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讲授党史到中国近代史，再到后来研究清史，92岁的戴逸已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70年。他的治学经历是沿着“逆向回溯”的路径进行。76岁时，戴逸凭借着一个历史学家的良知和责任感，毅然受命组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并担任主任一职。经过十余年漫长而艰苦的工作，这部由国内2000多名清史学者共同参与完成的多达3000万字的《清史》，已进入最后审稿阶段。戴逸说：“能够参加《清史》编纂，是人生最大的幸运。”
　　01
　　从党史教师到近代史专家
　　戴逸，原名戴秉衡，1926年出生于江苏常熟。戴秉衡从小就对历史故事抱有天然的兴趣，几乎将父母给的所有零用钱都花在了租赁历史故事书上面。
　　1937年抗战爆发之后，年仅11岁的戴秉衡随父亲和姐姐避难上海，并在那里完成了自己的初高中学业。戴秉衡除了完成学业外，将业余时间全部花在阅读《左传》《史记》等传统经典上。有一次，为了补全自己在舊书店购买的残缺本《昭明文选》，他整整一个月闭门不出，将残缺的内容全部抄写一遍，并装订成册。幼年打下的传统文化功底，为他后来的研究之路埋下伏笔。
　　1946年，出于对历史研究的热爱，戴秉衡义无反顾地从已经读了两年的上海交通大学铁道管理系退学，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北大浓厚的学习氛围和雄厚的师资力量，让戴秉衡立下了毕生研究历史的志向。
　　当时，国民党政权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开始在大学里镇压学生们的爱国民主运动，戴秉衡因在北大参加学生运动遭到政府通缉。在地下党的保护下，戴秉衡才远奔解放区，进入华北大学学习中共党史和革命史，并最终留校任教。为了防止国民党发现自己投奔共产党而连累家人，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戴逸”。
　　1949年4月，华北大学搬到刚解放不久的北平。1950年10月3日，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合并组建的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开学，人民大学成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的正规大学。
　　在戴逸看来，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与之前从民国延续下来的大学有着诸多不同。人民大学以培养革命干部和经济人才为目的，应用性强，课程设置上比较务实，比如设立贸易系、外交系、工业经济系和农业经济系等，同时也注重政治理论课，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党史都是人民大学最早的专业课，戴逸负责的就是讲授党史。
　　1956年，人民大学决定增设中国近代史学科。戴逸回忆道，“我们中国历史界有个毛病，就是厚古薄今，老师们喜欢讲春秋战国，好像到汉代以后就没有什么可讲的了。当时几乎没有老师做近代史研究，学校就把我调过去补空缺，一开始，研究近代史并不是我的主观意愿。”从那时起，戴逸连续在研究生班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开启了1949年以后在高校讲授中国近代史的先河。
　　1958年，戴逸将两年来的教学经验和潜心研究的成果进行总结，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分析工具，为中国近代史的脉络寻找出一条整体逻辑，撰写完成了《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被当时的学者评价为“一本流行很广的好书”。
　　由于好学深思和笔耕不辍，戴逸多次被中宣部、北京市委宣传部临时借调参与重要文稿的写作。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中宣部副部长周扬都对他有良好的印象，这也为他后来参与国家清史编纂工作奠定了基础。
　　02
　　命运多舛的清史编纂计划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就提出要编纂两套历史书的设想，一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二是清朝历史。
　　“清朝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对当今中国的影响最为密切，我们要了解现在的中国问题，必须彻底了解清朝的统治。”戴逸说道，“清朝灭亡以后，民国曾经修过一部《清史稿》。但因为都是清代遗老遗少所写，他们是站在清朝的立场上来写的，歌颂清朝，反对革命，把国民党叫作‘乱党’，甚至史书里都不提孙中山。所以，民国时期，《清史稿》一直被当作禁书。”可惜，当时百废待兴，编纂一部客观公正的清史，虽然得到毛泽东的首肯，但还是因客观原因被搁浅。
　　直到1978年，编纂清史被再次提上日程。为编纂清史积蓄力量，人大成立了清史研究所，由戴逸担任所长。为了将清代历史大的脉络搞清楚，他花费7年时间主编《简明清史》，这是1949年后，第一部系统完整论述清朝历史的专著。此后，戴逸潜心研读清代文献档案，梳理乾隆一生的功过得失，写出《乾隆帝及其时代》。乾隆档案有40函，还有4万多首诗，戴逸花两年多时间全部看完了。深入资料，摆脱之前以论带史的传统，既书写乾隆对维护国家统一作出的贡献，也批判乾隆奢靡的生活，让人们第一次不用脸谱化的方式看待清代帝王。
　　2002年，国家正式决定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并任命戴逸为主任。在他的牵头下，这部书聚集了全国2000多名清史专家，从大量的原始档案中进行筛选和编纂，尽量容纳最新的学术观点。耗时15年，这项浩大的工程即将在明年完工，谈到对这部书的期望，戴逸说：“我希望未来人们想详细了解清史，就来看我们编的这部书。”
　　03
　　对话戴逸：清朝形成多民族国家格局记者：你主持编纂的这部《清史》，在内容和体例上有何创新？
　　戴逸：这部《清史》仍旧是在传统的“二十四史”体例上进行创新。众所周知，旧有的“二十四史”中有本纪，即皇帝的传；志，主要是典章制度；表，一般是人名和事件的罗列；传则是所有名人的传记。在这部《清史》里面，我们则把传统的《皇帝本纪》变成了《通纪》，即叙述整个历史发展中的大事件。《清史》加入了《典志》，将清代末期出现的近代化因素全部囊括进去，比如铁路、电报等等。还特别设立了《城市志》，重点写受到现代化冲击之后出现的新城市，如上海、天津等港口城市和安徽蚌埠这种交通枢纽城市。新的《清史》还从20多万张图里面选出7000多张图画和照片，这也是之前“二十四史”不曾出现过的。
　　记者：你对当前中国历史学界的研究有何建议？
　　戴逸：我不太同意研究太小的题目，搞碎片化的研究，因为这样不能形成规模，无法看出历史的前因后果。历史是“知古而鉴今”，要从历史中找到对现实的借鉴意义。历史学者要从全局看历史，比如清朝200多年是怎么发展的，又是怎么灭亡的，清朝有什么功绩，做了哪些大事？清史是我们的新兴学科，清朝灭亡以后，不论是国民党，还是“文革”之前，我们对清史没有丝毫肯定的地方。可现在，我们逐渐发现了清朝的价值，清朝奠定了我们大一统的版图，形成了我们现在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局面，这些全部是清朝带给我们的意义。
　　摘自《新京报》书评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