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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企业家分论坛上，难得同框的马化腾和李彦宏有一番十分精彩的对话。你来我往中，不但可以窥见他们对未来看法的分歧，还能大致看到两类不同企业家的思维倾向。
马化腾曾在知乎上抛出过一个话题——未来十年哪些基础科学突破会影响互联网科技产业？产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融合创新，会带来哪些改变？会上，主持人将这个话题抛给了李彦宏。
说话一贯实在的李彦宏称：“互联网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是两个不同的时代。……大家觉得，人工智能时代不是也要用互联网吗？这就好像说互联网时代不是也要用电吗？……当你一辆车开到一个没有网的环境下时，你还得能够自动驾驶才行。如果说没有网就跑不动了，这是不行的。”早在两年前李彦宏就提出，人工智能是互联网的下一幕，也是产业升级的药方。李彦宏会上暗示，to B不过是老调重弹。
马化腾不动声色地回敬了李彦宏，他说：“基本上，我们在讲的互联网，90%以上都是讲的移动互联网，尤其是现在在5G推出的前夜，我相信这可能是未来很大的一个转变的基础。”
百度和李彦宏错失了移动互联网是众所周知的事情。马化腾还暗示了5G才是接下来的爆发点。对于人工智能，他认为这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他表示：“前瞻性的研究出来，我觉得绝对会大大地改变我们现在使用互联网、使用AI的方式。”
布局基础科学，全面to B是今年腾讯的重头戏。不过，马化腾仍然没有正面回应舆论“腾讯没有梦想”的说法，或者对于马化腾来说，这种说法是不值得回应的。技术本来就不是腾讯的安身立命之处。腾讯在技术上的举措都是跟随，比如云和AI。不过，百度前总裁兼COO陆奇倒是吐槽百度的工程师文化，对腾讯的产品机制表示过羡慕。
舵手还是纤夫
梦想是对未来相对明晰的憧憬。阿里巴巴和腾讯常常被人们拿来相互比较，吃瓜群众也常拿马云和马化腾做比较，很少拿马化腾和李彦宏相互比较。就对于未来的态度而言，马云和李彦宏比较接近，二人都有狂野的一面，而马化腾的态度则谦恭很多。
人和事是互相定义的。段永平说自己“敢为人后”，用来形容马化腾也合适。从马化腾的第一个产品开始，腾讯就背负上了抄袭的指责，直到3Q大战之后，腾讯选择走向开放，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投资公司，并被外界视为“投行化”。过去数年，腾讯投资了600多家企业，这些企业新增加的价值甚至超过腾讯本身的市值。这种“投行化”本身就是腾讯创始人决策风格的自然延伸。
马化腾曾对互联网行业有一则著名论断，他说：“每一个身处互联网行业的人都会有一种巨大的危机感——这里产品和用户需求变化之快，对研发技术能力的依赖之深，都是史无前例的。这里没有侥幸，没有永远的第一，甚至也都没有对错，只要用户没兴趣了，你就会被淘汰掉，这是互联网行业的残酷。”
从中可以发现，马化腾很明确地表示他认为的未来是模糊的，而未来要做的具体的事，也是不确定的。他曾经反对那种言必称创新的做法，不认同一种先验的创造，认为细节上累积的改善最终就是创新。内部赛马这种做法，显然也是马化腾思维习惯的产物。
历史上，马化腾曾经多次想过出售腾讯，还在投资国外同行这件事上懊悔过。他说：“在这些投资中，看不懂和后悔的经历最令我深思。我记得Facebook最初上市的时候，自己通过私人银行拿了一些股票，熬啊熬啊到最后还往下掉，都快跌破当时拿的那个价钱了，后来终于上来一点之后，熬不住了，25美元就出手卖掉了。当时我都觉得Facebook很难商业化，但人家最后就做到了，并且金融广告、社交广告的水平还是全球一流的，当然这也得益于各种各样App需要大量广告。所以这也很令人感慨，即使我在这个行业内的，都会看走眼。”
还有一例就是Instagram，“我投了点股票，现在说起来很后悔，当时这家公司的股票还不到1美元的时候没投。当时他们只有几个人，我们副总裁说，这个公司不太靠谱吧，在靠近海边的一个玻璃房子办公，外面都看得见，扔个砖头就可以把电脑全拿走了。但后来它的数据增长不错，我们是在它8亿美元估值的时候进入的。”
与马化腾相反，马云眼中的未来是清晰的，这种清晰也来源于更便利的商业是一种明确的需求，正如贝索斯所说的“更低的价格、更快捷的配送、更多的选择”，这些是不变的。阿里旗下的阿里云、天猫、蚂蚁金服，都是前瞻布局，重兵投入，咬牙坚持然后成事。
与马化腾曾经多次试图出售腾讯相比，马云在创业早期被视为“骗子”时，仍坚信他的目标在未来能够实现。马云后来四处布道，有句励志名言：“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但是绝大多数人死在明天晚上。”马化腾则曾经感叹，他领导腾讯这些年，在生存压力下，就像带着一群人去找水，最后找到了长江边。外人不知道自己带着公司埋头过了很多坎儿，也是马化腾描述自己创业经历说过的話。
如果说企业是一条船，那么有的企业家像纤夫，埋头拉着船前进；有的企业家像舵手，相信自己选择的方向是正确的。这两种决策方式不仅仅由决策者的思维习惯决定，也由具体的事情来定义，比如，马云和马化腾都曾在对方强势的领域发过力，但都不算成功。
仁者还是智者
也就是说，有一类企业家是在一个确定的目标下行动的，然后将资源尽可能地倾注在它上面。如果李彦宏真做到他所说的 all in AI的话，他也算这一类，马斯克、马云都属于这一类。这种未来的目标对于公众而言也是存在着的，其困难在于如何达到。就像雪山一样，“山就在那里”，却没有几个人有能力、有意愿、有勇气去攀爬。
还有一类企业家，并无一个必须要去做的事，他们就算经营企业，也像投资人一样进退自如。他们就算是“船长”，也不会像泰坦尼克号的船长那样“人在船在”，因为他们不认为自己是被某件事所定义的。
孔子就曾经将人分成仁者和智者两个不同的类型。他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很显然，识时务的人是智者，他们像水一样，不但处事灵活，可以随着容器的模样而改变形态，而且一般比较低调，待人温和。仁者的行动就像登山一样，认定目标后，不会动摇，同时仁者也因为他的事功像山一样，被世人敬仰和纪念。 马斯克是仁者型的企业家，他的工作基于拯救地球环境和星际移民的梦想，这本身产生了一种崇高的意义。所以，谷歌创始人佩奇会说，与其捐钱做慈善，还不如给马斯克。巴菲特作为智者型的企业家，具体项目和企业并不为他带来更多意义，他关注的是投资回报，以及这些回报的绝大部分将以慈善的形式产生意义。
在一个人死后，他会因为他做的事带有某种正面的“原创性”而被纪念，或因为他经济上的善举惠及他人而被纪念。仁者型企业家是前者，智者型企业家往往是后者。
剧作家还是演员
人类大略可被分成两类，约翰·史维奥克拉（John Sviokla）与米奇·科恩（Mitch Cohen）将之比喻成创作人和表演者。在他们看来，“创作人”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专业人才。另一种流行的类型可以称为“表演者”，因为他们成功的方式是表演。表演者是那些在既定准则下管理、优化和改进人类努力的优秀人才。这种对绩效的偏爱存在于几乎所有的机构中。学术表演者获得奖项和奖学金，体育表演者获得胜利，政治表演者获得选票，企业表演者获得回报和结果。他们都得到了晋升和荣誉。任何事业成功的人都必须有作为表演者的能力。
史维奥克拉等人说：“组织中的表演者并非坏事。绩效是成功的关键。但是专注于表演使得他们很难看到新机遇并创造新的价值。如果你关心建立新的企业而不仅仅是维护和扩大你的旧企业，那么你需要充分利用你的创作人，你还需要知道如何找到更多这样的人。”
准确地说，人们常常既身兼创作和表演两种能力，又表现出其中一种倾向，这对于创业者来说也不例外。智者型的企业家往往类似表演者，而仁者型的企业家更关注创造出某件事。段永平说特斯拉的价值为零，因为它的企业文化很糟糕。马斯克则说，在急速的科技进步面前，巴菲特的“护城河”理论过时了。段永平作为“智者”，他会给自己列一个“不去做”的清单，只投符合长青企业特征的上市公司，并退出了他创办的企业的日常管理。原因很简单，他相信，人的理性是有限。
对于表演型的企业家而言，他们可以将社会角色与他们自己分得很清楚，他们参与和拥有很多家企业，就像演员，扮演过不同角色，在角色中，他们认真地活着，当谢幕时也潇洒离场。而“创作人”类型的企业家，人生角色常常是固定的，是被他们创作的事物定义的。甚至像马斯克这样，喜欢在各种美剧中客串角色，但每个角色都是马斯克本人在扮演自己。
陈天桥不愿意被视为电子鸦片之父，这与他自我认同的社会角色冲突。在他试图通过并购打造出一个闭环的娱乐帝国不果后，他逐一出售了那些公司。闲不住的陈天桥又从零开始学习和投资脑科学。让陈天桥纠结的角色冲突，并不让马化腾纠结；陈天桥感兴趣的形而上问题，马化腾估计也无兴趣。更有趣的是，一些创作型的企业家往往更喜欢抛头露面，就连日本经营之神稻盛和夫也不例外。
一种近乎宗教的热情
段永平这样的企业家无法理解马斯克，同为东方著名实业家的张瑞敏，也有不太认同稻盛和夫的地方。
管理学者穆胜在《重塑海尔》一书中写道：“张瑞敏亲自去日本考察过阿米巴的现场，而后也向稻盛和夫提出在阿米巴经营中，员工服从领导而非市场，和缺乏物质激励两个问题。而稻盛和夫认为，这不是问题，而是阿米巴经营的导向。强调集体主义和精神激励才是长久之道，过度关注个人主义和物质利益会破坏组织氛围。张瑞敏对于稻盛和夫敬天爱人的哲学思想给予了极大的尊重，但对这种组织模式并不认同，显然，他不愿夸大领导者个人的理性程度，更不愿夸大这种价值观的力量。从逻辑上，市场链和阿米巴都是成立的。”
技术员出身的稻盛和夫从一家行将倒闭的陶瓷烧制厂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能否烧出客户想象中的产品，对于稻盛和夫而言意味着企业的生存与死亡。这是一个0和1的游戏。张瑞敏同样从一家破败的冰箱厂开始了他的管理者生涯，他面对的是各种管理问题，而不是去创造出一个市场上没有的产品。二人思维习惯的路径不同。
功能明确、市场上尚不存在的产品折磨着青年时期的稻盛和夫，这一点和马斯克的处境类似。在每次走投无路时，稻盛和夫都会遇到偶然的事件，一切变得柳暗花明。人生经历使得稻盛和夫坚信“心底无私天地宽”，他认为世界的呈现只是内心的化现。他曾说：“大家或许认为，仅仅依靠‘意识’，事业不可能成功。然而，在‘意识’里秘藏着巨大的力量。一般认为，逻辑演绎、推理推论、构思战略，就是说明使用头脑思考的重要，心中意识到什么，不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我相信，心中的‘意识’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用头脑进行的思考，在我们的人生中，‘意识’所具备的强大力量是其他任何東西所无法比拟的。”
在稻盛和夫的理念中，工作就是修行，员工服从领导，是初学者放下我执，向更高阶的修行者学习，市场的积极回应也只是“正念”的副产品。张瑞敏是智者型的企业家，他尊重市场，不愿夸大领导者个人的理性程度，海尔的历次变革也是基于此。海尔构建创业者平台和小微生态，也和马化腾对未来的态度一致，先承认它的模糊性，打造一个生态，再看它生成哪些物种。
无论稻盛和夫、马云，还是马斯克，都呈现出一种近乎宗教式的热情，在他们成功之后，也乐于传布他们对世界的认识。也可以说，要实现某件具体的事，如果没有这种热情，靠计算得失，迟早会“死在明天晚上”，这是人生的常态。
就两类企业家的特质而言，乔布斯相对均衡，似乎更偏仁者型企业家。尽管他表示不为市场设计产品，但从苹果创立的第一天，乔布斯的理想就是让电脑变成家电，这和当时主流电脑商将产品视为专业人士的工具截然不同。在20世纪80 年代中期，乔布斯又指出电脑会变成移动通信工具。在乔布斯去世后，库克执掌下的苹果更受投资人喜爱。于是也就成了段永平谈话中“别人家的孩子”。
与两类成功的企业家相比，普通人既缺乏非爬某座山不可的定力，也缺乏不为纷繁具体表象所蒙蔽的认知力。
马化腾曾在知乎上抛出过一个话题——未来十年哪些基础科学突破会影响互联网科技产业？产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融合创新，会带来哪些改变？会上，主持人将这个话题抛给了李彦宏。
说话一贯实在的李彦宏称：“互联网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是两个不同的时代。……大家觉得，人工智能时代不是也要用互联网吗？这就好像说互联网时代不是也要用电吗？……当你一辆车开到一个没有网的环境下时，你还得能够自动驾驶才行。如果说没有网就跑不动了，这是不行的。”早在两年前李彦宏就提出，人工智能是互联网的下一幕，也是产业升级的药方。李彦宏会上暗示，to B不过是老调重弹。
马化腾不动声色地回敬了李彦宏，他说：“基本上，我们在讲的互联网，90%以上都是讲的移动互联网，尤其是现在在5G推出的前夜，我相信这可能是未来很大的一个转变的基础。”
百度和李彦宏错失了移动互联网是众所周知的事情。马化腾还暗示了5G才是接下来的爆发点。对于人工智能，他认为这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他表示：“前瞻性的研究出来，我觉得绝对会大大地改变我们现在使用互联网、使用AI的方式。”
布局基础科学，全面to B是今年腾讯的重头戏。不过，马化腾仍然没有正面回应舆论“腾讯没有梦想”的说法，或者对于马化腾来说，这种说法是不值得回应的。技术本来就不是腾讯的安身立命之处。腾讯在技术上的举措都是跟随，比如云和AI。不过，百度前总裁兼COO陆奇倒是吐槽百度的工程师文化，对腾讯的产品机制表示过羡慕。
舵手还是纤夫
梦想是对未来相对明晰的憧憬。阿里巴巴和腾讯常常被人们拿来相互比较，吃瓜群众也常拿马云和马化腾做比较，很少拿马化腾和李彦宏相互比较。就对于未来的态度而言，马云和李彦宏比较接近，二人都有狂野的一面，而马化腾的态度则谦恭很多。
人和事是互相定义的。段永平说自己“敢为人后”，用来形容马化腾也合适。从马化腾的第一个产品开始，腾讯就背负上了抄袭的指责，直到3Q大战之后，腾讯选择走向开放，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投资公司，并被外界视为“投行化”。过去数年，腾讯投资了600多家企业，这些企业新增加的价值甚至超过腾讯本身的市值。这种“投行化”本身就是腾讯创始人决策风格的自然延伸。
马化腾曾对互联网行业有一则著名论断，他说：“每一个身处互联网行业的人都会有一种巨大的危机感——这里产品和用户需求变化之快，对研发技术能力的依赖之深，都是史无前例的。这里没有侥幸，没有永远的第一，甚至也都没有对错，只要用户没兴趣了，你就会被淘汰掉，这是互联网行业的残酷。”
从中可以发现，马化腾很明确地表示他认为的未来是模糊的，而未来要做的具体的事，也是不确定的。他曾经反对那种言必称创新的做法，不认同一种先验的创造，认为细节上累积的改善最终就是创新。内部赛马这种做法，显然也是马化腾思维习惯的产物。
历史上，马化腾曾经多次想过出售腾讯，还在投资国外同行这件事上懊悔过。他说：“在这些投资中，看不懂和后悔的经历最令我深思。我记得Facebook最初上市的时候，自己通过私人银行拿了一些股票，熬啊熬啊到最后还往下掉，都快跌破当时拿的那个价钱了，后来终于上来一点之后，熬不住了，25美元就出手卖掉了。当时我都觉得Facebook很难商业化，但人家最后就做到了，并且金融广告、社交广告的水平还是全球一流的，当然这也得益于各种各样App需要大量广告。所以这也很令人感慨，即使我在这个行业内的，都会看走眼。”
还有一例就是Instagram，“我投了点股票，现在说起来很后悔，当时这家公司的股票还不到1美元的时候没投。当时他们只有几个人，我们副总裁说，这个公司不太靠谱吧，在靠近海边的一个玻璃房子办公，外面都看得见，扔个砖头就可以把电脑全拿走了。但后来它的数据增长不错，我们是在它8亿美元估值的时候进入的。”
与马化腾相反，马云眼中的未来是清晰的，这种清晰也来源于更便利的商业是一种明确的需求，正如贝索斯所说的“更低的价格、更快捷的配送、更多的选择”，这些是不变的。阿里旗下的阿里云、天猫、蚂蚁金服，都是前瞻布局，重兵投入，咬牙坚持然后成事。
与马化腾曾经多次试图出售腾讯相比，马云在创业早期被视为“骗子”时，仍坚信他的目标在未来能够实现。马云后来四处布道，有句励志名言：“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但是绝大多数人死在明天晚上。”马化腾则曾经感叹，他领导腾讯这些年，在生存压力下，就像带着一群人去找水，最后找到了长江边。外人不知道自己带着公司埋头过了很多坎儿，也是马化腾描述自己创业经历说过的話。
如果说企业是一条船，那么有的企业家像纤夫，埋头拉着船前进；有的企业家像舵手，相信自己选择的方向是正确的。这两种决策方式不仅仅由决策者的思维习惯决定，也由具体的事情来定义，比如，马云和马化腾都曾在对方强势的领域发过力，但都不算成功。
仁者还是智者
也就是说，有一类企业家是在一个确定的目标下行动的，然后将资源尽可能地倾注在它上面。如果李彦宏真做到他所说的 all in AI的话，他也算这一类，马斯克、马云都属于这一类。这种未来的目标对于公众而言也是存在着的，其困难在于如何达到。就像雪山一样，“山就在那里”，却没有几个人有能力、有意愿、有勇气去攀爬。
还有一类企业家，并无一个必须要去做的事，他们就算经营企业，也像投资人一样进退自如。他们就算是“船长”，也不会像泰坦尼克号的船长那样“人在船在”，因为他们不认为自己是被某件事所定义的。
孔子就曾经将人分成仁者和智者两个不同的类型。他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很显然，识时务的人是智者，他们像水一样，不但处事灵活，可以随着容器的模样而改变形态，而且一般比较低调，待人温和。仁者的行动就像登山一样，认定目标后，不会动摇，同时仁者也因为他的事功像山一样，被世人敬仰和纪念。 马斯克是仁者型的企业家，他的工作基于拯救地球环境和星际移民的梦想，这本身产生了一种崇高的意义。所以，谷歌创始人佩奇会说，与其捐钱做慈善，还不如给马斯克。巴菲特作为智者型的企业家，具体项目和企业并不为他带来更多意义，他关注的是投资回报，以及这些回报的绝大部分将以慈善的形式产生意义。
在一个人死后，他会因为他做的事带有某种正面的“原创性”而被纪念，或因为他经济上的善举惠及他人而被纪念。仁者型企业家是前者，智者型企业家往往是后者。
剧作家还是演员
人类大略可被分成两类，约翰·史维奥克拉（John Sviokla）与米奇·科恩（Mitch Cohen）将之比喻成创作人和表演者。在他们看来，“创作人”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专业人才。另一种流行的类型可以称为“表演者”，因为他们成功的方式是表演。表演者是那些在既定准则下管理、优化和改进人类努力的优秀人才。这种对绩效的偏爱存在于几乎所有的机构中。学术表演者获得奖项和奖学金，体育表演者获得胜利，政治表演者获得选票，企业表演者获得回报和结果。他们都得到了晋升和荣誉。任何事业成功的人都必须有作为表演者的能力。
史维奥克拉等人说：“组织中的表演者并非坏事。绩效是成功的关键。但是专注于表演使得他们很难看到新机遇并创造新的价值。如果你关心建立新的企业而不仅仅是维护和扩大你的旧企业，那么你需要充分利用你的创作人，你还需要知道如何找到更多这样的人。”
准确地说，人们常常既身兼创作和表演两种能力，又表现出其中一种倾向，这对于创业者来说也不例外。智者型的企业家往往类似表演者，而仁者型的企业家更关注创造出某件事。段永平说特斯拉的价值为零，因为它的企业文化很糟糕。马斯克则说，在急速的科技进步面前，巴菲特的“护城河”理论过时了。段永平作为“智者”，他会给自己列一个“不去做”的清单，只投符合长青企业特征的上市公司，并退出了他创办的企业的日常管理。原因很简单，他相信，人的理性是有限。
对于表演型的企业家而言，他们可以将社会角色与他们自己分得很清楚，他们参与和拥有很多家企业，就像演员，扮演过不同角色，在角色中，他们认真地活着，当谢幕时也潇洒离场。而“创作人”类型的企业家，人生角色常常是固定的，是被他们创作的事物定义的。甚至像马斯克这样，喜欢在各种美剧中客串角色，但每个角色都是马斯克本人在扮演自己。
陈天桥不愿意被视为电子鸦片之父，这与他自我认同的社会角色冲突。在他试图通过并购打造出一个闭环的娱乐帝国不果后，他逐一出售了那些公司。闲不住的陈天桥又从零开始学习和投资脑科学。让陈天桥纠结的角色冲突，并不让马化腾纠结；陈天桥感兴趣的形而上问题，马化腾估计也无兴趣。更有趣的是，一些创作型的企业家往往更喜欢抛头露面，就连日本经营之神稻盛和夫也不例外。
一种近乎宗教的热情
段永平这样的企业家无法理解马斯克，同为东方著名实业家的张瑞敏，也有不太认同稻盛和夫的地方。
管理学者穆胜在《重塑海尔》一书中写道：“张瑞敏亲自去日本考察过阿米巴的现场，而后也向稻盛和夫提出在阿米巴经营中，员工服从领导而非市场，和缺乏物质激励两个问题。而稻盛和夫认为，这不是问题，而是阿米巴经营的导向。强调集体主义和精神激励才是长久之道，过度关注个人主义和物质利益会破坏组织氛围。张瑞敏对于稻盛和夫敬天爱人的哲学思想给予了极大的尊重，但对这种组织模式并不认同，显然，他不愿夸大领导者个人的理性程度，更不愿夸大这种价值观的力量。从逻辑上，市场链和阿米巴都是成立的。”
技术员出身的稻盛和夫从一家行将倒闭的陶瓷烧制厂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能否烧出客户想象中的产品，对于稻盛和夫而言意味着企业的生存与死亡。这是一个0和1的游戏。张瑞敏同样从一家破败的冰箱厂开始了他的管理者生涯，他面对的是各种管理问题，而不是去创造出一个市场上没有的产品。二人思维习惯的路径不同。
功能明确、市场上尚不存在的产品折磨着青年时期的稻盛和夫，这一点和马斯克的处境类似。在每次走投无路时，稻盛和夫都会遇到偶然的事件，一切变得柳暗花明。人生经历使得稻盛和夫坚信“心底无私天地宽”，他认为世界的呈现只是内心的化现。他曾说：“大家或许认为，仅仅依靠‘意识’，事业不可能成功。然而，在‘意识’里秘藏着巨大的力量。一般认为，逻辑演绎、推理推论、构思战略，就是说明使用头脑思考的重要，心中意识到什么，不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我相信，心中的‘意识’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用头脑进行的思考，在我们的人生中，‘意识’所具备的强大力量是其他任何東西所无法比拟的。”
在稻盛和夫的理念中，工作就是修行，员工服从领导，是初学者放下我执，向更高阶的修行者学习，市场的积极回应也只是“正念”的副产品。张瑞敏是智者型的企业家，他尊重市场，不愿夸大领导者个人的理性程度，海尔的历次变革也是基于此。海尔构建创业者平台和小微生态，也和马化腾对未来的态度一致，先承认它的模糊性，打造一个生态，再看它生成哪些物种。
无论稻盛和夫、马云，还是马斯克，都呈现出一种近乎宗教式的热情，在他们成功之后，也乐于传布他们对世界的认识。也可以说，要实现某件具体的事，如果没有这种热情，靠计算得失，迟早会“死在明天晚上”，这是人生的常态。
就两类企业家的特质而言，乔布斯相对均衡，似乎更偏仁者型企业家。尽管他表示不为市场设计产品，但从苹果创立的第一天，乔布斯的理想就是让电脑变成家电，这和当时主流电脑商将产品视为专业人士的工具截然不同。在20世纪80 年代中期，乔布斯又指出电脑会变成移动通信工具。在乔布斯去世后，库克执掌下的苹果更受投资人喜爱。于是也就成了段永平谈话中“别人家的孩子”。
与两类成功的企业家相比，普通人既缺乏非爬某座山不可的定力，也缺乏不为纷繁具体表象所蒙蔽的认知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