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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关于掘井取水的寓言，几乎每个人小时候都听说过。某甲拿着铁锹往下挖了一段距离，没有发现水，便换了一个地方继续挖，还是没有找到水。然后他不断地换地方挖土，最后他渴死了，而答案却是他第一次挖土的地方，下面就有水，只是他挖得不够深。
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故事，因为地底下有没有水，其实他并不知道，就像我们也都不知道未来具体会发生什么事。深究下去就似有人买彩票，每期守同一个号码，最终得奖一样，它本身也是将一种偶然当作必然，把运气当作法则，这就走向了另一则寓言——守株待兔。
究竟是迅速切换轨道，还是继续坚持？终究这是一个很难决定的问题，就算猜对了开头，又有几人能赌对结局。在不可知的成败面前，人该如何行动？彼得·德鲁克有句名言，“管理者首先要做正确的事，其次是用正确的方法做事”。在他看来，效能是“做正确的事”，而效率是“用正确的方式做事”。二者不应偏废，但这并不意味着效率和效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显然，做正确的事更重要。投资人王功权也曾在某次与青年们的谈话中，提到“方向比努力更重要”。话说回来，在未来尚未到来之前，人怎么能知道自己是否在做正确的事？或者说，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正在做正确的事，但事实又往往并非如此。
两类“对立”的决策思路
今年春天，埃隆·马斯克就在特斯拉第一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说，巴菲特的“护城河”理念已经过时了，毫无说服力；并对分析师表示：“如果你对抗敌人入侵的唯一壁垒就是护城河，那么坚持不了多久。真正重要的是创新速度，这才是保持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这番言论被伯克希尔的投资者传到了巴菲特耳边，巴菲特回应称，科技的快速进步的确在近几年里摧毁了不少企业的“护城河”，但这并不代表所有企业的“护城河”都能被科技摧毁。企业都应该不断改善自己的“护城河”，马斯克可能在某些行业中带来变化，但他并不认为马斯克能通过科技来摧毁糖果行业“护城河”，比方说，伯克希尔投资的喜诗糖果。
称巴菲特的话和音乐一样好听的段永平，今年也被问到如何看待特斯拉，这位OPPO、vivo和步步高的幕后老板对斯坦福大学的华人学生们说：“芒格说，马斯克是个被证明了的天才，他的IQ可能是190，但他自己认为是250。但是经营一家公司，你必须要理性，在我眼里，特斯拉是一家价值为零的公司，迟早要完。他的企业文化很糟糕。”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开篇指出：“所有幸福的家庭彼此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作为终极意义上的隐喻，这句话毫无疑义。如果不是，那么幸福的家庭并非彼此相似，做出成就的企业家们各个不同，而且幸福与成功都只是某个人的自我感受。段永平的话，为一扇门提供了一把钥匙，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门”的背后，两类企业家的决策思路十分不同，甚至是对立的。
第一性原理与类比思维的交锋
在段永平的话中，出现了理性和价值的字眼。特斯拉在段永平的眼中，价值为零，正说明了他与马斯克的价值观截然不同。同时，马斯克在段永平看来显然缺乏理性，在管理者不够理性的前提下，就算智商爆表，他的公司照样没有价值。
然而，马斯克显然认为自己比绝大多数人具备科学理性，一个以“物理学”的方式思考商业问题的人如果都不够理性，那天底下就没有人有理性了。这位惊世骇俗的硅谷创业者称他的思维方式为“第一性原理”。他说：“我在想存在一种好的思维框架，那是物理学的东西，你知道，有点像第一原理推理，总体来讲，我认为……存在将事物缩减至其根本实质，并从那里向上的理论，和类比推理刚好相反。……在我们生命的主要阶段，我们一生都在进行类比推理，这基本意味着复制别人对待微小变化的方式，而你必须那样做，否则，从精神层面上你无法度过一天。”
简而言之，“第一性原理”作为一种决策方式，指的是一件事尽管现在还不存在，但只要原理上说得通，就应该用最经济的方式去实现，而不是像大众那样陷入“类比思维”，即在与他人的比较中做到相对更优——比如产品比别人家更好一点。前者先有具体目标，自上而下；后者没有具体清晰的目标，自下而上做好细节，认为好的结果自然产生。
但马斯克也承认，如果不使用类比思维，人们无法度过一天。比如，一个人证明自己是否活着，只能靠与别人的互动来证明，尽管这也未必可靠。类比形成共识，共识产生社会，社会则规定了人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做。
共识：甲之蜜糖，乙之砒霜
一般而言，一家公司的“管理”很好，大多是建立在类比思维之上的。段永平说自己“不投早期，只投上市企业。投黄峥是因为个人原因，他是我朋友，我了解他、相信他。黄峥是我知道的少见的很有悟性的人，他关注事物本质”。
段永平同样也提到了事物本质，而这个“本质”与马斯克所说的“本质”是完全不同的。马斯克关注的本质是偏向物理的，而黄峥他们则是偏向社会的。他们对共识的态度也完全不同，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如果把“共识”视为“浪”的话，段永平等人视之为商业的驱力，是价值的体现，但马斯克当它是认清路径的阻碍，因为物理世界的共识往往是需要打破的，只有打破共识，人类的认知水平才能获得提升。
不那么“社会”的马斯克在推特上指点江山，口无遮拦，这为他的公司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甚至被人戏称为特斯拉的公关杀手。尽管马斯克曾经几次绝处逢生的“英雄之旅”，契合了公众在潜意识中对自身的期许，也为他的公司在社交网络上赢得了更多的关注，产生了免费的广告效应。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马斯克各种随心所欲对他人的评论引发了众怒，也带来了财经媒体铺天盖地的负面新闻。上市公司需要就短期利益面对公众的回应，这些让马斯克感觉束手束脚，他认为，证券市场会干扰公司为长期价值所作出的决策。而段永平自称只投上市公司。
穷举，还是按规则做事？
类比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模仿，构建了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人们很难离开它。类比思维也会带来虚假共识，所谓三人成虎，最普遍的現象就是造成短视。比如，当下的利益最大化的做法可能为未来埋下失败的种子。这便是马斯克为什么轻视类比思维的原因。 我们大部分时间是靠类比思维活着的。比如，人为什么要学习？是为了更有效率；通过相信自己认为值得信任的那些人的经验，让自己少走弯路，甚至走上捷径。另一方面，我们的大脑也是依据这等原理进化而来的，会把重复的行为记下来，存入脑基核——一个类似蜥蜴大脑的部分，这样，在执行这些行为时就可以基于习惯，让大脑去解决别的困难任务。比如当你刚学会开车的时候，将车从车库里驶出来需要大量的脑力和注意力，当你成了老司机，就可以一边干别的事，一边把车开上大街。
人们每天通过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这样的“行为组块”活着。就是说，人脑的统计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人的寿命也是有限的，不能把所有的事都从头开始摸索一遍，只能借助他人与自己的经验，从过去积累的行动中获得处理眼前事情的方法。我们通过重复来实现对眼前事情的胜任力，但这种胜任力或者说专业能力之于未来环境，很可能又成为一种枷锁。
因为人类的思维总是导向局部最优，这是我们依赖信仰和搜集知识的过程，也是走向封闭的过程，既看不到未来，也看不到整体。没有学习过人类棋谱的AlphaGo Zero，通过大量计算摸索围棋规律，很快就轻松击败了由人类棋谱喂饲而成的AlphaGo，这等于直接敲破了历代人累计修建的框架。说明人类的围棋下法也是沿着无数前人局部最优的思维方式走到今天的，就整体而言，它不是最优解。
马斯克所说的第一性原理，则是一种“穷举法”，把任何一种可能性都尝试一遍，最终找到通往未来的最优路径。这是科学家的思维方式。有趣的是，加州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艾莉森·高普妮克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人类在婴儿期常常是通过穷举法来学习的，就是任何事都尽量摸索一遍，从中获取知识，它甚至是相对高效的。想想成年人从背单词、背语法开始学习一门语言是多么困难，就可知一二了。
不过，第一性原理在商业世界得以运行的前提，是你得相信这件事一定会实现。比如一件产品对应的是真实需求，而不是伪需求。无论是更经济的火箭发射，还是更稳定、更酷的电动汽车，都是属于可见的未来，只是实现它们的难度很大。马斯克需要面对的难题是，他的公司不具备历史经验，即火箭业或造车业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知识积淀。就科技趋势而言，未来是比较确定的，如同登山，山在那里，马斯克面对的困难是敢为人先，不要一脚踩空，掉入深谷。这反而对他的公司管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关于谬望，敢为人后
英雄之旅花好月圆大结局的场景一般都只会出现在银幕上，英雄成为先烈则是常态。约翰·史维奥克拉（John Sviokla ）与米奇·科恩（Mitch Cohen）追踪了120位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的发家史，在他们的一份调查报告中说：“作为一个群体，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看起来很像马克·扎克伯格或杰夫·贝佐斯——那些通过深刻理解社会化媒体和互联网商业等高度创新、快速发展的技术部门来创造价值的人。而事实并非如此，我发现绝大多数白手起家的亿万富豪……他们往往是连续创业者，其中许多人直到在某个固有市场中开始的第二、第三或第四笔生意才真正变得富有，通常是在他们30多岁或40多岁的时候。”也就是说，像王兴这样的创业者才是所谓“成功人士”的主流。
回到开头的寓言。人们怎么会知道在一个地方一直挖下去就有水呢？美团创始人王兴曾发明了“谬望”一词，他这样解释：“我发现最糟糕的事情是一个公司设定一个目标，但它其实是达不到的，因为那个战略定位一开始就是错的。这就是谬望。”王兴解决这个问题的做法就是走别人的路，满足那些被市场验证过的真实需求。走向众人都能看到的目标、共识中能够成就的未来，则必然陷入与各路人马的缠斗之中。
正如钞票的价值来源于共識，否则它就是一张普通的纸。深深打上段永平烙印的OPPP、vivo 在经营消费者共识方面发足了力，“敢为人后”的段永平只投上市公司，尤其是那种得势的公司，也说明了这一点。
黄峥所关注的本质，则是他说的从巴菲特身上发现了资本主义的秘密，即：穷人向巴菲特这样的富人购买保险，巴菲特则将从穷人那里收来的钱投入有护城河的“果园”得以致富。他想：“存不存在一些机制让穷人也能卖‘保险’给富人，穷人也能卖一些自己的‘软实力’、自己的意愿、抗风险能力给富人，从而实现更精细化的反馈，周期更短的钱从富人向穷人回流的循环呢？”黄峥眼里的穷人自然是在金字塔的底层，他们数量庞大，他们的“软实力”只能是一种共识，一种共同行动的意愿。最后，黄峥向他们提供了工具——拼多多。
之于共识，黄峥说：“大家都做拼购是好事，好像说‘模仿是最好的赞美’。从护城河的角度来讲，大家做得越多，一方面看来，好像大家在分食拼多多的市场，但另一方面，其实它也在做大拼多多的市场，尤其在拼多多早期的时候，这个现象就更明显，拼多多流量涨得快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大概过了四五个月之后，就有一大堆的人开始做各种各样的拼购，瞬间教育了整个市场。”
刘邦夺取天下后，他的幕僚陆贾经常在他面前引用儒家典籍，刘邦讨厌儒生，于是骂道：“我马上打得天下，要诗书何用？”陆贾反驳说：“马上得到天下，岂能在马上治理？”打江山是一个目标明确的行动，往往就是攻城略地，需要一往无前的勇气；治江山常常面对各种无法聚焦的目标，甚至是难以评估好坏的结果，收的是人头税，需要经营的是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就来自共识。所以不能在马背上治理它。秦统一六国后，立刻上马各种大工程，就是一种马上治国的态度，所以二世而亡。
特斯拉为段永平所诟病的企业文化，也是一种打江山的文化。马斯克在裁员上的无情，随心情解雇高管，早已不是什么新闻。然而，为了自认为的关乎未来人类存亡的伟业，马斯克宵衣旰食自称每周工作上百小时，甘于在眼下看不到回报时投入资源，这也是段永平们所不能理解的。巴菲特、段永平们说的“看重长期价值”，是基于未来回报的一种信心与期待，最终还是会退出，投资对象对他们来说，本身并不具备更多的意义。相比而言，马斯克对自己手上的事情则不是这么看的。
有时候，承认人在理性上的局限，反而是一种理性。
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故事，因为地底下有没有水，其实他并不知道，就像我们也都不知道未来具体会发生什么事。深究下去就似有人买彩票，每期守同一个号码，最终得奖一样，它本身也是将一种偶然当作必然，把运气当作法则，这就走向了另一则寓言——守株待兔。
究竟是迅速切换轨道，还是继续坚持？终究这是一个很难决定的问题，就算猜对了开头，又有几人能赌对结局。在不可知的成败面前，人该如何行动？彼得·德鲁克有句名言，“管理者首先要做正确的事，其次是用正确的方法做事”。在他看来，效能是“做正确的事”，而效率是“用正确的方式做事”。二者不应偏废，但这并不意味着效率和效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显然，做正确的事更重要。投资人王功权也曾在某次与青年们的谈话中，提到“方向比努力更重要”。话说回来，在未来尚未到来之前，人怎么能知道自己是否在做正确的事？或者说，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正在做正确的事，但事实又往往并非如此。
两类“对立”的决策思路
今年春天，埃隆·马斯克就在特斯拉第一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说，巴菲特的“护城河”理念已经过时了，毫无说服力；并对分析师表示：“如果你对抗敌人入侵的唯一壁垒就是护城河，那么坚持不了多久。真正重要的是创新速度，这才是保持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这番言论被伯克希尔的投资者传到了巴菲特耳边，巴菲特回应称，科技的快速进步的确在近几年里摧毁了不少企业的“护城河”，但这并不代表所有企业的“护城河”都能被科技摧毁。企业都应该不断改善自己的“护城河”，马斯克可能在某些行业中带来变化，但他并不认为马斯克能通过科技来摧毁糖果行业“护城河”，比方说，伯克希尔投资的喜诗糖果。
称巴菲特的话和音乐一样好听的段永平，今年也被问到如何看待特斯拉，这位OPPO、vivo和步步高的幕后老板对斯坦福大学的华人学生们说：“芒格说，马斯克是个被证明了的天才，他的IQ可能是190，但他自己认为是250。但是经营一家公司，你必须要理性，在我眼里，特斯拉是一家价值为零的公司，迟早要完。他的企业文化很糟糕。”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开篇指出：“所有幸福的家庭彼此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作为终极意义上的隐喻，这句话毫无疑义。如果不是，那么幸福的家庭并非彼此相似，做出成就的企业家们各个不同，而且幸福与成功都只是某个人的自我感受。段永平的话，为一扇门提供了一把钥匙，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门”的背后，两类企业家的决策思路十分不同，甚至是对立的。
第一性原理与类比思维的交锋
在段永平的话中，出现了理性和价值的字眼。特斯拉在段永平的眼中，价值为零，正说明了他与马斯克的价值观截然不同。同时，马斯克在段永平看来显然缺乏理性，在管理者不够理性的前提下，就算智商爆表，他的公司照样没有价值。
然而，马斯克显然认为自己比绝大多数人具备科学理性，一个以“物理学”的方式思考商业问题的人如果都不够理性，那天底下就没有人有理性了。这位惊世骇俗的硅谷创业者称他的思维方式为“第一性原理”。他说：“我在想存在一种好的思维框架，那是物理学的东西，你知道，有点像第一原理推理，总体来讲，我认为……存在将事物缩减至其根本实质，并从那里向上的理论，和类比推理刚好相反。……在我们生命的主要阶段，我们一生都在进行类比推理，这基本意味着复制别人对待微小变化的方式，而你必须那样做，否则，从精神层面上你无法度过一天。”
简而言之，“第一性原理”作为一种决策方式，指的是一件事尽管现在还不存在，但只要原理上说得通，就应该用最经济的方式去实现，而不是像大众那样陷入“类比思维”，即在与他人的比较中做到相对更优——比如产品比别人家更好一点。前者先有具体目标，自上而下；后者没有具体清晰的目标，自下而上做好细节，认为好的结果自然产生。
但马斯克也承认，如果不使用类比思维，人们无法度过一天。比如，一个人证明自己是否活着，只能靠与别人的互动来证明，尽管这也未必可靠。类比形成共识，共识产生社会，社会则规定了人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做。
共识：甲之蜜糖，乙之砒霜
一般而言，一家公司的“管理”很好，大多是建立在类比思维之上的。段永平说自己“不投早期，只投上市企业。投黄峥是因为个人原因，他是我朋友，我了解他、相信他。黄峥是我知道的少见的很有悟性的人，他关注事物本质”。
段永平同样也提到了事物本质，而这个“本质”与马斯克所说的“本质”是完全不同的。马斯克关注的本质是偏向物理的，而黄峥他们则是偏向社会的。他们对共识的态度也完全不同，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如果把“共识”视为“浪”的话，段永平等人视之为商业的驱力，是价值的体现，但马斯克当它是认清路径的阻碍，因为物理世界的共识往往是需要打破的，只有打破共识，人类的认知水平才能获得提升。
不那么“社会”的马斯克在推特上指点江山，口无遮拦，这为他的公司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甚至被人戏称为特斯拉的公关杀手。尽管马斯克曾经几次绝处逢生的“英雄之旅”，契合了公众在潜意识中对自身的期许，也为他的公司在社交网络上赢得了更多的关注，产生了免费的广告效应。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马斯克各种随心所欲对他人的评论引发了众怒，也带来了财经媒体铺天盖地的负面新闻。上市公司需要就短期利益面对公众的回应，这些让马斯克感觉束手束脚，他认为，证券市场会干扰公司为长期价值所作出的决策。而段永平自称只投上市公司。
穷举，还是按规则做事？
类比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模仿，构建了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人们很难离开它。类比思维也会带来虚假共识，所谓三人成虎，最普遍的現象就是造成短视。比如，当下的利益最大化的做法可能为未来埋下失败的种子。这便是马斯克为什么轻视类比思维的原因。 我们大部分时间是靠类比思维活着的。比如，人为什么要学习？是为了更有效率；通过相信自己认为值得信任的那些人的经验，让自己少走弯路，甚至走上捷径。另一方面，我们的大脑也是依据这等原理进化而来的，会把重复的行为记下来，存入脑基核——一个类似蜥蜴大脑的部分，这样，在执行这些行为时就可以基于习惯，让大脑去解决别的困难任务。比如当你刚学会开车的时候，将车从车库里驶出来需要大量的脑力和注意力，当你成了老司机，就可以一边干别的事，一边把车开上大街。
人们每天通过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这样的“行为组块”活着。就是说，人脑的统计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人的寿命也是有限的，不能把所有的事都从头开始摸索一遍，只能借助他人与自己的经验，从过去积累的行动中获得处理眼前事情的方法。我们通过重复来实现对眼前事情的胜任力，但这种胜任力或者说专业能力之于未来环境，很可能又成为一种枷锁。
因为人类的思维总是导向局部最优，这是我们依赖信仰和搜集知识的过程，也是走向封闭的过程，既看不到未来，也看不到整体。没有学习过人类棋谱的AlphaGo Zero，通过大量计算摸索围棋规律，很快就轻松击败了由人类棋谱喂饲而成的AlphaGo，这等于直接敲破了历代人累计修建的框架。说明人类的围棋下法也是沿着无数前人局部最优的思维方式走到今天的，就整体而言，它不是最优解。
马斯克所说的第一性原理，则是一种“穷举法”，把任何一种可能性都尝试一遍，最终找到通往未来的最优路径。这是科学家的思维方式。有趣的是，加州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艾莉森·高普妮克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人类在婴儿期常常是通过穷举法来学习的，就是任何事都尽量摸索一遍，从中获取知识，它甚至是相对高效的。想想成年人从背单词、背语法开始学习一门语言是多么困难，就可知一二了。
不过，第一性原理在商业世界得以运行的前提，是你得相信这件事一定会实现。比如一件产品对应的是真实需求，而不是伪需求。无论是更经济的火箭发射，还是更稳定、更酷的电动汽车，都是属于可见的未来，只是实现它们的难度很大。马斯克需要面对的难题是，他的公司不具备历史经验，即火箭业或造车业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知识积淀。就科技趋势而言，未来是比较确定的，如同登山，山在那里，马斯克面对的困难是敢为人先，不要一脚踩空，掉入深谷。这反而对他的公司管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关于谬望，敢为人后
英雄之旅花好月圆大结局的场景一般都只会出现在银幕上，英雄成为先烈则是常态。约翰·史维奥克拉（John Sviokla ）与米奇·科恩（Mitch Cohen）追踪了120位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的发家史，在他们的一份调查报告中说：“作为一个群体，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看起来很像马克·扎克伯格或杰夫·贝佐斯——那些通过深刻理解社会化媒体和互联网商业等高度创新、快速发展的技术部门来创造价值的人。而事实并非如此，我发现绝大多数白手起家的亿万富豪……他们往往是连续创业者，其中许多人直到在某个固有市场中开始的第二、第三或第四笔生意才真正变得富有，通常是在他们30多岁或40多岁的时候。”也就是说，像王兴这样的创业者才是所谓“成功人士”的主流。
回到开头的寓言。人们怎么会知道在一个地方一直挖下去就有水呢？美团创始人王兴曾发明了“谬望”一词，他这样解释：“我发现最糟糕的事情是一个公司设定一个目标，但它其实是达不到的，因为那个战略定位一开始就是错的。这就是谬望。”王兴解决这个问题的做法就是走别人的路，满足那些被市场验证过的真实需求。走向众人都能看到的目标、共识中能够成就的未来，则必然陷入与各路人马的缠斗之中。
正如钞票的价值来源于共識，否则它就是一张普通的纸。深深打上段永平烙印的OPPP、vivo 在经营消费者共识方面发足了力，“敢为人后”的段永平只投上市公司，尤其是那种得势的公司，也说明了这一点。
黄峥所关注的本质，则是他说的从巴菲特身上发现了资本主义的秘密，即：穷人向巴菲特这样的富人购买保险，巴菲特则将从穷人那里收来的钱投入有护城河的“果园”得以致富。他想：“存不存在一些机制让穷人也能卖‘保险’给富人，穷人也能卖一些自己的‘软实力’、自己的意愿、抗风险能力给富人，从而实现更精细化的反馈，周期更短的钱从富人向穷人回流的循环呢？”黄峥眼里的穷人自然是在金字塔的底层，他们数量庞大，他们的“软实力”只能是一种共识，一种共同行动的意愿。最后，黄峥向他们提供了工具——拼多多。
之于共识，黄峥说：“大家都做拼购是好事，好像说‘模仿是最好的赞美’。从护城河的角度来讲，大家做得越多，一方面看来，好像大家在分食拼多多的市场，但另一方面，其实它也在做大拼多多的市场，尤其在拼多多早期的时候，这个现象就更明显，拼多多流量涨得快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大概过了四五个月之后，就有一大堆的人开始做各种各样的拼购，瞬间教育了整个市场。”
刘邦夺取天下后，他的幕僚陆贾经常在他面前引用儒家典籍，刘邦讨厌儒生，于是骂道：“我马上打得天下，要诗书何用？”陆贾反驳说：“马上得到天下，岂能在马上治理？”打江山是一个目标明确的行动，往往就是攻城略地，需要一往无前的勇气；治江山常常面对各种无法聚焦的目标，甚至是难以评估好坏的结果，收的是人头税，需要经营的是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就来自共识。所以不能在马背上治理它。秦统一六国后，立刻上马各种大工程，就是一种马上治国的态度，所以二世而亡。
特斯拉为段永平所诟病的企业文化，也是一种打江山的文化。马斯克在裁员上的无情，随心情解雇高管，早已不是什么新闻。然而，为了自认为的关乎未来人类存亡的伟业，马斯克宵衣旰食自称每周工作上百小时，甘于在眼下看不到回报时投入资源，这也是段永平们所不能理解的。巴菲特、段永平们说的“看重长期价值”，是基于未来回报的一种信心与期待，最终还是会退出，投资对象对他们来说，本身并不具备更多的意义。相比而言，马斯克对自己手上的事情则不是这么看的。
有时候，承认人在理性上的局限，反而是一种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