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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呈现好转迹象，但是长期视角下的结构调整、增长动力再造、政策协调机制重构和国际经济制度变革等，尚在酝酿和发展进程之中。中国需要多方面应对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中的风险
2017年所出现的世界经济复苏迹象，不同于前几年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复苏基础非常广泛。
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实际GDP增速都明显高于2016年。欧元区更是实现了2013年以来的最大增速。在主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南非的经济增速相较于2016年均有所提升。巴西和俄罗斯更是在经历数年负增长之后实现了正增长（见图1）。主要经济体复苏的广泛性和同步性有助于世界经济复苏进程的自我強化。
主要经济体的国内生产和需求、货币和金融条件以及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等方面均呈现积极变化，为世界经济持续复苏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支撑力量。首先，主要经济体的国内生产和需求状况呈现积极变化。在国内工业生产方面。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工业生产继续扩张。中国经济触底反弹迹象明显，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也呈现复苏势头。在国内消费方面。美国的私人消费增长稳定，日本的私人消费增速进一步提升，欧元区的私人消费止跌回升。印度的私人消费增速较高，巴西、俄罗斯和南非的私人消费都呈现增速提高的趋势，特别是巴西和俄罗斯的私人消费恢复了正增长。在国内投资方面。美国和日本的固定投资增速延续2016年下半年以来的提升势头。欧元区的固定投资增速有所回落，但是总体上延续了2013年以来的不断提高势头。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的固定投资增速的下滑趋势得到有效抑制。
其次，全球货币和金融条件依然宽松。美国货币政策的正常化步伐比市场预期要缓和，欧元区和英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依然较为宽松。中国和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的政策性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拉美和欧洲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趋于宽松，政策性利率不断下调。宽松的货币条件、较低的市场波动性与乐观的市场情绪结合在一起，使得主要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融资条件都较为宽松，共同推动全球流动性趋于宽松。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部门，利率水平和信用价差都处于近年来的低点。较低的利率水平与经济基本面因素改善结合在一起，推动发达经济和新兴经济的股价指数的上升。
再次，国际贸易政策环境趋于改善，国际贸易增速显著提升。根据WTO的贸易政策监控数据，WTO成员国新推出的进口限制措施和贸易救济调查的数量显著下降，所影响的进口规模也远小于进口便利化影响的进口规模。各国在信息技术协定的扩展协议下推出的贸易便利化措施对更大规模的进口产生了经济影响。贸易环境的改善助推了国际贸易增速的显著提升。2017年全球商品贸易量的增速有望达到3.6%，比2016年高出2.3个百分点。相比于前几年的积极变化还包括，商品价格指数也止跌回升，商品贸易增长在不同地区较为同步。
最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的跨境资本流入恢复增长。2016年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的国外资本净流入恢复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跨境资本的净流出状况。进入2017年，对人民币贬值和美联储提前缩表的担忧逐步消退，加之全球经济改善、国际金融市场条件放松以及新兴市场波动性显著降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的证券投资流入恢复增长。其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市场波动性下降、美元贬值以及利差的持续存在，助长了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收益追逐和风险承担行为，随着跨国和跨货币套利交易的收益空间显著扩大，国际资本重新大规模流入新兴市场股票和债券基金。
在短期中，世界经济所呈现的复苏势头具有较为稳健的基础。但其长期可持续性如何？这就需要回到多年以来世界经济领域所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上，即全球失衡及其调整。这不仅影响金融危机的爆发概率，更重要的是影响宏观经济与金融的内在稳定机制以及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基础。
2010年以后，在全球贸易失衡动态变化的过程中，产品贸易失衡规模大于总贸易失衡规模（见图2）。这意味着在国别层面，产品贸易收支与服务贸易收支通常是互补的，并且服务贸易收支起到了逆向调整作用。具体分析美国、中国、德国和英国的贸易收支及其构成，可以看出：1）产品贸易余额与服务贸易余额在符号上通常是相反的；2）产品贸易余额的规模通常大于服务贸易余额的规模。在危机以后的经济复苏进程中，美国和英国的产品贸易逆差规模并没有下降，甚至有所上升，服务贸易顺差的增加使得这两个国家的总贸易逆差规模维持相对稳定。德国的产品贸易顺差进一步增长，甚至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但是服务贸易逆差没有明显增长，所以总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张。中国产品贸易顺差进一步增长，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而服务贸易逆差的扩张抑制了总贸易顺差的增长。由此可以看出，主要失衡国所出现的主要是服务贸易收支的逆向调整效应的强化。
在各国经济增长背后产业结构有不同的特征和动态演变路径。在无形服务和有形产品这样的二分法之下，各国产业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在另一方面，人类需求结构具有共同的动态变化特征，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也进一步推动了各国需求结构的趋同。在这样的结构对比关系中，某些国家处于产品相对供给不足和服务相对供给过剩的状态，其他国家处于产品相对供给过剩和服务相对供给不足的状态。国际贸易作为解决国内供给和需求之间结构性差异的基本机制，其有效性和具体表现依赖于不同产出的可贸易性程度。因为服务的国际贸易成本较高，超额供给难以全部转化为出口，超额需求也难以全部转化为进口。这就表现为较大规模的产品贸易失衡和较小规模的服务贸易失衡，产品贸易失衡的方向决定了整体贸易失衡的方向。 近年来的调整主要是通过降低服务贸易成本来实现的。通过双边和多边贸易与投资体制的完善，降低服务国际贸易成本，提高服务产出的可贸易性。对于服务供给过剩的国家来说，这能带动服务出口的迅速增长、服务贸易顺差的增长和总体贸易逆差的降低。这里发生的变化并不是资源的跨行业流动，而是相关行业产出的可贸易性的变化，特别是政策性贸易壁垒的降低。所以，这种变化不会导致就业创造能力下降、生产效率损失或正外部性损失，总产出也就不会降低。而且，随着服务业的可贸易性的提高，服务业产出能够摆脱国内需求的约束，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为整体经济增长提供更大的推动力。对于服务供给相对不足的国家来说，在这样的调整模式中，服务进口迅速增长，有效缓解了国内供给对内需增长的约束，使得整个社会福利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在服务贸易成本下降的背后是近年来不断涌现的区域性贸易政策协调行动。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体从全球层面的多边行动转向区域层面的双边或诸边行动，力图在地区范围内构建新的国际规则，RTAs（区域贸易协定）的数据迅速增加。到2016年6月，所有WTO成员国都有生效中的RTAs。截至2017年11月，生效的、并且向WTO报告的RTAs有302个，其中226个是在2000年以后生效或重新签订后生效的。
在每年新增的RTAs中，涵盖服务贸易的RTAs越来越多。并且，所有涵盖服务贸易的RTAs都不是简单的自贸协定，基本都包含经济一体化条款。从政策协调的具体内容来看，越来越多的RTAs中包含竞争政策、投资政策、人员流动、国内法规以及TRIPS协议之外的知识产权等问题。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压缩了时空距离，能够显著地降低贸易成本。近年来，电子商务相关问题逐步成为RTAs关注的问题，RTAs中关于电子商务的条款迅速增加。在2014年至2016年生效的RTAs中，包含电子商务条款的超过了60%。这些行动显著地降低了服务贸易成本。
（一）产出缺口的动态变化可能引发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转向。
由于潜在劳动供给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情况并不理想，主要发达经济体未能扭转潜在经济增速的下降趋势。在过去几年中，在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下，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产出缺口显著缩小。英国、德国和日本的产出缺口已经由负转正。美国和OECD整体的产出缺口依然是负值，但是缺口已经明显缩小（见图3）。这意味着，即便主要发达经济体进一步实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政策的刺激效果也将会不断下降。不仅如此，负产出缺口的缩小还意味着进一步的政策扩张更容易带来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问题。主要发达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转向的风险加大。
（二）收入差距的扩大加大了主要发达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风险。
经济复苏带动了劳动市场的复苏，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持续下降。但是失业率的下降并没有带动工资增速的提高，无论是工资增长速度还是劳动收入份额，均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伴随工资增长率和劳动份额的下降，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并且呈现出不同于危机以前的特点。2008年之前，虽然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但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都经历了明显提高；2008年之后，收入差距继续扩大，不同的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明显下降。
研究表明，技术进步是导致发达经济体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和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原因，贸易一体化的影响要小很多。对此，需要的不是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是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等。但是在现实中，基于不同政策的实施难度差异，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通常更容易成为政府的选择。特别是危机或经济低迷时期，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的空间显著缩小。进一步考虑到，如果进口竞争行业、行业所在地区或这些行业中的工人在政府决策背后的政治经济过程中具有较大影响力，那么，贸易保护主义就会成为政府解决短期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首选。这就意味着，在发达经济体国内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和低收入群体收入继续下降的情况下，存在贸易保护主义论调转变为贸易限制行动乃至贸易保护主义全面抬头的可能性。
（三）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可能导致金融条件的突变，进而引发债务风险与发展中经济体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
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总负债率均已超过危机前的水平。在非金融部门负债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债务偿还负担对利率变化的敏感度将显著增加。随着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量化宽松的力度下降，甚至是逐步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央行对政府债券的购买规模不断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将会是一个较大的问题。一旦货币政策和流动性环境趋紧，高利率与高债务水平结合在一起意味着偿债负担的急剧上升，资产价格的逆向调整使得抵押资产价值大幅缩水，家庭将被迫进入激进的去杠杆过程。如果这一激进调整进程发生在新兴经济体，带来的破坏性作用可能会更大，因为新兴经济体缺乏应对和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的市场手段和制度安排。
在全球债务上升以及跨境资本流动恢复增长的背后，如果说全球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流动性环境是源头处的力量，那么，国际金融市场上再次兴起的收益追逐行为则多倍放大了这一力量的影响。在主要发达经济体退出量化宽松或降低资产购买规模的姿态日益明确的情况下，预期和信心的细微变化都可能逆转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收益追逐行为和风险承担行为，进而引发债务问题的突然爆发。如果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快于市场预期，将会导致市场风险态度的变化和风险承担行为的急剧调整。这可能导致新兴经济体证券资金和银行信贷资金流动的突然停滞或逆转。
（四）贸易和投资环境的改善缺乏统一且稳定的制度基础，服务贸易扩张以及贸易失衡调整过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各种单边行动、双边行动和地区性行动不断出现，自然有助于降低贸易成本特别是服务贸易成本，但是也增加了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首先，各种平行的地区贸易或投资协定意味着多重贸易规则体系的并存，并且由于不同的地区性贸易或投资协议之间缺乏协调性和统一性，这导致全球规则的分化和碎片化。以FDI为例，目前全球范围内的FDI治理被分割成众多双边投资协定和一些没有统一范式的国际投资协定。其次，随着地区贸易协定不断扩展到多边贸易体系尚未触及的政策领域，由此带来监管冲突和执行问题。国际贸易体系处于“两极化”的风险之中，传统贸易问题处于多边体系的监管之下，而国内规则协调和其他新的贸易问题则处于多边体系之外。第三，地区贸易协定虽然在深度和广度上突破了多边贸易体系，但是还不具备WTO的法律效率和组织性，也缺乏多边体系来自规模和范围效应的约束力和内在稳定性。
逆全球化、内向型政策导向和贸易保护主义导致整体贸易政策环境的恶化，威胁的不仅是服务贸易的增长，更是整体贸易的增长。各种在多邊框架以外开展的分散行动，在改善特定国家之间的贸易与投资环境以及规则协调性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规则的冲突和矛盾，由此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由于缺乏多边贸易体系的法律效力、组织性、约束力和稳定，在面对各种可能的外生冲击时，地区性贸易和投资协定所推动贸易和投资环境改善的进程都是可逆的。这就意味着，贸易环境的改善尚缺乏稳定的、统一的和可预期的制度基础，服务贸易扩张以及贸易失衡调整过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中的几个重要风险点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主要宏观经济政策转向特别是货币政策转向会加剧全球债务风险和发展中经济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贸易保护主义、国际贸易投资环境恶化与全球失衡调整的逆转相互影响，甚至形成恶性循环。这些问题和风险意味着，世界经济呈现好转迹象，但是长期视角下的结构调整、增长动力再造、政策协调机制重构和国际经济制度变革等，尚在酝酿和发展进程之中。危机十年，世界经济的“新周期”尚未真正开启。
对于中国而言，需要多方面应对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中的风险。对于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可能带来的债务风险和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中国在加快推进国内非金融部门去杠杆进程的同时，必须完善监控、调节和管理跨境资本流动的手段，提高调节和管控跨境资本流动的能力。
对于主要发达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全球贸易投资环境恶化的风险，中国需要认识到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和争端将是常态化的。在此基础上从三个方面进行应对。首先是要积极利用现有多边贸易体系下的争端解决机制；其次是要充分利用国内市场的制衡力量，合理地使用国内立法和相关规则；再次，基于自身的实力地位以及责任和担当，多边行动、地区性行动和单边行动相互配合，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善，为国际贸易投资环境的改善构建制度基础。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论坛课题组成果，执笔人于春海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编辑：苏琦）
2017年所出现的世界经济复苏迹象，不同于前几年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复苏基础非常广泛。
一、复苏的特点与支撑力量
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实际GDP增速都明显高于2016年。欧元区更是实现了2013年以来的最大增速。在主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南非的经济增速相较于2016年均有所提升。巴西和俄罗斯更是在经历数年负增长之后实现了正增长（见图1）。主要经济体复苏的广泛性和同步性有助于世界经济复苏进程的自我強化。
主要经济体的国内生产和需求、货币和金融条件以及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等方面均呈现积极变化，为世界经济持续复苏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支撑力量。首先，主要经济体的国内生产和需求状况呈现积极变化。在国内工业生产方面。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工业生产继续扩张。中国经济触底反弹迹象明显，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也呈现复苏势头。在国内消费方面。美国的私人消费增长稳定，日本的私人消费增速进一步提升，欧元区的私人消费止跌回升。印度的私人消费增速较高，巴西、俄罗斯和南非的私人消费都呈现增速提高的趋势，特别是巴西和俄罗斯的私人消费恢复了正增长。在国内投资方面。美国和日本的固定投资增速延续2016年下半年以来的提升势头。欧元区的固定投资增速有所回落，但是总体上延续了2013年以来的不断提高势头。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的固定投资增速的下滑趋势得到有效抑制。
其次，全球货币和金融条件依然宽松。美国货币政策的正常化步伐比市场预期要缓和，欧元区和英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依然较为宽松。中国和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的政策性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拉美和欧洲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趋于宽松，政策性利率不断下调。宽松的货币条件、较低的市场波动性与乐观的市场情绪结合在一起，使得主要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融资条件都较为宽松，共同推动全球流动性趋于宽松。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部门，利率水平和信用价差都处于近年来的低点。较低的利率水平与经济基本面因素改善结合在一起，推动发达经济和新兴经济的股价指数的上升。
再次，国际贸易政策环境趋于改善，国际贸易增速显著提升。根据WTO的贸易政策监控数据，WTO成员国新推出的进口限制措施和贸易救济调查的数量显著下降，所影响的进口规模也远小于进口便利化影响的进口规模。各国在信息技术协定的扩展协议下推出的贸易便利化措施对更大规模的进口产生了经济影响。贸易环境的改善助推了国际贸易增速的显著提升。2017年全球商品贸易量的增速有望达到3.6%，比2016年高出2.3个百分点。相比于前几年的积极变化还包括，商品价格指数也止跌回升，商品贸易增长在不同地区较为同步。
最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的跨境资本流入恢复增长。2016年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的国外资本净流入恢复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跨境资本的净流出状况。进入2017年，对人民币贬值和美联储提前缩表的担忧逐步消退，加之全球经济改善、国际金融市场条件放松以及新兴市场波动性显著降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的证券投资流入恢复增长。其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市场波动性下降、美元贬值以及利差的持续存在，助长了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收益追逐和风险承担行为，随着跨国和跨货币套利交易的收益空间显著扩大，国际资本重新大规模流入新兴市场股票和债券基金。
二、危机以来的全球失衡调整
在短期中，世界经济所呈现的复苏势头具有较为稳健的基础。但其长期可持续性如何？这就需要回到多年以来世界经济领域所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上，即全球失衡及其调整。这不仅影响金融危机的爆发概率，更重要的是影响宏观经济与金融的内在稳定机制以及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基础。
2010年以后，在全球贸易失衡动态变化的过程中，产品贸易失衡规模大于总贸易失衡规模（见图2）。这意味着在国别层面，产品贸易收支与服务贸易收支通常是互补的，并且服务贸易收支起到了逆向调整作用。具体分析美国、中国、德国和英国的贸易收支及其构成，可以看出：1）产品贸易余额与服务贸易余额在符号上通常是相反的；2）产品贸易余额的规模通常大于服务贸易余额的规模。在危机以后的经济复苏进程中，美国和英国的产品贸易逆差规模并没有下降，甚至有所上升，服务贸易顺差的增加使得这两个国家的总贸易逆差规模维持相对稳定。德国的产品贸易顺差进一步增长，甚至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但是服务贸易逆差没有明显增长，所以总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张。中国产品贸易顺差进一步增长，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而服务贸易逆差的扩张抑制了总贸易顺差的增长。由此可以看出，主要失衡国所出现的主要是服务贸易收支的逆向调整效应的强化。
在各国经济增长背后产业结构有不同的特征和动态演变路径。在无形服务和有形产品这样的二分法之下，各国产业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在另一方面，人类需求结构具有共同的动态变化特征，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也进一步推动了各国需求结构的趋同。在这样的结构对比关系中，某些国家处于产品相对供给不足和服务相对供给过剩的状态，其他国家处于产品相对供给过剩和服务相对供给不足的状态。国际贸易作为解决国内供给和需求之间结构性差异的基本机制，其有效性和具体表现依赖于不同产出的可贸易性程度。因为服务的国际贸易成本较高，超额供给难以全部转化为出口，超额需求也难以全部转化为进口。这就表现为较大规模的产品贸易失衡和较小规模的服务贸易失衡，产品贸易失衡的方向决定了整体贸易失衡的方向。 近年来的调整主要是通过降低服务贸易成本来实现的。通过双边和多边贸易与投资体制的完善，降低服务国际贸易成本，提高服务产出的可贸易性。对于服务供给过剩的国家来说，这能带动服务出口的迅速增长、服务贸易顺差的增长和总体贸易逆差的降低。这里发生的变化并不是资源的跨行业流动，而是相关行业产出的可贸易性的变化，特别是政策性贸易壁垒的降低。所以，这种变化不会导致就业创造能力下降、生产效率损失或正外部性损失，总产出也就不会降低。而且，随着服务业的可贸易性的提高，服务业产出能够摆脱国内需求的约束，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为整体经济增长提供更大的推动力。对于服务供给相对不足的国家来说，在这样的调整模式中，服务进口迅速增长，有效缓解了国内供给对内需增长的约束，使得整个社会福利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在服务贸易成本下降的背后是近年来不断涌现的区域性贸易政策协调行动。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体从全球层面的多边行动转向区域层面的双边或诸边行动，力图在地区范围内构建新的国际规则，RTAs（区域贸易协定）的数据迅速增加。到2016年6月，所有WTO成员国都有生效中的RTAs。截至2017年11月，生效的、并且向WTO报告的RTAs有302个，其中226个是在2000年以后生效或重新签订后生效的。
在每年新增的RTAs中，涵盖服务贸易的RTAs越来越多。并且，所有涵盖服务贸易的RTAs都不是简单的自贸协定，基本都包含经济一体化条款。从政策协调的具体内容来看，越来越多的RTAs中包含竞争政策、投资政策、人员流动、国内法规以及TRIPS协议之外的知识产权等问题。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压缩了时空距离，能够显著地降低贸易成本。近年来，电子商务相关问题逐步成为RTAs关注的问题，RTAs中关于电子商务的条款迅速增加。在2014年至2016年生效的RTAs中，包含电子商务条款的超过了60%。这些行动显著地降低了服务贸易成本。
三、需要关注的几个风险
（一）产出缺口的动态变化可能引发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转向。
由于潜在劳动供给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情况并不理想，主要发达经济体未能扭转潜在经济增速的下降趋势。在过去几年中，在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下，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产出缺口显著缩小。英国、德国和日本的产出缺口已经由负转正。美国和OECD整体的产出缺口依然是负值，但是缺口已经明显缩小（见图3）。这意味着，即便主要发达经济体进一步实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政策的刺激效果也将会不断下降。不仅如此，负产出缺口的缩小还意味着进一步的政策扩张更容易带来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问题。主要发达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转向的风险加大。
（二）收入差距的扩大加大了主要发达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风险。
经济复苏带动了劳动市场的复苏，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持续下降。但是失业率的下降并没有带动工资增速的提高，无论是工资增长速度还是劳动收入份额，均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伴随工资增长率和劳动份额的下降，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并且呈现出不同于危机以前的特点。2008年之前，虽然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但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都经历了明显提高；2008年之后，收入差距继续扩大，不同的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明显下降。
研究表明，技术进步是导致发达经济体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和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原因，贸易一体化的影响要小很多。对此，需要的不是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是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等。但是在现实中，基于不同政策的实施难度差异，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通常更容易成为政府的选择。特别是危机或经济低迷时期，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的空间显著缩小。进一步考虑到，如果进口竞争行业、行业所在地区或这些行业中的工人在政府决策背后的政治经济过程中具有较大影响力，那么，贸易保护主义就会成为政府解决短期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首选。这就意味着，在发达经济体国内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和低收入群体收入继续下降的情况下，存在贸易保护主义论调转变为贸易限制行动乃至贸易保护主义全面抬头的可能性。
（三）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可能导致金融条件的突变，进而引发债务风险与发展中经济体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
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总负债率均已超过危机前的水平。在非金融部门负债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债务偿还负担对利率变化的敏感度将显著增加。随着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量化宽松的力度下降，甚至是逐步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央行对政府债券的购买规模不断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将会是一个较大的问题。一旦货币政策和流动性环境趋紧，高利率与高债务水平结合在一起意味着偿债负担的急剧上升，资产价格的逆向调整使得抵押资产价值大幅缩水，家庭将被迫进入激进的去杠杆过程。如果这一激进调整进程发生在新兴经济体，带来的破坏性作用可能会更大，因为新兴经济体缺乏应对和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的市场手段和制度安排。
在全球债务上升以及跨境资本流动恢复增长的背后，如果说全球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流动性环境是源头处的力量，那么，国际金融市场上再次兴起的收益追逐行为则多倍放大了这一力量的影响。在主要发达经济体退出量化宽松或降低资产购买规模的姿态日益明确的情况下，预期和信心的细微变化都可能逆转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收益追逐行为和风险承担行为，进而引发债务问题的突然爆发。如果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快于市场预期，将会导致市场风险态度的变化和风险承担行为的急剧调整。这可能导致新兴经济体证券资金和银行信贷资金流动的突然停滞或逆转。
（四）贸易和投资环境的改善缺乏统一且稳定的制度基础，服务贸易扩张以及贸易失衡调整过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各种单边行动、双边行动和地区性行动不断出现，自然有助于降低贸易成本特别是服务贸易成本，但是也增加了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首先，各种平行的地区贸易或投资协定意味着多重贸易规则体系的并存，并且由于不同的地区性贸易或投资协议之间缺乏协调性和统一性，这导致全球规则的分化和碎片化。以FDI为例，目前全球范围内的FDI治理被分割成众多双边投资协定和一些没有统一范式的国际投资协定。其次，随着地区贸易协定不断扩展到多边贸易体系尚未触及的政策领域，由此带来监管冲突和执行问题。国际贸易体系处于“两极化”的风险之中，传统贸易问题处于多边体系的监管之下，而国内规则协调和其他新的贸易问题则处于多边体系之外。第三，地区贸易协定虽然在深度和广度上突破了多边贸易体系，但是还不具备WTO的法律效率和组织性，也缺乏多边体系来自规模和范围效应的约束力和内在稳定性。
逆全球化、内向型政策导向和贸易保护主义导致整体贸易政策环境的恶化，威胁的不仅是服务贸易的增长，更是整体贸易的增长。各种在多邊框架以外开展的分散行动，在改善特定国家之间的贸易与投资环境以及规则协调性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规则的冲突和矛盾，由此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由于缺乏多边贸易体系的法律效力、组织性、约束力和稳定，在面对各种可能的外生冲击时，地区性贸易和投资协定所推动贸易和投资环境改善的进程都是可逆的。这就意味着，贸易环境的改善尚缺乏稳定的、统一的和可预期的制度基础，服务贸易扩张以及贸易失衡调整过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
四、进一步的思考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中的几个重要风险点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主要宏观经济政策转向特别是货币政策转向会加剧全球债务风险和发展中经济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贸易保护主义、国际贸易投资环境恶化与全球失衡调整的逆转相互影响，甚至形成恶性循环。这些问题和风险意味着，世界经济呈现好转迹象，但是长期视角下的结构调整、增长动力再造、政策协调机制重构和国际经济制度变革等，尚在酝酿和发展进程之中。危机十年，世界经济的“新周期”尚未真正开启。
对于中国而言，需要多方面应对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中的风险。对于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可能带来的债务风险和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中国在加快推进国内非金融部门去杠杆进程的同时，必须完善监控、调节和管理跨境资本流动的手段，提高调节和管控跨境资本流动的能力。
对于主要发达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全球贸易投资环境恶化的风险，中国需要认识到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和争端将是常态化的。在此基础上从三个方面进行应对。首先是要积极利用现有多边贸易体系下的争端解决机制；其次是要充分利用国内市场的制衡力量，合理地使用国内立法和相关规则；再次，基于自身的实力地位以及责任和担当，多边行动、地区性行动和单边行动相互配合，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善，为国际贸易投资环境的改善构建制度基础。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论坛课题组成果，执笔人于春海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