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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长期处与国家核心地位的知识分子逐渐
走向边缘状态。他们在政治上已失去中心地位，在文化上撤出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位，在政治和学术之间游离徘徊，在近现代化的进程中已处于边缘状态。
【关键词】：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政治;文化
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知识分子始终处于社会的中心地位。中国传统中的士大夫今天叫做知识分子，或者叫做“士”，士农工商，士号称“四民之首”，荀子所谓的“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大致可以说明古代知识分子在政治和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在一般的社会心理中，“士”是读书明理的人，他们所受的道德和知识训练使他们成为唯一有资格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人选。因此在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确实是处于社会、国家的核心地位。
但是随着现代化化进程的推进，中国进入二十世纪，传统的知识分子退出了中心地位，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知识分子。虽然两者之间有一定的传承关系，但仍存着巨大的差异，其中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倾向尤为突出。从知识分子与现代化的关系看，“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逐渐兴起和形成的过程”，但是从洋务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社会现代化得进程断断续续，知识分子自身的发展也曲曲折折，在追求独立过程中，始终没有一种归宿感，处于“游魂无归处”的基本状态。他们积极的参与社会的变革，文化风气的改良，但是由于自身的经济基础社会条件还不成熟，改革阻力大，游离于政治、学术、思想等各个领域，没有一个坚定的政治信念，没能发挥出该有的作用。
一、政治上的边缘状态
在政治方面，当时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都表现出积极参政和力图改革的热情，他们的思想和言论为中国求变新提供了重要依据。其中少数领袖人物更是风靡一时，受到各阶层人物的仰慕，比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陈独秀等。从这个方面来看，中国知识分子似乎还处在中心地位。但是这一现象并不足以说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仅仅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过度的特殊心态的反应，这些知识分子虽然接受西方文明的熏陶，毕竟都是封建王朝末期成长起来的，只能算是传统知识分子的落日余晖。早期的知识分子提倡各种思想文化运动，之所以获得全国的热烈反应，除了民族危机而产生的种种客观条件外，在很大程度上还托庇于士大夫文化的余荫。
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中，章炳麟的位置已处于外围。中华民国成立后，大总统袁世凯任命章太炎为“东三省筹边使”。当时章太炎颇有开发东三省的雄心，同时对袁世凯又有幻想，接受了这项任务。后来才感觉到受了袁世凯的骗，所谓的筹边使，只是一个空头名义而已。在1913年到1916年还被软禁，失去了人身自由，更别说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统治者笼络知识分子，仅仅就是为自己的新政权提供一种说服力，真正治国管理还是按当时各个军阀的意愿。北伐前后国民党和胡适以及其他自有知识分子的关系由友好变为敌对，也能说明知识分子在政治地位上的边缘化。孙中山本人对胡适相当尊重，写成“知难行易”学说后，还特别邀请胡适从学术该观点予以批评。廖仲恺，胡汉民等人和胡适在《建设杂志》上辩论古代井田制问题时，态度都相当严肃而理性。但北伐成功以后，双方关系迅速恶化。从胡适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胡适发表《知难，行亦难》一文，国民党方反映是多么强烈！但是最具代表性的胡适的一个对手叫陈德征的人。这个人当时是上海市党部中的重要人物，他连中学都没毕业，是一个典型的都市流氓。国民党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它的中下層干部以大量的流氓地痞化。一九四七年萧公权应聘到南京中央政治学院任教。在就任教育长竟约同当方人员对他进行一场关于“国父遗教”的口试。这件事足以说明国民党对高级知识分子的轻侮态度。
二、文化上的边缘化
在文化方面，由于受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知识分子撤出中国文化的中心地带，西方文化价值观占据中心地位。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已被西方文化所震服，开始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失去信心。当时的“国粹学派”史学如刘师培等人，直以中国文化史上与西方现代文化价值相符合的成分为中国的“国粹”。刘师培写《中国民约精义》便是一例。梁启超同样以以西方史为模式改写中国史。同时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也具有浓浓的西方意味。“国粹史学”表面上看是发掘并保存中国文化的精髓，实质上是挖掉中国文化的内核，代之以西方的价值观。
如果说五四前知识分子还在“国粹”两字的掩盖下，继续认同中国的古典文化，那么五四时代的人则几乎是彻底的否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五四”以后知识分子的态度可以以鲁迅和闻一多的一些言论为代表，鲁迅劝人不要再读中国书，如果一定想读书则只能读外国书。闻一多四十年代更为激昂，他宣称自己读遍了中国古书，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相当的激进，攻击相当猛烈，虽然它们本身也受益于传统文化。但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接触西方文化的时间极为短促，而且是以急迫的功利心理去‘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所以根本没有进入西方文化的中心。这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又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西方文化的吸收也没有彻底的消化。这才是中国文化边缘化的极致。因此，背离中国传统的文化的知识分子，在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传统国度中当然难以处于中心地位。
三、游离于政治与学术的尴尬处境
通过以上两点，我们可以简单的了解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在政治界还是文化界都难有一个独立的地位，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还表现出徘徊于两者间的尴尬处境，这也正反应出他们地位的模糊性和边缘特征。现代化进程中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寻求政治独立，急于摆脱旧的政治束缚，但他们的力量有不足以推进新的政治秩序的建立，因此他们不得不游离于政治和学术之间，在政治失意的时候，便投入到学术领域，这不仅仅是着眼于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也反映出他们面对现实困境的无能为力从而在学术领域寻求心理平衡。许多有名望的近现代知识分子都属于这一类型，如严复、吴虞、章太炎、蔡元培、李大钊、鲁迅、胡适、梁漱溟等等。这些知识分子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他们既有政治家的气质，又有知识分子的习性。章太炎早年参加革命，以后在上海、苏州、杭州都讲授国学，他生活的经济来源甚至大部分是靠讲学、著文章获得的。
总之，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所必须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在近现代的中国始终没有出现。由于没有独立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近现代的知识分子只能始终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位。
参考文献：
[1] 余英时.中国文化的重建[M].中信出版社，1992
[2] 俞可平.游魂何归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知识分子（洋务运动至1949）[J].天津社会科学.1996（5）
[3] 殷海光：知识分子的责任，周阳山编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化.[M]时报出版公司.1987
[4]陈明远.鲁迅时代何以为生.[M].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
[5]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走向边缘状态。他们在政治上已失去中心地位，在文化上撤出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位，在政治和学术之间游离徘徊，在近现代化的进程中已处于边缘状态。
【关键词】：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政治;文化
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知识分子始终处于社会的中心地位。中国传统中的士大夫今天叫做知识分子，或者叫做“士”，士农工商，士号称“四民之首”，荀子所谓的“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大致可以说明古代知识分子在政治和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在一般的社会心理中，“士”是读书明理的人，他们所受的道德和知识训练使他们成为唯一有资格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人选。因此在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确实是处于社会、国家的核心地位。
但是随着现代化化进程的推进，中国进入二十世纪，传统的知识分子退出了中心地位，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知识分子。虽然两者之间有一定的传承关系，但仍存着巨大的差异，其中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倾向尤为突出。从知识分子与现代化的关系看，“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逐渐兴起和形成的过程”，但是从洋务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社会现代化得进程断断续续，知识分子自身的发展也曲曲折折，在追求独立过程中，始终没有一种归宿感，处于“游魂无归处”的基本状态。他们积极的参与社会的变革，文化风气的改良，但是由于自身的经济基础社会条件还不成熟，改革阻力大，游离于政治、学术、思想等各个领域，没有一个坚定的政治信念，没能发挥出该有的作用。
一、政治上的边缘状态
在政治方面，当时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都表现出积极参政和力图改革的热情，他们的思想和言论为中国求变新提供了重要依据。其中少数领袖人物更是风靡一时，受到各阶层人物的仰慕，比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陈独秀等。从这个方面来看，中国知识分子似乎还处在中心地位。但是这一现象并不足以说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仅仅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过度的特殊心态的反应，这些知识分子虽然接受西方文明的熏陶，毕竟都是封建王朝末期成长起来的，只能算是传统知识分子的落日余晖。早期的知识分子提倡各种思想文化运动，之所以获得全国的热烈反应，除了民族危机而产生的种种客观条件外，在很大程度上还托庇于士大夫文化的余荫。
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中，章炳麟的位置已处于外围。中华民国成立后，大总统袁世凯任命章太炎为“东三省筹边使”。当时章太炎颇有开发东三省的雄心，同时对袁世凯又有幻想，接受了这项任务。后来才感觉到受了袁世凯的骗，所谓的筹边使，只是一个空头名义而已。在1913年到1916年还被软禁，失去了人身自由，更别说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统治者笼络知识分子，仅仅就是为自己的新政权提供一种说服力，真正治国管理还是按当时各个军阀的意愿。北伐前后国民党和胡适以及其他自有知识分子的关系由友好变为敌对，也能说明知识分子在政治地位上的边缘化。孙中山本人对胡适相当尊重，写成“知难行易”学说后，还特别邀请胡适从学术该观点予以批评。廖仲恺，胡汉民等人和胡适在《建设杂志》上辩论古代井田制问题时，态度都相当严肃而理性。但北伐成功以后，双方关系迅速恶化。从胡适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胡适发表《知难，行亦难》一文，国民党方反映是多么强烈！但是最具代表性的胡适的一个对手叫陈德征的人。这个人当时是上海市党部中的重要人物，他连中学都没毕业，是一个典型的都市流氓。国民党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它的中下層干部以大量的流氓地痞化。一九四七年萧公权应聘到南京中央政治学院任教。在就任教育长竟约同当方人员对他进行一场关于“国父遗教”的口试。这件事足以说明国民党对高级知识分子的轻侮态度。
二、文化上的边缘化
在文化方面，由于受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知识分子撤出中国文化的中心地带，西方文化价值观占据中心地位。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已被西方文化所震服，开始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失去信心。当时的“国粹学派”史学如刘师培等人，直以中国文化史上与西方现代文化价值相符合的成分为中国的“国粹”。刘师培写《中国民约精义》便是一例。梁启超同样以以西方史为模式改写中国史。同时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也具有浓浓的西方意味。“国粹史学”表面上看是发掘并保存中国文化的精髓，实质上是挖掉中国文化的内核，代之以西方的价值观。
如果说五四前知识分子还在“国粹”两字的掩盖下，继续认同中国的古典文化，那么五四时代的人则几乎是彻底的否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五四”以后知识分子的态度可以以鲁迅和闻一多的一些言论为代表，鲁迅劝人不要再读中国书，如果一定想读书则只能读外国书。闻一多四十年代更为激昂，他宣称自己读遍了中国古书，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相当的激进，攻击相当猛烈，虽然它们本身也受益于传统文化。但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接触西方文化的时间极为短促，而且是以急迫的功利心理去‘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所以根本没有进入西方文化的中心。这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又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西方文化的吸收也没有彻底的消化。这才是中国文化边缘化的极致。因此，背离中国传统的文化的知识分子，在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传统国度中当然难以处于中心地位。
三、游离于政治与学术的尴尬处境
通过以上两点，我们可以简单的了解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在政治界还是文化界都难有一个独立的地位，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还表现出徘徊于两者间的尴尬处境，这也正反应出他们地位的模糊性和边缘特征。现代化进程中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寻求政治独立，急于摆脱旧的政治束缚，但他们的力量有不足以推进新的政治秩序的建立，因此他们不得不游离于政治和学术之间，在政治失意的时候，便投入到学术领域，这不仅仅是着眼于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也反映出他们面对现实困境的无能为力从而在学术领域寻求心理平衡。许多有名望的近现代知识分子都属于这一类型，如严复、吴虞、章太炎、蔡元培、李大钊、鲁迅、胡适、梁漱溟等等。这些知识分子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他们既有政治家的气质，又有知识分子的习性。章太炎早年参加革命，以后在上海、苏州、杭州都讲授国学，他生活的经济来源甚至大部分是靠讲学、著文章获得的。
总之，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所必须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在近现代的中国始终没有出现。由于没有独立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近现代的知识分子只能始终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位。
参考文献：
[1] 余英时.中国文化的重建[M].中信出版社，1992
[2] 俞可平.游魂何归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知识分子（洋务运动至1949）[J].天津社会科学.1996（5）
[3] 殷海光：知识分子的责任，周阳山编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化.[M]时报出版公司.1987
[4]陈明远.鲁迅时代何以为生.[M].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
[5]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