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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受社会环境和亲友的影响,汤显祖一生与禅宗有着紧密的联系,对禅宗思想的体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理论。汤显祖主张“情生诗歌”,这与禅宗“作用见性”“自性本自具足”的思想具有相通之处。而他提出的“诗乎,机与禅言通”则具有明显的以禅论诗的意味。
【关键词】:汤显祖;禅宗;情生诗歌;作用见性;以禅论诗
汤显祖是明代杰出的剧作家,学界对其戏曲作品与戏曲理论的研究较多,而对他的诗歌与诗歌理论的研究则相对较少。明朝晚期禅悦之风盛行,加之家庭环境的影响,汤显祖在年少时便开始研读佛教经典,参禅悟道,并与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达观禅师交往甚密,并成为其俗门弟子。此外,汤显祖晚年还组织佛社,研讨禅学。汤显祖的戏曲作品中有着浓郁的禅宗气息,那么在他的诗歌创作以及诗歌理论中是否也受到了禅宗思想的影响?为此,本文试图在对汤显祖与禅宗的关系作初步的梳理基础上,对他的诗歌理论中所体现出的禅宗思想作一些探讨。
一、汤显祖与禅宗
汤显祖主要生活在明万历年间, 正是晚明佛学昌盛的一个时期。陈垣先生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说:“万历而后,禅风寖盛,士夫无不谈禅,僧亦无不欲与士夫结纳。”[1]
汤显祖早年在潜心科举的同时亦喜欢研读佛道两家的经典,写出了一些颇具禅心的诗歌。如《莲池坠簪题壁》“桥影下西夕,遗簪秋水中。或是投簪处,因缘莲叶东。”[2]达观禅师过云峰寺,见汤显祖此作深以为意,以为神交。汤显祖入仕以后曾在南京讲经,仕途的不顺与拘束让汤显祖倍感疲乏,而佛禅则给予了他心灵上的慰藉。汤显祖晚年出世思想有所滋长,尤其是在经历政治挫折和家庭变故之后,禅宗成为了他重要的精神支撑。万历四十二年(1612)汤显祖与汤宾尹、岳元声等人准备结“栖贤莲社”,以相伴隐居庐山研讨禅学,并作《续栖贤莲社求友文》。由于汤显祖父亲去世,结社之举未能成行,汤显祖也在两年后离世。此外,汤显祖一生又和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达观交谊深厚。万历十八年(1590)汤显祖在南京初遇达观,为其禅理机锋所折服,拜为其门下弟子。达观在高座寺为汤显祖“受记”,法号“寸虚”,谓:“寸虚受性高明,嗜欲浅而天机深,真求道利器。”[3]此后二人又有三次会面,并就情理、有无、迷觉、空色等佛学义理展开深入的研讨,两人关于情理的论辩也为汤显祖文学创作中对情的张扬奠定了基础。在达观禅师以外,汤显祖的禅友还有真空禅师,吴用先,袁世根等。
汤显祖师友之中亦多参禅之人。如《答管东溟》:“如明德先生者,时在吾心眼中矣。见以可上人之雄,听以李百泉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2]此处明德先生指汤显祖的授业恩师罗汝芳,可上人为前文提及的达观禅师,李百泉为李贽。此三人对汤显祖人生影响较大。罗汝芳是阳明学派的分支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汤显祖十三岁时拜罗汝芳为师,并曾跟随罗汝芳巡游讲学。罗汝芳既是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一个禅宗思想非常深厚的人。李贽是心学的另一位大师,也是汤显祖又一个钦服、崇敬的精神师辈。汤在友人处偶然见到李的《焚书》出版,赞赏备至,并在《寄石楚阳苏州》的信中说:“有李百泉先生者,见其《焚书》,畸人也,肯为求其书,寄我骑荡否?”[2]罗汝芳、李贽的禅宗思想对汤显祖接受、理解禅宗思想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情生诗歌
在曲本位观念的影响下,明人在戏曲创作和批评中都把戏曲看作诗歌的支流,并以评价诗歌的方式来评论戏曲,因此汤显祖的诗歌理论与其戏曲理论有着相通之处。汤显祖的戏曲主情,这也体现在了他的诗歌理论之中。汤显祖认为“情生诗歌”,体现出禅宗“作用见性”“自性本自具足”的思想。
汤显祖在《耳伯麻姑游诗序》中云:“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2]情是诗歌的泉源,是诗歌产生的基础,感发于情,然后才有诗歌。他又在《调象庵集序》中说:“情致所极,可以事道,可以忘言,而终有所不可忘者,存乎诗歌、序记、词辩之间。固圣贤之所不能遗,而英雄之所不能晦也。”[2]感情发展到颠峰状态,即“情致所极”时,诗人的精神与宇宙融为一体,当感情潮水逐渐平息之后,留下了“终有所不可忘”的感觉。在汤显祖看来,情是诗之所以为诗的灵魂,是诗歌创作的本源和表现对象,没有情就没有诗歌。那么他又是如何理解“情”的呢?汤显祖在《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说:“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乎啸歌,形诸动揺。或一往而尽,或积日而不能自休。”“情”是天地、人生自然而然的产物,这种“情”是不受束缚、不必克制的本性之情。中国传统的诗论也讲情,那么汤显祖所说的“情”与传统诗论中的“情”有何不同呢?传统诗论中“诗言志”的理论主张要求以情附志,“情”要遵循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受礼义的约束,“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一种包含政治伦理道德的情感。陆机的《文赋》中也提到:“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这与汤显祖“情生诗歌”的理论主张有一致性,即诗歌是作者依情而作的,突出个体的自主性。但陆机所说的“情”也是要符合儒家礼义的。
汤显祖“情生诗歌”中所张扬“情”是人与生俱来的喜、怒、哀、乐、爱、恶、欲等情感,是人日常生活中所感悟到的“情”。这种出自本性的“情”与“理”是相对立的,“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2]汤显祖对“情”的这种哲理认识, 源于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和“制欲非体仁”之论,前人已有论述。[7]而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即道”和“制欲非体仁”则源自禅宗“作用见性”的思想。这里的“性”是指佛性。“佛性”体现在日常生活的举手投足之中,人们寻常所为就是佛性的集中体现,离开人的“作用”,佛性无从显现。泰州学派所谓“百姓日用”,是指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某些动作、感觉、行为,也即人的生理本能和人体某一器官的物质功能。这种“百姓日用”即是所谓的“道”。罗汝芳提出“制欲非体仁”论,认为人欲不可制,“省、察、克、治”俱不可行。从禅宗“作用见性”的“佛性”,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即道”和“制欲非体仁”,到汤显祖“情生诗歌”的“情”,他们在精神實质上是一脉相承的。 禅宗把个人的“心”视为至高无上的东西,世间万物都是心灵的幻相,“心外无别法”,“即心是佛”。周裕锴先生在《中国禅宗与诗歌》中说:“中国诗歌史上从主体心灵的外化、个体意识的觉醒到创造性的充分发挥甚至个性解放思潮的出现,都或多或少与禅宗的‘心性’学说有一定的关系。”[4]“情生诗歌”的主张把个体的主观情感当作诗歌的本源,承认情在诗歌创作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与禅宗的“心性”学说有一定的相似性。《坛经》中载五祖弘忍给慧能讲《金刚经》,认为“一切万法,不离自性”。禅宗认为人人皆具备佛性,即所谓的“自性”,它不须借助外物而存在,也不受外界的规约,本身是独立自在的。禅宗对“自性”的重视包含着对个体自由的高度肯定。汤显祖“情生诗歌”的理论主张情调个体情感,任情而发,他认为情外无理,与禅宗心外不必立佛的思想正相契合,这很明显是受到了禅学的影响。
由此可以看出,汤显祖“情生诗歌”的理论主张虽然在表面上看来与禅宗并没有联系,但是如果把他的师承、禅宗情结以及他对“情”的具体阐释与明代心学兴盛、佛学中兴的背景下来综合考察,我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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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汤显祖的这一理论主张其实有着很浓郁的禅宗意味。他的诗歌理论很明显地受到了禅宗“作用见性”、“自性本自具足”思想的影响。
三、诗与禅通
汤显祖“情生诗歌”的诗论把情视为诗歌的源泉,其对“情”的突出体现出禅宗思想的影响。他在具体论及诗歌创作的时候提出“诗乎,机与禅言通”,具有很明显的以禅论诗的意味。
汤显祖在《如兰一集序》说:“诗乎,机与禅言通,趣与游道合。禅在根尘之外,游在伶党之中。要皆以若有若无为美。通乎此者,风雅之事可得而言。”[2]在汤显祖看来诗的微妙之处和禅宗语言有相通之处,而诗的趣味则与游道具有一致性。禅与游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对若有如无的状态的追求。受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以心传心”的教义的影响,禅宗在传授禅法的过程中多不用正常的语言阐述各自的观点,而用一些隐语、暗示、谜语来旁敲侧击,甚至“棒喝”,使对方在一瞬间于一言一行中触机领悟。因而禅宗往往以具有象征性和隐晦性的语言,来阐发微妙幽玄的事理,不落迹象、稍纵即逝、无法用语言表述的禅义,意在言外,需要参悟后才能体会其中的微妙。禅宗所谓的悟道的最高境界,从根本上说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叙述的,属于不可说之域,所谓“妙高峰上,不容商量”含混不可得,至于不得已使用的借助性的语言文字则属“第二山头,却容私会”的。汤显祖论及游道时认为“游于声实之际”为凡游,这种只是停留在对山光水色的物感层次的体会是不够深刻的,而游道的最高境界就是在物感层次之上的感悟,追求对山林之中的抽象美感的心领神会,而这种感觉也是难以言说,若有若无。由此来看,禅道与游道具有相当高的一致性,都体现出对在本体中所感悟到的言外之意的追求。汤显祖所谓“通乎此者,风雅之事可得而言”强调的正是对诗歌言外之意、境外之旨的追求。汤显祖在《如兰一集序》中还提到:“诗道也,悟言一室之内,旬日不出;映心千里之外,累月忘归。”在这里汤显祖把诗道与禅悟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作诗也需要“悟”。禅宗所谓的“悟”,是指自信对佛理的契合与领会,自心对绝对真实的神秘本体的觉认。唐宋以来,随着禅宗思想影响的深入,人们开始从理论把把禅悟和诗悟联系在一起。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便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禅悟有渐悟与顿悟之分,而汤显祖所说的“悟言一室之内,旬日不出”并没有对此作细致的区分。汤显祖在下文中又说:“通之若有若无,都无迟疾欣厌之累。”由此可以看出,他认为这种“悟”是若有若无,难以言明的,并且不受迟疾欣厌所累,具有一种超脱的感觉。禅宗认为佛理神秘而不可说,所以把佛理也称为“玄道”“妙道”。参悟佛理就在于“妙悟”,是非逻辑,难以言说。这种具有模糊性的诗悟与禅宗所谓的“妙悟”极为相似。从汤显祖对诗歌创作以及诗歌的美学追求的具体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诗论受到禅宗思想的影響。
综上可以看出,汤显祖一生都与禅宗有着密切的关系,佛禅不仅为汤显祖提供了精神上的慰藉,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诗歌理论。他主张“情生诗歌”,强调“情”是诗歌的本源,受到禅宗“作用见性”“自性本自具足”等思想的影响,同时他在论述具体的诗歌创作也有很明显的以禅论诗的意味。
参考文献:
[1]汤显祖,徐朔方笺校.汤显祖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紫柏真可.紫柏老人集[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3]裕锴.中国禅宗与诗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314-317.
[4]毛效同.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徐朔方.汤显祖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6]邹自振.汤显祖综论[M].成都:巴蜀书社,2001.
【关键词】:汤显祖;禅宗;情生诗歌;作用见性;以禅论诗
汤显祖是明代杰出的剧作家,学界对其戏曲作品与戏曲理论的研究较多,而对他的诗歌与诗歌理论的研究则相对较少。明朝晚期禅悦之风盛行,加之家庭环境的影响,汤显祖在年少时便开始研读佛教经典,参禅悟道,并与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达观禅师交往甚密,并成为其俗门弟子。此外,汤显祖晚年还组织佛社,研讨禅学。汤显祖的戏曲作品中有着浓郁的禅宗气息,那么在他的诗歌创作以及诗歌理论中是否也受到了禅宗思想的影响?为此,本文试图在对汤显祖与禅宗的关系作初步的梳理基础上,对他的诗歌理论中所体现出的禅宗思想作一些探讨。
一、汤显祖与禅宗
汤显祖主要生活在明万历年间, 正是晚明佛学昌盛的一个时期。陈垣先生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说:“万历而后,禅风寖盛,士夫无不谈禅,僧亦无不欲与士夫结纳。”[1]
汤显祖早年在潜心科举的同时亦喜欢研读佛道两家的经典,写出了一些颇具禅心的诗歌。如《莲池坠簪题壁》“桥影下西夕,遗簪秋水中。或是投簪处,因缘莲叶东。”[2]达观禅师过云峰寺,见汤显祖此作深以为意,以为神交。汤显祖入仕以后曾在南京讲经,仕途的不顺与拘束让汤显祖倍感疲乏,而佛禅则给予了他心灵上的慰藉。汤显祖晚年出世思想有所滋长,尤其是在经历政治挫折和家庭变故之后,禅宗成为了他重要的精神支撑。万历四十二年(1612)汤显祖与汤宾尹、岳元声等人准备结“栖贤莲社”,以相伴隐居庐山研讨禅学,并作《续栖贤莲社求友文》。由于汤显祖父亲去世,结社之举未能成行,汤显祖也在两年后离世。此外,汤显祖一生又和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达观交谊深厚。万历十八年(1590)汤显祖在南京初遇达观,为其禅理机锋所折服,拜为其门下弟子。达观在高座寺为汤显祖“受记”,法号“寸虚”,谓:“寸虚受性高明,嗜欲浅而天机深,真求道利器。”[3]此后二人又有三次会面,并就情理、有无、迷觉、空色等佛学义理展开深入的研讨,两人关于情理的论辩也为汤显祖文学创作中对情的张扬奠定了基础。在达观禅师以外,汤显祖的禅友还有真空禅师,吴用先,袁世根等。
汤显祖师友之中亦多参禅之人。如《答管东溟》:“如明德先生者,时在吾心眼中矣。见以可上人之雄,听以李百泉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2]此处明德先生指汤显祖的授业恩师罗汝芳,可上人为前文提及的达观禅师,李百泉为李贽。此三人对汤显祖人生影响较大。罗汝芳是阳明学派的分支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汤显祖十三岁时拜罗汝芳为师,并曾跟随罗汝芳巡游讲学。罗汝芳既是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一个禅宗思想非常深厚的人。李贽是心学的另一位大师,也是汤显祖又一个钦服、崇敬的精神师辈。汤在友人处偶然见到李的《焚书》出版,赞赏备至,并在《寄石楚阳苏州》的信中说:“有李百泉先生者,见其《焚书》,畸人也,肯为求其书,寄我骑荡否?”[2]罗汝芳、李贽的禅宗思想对汤显祖接受、理解禅宗思想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情生诗歌
在曲本位观念的影响下,明人在戏曲创作和批评中都把戏曲看作诗歌的支流,并以评价诗歌的方式来评论戏曲,因此汤显祖的诗歌理论与其戏曲理论有着相通之处。汤显祖的戏曲主情,这也体现在了他的诗歌理论之中。汤显祖认为“情生诗歌”,体现出禅宗“作用见性”“自性本自具足”的思想。
汤显祖在《耳伯麻姑游诗序》中云:“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2]情是诗歌的泉源,是诗歌产生的基础,感发于情,然后才有诗歌。他又在《调象庵集序》中说:“情致所极,可以事道,可以忘言,而终有所不可忘者,存乎诗歌、序记、词辩之间。固圣贤之所不能遗,而英雄之所不能晦也。”[2]感情发展到颠峰状态,即“情致所极”时,诗人的精神与宇宙融为一体,当感情潮水逐渐平息之后,留下了“终有所不可忘”的感觉。在汤显祖看来,情是诗之所以为诗的灵魂,是诗歌创作的本源和表现对象,没有情就没有诗歌。那么他又是如何理解“情”的呢?汤显祖在《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说:“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乎啸歌,形诸动揺。或一往而尽,或积日而不能自休。”“情”是天地、人生自然而然的产物,这种“情”是不受束缚、不必克制的本性之情。中国传统的诗论也讲情,那么汤显祖所说的“情”与传统诗论中的“情”有何不同呢?传统诗论中“诗言志”的理论主张要求以情附志,“情”要遵循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受礼义的约束,“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一种包含政治伦理道德的情感。陆机的《文赋》中也提到:“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这与汤显祖“情生诗歌”的理论主张有一致性,即诗歌是作者依情而作的,突出个体的自主性。但陆机所说的“情”也是要符合儒家礼义的。
汤显祖“情生诗歌”中所张扬“情”是人与生俱来的喜、怒、哀、乐、爱、恶、欲等情感,是人日常生活中所感悟到的“情”。这种出自本性的“情”与“理”是相对立的,“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2]汤显祖对“情”的这种哲理认识, 源于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和“制欲非体仁”之论,前人已有论述。[7]而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即道”和“制欲非体仁”则源自禅宗“作用见性”的思想。这里的“性”是指佛性。“佛性”体现在日常生活的举手投足之中,人们寻常所为就是佛性的集中体现,离开人的“作用”,佛性无从显现。泰州学派所谓“百姓日用”,是指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某些动作、感觉、行为,也即人的生理本能和人体某一器官的物质功能。这种“百姓日用”即是所谓的“道”。罗汝芳提出“制欲非体仁”论,认为人欲不可制,“省、察、克、治”俱不可行。从禅宗“作用见性”的“佛性”,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即道”和“制欲非体仁”,到汤显祖“情生诗歌”的“情”,他们在精神實质上是一脉相承的。 禅宗把个人的“心”视为至高无上的东西,世间万物都是心灵的幻相,“心外无别法”,“即心是佛”。周裕锴先生在《中国禅宗与诗歌》中说:“中国诗歌史上从主体心灵的外化、个体意识的觉醒到创造性的充分发挥甚至个性解放思潮的出现,都或多或少与禅宗的‘心性’学说有一定的关系。”[4]“情生诗歌”的主张把个体的主观情感当作诗歌的本源,承认情在诗歌创作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与禅宗的“心性”学说有一定的相似性。《坛经》中载五祖弘忍给慧能讲《金刚经》,认为“一切万法,不离自性”。禅宗认为人人皆具备佛性,即所谓的“自性”,它不须借助外物而存在,也不受外界的规约,本身是独立自在的。禅宗对“自性”的重视包含着对个体自由的高度肯定。汤显祖“情生诗歌”的理论主张情调个体情感,任情而发,他认为情外无理,与禅宗心外不必立佛的思想正相契合,这很明显是受到了禅学的影响。
由此可以看出,汤显祖“情生诗歌”的理论主张虽然在表面上看来与禅宗并没有联系,但是如果把他的师承、禅宗情结以及他对“情”的具体阐释与明代心学兴盛、佛学中兴的背景下来综合考察,我们会
(下转第页)
(上接第页)
发现汤显祖的这一理论主张其实有着很浓郁的禅宗意味。他的诗歌理论很明显地受到了禅宗“作用见性”、“自性本自具足”思想的影响。
三、诗与禅通
汤显祖“情生诗歌”的诗论把情视为诗歌的源泉,其对“情”的突出体现出禅宗思想的影响。他在具体论及诗歌创作的时候提出“诗乎,机与禅言通”,具有很明显的以禅论诗的意味。
汤显祖在《如兰一集序》说:“诗乎,机与禅言通,趣与游道合。禅在根尘之外,游在伶党之中。要皆以若有若无为美。通乎此者,风雅之事可得而言。”[2]在汤显祖看来诗的微妙之处和禅宗语言有相通之处,而诗的趣味则与游道具有一致性。禅与游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对若有如无的状态的追求。受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以心传心”的教义的影响,禅宗在传授禅法的过程中多不用正常的语言阐述各自的观点,而用一些隐语、暗示、谜语来旁敲侧击,甚至“棒喝”,使对方在一瞬间于一言一行中触机领悟。因而禅宗往往以具有象征性和隐晦性的语言,来阐发微妙幽玄的事理,不落迹象、稍纵即逝、无法用语言表述的禅义,意在言外,需要参悟后才能体会其中的微妙。禅宗所谓的悟道的最高境界,从根本上说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叙述的,属于不可说之域,所谓“妙高峰上,不容商量”含混不可得,至于不得已使用的借助性的语言文字则属“第二山头,却容私会”的。汤显祖论及游道时认为“游于声实之际”为凡游,这种只是停留在对山光水色的物感层次的体会是不够深刻的,而游道的最高境界就是在物感层次之上的感悟,追求对山林之中的抽象美感的心领神会,而这种感觉也是难以言说,若有若无。由此来看,禅道与游道具有相当高的一致性,都体现出对在本体中所感悟到的言外之意的追求。汤显祖所谓“通乎此者,风雅之事可得而言”强调的正是对诗歌言外之意、境外之旨的追求。汤显祖在《如兰一集序》中还提到:“诗道也,悟言一室之内,旬日不出;映心千里之外,累月忘归。”在这里汤显祖把诗道与禅悟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作诗也需要“悟”。禅宗所谓的“悟”,是指自信对佛理的契合与领会,自心对绝对真实的神秘本体的觉认。唐宋以来,随着禅宗思想影响的深入,人们开始从理论把把禅悟和诗悟联系在一起。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便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禅悟有渐悟与顿悟之分,而汤显祖所说的“悟言一室之内,旬日不出”并没有对此作细致的区分。汤显祖在下文中又说:“通之若有若无,都无迟疾欣厌之累。”由此可以看出,他认为这种“悟”是若有若无,难以言明的,并且不受迟疾欣厌所累,具有一种超脱的感觉。禅宗认为佛理神秘而不可说,所以把佛理也称为“玄道”“妙道”。参悟佛理就在于“妙悟”,是非逻辑,难以言说。这种具有模糊性的诗悟与禅宗所谓的“妙悟”极为相似。从汤显祖对诗歌创作以及诗歌的美学追求的具体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诗论受到禅宗思想的影響。
综上可以看出,汤显祖一生都与禅宗有着密切的关系,佛禅不仅为汤显祖提供了精神上的慰藉,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诗歌理论。他主张“情生诗歌”,强调“情”是诗歌的本源,受到禅宗“作用见性”“自性本自具足”等思想的影响,同时他在论述具体的诗歌创作也有很明显的以禅论诗的意味。
参考文献:
[1]汤显祖,徐朔方笺校.汤显祖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紫柏真可.紫柏老人集[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3]裕锴.中国禅宗与诗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314-317.
[4]毛效同.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徐朔方.汤显祖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6]邹自振.汤显祖综论[M].成都:巴蜀书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