的安全边际。他们谨慎消费加紧储蓄,像个土拨鼠一样每天忙碌地掘洞储粮,我们何尝有资格来嘲笑他们为什么不上酒楼去吃顿大餐?
安民才能安国。开多少药不如开一剂"定心丸"。不解决"信心紧缩",人们手中的财富再增加,通货和市场也会继续紧缩。要安民,民生大计必须早定!明定!
《南风窗》1999年第8期,《民生大计:早定、明定!》
时代人物
朱●基
有人说,"朱●基经济"其实在1993年就开始了---这当然是指对经济的宏观管理上。那一年,总理李鹏因病休养。1994年朱开始主导进行一系列财税金融改革,他以副总理身份亲领中央银行行长之职,大约更多是为了表明推动改革的决心。1998年他被任命为总理,《人民日报》评论说是"众望所归"。
当他在《南风窗》上出现时,读者看到了他的另一面。难怪这一期的杂志那么好卖。也由此开始,《南风窗》更彻底地转向对中国主流政经新闻的分析报道。朱●基是湖南长沙人,出生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由于父母早丧,这个天资聪颖的孩子过早地了解了生活的艰辛。
据说,朱●基小时候从来没有过一件玩具,這虽然使他失去了许多童年的欢乐,但却也养成了他自小嗜书如命的个性。附近藏书丰富又肯外借的人家和价钱便宜的旧书摊,成了朱●基最常去的地方。他可以用很少的钱买一本旧书,看过后还回去,加一点点钱再换一本。朱● 基一直酷爱文学,喜欢鲁迅、茅盾、巴金等人的作品。1987年他调任上海工作时曾说,他对上海并不陌生,因为还在很小的时候,便在无数文学作品中认识了上海滩。
1988年4月,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上海人要为自己选出新一任上海市市长。
4月25日,身着驼色西装、领系黑红相间领带的朱●基,信心十足地站到了800多名上海市人民代表面前。他说,如果我当选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的市长,我将使上海市政府成为"廉洁、高效率的政府"。一句话,引来全场掌声雷动。
由于大会规定候选人演说时间不得超过 10分钟,于是朱●基向会议主持人要求延长时间。海外报纸这样报道当时的情景:"这时,平日最讨厌听长篇宏论的人大代表们,竟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延长演说时间。"
《南风窗》1998年第5期,《朱●基,把心交给中国》
褚时健
关于褚时健,我们其实能说的不多。尤其是,有关国企企业家的挑选、管理、奖惩等等方面的"老大难"问题,至今尚无突破性进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褚时健的成就是许多企业家一生追求的目标。掌管中国利税第一行业(烟草)中的第一企业(年创利税200亿,相当于400多个农业县的财政收入总和);手握中国第一品牌"红塔山"(价值332亿。
这个品牌的名气之大,以至东北有所小学在出题问中国的五大名山时,竟有学生在填了泰山、庐山、黄山、峨嵋山之后,工工整整地填上了"红塔山");在烟草企业中规模亚洲第一,世界第五;1990年获中国优秀企业家最高及终身荣誉---"金球奖"。褚时健的事业无疑达到了做企业的顶峰。有人说,褚时健这个名字就值很多钱!一位中央领导视察玉溪卷烟厂,感慨道:"你开的不是烟厂,而是印钞厂!"
这样一个"极品"人物从如此高位上重重地摔下来,所引起的震动自然远非寻常人物可比。事实上,正像这个人一生的命运一样,有关他的议论也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不同寻常的内容。《南风窗》1998年第7期,《"中国烟王"引发企业家大地震》□
1997年底的一系列政策也说明,"宏观调控"的管理主调已让位于"适度刺激"。利率降了,银根松了。尤其让人振奋的是,年底举行的中共"十五大"进一步明确了非公所有制经济在中国的地位。报纸报道说:受此鼓舞,大批民营企业纷纷摘掉了"红帽子",走出了"防空洞"。这被视为中国发展的新兴力量。次年开春,朱●基正式执掌大政,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出台令国民信心再获提升。
改革到了今天,已不是"摸着石头过河"了。有了石头,过河不过是磕磕绊绊,摔倒了可以再爬起来。现在的改革,已是摸着"地雷"过河。对改革者来说,颇有"不成功,便成仁"的悲壮。一年前,朱●基上台时的一席话曾让无数中国人感慨万千:"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地雷"不可怕,可怕的是连着"地雷"的绊脚索。在关注改革措施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关注改革的背后,亦即"地雷"的下面,是什么在連着这些爆炸品?
钱。改革是对利益的重新调配,也是一项花钱的运动。改革的指向是钱,争夺的目标是钱。中央政府若没有财权,就没有事权,最后会没有政权。
《南风窗》1999年第3期,《改革总动员:摸着"地雷"过河》
但是,改革的艰难超乎想像,环境的瞬息万变更令工作的中心难以专注于经济。
1997年经济以其惯性在继续下滑。1998年突如其来的大洪水和金融风暴打乱了经济部署。1999年则堪称"政治之年",3场政治斗争贯穿了全年---揭批法轮功、抗议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反对李登辉的"两国论"。
综观这一历史阶段,可以看出一个清晰的轨迹:中国的许多重大举措并非是经济活动,而是在政治法律领域运作频繁,实际上是在对上层建筑进行重新"搭台",对"政治搭台,经济唱戏"理念作更深层次的推进。的确,经济大戏已唱到了跳跃翻滚,激烈昂扬的时刻。"旧台子"支柱不稳、凹凸不平,实已到了加固修整的时候。而"入世"则被看作是为中国在新世纪搭一个"国际标准"的大舞台。
"改革列车的加速,要求我们放弃一些阻碍我们发展的短视行为,以短痛来换取未来的发展。龙永图曾经提出一个非常值得人们重视的观点:成为世界大的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线的一个环节,成为跨国公司全球销售渠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我们中国走入世界,特别是进入世界经济交流的一个捷径。他说,我们现在还不能自立门户,成为一个牵头的大跨国公司,在这几年当中,要有韬光养晦的精神,要敢于给世界上大的跨国公司当帮手打工,慢慢地进入它的生产环节和销售渠道,最后才能有所作为。只要改革顺利完成,中国完全能够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决策者之一。"
《南风窗》1999年第12期,《WTO---僵局、难局、变局》
1998年第9期的《南风窗》刊载了一篇文章《与总理谈心---留美学子给朱●基总理的一封信》,此文一出,顿时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数十家媒体争相转载。留美学子的建议也许有不够完善之处,但其体现出来的反映民意,对改革的强烈关怀之情却深深打动了读者。改革,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时代难忘
顺德成功之谜
1992年以来,"可怕的顺德人"成了迈向市场经济的中国搞改革的急先锋。顺德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最彻底地改革了政府,最彻底地改革了企业,最彻底地改革了农村,最彻底地改革了社会,最终也最彻底地改变了个人。在1997年下半年,顺德便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在对"十五大"的憧憬和改革的乐观情绪支配下,这个"改革样板"自然浮出了水面。
似乎在不经意间,顺德改革的重头戏---行政体制改革便告完成了。市几套领导体系的人员实行职务交叉,互相兼职,市委、市府、人大、政协"四位一体",成立一个决策中心。局一级机关,不分党委部门和政府部门,一切按市场经济需要进行处理,或撤或并,一番整顿下来,顺德的局级机构被砍掉近一半,机关工作人员精简1/3。看似不可动摇的计委、经委、外经贸委、财办、农办等被一锅端走。这样一个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要翻天覆地的机构大震动,在邓小平南巡后一年,便被"只做不说"的顺德人悄悄地平稳过渡了。
《南风窗》1997年第10期,《顺德,中国制度创新的摇篮》
广信事件
金融风暴吹走了许多财富,也吹走了许多"泡沫"。在中国,1998年开始破裂的最大"泡沫"就是各地的信托投资公司。资产规模排名全国第二的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也未能幸免,一艘金融"航空母舰"就此沉沒。许多不甘心同船沉没的人(主要是外国金融机构)开始把希望寄托在中国政府"爱面子"心理及由此而来的行政干预上。但他们想错了。
此外,即使没有金融风暴,1998年开始的大幅度的中国金融改革也会让"窟窿"显露出来。
当经济问题严重恶化时,它会演变成政治问题。如果因此而常常以政治的心态、政治的手法来处理经济问题,则它会更彻底地演变。防止经济问题恶化为真正的政治问题的最好方法是:以经济上最优的方式解决它。
那种不计代价的解决方式不过是为未来制造新的麻烦。广信如果不破产,海外基金经理也许还会继续在中国寻找"政府背景"企业,寻找有政府"保底"的"冤大头"企业。我们也会有10个广信、100个广信。现在,对广信事件的处理至少让国外投资者不再去犯那些愚蠢的错误---放弃原则的放贷(其实,国内银行早就不敢给广信贷款了),他们也要回到"按市场原则办事"的正轨上去。
《南风窗》1999年第5期,《"广信事件"的坏事和好事》
湛江走私
其实从80年代末开始,"反腐"就成了中国政治的一个重点,也是《南风窗》的报道中心之一。重读历史,这一切都让我们无法轻松。轰动全国、偷逃国家税收达100多亿元之巨的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终于尘埃落定,终审判决。
然而,百姓心中的判决却远远没有完结。湛江案件引起的余波仍在回荡。湛江是我国第一批开放城市,投资硬环境在广东名列前茅,然而为什么改革开放20年,湛江的经济建设却远不如别的地方?
为什么湛江走私腐败之风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至歪风压倒了正气?为什么湛江的黑社会如此嚣张,并且形成了一股难以侵消的势力?为什么湛江花钱买官之风屡禁不止,且愈来愈烈?为什么200多干部卷入走私受贿漩涡,各重要部门一把手纷纷落水……该抓的抓了,该杀的杀了,然而,这一切结束了吗?
《南风窗》1999年第7期,《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反思录》
民生改革经济学家吴敬琏说,中国最大的危险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继续计划经济,另一个是借改革之名掠夺大众。这两种力量互相以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公众看不明白,就容易发生摇摆。
为此,当前还是应该做一些比较基础的思想梳理和启蒙工作。中国的改革大约需要一种持之以恒的思想力量,才可望走到它要去的地方。现在,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实际上是有两套改革在进行:
一是有关国计的改革:财税、金融、政府机构、粮食、投融资、国企等;
二是有关民生的改革:住房、医疗、养老、失业、教育收费等。有关"国计"的改革,都直接间接地与政府财政有关,要解决的是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日子越过越紧张的问题。而有关"民生"的改革,又何尝不与千家万户的"家庭财政"相关。
当这些与普通人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改革还没有全面展开,还没有明确结果,正是众说纷纭,人们忐忑不安的时候,又有谁敢大把花钱?这两套改革中,有关"国计"的改革正目标明确地强力推进,而有关"民生"的改革却略显缓慢和模糊。
而正是民生改革的不确定带来的普遍的不安全感,使得人们不得不尽可能多地存钱,以获得最大限度的安全边际。他们谨慎消费加紧储蓄,像个土拨鼠一样每天忙碌地掘洞储粮,我们何尝有资格来嘲笑他们为什么不上酒楼去吃顿大餐?
安民才能安国。开多少药不如开一剂"定心丸"。不解决"信心紧缩",人们手中的财富再增加,通货和市场也会继续紧缩。要安民,民生大计必须早定!明定!
《南风窗》1999年第8期,《民生大计:早定、明定!》
时代人物
朱●基
有人说,"朱●基经济"其实在1993年就开始了---这当然是指对经济的宏观管理上。那一年,总理李鹏因病休养。1994年朱开始主导进行一系列财税金融改革,他以副总理身份亲领中央银行行长之职,大约更多是为了表明推动改革的决心。1998年他被任命为总理,《人民日报》评论说是"众望所归"。
当他在《南风窗》上出现时,读者看到了他的另一面。难怪这一期的杂志那么好卖。也由此开始,《南风窗》更彻底地转向对中国主流政经新闻的分析报道。朱●基是湖南长沙人,出生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由于父母早丧,这个天资聪颖的孩子过早地了解了生活的艰辛。
据说,朱●基小时候从来没有过一件玩具,這虽然使他失去了许多童年的欢乐,但却也养成了他自小嗜书如命的个性。附近藏书丰富又肯外借的人家和价钱便宜的旧书摊,成了朱●基最常去的地方。他可以用很少的钱买一本旧书,看过后还回去,加一点点钱再换一本。朱● 基一直酷爱文学,喜欢鲁迅、茅盾、巴金等人的作品。1987年他调任上海工作时曾说,他对上海并不陌生,因为还在很小的时候,便在无数文学作品中认识了上海滩。
1988年4月,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上海人要为自己选出新一任上海市市长。
4月25日,身着驼色西装、领系黑红相间领带的朱●基,信心十足地站到了800多名上海市人民代表面前。他说,如果我当选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的市长,我将使上海市政府成为"廉洁、高效率的政府"。一句话,引来全场掌声雷动。
由于大会规定候选人演说时间不得超过 10分钟,于是朱●基向会议主持人要求延长时间。海外报纸这样报道当时的情景:"这时,平日最讨厌听长篇宏论的人大代表们,竟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延长演说时间。"
《南风窗》1998年第5期,《朱●基,把心交给中国》
褚时健
关于褚时健,我们其实能说的不多。尤其是,有关国企企业家的挑选、管理、奖惩等等方面的"老大难"问题,至今尚无突破性进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褚时健的成就是许多企业家一生追求的目标。掌管中国利税第一行业(烟草)中的第一企业(年创利税200亿,相当于400多个农业县的财政收入总和);手握中国第一品牌"红塔山"(价值332亿。
这个品牌的名气之大,以至东北有所小学在出题问中国的五大名山时,竟有学生在填了泰山、庐山、黄山、峨嵋山之后,工工整整地填上了"红塔山");在烟草企业中规模亚洲第一,世界第五;1990年获中国优秀企业家最高及终身荣誉---"金球奖"。褚时健的事业无疑达到了做企业的顶峰。有人说,褚时健这个名字就值很多钱!一位中央领导视察玉溪卷烟厂,感慨道:"你开的不是烟厂,而是印钞厂!"
这样一个"极品"人物从如此高位上重重地摔下来,所引起的震动自然远非寻常人物可比。事实上,正像这个人一生的命运一样,有关他的议论也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不同寻常的内容。《南风窗》1998年第7期,《"中国烟王"引发企业家大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