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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受社会环境和亲友的影响，汤显祖一生与禅宗有着紧密的联系，对禅宗思想的体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理论。汤显祖主张“情生诗歌”，这与禅宗“作用见性”“自性本自具足”的思想具有相通之处。而他提出的“诗乎，机与禅言通”则具有明显的以禅论诗的意味。
【关键词】：汤显祖;禅宗;情生诗歌;作用见性;以禅论诗
汤显祖是明代杰出的剧作家，学界对其戏曲作品与戏曲理论的研究较多，而对他的诗歌与诗歌理论的研究则相对较少。明朝晚期禅悦之风盛行，加之家庭环境的影响，汤显祖在年少时便开始研读佛教经典，参禅悟道，并与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达观禅师交往甚密，并成为其俗门弟子。此外，汤显祖晚年还组织佛社，研讨禅学。汤显祖的戏曲作品中有着浓郁的禅宗气息，那么在他的诗歌创作以及诗歌理论中是否也受到了禅宗思想的影响？为此，本文试图在对汤显祖与禅宗的关系作初步的梳理基础上，对他的诗歌理论中所体现出的禅宗思想作一些探讨。
一、汤显祖与禅宗
汤显祖主要生活在明万历年间， 正是晚明佛学昌盛的一个时期。陈垣先生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说：“万历而后，禅风寖盛，士夫无不谈禅，僧亦无不欲与士夫结纳。”[1]
汤显祖早年在潜心科举的同时亦喜欢研读佛道两家的经典，写出了一些颇具禅心的诗歌。如《莲池坠簪题壁》“桥影下西夕，遗簪秋水中。或是投簪处，因缘莲叶东。”[2]达观禅师过云峰寺，见汤显祖此作深以为意，以为神交。汤显祖入仕以后曾在南京讲经，仕途的不顺与拘束让汤显祖倍感疲乏，而佛禅则给予了他心灵上的慰藉。汤显祖晚年出世思想有所滋长，尤其是在经历政治挫折和家庭变故之后，禅宗成为了他重要的精神支撑。万历四十二年（1612）汤显祖与汤宾尹、岳元声等人准备结“栖贤莲社”，以相伴隐居庐山研讨禅学，并作《续栖贤莲社求友文》。由于汤显祖父亲去世，结社之举未能成行，汤显祖也在两年后离世。此外，汤显祖一生又和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达观交谊深厚。万历十八年（1590）汤显祖在南京初遇达观，为其禅理机锋所折服，拜为其门下弟子。达观在高座寺为汤显祖“受记”，法号“寸虚”，谓：“寸虚受性高明，嗜欲浅而天机深，真求道利器。”[3]此后二人又有三次会面，并就情理、有无、迷觉、空色等佛学义理展开深入的研讨，两人关于情理的论辩也为汤显祖文学创作中对情的张扬奠定了基础。在达观禅师以外，汤显祖的禅友还有真空禅师，吴用先，袁世根等。
汤显祖师友之中亦多参禅之人。如《答管东溟》：“如明德先生者，时在吾心眼中矣。见以可上人之雄，听以李百泉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2]此处明德先生指汤显祖的授业恩师罗汝芳，可上人为前文提及的达观禅师，李百泉为李贽。此三人对汤显祖人生影响较大。罗汝芳是阳明学派的分支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汤显祖十三岁时拜罗汝芳为师，并曾跟随罗汝芳巡游讲学。罗汝芳既是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一个禅宗思想非常深厚的人。李贽是心学的另一位大师，也是汤显祖又一个钦服、崇敬的精神师辈。汤在友人处偶然见到李的《焚书》出版，赞赏备至，并在《寄石楚阳苏州》的信中说：“有李百泉先生者，见其《焚书》，畸人也，肯为求其书，寄我骑荡否？”[2]罗汝芳、李贽的禅宗思想对汤显祖接受、理解禅宗思想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情生诗歌
在曲本位观念的影响下，明人在戏曲创作和批评中都把戏曲看作诗歌的支流，并以评价诗歌的方式来评论戏曲，因此汤显祖的诗歌理论与其戏曲理论有着相通之处。汤显祖的戏曲主情，这也体现在了他的诗歌理论之中。汤显祖认为“情生诗歌”，体现出禅宗“作用见性”“自性本自具足”的思想。
汤显祖在《耳伯麻姑游诗序》中云：“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2]情是诗歌的泉源，是诗歌产生的基础，感发于情，然后才有诗歌。他又在《调象庵集序》中说：“情致所极，可以事道，可以忘言，而终有所不可忘者，存乎诗歌、序记、词辩之间。固圣贤之所不能遗，而英雄之所不能晦也。”[2]感情发展到颠峰状态，即“情致所极”时，诗人的精神与宇宙融为一体，当感情潮水逐渐平息之后，留下了“终有所不可忘”的感觉。在汤显祖看来，情是诗之所以为诗的灵魂，是诗歌创作的本源和表现对象，没有情就没有诗歌。那么他又是如何理解“情”的呢？汤显祖在《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说：“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乎啸歌，形诸动揺。或一往而尽，或积日而不能自休。”“情”是天地、人生自然而然的产物，这种“情”是不受束缚、不必克制的本性之情。中国传统的诗论也讲情，那么汤显祖所说的“情”与传统诗论中的“情”有何不同呢？传统诗论中“诗言志”的理论主张要求以情附志，“情”要遵循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受礼义的约束，“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一种包含政治伦理道德的情感。陆机的《文赋》中也提到：“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这与汤显祖“情生诗歌”的理论主张有一致性，即诗歌是作者依情而作的，突出个体的自主性。但陆机所说的“情”也是要符合儒家礼义的。
汤显祖“情生诗歌”中所张扬“情”是人与生俱来的喜、怒、哀、乐、爱、恶、欲等情感，是人日常生活中所感悟到的“情”。这种出自本性的“情”与“理”是相对立的，“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2]汤显祖对“情”的这种哲理认识， 源于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和“制欲非体仁”之论，前人已有论述。[7]而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即道”和“制欲非体仁”则源自禅宗“作用见性”的思想。这里的“性”是指佛性。“佛性”体现在日常生活的举手投足之中，人们寻常所为就是佛性的集中体现，离开人的“作用”，佛性无从显现。泰州学派所谓“百姓日用”，是指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某些动作、感觉、行为，也即人的生理本能和人体某一器官的物质功能。这种“百姓日用”即是所谓的“道”。罗汝芳提出“制欲非体仁”论，认为人欲不可制，“省、察、克、治”俱不可行。从禅宗“作用见性”的“佛性”，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即道”和“制欲非体仁”，到汤显祖“情生诗歌”的“情”，他们在精神實质上是一脉相承的。 禅宗把个人的“心”视为至高无上的东西，世间万物都是心灵的幻相，“心外无别法”，“即心是佛”。周裕锴先生在《中国禅宗与诗歌》中说：“中国诗歌史上从主体心灵的外化、个体意识的觉醒到创造性的充分发挥甚至个性解放思潮的出现，都或多或少与禅宗的‘心性’学说有一定的关系。”[4]“情生诗歌”的主张把个体的主观情感当作诗歌的本源，承认情在诗歌创作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与禅宗的“心性”学说有一定的相似性。《坛经》中载五祖弘忍给慧能讲《金刚经》，认为“一切万法，不离自性”。禅宗认为人人皆具备佛性，即所谓的“自性”，它不须借助外物而存在，也不受外界的规约，本身是独立自在的。禅宗对“自性”的重视包含着对个体自由的高度肯定。汤显祖“情生诗歌”的理论主张情调个体情感，任情而发，他认为情外无理，与禅宗心外不必立佛的思想正相契合，这很明显是受到了禅学的影响。
由此可以看出，汤显祖“情生诗歌”的理论主张虽然在表面上看来与禅宗并没有联系，但是如果把他的师承、禅宗情结以及他对“情”的具体阐释与明代心学兴盛、佛学中兴的背景下来综合考察，我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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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汤显祖的这一理论主张其实有着很浓郁的禅宗意味。他的诗歌理论很明显地受到了禅宗“作用见性”、“自性本自具足”思想的影响。
三、诗与禅通
汤显祖“情生诗歌”的诗论把情视为诗歌的源泉，其对“情”的突出体现出禅宗思想的影响。他在具体论及诗歌创作的时候提出“诗乎，机与禅言通”，具有很明显的以禅论诗的意味。
汤显祖在《如兰一集序》说：“诗乎，机与禅言通，趣与游道合。禅在根尘之外，游在伶党之中。要皆以若有若无为美。通乎此者，风雅之事可得而言。”[2]在汤显祖看来诗的微妙之处和禅宗语言有相通之处，而诗的趣味则与游道具有一致性。禅与游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对若有如无的状态的追求。受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以心传心”的教义的影响，禅宗在传授禅法的过程中多不用正常的语言阐述各自的观点，而用一些隐语、暗示、谜语来旁敲侧击，甚至“棒喝”，使对方在一瞬间于一言一行中触机领悟。因而禅宗往往以具有象征性和隐晦性的语言，来阐发微妙幽玄的事理，不落迹象、稍纵即逝、无法用语言表述的禅义，意在言外，需要参悟后才能体会其中的微妙。禅宗所谓的悟道的最高境界，从根本上说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叙述的，属于不可说之域，所谓“妙高峰上，不容商量”含混不可得，至于不得已使用的借助性的语言文字则属“第二山头，却容私会”的。汤显祖论及游道时认为“游于声实之际”为凡游，这种只是停留在对山光水色的物感层次的体会是不够深刻的，而游道的最高境界就是在物感层次之上的感悟，追求对山林之中的抽象美感的心领神会，而这种感觉也是难以言说，若有若无。由此来看，禅道与游道具有相当高的一致性，都体现出对在本体中所感悟到的言外之意的追求。汤显祖所谓“通乎此者，风雅之事可得而言”强调的正是对诗歌言外之意、境外之旨的追求。汤显祖在《如兰一集序》中还提到：“诗道也，悟言一室之内，旬日不出;映心千里之外，累月忘归。”在这里汤显祖把诗道与禅悟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作诗也需要“悟”。禅宗所谓的“悟”，是指自信对佛理的契合与领会，自心对绝对真实的神秘本体的觉认。唐宋以来，随着禅宗思想影响的深入，人们开始从理论把把禅悟和诗悟联系在一起。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便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禅悟有渐悟与顿悟之分，而汤显祖所说的“悟言一室之内，旬日不出”并没有对此作细致的区分。汤显祖在下文中又说：“通之若有若无，都无迟疾欣厌之累。”由此可以看出，他认为这种“悟”是若有若无，难以言明的，并且不受迟疾欣厌所累，具有一种超脱的感觉。禅宗认为佛理神秘而不可说，所以把佛理也称为“玄道”“妙道”。参悟佛理就在于“妙悟”，是非逻辑，难以言说。这种具有模糊性的诗悟与禅宗所谓的“妙悟”极为相似。从汤显祖对诗歌创作以及诗歌的美学追求的具体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诗论受到禅宗思想的影響。
综上可以看出，汤显祖一生都与禅宗有着密切的关系，佛禅不仅为汤显祖提供了精神上的慰藉，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诗歌理论。他主张“情生诗歌”，强调“情”是诗歌的本源，受到禅宗“作用见性”“自性本自具足”等思想的影响，同时他在论述具体的诗歌创作也有很明显的以禅论诗的意味。
参考文献：
[1]汤显祖，徐朔方笺校.汤显祖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紫柏真可.紫柏老人集[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3]裕锴.中国禅宗与诗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314-317.
[4]毛效同.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徐朔方.汤显祖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6]邹自振.汤显祖综论[M].成都：巴蜀书社，2001.
【关键词】：汤显祖;禅宗;情生诗歌;作用见性;以禅论诗
汤显祖是明代杰出的剧作家，学界对其戏曲作品与戏曲理论的研究较多，而对他的诗歌与诗歌理论的研究则相对较少。明朝晚期禅悦之风盛行，加之家庭环境的影响，汤显祖在年少时便开始研读佛教经典，参禅悟道，并与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达观禅师交往甚密，并成为其俗门弟子。此外，汤显祖晚年还组织佛社，研讨禅学。汤显祖的戏曲作品中有着浓郁的禅宗气息，那么在他的诗歌创作以及诗歌理论中是否也受到了禅宗思想的影响？为此，本文试图在对汤显祖与禅宗的关系作初步的梳理基础上，对他的诗歌理论中所体现出的禅宗思想作一些探讨。
一、汤显祖与禅宗
汤显祖主要生活在明万历年间， 正是晚明佛学昌盛的一个时期。陈垣先生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说：“万历而后，禅风寖盛，士夫无不谈禅，僧亦无不欲与士夫结纳。”[1]
汤显祖早年在潜心科举的同时亦喜欢研读佛道两家的经典，写出了一些颇具禅心的诗歌。如《莲池坠簪题壁》“桥影下西夕，遗簪秋水中。或是投簪处，因缘莲叶东。”[2]达观禅师过云峰寺，见汤显祖此作深以为意，以为神交。汤显祖入仕以后曾在南京讲经，仕途的不顺与拘束让汤显祖倍感疲乏，而佛禅则给予了他心灵上的慰藉。汤显祖晚年出世思想有所滋长，尤其是在经历政治挫折和家庭变故之后，禅宗成为了他重要的精神支撑。万历四十二年（1612）汤显祖与汤宾尹、岳元声等人准备结“栖贤莲社”，以相伴隐居庐山研讨禅学，并作《续栖贤莲社求友文》。由于汤显祖父亲去世，结社之举未能成行，汤显祖也在两年后离世。此外，汤显祖一生又和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达观交谊深厚。万历十八年（1590）汤显祖在南京初遇达观，为其禅理机锋所折服，拜为其门下弟子。达观在高座寺为汤显祖“受记”，法号“寸虚”，谓：“寸虚受性高明，嗜欲浅而天机深，真求道利器。”[3]此后二人又有三次会面，并就情理、有无、迷觉、空色等佛学义理展开深入的研讨，两人关于情理的论辩也为汤显祖文学创作中对情的张扬奠定了基础。在达观禅师以外，汤显祖的禅友还有真空禅师，吴用先，袁世根等。
汤显祖师友之中亦多参禅之人。如《答管东溟》：“如明德先生者，时在吾心眼中矣。见以可上人之雄，听以李百泉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2]此处明德先生指汤显祖的授业恩师罗汝芳，可上人为前文提及的达观禅师，李百泉为李贽。此三人对汤显祖人生影响较大。罗汝芳是阳明学派的分支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汤显祖十三岁时拜罗汝芳为师，并曾跟随罗汝芳巡游讲学。罗汝芳既是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一个禅宗思想非常深厚的人。李贽是心学的另一位大师，也是汤显祖又一个钦服、崇敬的精神师辈。汤在友人处偶然见到李的《焚书》出版，赞赏备至，并在《寄石楚阳苏州》的信中说：“有李百泉先生者，见其《焚书》，畸人也，肯为求其书，寄我骑荡否？”[2]罗汝芳、李贽的禅宗思想对汤显祖接受、理解禅宗思想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情生诗歌
在曲本位观念的影响下，明人在戏曲创作和批评中都把戏曲看作诗歌的支流，并以评价诗歌的方式来评论戏曲，因此汤显祖的诗歌理论与其戏曲理论有着相通之处。汤显祖的戏曲主情，这也体现在了他的诗歌理论之中。汤显祖认为“情生诗歌”，体现出禅宗“作用见性”“自性本自具足”的思想。
汤显祖在《耳伯麻姑游诗序》中云：“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2]情是诗歌的泉源，是诗歌产生的基础，感发于情，然后才有诗歌。他又在《调象庵集序》中说：“情致所极，可以事道，可以忘言，而终有所不可忘者，存乎诗歌、序记、词辩之间。固圣贤之所不能遗，而英雄之所不能晦也。”[2]感情发展到颠峰状态，即“情致所极”时，诗人的精神与宇宙融为一体，当感情潮水逐渐平息之后，留下了“终有所不可忘”的感觉。在汤显祖看来，情是诗之所以为诗的灵魂，是诗歌创作的本源和表现对象，没有情就没有诗歌。那么他又是如何理解“情”的呢？汤显祖在《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说：“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乎啸歌，形诸动揺。或一往而尽，或积日而不能自休。”“情”是天地、人生自然而然的产物，这种“情”是不受束缚、不必克制的本性之情。中国传统的诗论也讲情，那么汤显祖所说的“情”与传统诗论中的“情”有何不同呢？传统诗论中“诗言志”的理论主张要求以情附志，“情”要遵循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受礼义的约束，“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一种包含政治伦理道德的情感。陆机的《文赋》中也提到：“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这与汤显祖“情生诗歌”的理论主张有一致性，即诗歌是作者依情而作的，突出个体的自主性。但陆机所说的“情”也是要符合儒家礼义的。
汤显祖“情生诗歌”中所张扬“情”是人与生俱来的喜、怒、哀、乐、爱、恶、欲等情感，是人日常生活中所感悟到的“情”。这种出自本性的“情”与“理”是相对立的，“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2]汤显祖对“情”的这种哲理认识， 源于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和“制欲非体仁”之论，前人已有论述。[7]而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即道”和“制欲非体仁”则源自禅宗“作用见性”的思想。这里的“性”是指佛性。“佛性”体现在日常生活的举手投足之中，人们寻常所为就是佛性的集中体现，离开人的“作用”，佛性无从显现。泰州学派所谓“百姓日用”，是指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某些动作、感觉、行为，也即人的生理本能和人体某一器官的物质功能。这种“百姓日用”即是所谓的“道”。罗汝芳提出“制欲非体仁”论，认为人欲不可制，“省、察、克、治”俱不可行。从禅宗“作用见性”的“佛性”，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即道”和“制欲非体仁”，到汤显祖“情生诗歌”的“情”，他们在精神實质上是一脉相承的。 禅宗把个人的“心”视为至高无上的东西，世间万物都是心灵的幻相，“心外无别法”，“即心是佛”。周裕锴先生在《中国禅宗与诗歌》中说：“中国诗歌史上从主体心灵的外化、个体意识的觉醒到创造性的充分发挥甚至个性解放思潮的出现，都或多或少与禅宗的‘心性’学说有一定的关系。”[4]“情生诗歌”的主张把个体的主观情感当作诗歌的本源，承认情在诗歌创作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与禅宗的“心性”学说有一定的相似性。《坛经》中载五祖弘忍给慧能讲《金刚经》，认为“一切万法，不离自性”。禅宗认为人人皆具备佛性，即所谓的“自性”，它不须借助外物而存在，也不受外界的规约，本身是独立自在的。禅宗对“自性”的重视包含着对个体自由的高度肯定。汤显祖“情生诗歌”的理论主张情调个体情感，任情而发，他认为情外无理，与禅宗心外不必立佛的思想正相契合，这很明显是受到了禅学的影响。
由此可以看出，汤显祖“情生诗歌”的理论主张虽然在表面上看来与禅宗并没有联系，但是如果把他的师承、禅宗情结以及他对“情”的具体阐释与明代心学兴盛、佛学中兴的背景下来综合考察，我们会
（下转第页）
（上接第页）
发现汤显祖的这一理论主张其实有着很浓郁的禅宗意味。他的诗歌理论很明显地受到了禅宗“作用见性”、“自性本自具足”思想的影响。
三、诗与禅通
汤显祖“情生诗歌”的诗论把情视为诗歌的源泉，其对“情”的突出体现出禅宗思想的影响。他在具体论及诗歌创作的时候提出“诗乎，机与禅言通”，具有很明显的以禅论诗的意味。
汤显祖在《如兰一集序》说：“诗乎，机与禅言通，趣与游道合。禅在根尘之外，游在伶党之中。要皆以若有若无为美。通乎此者，风雅之事可得而言。”[2]在汤显祖看来诗的微妙之处和禅宗语言有相通之处，而诗的趣味则与游道具有一致性。禅与游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对若有如无的状态的追求。受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以心传心”的教义的影响，禅宗在传授禅法的过程中多不用正常的语言阐述各自的观点，而用一些隐语、暗示、谜语来旁敲侧击，甚至“棒喝”，使对方在一瞬间于一言一行中触机领悟。因而禅宗往往以具有象征性和隐晦性的语言，来阐发微妙幽玄的事理，不落迹象、稍纵即逝、无法用语言表述的禅义，意在言外，需要参悟后才能体会其中的微妙。禅宗所谓的悟道的最高境界，从根本上说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叙述的，属于不可说之域，所谓“妙高峰上，不容商量”含混不可得，至于不得已使用的借助性的语言文字则属“第二山头，却容私会”的。汤显祖论及游道时认为“游于声实之际”为凡游，这种只是停留在对山光水色的物感层次的体会是不够深刻的，而游道的最高境界就是在物感层次之上的感悟，追求对山林之中的抽象美感的心领神会，而这种感觉也是难以言说，若有若无。由此来看，禅道与游道具有相当高的一致性，都体现出对在本体中所感悟到的言外之意的追求。汤显祖所谓“通乎此者，风雅之事可得而言”强调的正是对诗歌言外之意、境外之旨的追求。汤显祖在《如兰一集序》中还提到：“诗道也，悟言一室之内，旬日不出;映心千里之外，累月忘归。”在这里汤显祖把诗道与禅悟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作诗也需要“悟”。禅宗所谓的“悟”，是指自信对佛理的契合与领会，自心对绝对真实的神秘本体的觉认。唐宋以来，随着禅宗思想影响的深入，人们开始从理论把把禅悟和诗悟联系在一起。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便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禅悟有渐悟与顿悟之分，而汤显祖所说的“悟言一室之内，旬日不出”并没有对此作细致的区分。汤显祖在下文中又说：“通之若有若无，都无迟疾欣厌之累。”由此可以看出，他认为这种“悟”是若有若无，难以言明的，并且不受迟疾欣厌所累，具有一种超脱的感觉。禅宗认为佛理神秘而不可说，所以把佛理也称为“玄道”“妙道”。参悟佛理就在于“妙悟”，是非逻辑，难以言说。这种具有模糊性的诗悟与禅宗所谓的“妙悟”极为相似。从汤显祖对诗歌创作以及诗歌的美学追求的具体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诗论受到禅宗思想的影響。
综上可以看出，汤显祖一生都与禅宗有着密切的关系，佛禅不仅为汤显祖提供了精神上的慰藉，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诗歌理论。他主张“情生诗歌”，强调“情”是诗歌的本源，受到禅宗“作用见性”“自性本自具足”等思想的影响，同时他在论述具体的诗歌创作也有很明显的以禅论诗的意味。
参考文献：
[1]汤显祖，徐朔方笺校.汤显祖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紫柏真可.紫柏老人集[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3]裕锴.中国禅宗与诗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314-317.
[4]毛效同.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徐朔方.汤显祖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6]邹自振.汤显祖综论[M].成都：巴蜀书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