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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四大名著”作为中国经典传承作品，入选大中学语文教材已经数十年，但是中学视野中的四大名著教学与大学视野中的教学或课外自由阅读有何不同，与其他单篇作品的教学又有何不同，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从认识和实践两方面进行探讨，突出中学“四大名著”教学在阅读方面承前启后的特点。
关键词：中学；四大名著教学；学与读；点和面；多和少；“质”和“文”
中国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七十多年前说：“教科书连培养蛀虫的力量也没有。蛀书虫为什么蛀书，因为书中有好吃的东西，使它吃了又要吃。吃教科书如同吃蜡，吃了一回，再不想吃第二回。”[1]这是批评语文教科书强调知识而忽视艺术的弊病。此后幾十年来的教材改革，始终将人文性和审美性作为选材的重要标准，于是大量的经典名著相继走入中小学教材。以“四大名著”为例，现行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共选文8篇，四部作品均有选文。《三国演义》：《杨修之死》入选九年级上册，《曹操献刀》入选高中选修《中国小说欣赏》；《水浒传》：《智取生辰纲》入选九年级上册，《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入选高中必修五；《西游记》：《大战红孩儿》入选高中选修《中国小说欣赏》；《红楼梦》：《香菱学诗》入选九年级上册，《林黛玉进贾府》入选高中必修五，《情真意切释猜嫌》入选高中选修《中国小说欣赏》。
中学教材中大量名著的涌现，是教学改革中可喜的现象，但是当代作家毕飞宇在评价语文教育时认为，“质疑教材依然是不够的。在教学中，教材的重要性远远不及教师”[2]。于是，怎么教，就成为名著教学中的头等大事。下面，我以“四大名著”为例，阐释对中学视野下的名著教学的认识、实践和思考。
一、把握学情，处理好学与读的关系
关于“四大名著”，当代学生有很多渠道去接触。比如“名著导读”类书籍都有关于四大名著的内容梗概和基本评价，四大名著全部都拍摄过水平较高的影视剧作，也全部亮相于央视“百家讲坛”等电视栏目……中学阶段的学生对这四部作品，缺乏的不是了解，而是阅读。我曾经对自己所带班级进行过名著阅读的调查，大部分学生没有对这四部作品本身进行过完全阅读，他们对作品的了解途径多是“道听途说”，少部分学生依据个性、兴趣读过其中的一二部，如喜欢历史的男生往往读《三国演义》，喜欢文学的女生则只热衷《红楼梦》。
学生对名著的这种认知情况，就是“四大名著”在中学课堂教学中的起点。一方面，学生“道听途说”式的了解，给名著教学打了一个基本认知的基础，使得教学可以直接在较高的层面进行开掘，如《水浒传》无需介绍梁山泊的人物框架，可以直接切入到人物形象与命运关系的思考；但是阅读的诱惑来自信息的陌生化，事先的了解又可能使学生对继续阅读或学习作品的兴趣流失。因此，教学过程要注意扬长避短，要依据学生已有的阅读基础，避免进行重复解读，而力求探究出新鲜的内容；用新鲜的阐释，来吸引学生将“四大名著”的阅读进行到底——这就是以学促读的阅读方式。
比如高二年级选修教材《大战红孩儿》，讲述的是学生耳熟能详的情节；可是作为文本阅读，对于多数学生却可能才是首次。因此，要引导学生在已知的情节脉络之外去寻找小说的魅力，如人神兽三位一体的形象，精彩典雅的语言，时隐时现的宗教意味等。读出这些，《西游记》在学生眼中才不是少儿读物，而是“文化小说”。如此学生才会惊叹《西游记》之博大精深，才能形成强烈的阅读动力，这样的教学才能“体会其中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3]，才能进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古代文学的内容价值，从中汲取民族智慧；用现代观念审视作品，评价其积极意义与历史局限”[4]。
有些教师在学生刚升入中学进行调查，发现只有几位学生完整读过“四大名著”，就慨叹当代学生经典阅读之匮乏。其实这个要求提得太高太早了。“四大名著”全部运用古典白话（周汝昌甚至认为运用的是文言文），很少会有学生在小学阶段去读“四大名著”的原作。因此，明确“四大名著”教学中学和读的关系，中学教师才更容易以教促读的职责和使命，中学课堂才有更切实的目标和收获。
二、立足课堂，处理好点和面的关系
“四大名著“全部为近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可是中学阶段的名著阅读，全部是万字以下的片段节选。这样，教学面临的一个最大难题就是课文节选与整部作品篇的关系。单讲节选，内容未免单薄、局限，全局性的主题等难以呈现，节选的部分也未必能和学生的已有阅读经验产生呼应；多讲整篇，枝节错杂，课堂目标难以呈现，教学也容易流于梗概介绍，对学生的阅读兴趣造成伤害。
我的思考是，以点带面，以节选部分的精读带动整部作品的阅读；节选是重点，全篇是拓展，在对教材文本的重点解析中发现名著的整体魅力，并且做到对整体有所言有所不言，给学生留下回味、探索的余地，实现“引而不发，跃如也”的教学艺术。比如高中语文选修《中国小说欣赏》中的《情真意切释猜嫌》，单纯看节选部分，重点就是通过黛玉和宝钗的对话，表现二人互诉衷肠的真挚友情；但是名著节选的教学一定还应当承担树立全篇意识的职责，从这一视角去看，第四十五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风雨夕闷制风雨词”正处在钗黛由猜疑到不疑的转折点上，此之后的黛玉和宝钗的关系由对立趋向统一，评论界“钗黛合一”理论即由此产生；但是“钗黛合一”的理论一直也备受质疑，这同样可以从节选文本找到依据，在“金兰契互剖金兰语”的部分，宝钗的语言点到即止，即使是其中最动情的“我虽有个哥哥，你也是知道的，只有个母亲比你略强些。咱们也算同病相怜。”也并不是剖腹之语；再看黛玉却是深刻剖析自我内心“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我往日见他赞你，我还不受用”；互诉衷肠的一段，黛玉一片真情，而宝钗有所保留，后者是“青春的纯洁范围之内的心计和世故”[5]。这段选文就体现了二人“理性”与“灵性”的不同的个性气质以及由此决定的不同命运走向。这样的教学，就不再是人物形象分析的一般模式，而是串联起了课文、《红楼梦》原著和红学评论的全局模式。 三、提要钩玄，处理好多和少的关系
中学语文教师本身对名著特别是“四大名著“是怀有深厚感情的，但是教师又普遍认为名著很难教授。其难点不在于没东西挖掘，而恰恰在于可开拓的角度、可借鉴的信息、可依据的手段太多了。以《红楼梦》为例，脂砚斋、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俞平伯、顾颉刚、张爱玲、周汝昌、刘心武等人，都是红学研究绕不开的研究家，他们为《红楼梦》的解读从评点、索隐、考证等角度开拓了情节、形象、语言、版本等诸多领域。同时，这些名家的观点也往往龃龉、矛盾，如《林黛玉进贾府》一段，传统观点都认为宝黛二人的“何等眼熟”，是因为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草的一段前情往事，但是考证派周汝昌却认为“贾宝玉与神瑛侍者是两回事”[6]。
一方面“四大名著”信息繁多，另一方面中学课时限制，就决定了对“四大名著”这样“无尽的话题”无法展开无尽的探讨。繁多的信息，对教师的挑战是巨大的，第一要充分占有资料，苏霍姆林斯基对教师的谆谆忠告：“教师所知道的东西，就应当比他在课堂上要讲的东西多10倍、多20倍，以便能够应付裕如地掌握教材，到了课堂上，能从大量的事实中挑选出最重要的来讲。如果我知道的东西比我教给学生的东西多20倍，那么我在课堂上的思想和语言就不知不觉地是针对学生而产生的，免得让学生受教师的“创作的痛苦”的折磨，使他们能不太紧张地感知教材。”[7]教师的备课充分，才能有勇气去面对“贾政是什么官职？”等突发的问题；第二要巧妙整合资料，不要把师生互动的中学课堂，变成传授文学评论的讲座。下面以《曹操献刀》为例：
《曹操献刀》是高中选修《中国小说欣赏》第一课，关于曹操，之前学生体会过《观沧海》《短歌行》求贤若渴、建功立业的英雄形象，也体会过“杨修之死”中嫉贤妒能的形象，也看过白脸脸谱的“奸雄”的形象；而《曹操献刀》集中体现的是他的多疑性格。这时教师可以相机设计问题：“为什么诗歌中的曹操、戏剧中的曹操、《曹操献刀》中的曹操形象如此不同呢？”由此就可以得出曹操性格的丰富性，正如易中天所说：“他可能是历史上性格最复杂、形象最多样的人。他聪明透顶，又愚不可及；奸诈狡猾，又坦率真诚；豁达大度，又疑神疑鬼；宽宏大量，又心胸狭窄。可以说是大家风范，小人嘴脸；英雄气派，儿女情怀；阎王脾气，菩萨心肠。”而这种丰富性格在《三国演义》整部作品中都有充分表现，由此就构成了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第一个最成功的人物形象——曹操。罗贯中笔下的曹操不只是诗歌或史书中的单面形象，而是“能臣”与“奸雄”于一身的丰富复杂、动态发展的立体形象——这就是长篇章回体小说《三国演义》对文学的巨大贡献，这种贡献是诗歌、史书所无法比拟的。这样，通过问题的设计实现了節选文本到长篇名著的辐射，是比较高效的阅读教学模式。
四、推敲文本，处理好“质”与“文”的关系
《论语》有言：“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作品的文采和本质要相协调才有美感。从这个角度来看四大名著，文本本身可以看作“质”，而随文本产生的故事演绎、影视剧作等附属产品等可看作“文”。
调动阅读兴趣是引导中学生阅读名著的重要手段，而形式鲜活的影视作品恰以其形、声、色的特点更容易吸引青少年读者，并且学生也是常常怀着对这些影视作品的兴趣走入“名著”学习的课堂的。教师如果过分担心冲淡文本，而完全排斥这类艺术形式，首先会在情感上让学生产生疏离感，不利于学生阅读兴趣和能力的培养。《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也强调各类语文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语文教师应高度重视课程资源的利用与开发，充分发挥自身的潜力，参与必修课和选修课的建设，创造性地开展各类活动，增强学生在各种场合学语文、用语文的意识，多方面地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但是影视的本质是娱乐，而不是思考，台湾学李敖甚至把电视成为“成批制造傻瓜的机器”，如果教师完全拱手将课时让给影视剧，那么就是语文对电视娱乐的甘拜下风。如何把握使用的“度”，才是问题的核心。
《语文教学通讯》2006年第1期《把握叙述视角，倾听人物心声》一文，将《林黛玉进贾府》将授课的重点之一定在“倾听”二字上。“凤姐出场”部分的教学设计利用了电视剧《红楼梦》片段，不出现画面，单纯播放声音，完全让学生在“倾听”中实现与作品的心灵对话。这份设计虽然在《课标》之前形成，但是这位教师对多媒体的使用非常值得借鉴。
虽然只播声音、不播画面只是一种很容易操作的形式，但是体现的教师思考却是十分珍贵的：首先，教师本身能不能拒绝影视作品的诱惑？其次，教师肯不肯付出持久的思考？《林黛玉进贾府》中“倾听”的角度不是任何一本教参所提供的，而是授课教师在把握文本特点的基础上，经过艰苦思索而寻找到的。回答好这两个问题，我们才会再次厘清宁静语文与热闹场面的区别。
“四大名著”是每个中国人的荣耀，但是目前“四大名著”由于语言、文化的难题（如诗词、人名、酒令等的翻译）还未能完全实现“走向世界”的目标，在这个可能漫长的历程中，每一个中学教师都肩负着传承、推广的使命。
参考文献：
[1]陶行知.《陶行知教育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
[2]王丽编.《我们怎样学语文》，作家出版社，2002年10月.
[3][4][8]《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人民教育出版社.
[5]舒芜.《红楼梦·前言》，岳麓出版社，2001年9月.
[6]周汝昌.《周汝昌评说四大名著》，中华书局，2008年6月.
[7]苏霍姆林斯基（苏）.《给教师的建议》，杜殿坤编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6月.
关键词：中学；四大名著教学；学与读；点和面；多和少；“质”和“文”
中国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七十多年前说：“教科书连培养蛀虫的力量也没有。蛀书虫为什么蛀书，因为书中有好吃的东西，使它吃了又要吃。吃教科书如同吃蜡，吃了一回，再不想吃第二回。”[1]这是批评语文教科书强调知识而忽视艺术的弊病。此后幾十年来的教材改革，始终将人文性和审美性作为选材的重要标准，于是大量的经典名著相继走入中小学教材。以“四大名著”为例，现行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共选文8篇，四部作品均有选文。《三国演义》：《杨修之死》入选九年级上册，《曹操献刀》入选高中选修《中国小说欣赏》；《水浒传》：《智取生辰纲》入选九年级上册，《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入选高中必修五；《西游记》：《大战红孩儿》入选高中选修《中国小说欣赏》；《红楼梦》：《香菱学诗》入选九年级上册，《林黛玉进贾府》入选高中必修五，《情真意切释猜嫌》入选高中选修《中国小说欣赏》。
中学教材中大量名著的涌现，是教学改革中可喜的现象，但是当代作家毕飞宇在评价语文教育时认为，“质疑教材依然是不够的。在教学中，教材的重要性远远不及教师”[2]。于是，怎么教，就成为名著教学中的头等大事。下面，我以“四大名著”为例，阐释对中学视野下的名著教学的认识、实践和思考。
一、把握学情，处理好学与读的关系
关于“四大名著”，当代学生有很多渠道去接触。比如“名著导读”类书籍都有关于四大名著的内容梗概和基本评价，四大名著全部都拍摄过水平较高的影视剧作，也全部亮相于央视“百家讲坛”等电视栏目……中学阶段的学生对这四部作品，缺乏的不是了解，而是阅读。我曾经对自己所带班级进行过名著阅读的调查，大部分学生没有对这四部作品本身进行过完全阅读，他们对作品的了解途径多是“道听途说”，少部分学生依据个性、兴趣读过其中的一二部，如喜欢历史的男生往往读《三国演义》，喜欢文学的女生则只热衷《红楼梦》。
学生对名著的这种认知情况，就是“四大名著”在中学课堂教学中的起点。一方面，学生“道听途说”式的了解，给名著教学打了一个基本认知的基础，使得教学可以直接在较高的层面进行开掘，如《水浒传》无需介绍梁山泊的人物框架，可以直接切入到人物形象与命运关系的思考；但是阅读的诱惑来自信息的陌生化，事先的了解又可能使学生对继续阅读或学习作品的兴趣流失。因此，教学过程要注意扬长避短，要依据学生已有的阅读基础，避免进行重复解读，而力求探究出新鲜的内容；用新鲜的阐释，来吸引学生将“四大名著”的阅读进行到底——这就是以学促读的阅读方式。
比如高二年级选修教材《大战红孩儿》，讲述的是学生耳熟能详的情节；可是作为文本阅读，对于多数学生却可能才是首次。因此，要引导学生在已知的情节脉络之外去寻找小说的魅力，如人神兽三位一体的形象，精彩典雅的语言，时隐时现的宗教意味等。读出这些，《西游记》在学生眼中才不是少儿读物，而是“文化小说”。如此学生才会惊叹《西游记》之博大精深，才能形成强烈的阅读动力，这样的教学才能“体会其中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3]，才能进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古代文学的内容价值，从中汲取民族智慧；用现代观念审视作品，评价其积极意义与历史局限”[4]。
有些教师在学生刚升入中学进行调查，发现只有几位学生完整读过“四大名著”，就慨叹当代学生经典阅读之匮乏。其实这个要求提得太高太早了。“四大名著”全部运用古典白话（周汝昌甚至认为运用的是文言文），很少会有学生在小学阶段去读“四大名著”的原作。因此，明确“四大名著”教学中学和读的关系，中学教师才更容易以教促读的职责和使命，中学课堂才有更切实的目标和收获。
二、立足课堂，处理好点和面的关系
“四大名著“全部为近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可是中学阶段的名著阅读，全部是万字以下的片段节选。这样，教学面临的一个最大难题就是课文节选与整部作品篇的关系。单讲节选，内容未免单薄、局限，全局性的主题等难以呈现，节选的部分也未必能和学生的已有阅读经验产生呼应；多讲整篇，枝节错杂，课堂目标难以呈现，教学也容易流于梗概介绍，对学生的阅读兴趣造成伤害。
我的思考是，以点带面，以节选部分的精读带动整部作品的阅读；节选是重点，全篇是拓展，在对教材文本的重点解析中发现名著的整体魅力，并且做到对整体有所言有所不言，给学生留下回味、探索的余地，实现“引而不发，跃如也”的教学艺术。比如高中语文选修《中国小说欣赏》中的《情真意切释猜嫌》，单纯看节选部分，重点就是通过黛玉和宝钗的对话，表现二人互诉衷肠的真挚友情；但是名著节选的教学一定还应当承担树立全篇意识的职责，从这一视角去看，第四十五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风雨夕闷制风雨词”正处在钗黛由猜疑到不疑的转折点上，此之后的黛玉和宝钗的关系由对立趋向统一，评论界“钗黛合一”理论即由此产生；但是“钗黛合一”的理论一直也备受质疑，这同样可以从节选文本找到依据，在“金兰契互剖金兰语”的部分，宝钗的语言点到即止，即使是其中最动情的“我虽有个哥哥，你也是知道的，只有个母亲比你略强些。咱们也算同病相怜。”也并不是剖腹之语；再看黛玉却是深刻剖析自我内心“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我往日见他赞你，我还不受用”；互诉衷肠的一段，黛玉一片真情，而宝钗有所保留，后者是“青春的纯洁范围之内的心计和世故”[5]。这段选文就体现了二人“理性”与“灵性”的不同的个性气质以及由此决定的不同命运走向。这样的教学，就不再是人物形象分析的一般模式，而是串联起了课文、《红楼梦》原著和红学评论的全局模式。 三、提要钩玄，处理好多和少的关系
中学语文教师本身对名著特别是“四大名著“是怀有深厚感情的，但是教师又普遍认为名著很难教授。其难点不在于没东西挖掘，而恰恰在于可开拓的角度、可借鉴的信息、可依据的手段太多了。以《红楼梦》为例，脂砚斋、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俞平伯、顾颉刚、张爱玲、周汝昌、刘心武等人，都是红学研究绕不开的研究家，他们为《红楼梦》的解读从评点、索隐、考证等角度开拓了情节、形象、语言、版本等诸多领域。同时，这些名家的观点也往往龃龉、矛盾，如《林黛玉进贾府》一段，传统观点都认为宝黛二人的“何等眼熟”，是因为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草的一段前情往事，但是考证派周汝昌却认为“贾宝玉与神瑛侍者是两回事”[6]。
一方面“四大名著”信息繁多，另一方面中学课时限制，就决定了对“四大名著”这样“无尽的话题”无法展开无尽的探讨。繁多的信息，对教师的挑战是巨大的，第一要充分占有资料，苏霍姆林斯基对教师的谆谆忠告：“教师所知道的东西，就应当比他在课堂上要讲的东西多10倍、多20倍，以便能够应付裕如地掌握教材，到了课堂上，能从大量的事实中挑选出最重要的来讲。如果我知道的东西比我教给学生的东西多20倍，那么我在课堂上的思想和语言就不知不觉地是针对学生而产生的，免得让学生受教师的“创作的痛苦”的折磨，使他们能不太紧张地感知教材。”[7]教师的备课充分，才能有勇气去面对“贾政是什么官职？”等突发的问题；第二要巧妙整合资料，不要把师生互动的中学课堂，变成传授文学评论的讲座。下面以《曹操献刀》为例：
《曹操献刀》是高中选修《中国小说欣赏》第一课，关于曹操，之前学生体会过《观沧海》《短歌行》求贤若渴、建功立业的英雄形象，也体会过“杨修之死”中嫉贤妒能的形象，也看过白脸脸谱的“奸雄”的形象；而《曹操献刀》集中体现的是他的多疑性格。这时教师可以相机设计问题：“为什么诗歌中的曹操、戏剧中的曹操、《曹操献刀》中的曹操形象如此不同呢？”由此就可以得出曹操性格的丰富性，正如易中天所说：“他可能是历史上性格最复杂、形象最多样的人。他聪明透顶，又愚不可及；奸诈狡猾，又坦率真诚；豁达大度，又疑神疑鬼；宽宏大量，又心胸狭窄。可以说是大家风范，小人嘴脸；英雄气派，儿女情怀；阎王脾气，菩萨心肠。”而这种丰富性格在《三国演义》整部作品中都有充分表现，由此就构成了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第一个最成功的人物形象——曹操。罗贯中笔下的曹操不只是诗歌或史书中的单面形象，而是“能臣”与“奸雄”于一身的丰富复杂、动态发展的立体形象——这就是长篇章回体小说《三国演义》对文学的巨大贡献，这种贡献是诗歌、史书所无法比拟的。这样，通过问题的设计实现了節选文本到长篇名著的辐射，是比较高效的阅读教学模式。
四、推敲文本，处理好“质”与“文”的关系
《论语》有言：“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作品的文采和本质要相协调才有美感。从这个角度来看四大名著，文本本身可以看作“质”，而随文本产生的故事演绎、影视剧作等附属产品等可看作“文”。
调动阅读兴趣是引导中学生阅读名著的重要手段，而形式鲜活的影视作品恰以其形、声、色的特点更容易吸引青少年读者，并且学生也是常常怀着对这些影视作品的兴趣走入“名著”学习的课堂的。教师如果过分担心冲淡文本，而完全排斥这类艺术形式，首先会在情感上让学生产生疏离感，不利于学生阅读兴趣和能力的培养。《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也强调各类语文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语文教师应高度重视课程资源的利用与开发，充分发挥自身的潜力，参与必修课和选修课的建设，创造性地开展各类活动，增强学生在各种场合学语文、用语文的意识，多方面地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但是影视的本质是娱乐，而不是思考，台湾学李敖甚至把电视成为“成批制造傻瓜的机器”，如果教师完全拱手将课时让给影视剧，那么就是语文对电视娱乐的甘拜下风。如何把握使用的“度”，才是问题的核心。
《语文教学通讯》2006年第1期《把握叙述视角，倾听人物心声》一文，将《林黛玉进贾府》将授课的重点之一定在“倾听”二字上。“凤姐出场”部分的教学设计利用了电视剧《红楼梦》片段，不出现画面，单纯播放声音，完全让学生在“倾听”中实现与作品的心灵对话。这份设计虽然在《课标》之前形成，但是这位教师对多媒体的使用非常值得借鉴。
虽然只播声音、不播画面只是一种很容易操作的形式，但是体现的教师思考却是十分珍贵的：首先，教师本身能不能拒绝影视作品的诱惑？其次，教师肯不肯付出持久的思考？《林黛玉进贾府》中“倾听”的角度不是任何一本教参所提供的，而是授课教师在把握文本特点的基础上，经过艰苦思索而寻找到的。回答好这两个问题，我们才会再次厘清宁静语文与热闹场面的区别。
“四大名著”是每个中国人的荣耀，但是目前“四大名著”由于语言、文化的难题（如诗词、人名、酒令等的翻译）还未能完全实现“走向世界”的目标，在这个可能漫长的历程中，每一个中学教师都肩负着传承、推广的使命。
参考文献：
[1]陶行知.《陶行知教育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
[2]王丽编.《我们怎样学语文》，作家出版社，2002年10月.
[3][4][8]《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人民教育出版社.
[5]舒芜.《红楼梦·前言》，岳麓出版社，2001年9月.
[6]周汝昌.《周汝昌评说四大名著》，中华书局，2008年6月.
[7]苏霍姆林斯基（苏）.《给教师的建议》，杜殿坤编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