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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8）05-0114-02
荆楚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我国南方长江流域的代表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楚歌作为一种独具荆楚地域文化特色的诗歌体裁，也是楚辞的直接源头之一。从夏禹时代的第一首楚歌——《弹歌》问世，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于右任先生的《望大陆》，数千年来，楚歌名家辈出，佳作迭现。然对其学术研究，多从文学史、音乐史、音乐文学史等学科展开，且多为短章和片段式论及，研究问题老生常谈者多，阐发新见者少，更少有专门著作对其进行系统研究。
可喜的是，孟修祥教授潜心十余年而著的《楚歌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25万字），是首部系统研究楚歌的学术专著，全书共三章，以时代为经，楚歌文化内涵为纬，系统梳理了从先秦到当代，楚歌发展脉络和演进过程，向世人展示了楚歌所彰显的荆楚文化独特魅力和社会变迁。
一、 注重长时段研究
本书视野宏阔、气象万千，从楚歌大禹时代“南音”诞生写起，至当代的荆州马山民歌，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阐述了楚歌的演进过程，系统梳理了楚歌的历史脉络。楚歌滥觞于楚地，孕育于夏朝，繁荣于战国，流行于汉代，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直至当代。如夏禹时涂山氏之女的《候人歌》，为 “南音”之始。战国末期，楚歌进入繁荣期。随着楚国国力强盛、疆域扩张，以及各诸侯国之间文化交融和连年战争，楚歌从楚地传播到吴越之地，渐至齐、鲁、燕、赵、秦、周等国，从长江流域扩展至黄河流域的华北、西北等地，代表作有《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等。汉朝开国者刘邦为楚人，故汉代楚歌直承先秦楚歌，即兴而歌，以杂言为体，深为汉代皇室、贵族、官吏、文人等精英阶层所喜，颇为流行，以项羽《垓下歌》、汉高祖刘邦《大风歌》和汉武帝刘彻《秋风辞》为代表。魏晋以降，楚歌逐渐失去其音乐或声调色彩，独立成为纯粹书面化的诗歌——“楚歌体”，历经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至当代，仍保留着自身独特的文学体式。此外，南朝宋、齐时期，荆楚西部地区民歌西曲的“尚情”特点与艺术形式等源于先秦楚歌。南朝灭亡后，西曲作为南朝“新声”，经历衍变，成为隋唐“古曲”。乃至当代，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荆州马山民歌，在演唱特点上，与南朝西曲歌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通过纵向长时段的深入研究，不但使人们对楚歌演进过程一目了然，还能深刻理解楚歌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 宏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
宏观上坚持整体史研究，本书虽为文学史，并不是对楚歌演进过程的简单描述和叠加，而是将其放入当时时空进行整体考量，并与当时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成为揭示社会变迁重要研究视角。如针对先秦楚歌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分别从楚国的发展壮大、楚文化的多源性与广泛传播、楚巫的声乐艺术元素等深入分析，鞭辟入里，令人深省。其后，又从“三楚”文化土壤、统治者的倡导、楚歌创作和消费者的文化环境等来考察汉代楚歌流行的历史文化背景。这些都深刻反映了社会变迁对楚歌的演进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微观上，则以《魏氏乐谱》（日本明治十年1877版的凌云阁六卷本）收录《乐府诗集》中的《江陵乐》为个案，从歌词和旋法等角度来解读西曲“声为乐体”的乐府艺术特性，认为《江陵乐》中的转调，包含着一定成分的“楚声”乐学原理，成为西曲音乐流变中的一个缩影。宏观上的整体史研究与微观上的个案研究相结合，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楚歌演变与荆楚社会变迁的深刻认识。
三、 多有创新
楚歌研究虽为旧题，学人多有涉猎，但作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独树一帜，自成一家新说。首先，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多学科、多领域交叉融合，注重历史学、文献学、文学史、考古学、音乐史、传播学、人类学等学科方法的运用，注意不同学科的对话。如利用传播学理论对先秦楚歌传播过程和范围的分析，用接受学理论先后对《诗经·颂》和先秦楚歌文学模式的考察。其次，在观点上，推陈出新，如对楚歌定义内涵和外延的深化，认为它是“一种独特的诗歌体裁”，不但以楚地民歌為主，还“流传于先秦各诸侯国”。还如，汉代楚歌形成“悲愤”审美特性的原因在于南楚之音产于荆楚文化土壤、与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以及巫音、丧歌与汉代“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等。最后，问题意识突出。诚如作者在《后记》所言，本书研究源于2002年，其在《楚辞影响论》中论述楚文学自身发展内在机制问题时所产生的想法，从而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持续研究。此外，还如西曲歌研究，源于其2008年初参与全国非遗项目“马山民歌研究”所进行的田野调查而获得启发等。
总之，《楚歌研究》一书，史料翔实，逻辑严密，论证充分，语言流畅，以长时段、多视角，全方位向人们淋漓尽致地展示了楚歌绚丽多姿地演进过程，以及其对荆楚大地所产生的深远的社会影响。该书对于拓展荆楚文化与社会变迁等重要理论问题的研究也很有启发意义，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是一部值得认真研读的学术著作。
荆楚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我国南方长江流域的代表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楚歌作为一种独具荆楚地域文化特色的诗歌体裁，也是楚辞的直接源头之一。从夏禹时代的第一首楚歌——《弹歌》问世，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于右任先生的《望大陆》，数千年来，楚歌名家辈出，佳作迭现。然对其学术研究，多从文学史、音乐史、音乐文学史等学科展开，且多为短章和片段式论及，研究问题老生常谈者多，阐发新见者少，更少有专门著作对其进行系统研究。
可喜的是，孟修祥教授潜心十余年而著的《楚歌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25万字），是首部系统研究楚歌的学术专著，全书共三章，以时代为经，楚歌文化内涵为纬，系统梳理了从先秦到当代，楚歌发展脉络和演进过程，向世人展示了楚歌所彰显的荆楚文化独特魅力和社会变迁。
一、 注重长时段研究
本书视野宏阔、气象万千，从楚歌大禹时代“南音”诞生写起，至当代的荆州马山民歌，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阐述了楚歌的演进过程，系统梳理了楚歌的历史脉络。楚歌滥觞于楚地，孕育于夏朝，繁荣于战国，流行于汉代，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直至当代。如夏禹时涂山氏之女的《候人歌》，为 “南音”之始。战国末期，楚歌进入繁荣期。随着楚国国力强盛、疆域扩张，以及各诸侯国之间文化交融和连年战争，楚歌从楚地传播到吴越之地，渐至齐、鲁、燕、赵、秦、周等国，从长江流域扩展至黄河流域的华北、西北等地，代表作有《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等。汉朝开国者刘邦为楚人，故汉代楚歌直承先秦楚歌，即兴而歌，以杂言为体，深为汉代皇室、贵族、官吏、文人等精英阶层所喜，颇为流行，以项羽《垓下歌》、汉高祖刘邦《大风歌》和汉武帝刘彻《秋风辞》为代表。魏晋以降，楚歌逐渐失去其音乐或声调色彩，独立成为纯粹书面化的诗歌——“楚歌体”，历经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至当代，仍保留着自身独特的文学体式。此外，南朝宋、齐时期，荆楚西部地区民歌西曲的“尚情”特点与艺术形式等源于先秦楚歌。南朝灭亡后，西曲作为南朝“新声”，经历衍变，成为隋唐“古曲”。乃至当代，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荆州马山民歌，在演唱特点上，与南朝西曲歌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通过纵向长时段的深入研究，不但使人们对楚歌演进过程一目了然，还能深刻理解楚歌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 宏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
宏观上坚持整体史研究，本书虽为文学史，并不是对楚歌演进过程的简单描述和叠加，而是将其放入当时时空进行整体考量，并与当时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成为揭示社会变迁重要研究视角。如针对先秦楚歌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分别从楚国的发展壮大、楚文化的多源性与广泛传播、楚巫的声乐艺术元素等深入分析，鞭辟入里，令人深省。其后，又从“三楚”文化土壤、统治者的倡导、楚歌创作和消费者的文化环境等来考察汉代楚歌流行的历史文化背景。这些都深刻反映了社会变迁对楚歌的演进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微观上，则以《魏氏乐谱》（日本明治十年1877版的凌云阁六卷本）收录《乐府诗集》中的《江陵乐》为个案，从歌词和旋法等角度来解读西曲“声为乐体”的乐府艺术特性，认为《江陵乐》中的转调，包含着一定成分的“楚声”乐学原理，成为西曲音乐流变中的一个缩影。宏观上的整体史研究与微观上的个案研究相结合，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楚歌演变与荆楚社会变迁的深刻认识。
三、 多有创新
楚歌研究虽为旧题，学人多有涉猎，但作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独树一帜，自成一家新说。首先，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多学科、多领域交叉融合，注重历史学、文献学、文学史、考古学、音乐史、传播学、人类学等学科方法的运用，注意不同学科的对话。如利用传播学理论对先秦楚歌传播过程和范围的分析，用接受学理论先后对《诗经·颂》和先秦楚歌文学模式的考察。其次，在观点上，推陈出新，如对楚歌定义内涵和外延的深化，认为它是“一种独特的诗歌体裁”，不但以楚地民歌為主，还“流传于先秦各诸侯国”。还如，汉代楚歌形成“悲愤”审美特性的原因在于南楚之音产于荆楚文化土壤、与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以及巫音、丧歌与汉代“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等。最后，问题意识突出。诚如作者在《后记》所言，本书研究源于2002年，其在《楚辞影响论》中论述楚文学自身发展内在机制问题时所产生的想法，从而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持续研究。此外，还如西曲歌研究，源于其2008年初参与全国非遗项目“马山民歌研究”所进行的田野调查而获得启发等。
总之，《楚歌研究》一书，史料翔实，逻辑严密，论证充分，语言流畅，以长时段、多视角，全方位向人们淋漓尽致地展示了楚歌绚丽多姿地演进过程，以及其对荆楚大地所产生的深远的社会影响。该书对于拓展荆楚文化与社会变迁等重要理论问题的研究也很有启发意义，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是一部值得认真研读的学术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