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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年甫至，全球大新闻纷纷破壳：从特朗普的连串“大不韪”行政令，到英国下议院高票授权首相启动脱欧……2017世界剧变下，西方民主制度尽显疲惫，因此，有人断言“中国模式”将取而代之，事实真是如此吗？
疲惫的西方民主制度
过去300年来，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与现代民主制度交替推挽着西方社会向前滚动。美国把世界经济推进到了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西方现代民主制也随之达到顶点。但凡美元所及之处，都被不同程度的美式资本主义所覆盖。
如今，美国推动的金融资本主义出了问题，原因就在于它过度依赖虚拟经济。
当全球实体经济每年GDP总规模只有70多万亿美元时，资本全球流动的规模竟高达2000万亿。如此一来，实体经济如何支撑虚拟经济“钱生钱”的游戏？
所以，当金融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这种资本主义模式走到尽头时，世界经济也就走到了它的转折点。
与此同时，西方民主制度同样开始了由盛及衰的过程。
近数十年来，西方精英的傲慢与自私不仅加剧了贫富差距，也导致西方社会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分裂。民主制度的设计初衷在于为利益博弈各方提供一种相对和平的互动平台和增加博弈结果的合法性，这使得众多西方国家得以在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中保持政权稳定。
2016年，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却呈现出更加极端的色彩，利益诉求在一定程度上让位于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政客不负责任地操纵民粹，凭借民主制度追求个人政治利益。
西方精英在过去一年遭受了重大挫折。崛起的民粹力量却通过民主制度使得西方精英阶层逐渐意识到原来自己在面对民粹意识时居然无能为力。
西方体制内越来越多的政党早已忘记这套体制的初衷，更多考虑如何上台，实现自己的政党利益，其结果就是把原本追求效率的民主制度变成令人绝望的扯皮制度。
英国脱欧公投的部分原因，就在于英国人想自主制定本国移民政策，拒绝被欧盟尤其是争当欧盟道义旗手的默克尔绑架。
在难民问题折磨下，歐盟国家的“反动”思潮愈發强烈，未来不排除更多国家脱欧的可能。如果欧盟瓦解，各国自主制定本国移民政策，那将意味着强调自由流动的申根协定走向终结。
这样一来，西方引以为豪的能给其经济带来长期发达的自由经济模式将面临崩盘。这就是西方现在面临的世纪危机，同时也预示着整个人类社会在300年后又面临新的变局。
“中国模式”颠覆世界？
如今，西方300年来的资本主义理念剩下具有可操作性的，只有三权分立、多党制以及票选政治这些工具和方式，而它们在互联网时代，甚至显得有些过时。
互联网时代所支持的是多元化而非霸权，这种多元化多极化恰是中国的主张。
在《国家与市场》里，苏珊斯特兰奇试图将社会价值观念分为三类：秩序与安全、公平和公正、财富和效率。
每个国家拥有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念，因而社会价值观念也就迥异。对中国而言，秩序与安全毫无疑问占据着首要地位。因此，国家精英所拥有的共同底线在于所有的制度安排都必须以确保秩序与安全作为首要目标。
那么，“中国模式”的出现，实际上就是建立在人为对社会风险的控制之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原主任侯赛因（音译）教授并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原因在于这只是一系列并不特别的做法，而远非成熟且独特的制度安排。
实际上，当我们对比中西方两国政治体制时，我们会发现中西双方其实是在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安排。
那么，当西方国家出现因为贫富差距、经济萧条、难民危机等问题出现社会危机时，“中国模式”的优势自然凸显。
“中国模式”能够为社会提供超强的稳定性，原因在于一定程度的汲取性政治制度能够向市场和社会汲取足够的资源维持稳定的预期——尽管这建立在消耗市场和社会发展动力之上。
不过，侯赛因也认为，即便“中国模式”存在，中国也没有足够的兴趣向世界推广。
西方国家对所谓“中国模式”的警惕，一方面在于社会价值观的冲突，另一方面在于它提供了另一种现代化路径的选择。
而后者将颠覆西方国家建立的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意味着，全球产业格局、贸易结构、金融体系将重新洗牌。西方国家国内经济民族主义势力的上升，将加剧这一天的到来。
世界剧变，中国机不可失
眼下，特朗普在另类右翼营造的“文化内战”中越陷越深；支撑欧盟的法德意等国忙于应付各自的大选，对英国的“将去未去”百味杂陈；俄罗斯GDP萎缩，只能和沙特领衔的欧佩克“抱团取暖”。
在这样的国际气场中，中国迎来了引领世界经济、升级贸易和投资规则的重大机遇，主场外交、南海博弈都可谓“轻舟已过万重山”，而今年3月香港特首选举、下半年中共十九大召开，也因此减少了外部干扰。
不管战略机遇期能延续多久，前路又有多少关隘陷阱，中国都将“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众目睽睽下主导推进21世纪的全球化议程。因为如果没有大国承担相应的领导责任，全球公共产品的供应就会短缺。
中国政经环境稳定，创新动力强劲，改革方向明确，此时坐进“全球化驾驶室”不说众望所归，也是当仁不让。
今年中国将着力办好两大主场外交。5月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已有近20国领导人确认与会；9月，在厦门召开的第九次金砖峰会，也致力于建设开放世界，推进国际经济金融治理改革。
相较于前几年中国做东的亚信、APEC、G20诸峰会和阅兵外交，今年的主场外交或许来宾不算显赫，但在“撸起袖子加油干”之年，两场议题明确、务实的峰会，更能凸显中国“不拆伙，要合作，能多赢”的国际形象。
追求“多赢”，首先不能让搭台的一方挣了面子、赔了里子。欧盟之所以潜藏解体危机，就在于当初是欧洲统一的理念先行，忽略了责、权、利的公平分担机制。
就多边合作机制而言，中国可以向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诸如表决权的设计等“民主方式”，但在执行层面不能丢掉“集中统一指挥”的看家本领。
无论金砖银行还是亚投行，都不能失之于“散”和“软”，毕竟中国的经济体量和市场化程度摆在那里，没理由妄自菲薄。
而从中长期来看，中国又不能故步自封，满足于“国际朋友圈”的点赞。
世界目前仍然只有一个超级大国，而特朗普上台后大动作不断，使这个超级大国的未来变得更加不确定。中国必须做好应对的充分预案。
2017世界剧变，中国亦被裹挟其中，墨守成规将会错失良机，必须主动适应，奋发有为。
疲惫的西方民主制度
过去300年来，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与现代民主制度交替推挽着西方社会向前滚动。美国把世界经济推进到了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西方现代民主制也随之达到顶点。但凡美元所及之处，都被不同程度的美式资本主义所覆盖。
如今，美国推动的金融资本主义出了问题，原因就在于它过度依赖虚拟经济。
当全球实体经济每年GDP总规模只有70多万亿美元时，资本全球流动的规模竟高达2000万亿。如此一来，实体经济如何支撑虚拟经济“钱生钱”的游戏？
所以，当金融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这种资本主义模式走到尽头时，世界经济也就走到了它的转折点。
与此同时，西方民主制度同样开始了由盛及衰的过程。
近数十年来，西方精英的傲慢与自私不仅加剧了贫富差距，也导致西方社会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分裂。民主制度的设计初衷在于为利益博弈各方提供一种相对和平的互动平台和增加博弈结果的合法性，这使得众多西方国家得以在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中保持政权稳定。
2016年，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却呈现出更加极端的色彩，利益诉求在一定程度上让位于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政客不负责任地操纵民粹，凭借民主制度追求个人政治利益。
西方精英在过去一年遭受了重大挫折。崛起的民粹力量却通过民主制度使得西方精英阶层逐渐意识到原来自己在面对民粹意识时居然无能为力。
西方体制内越来越多的政党早已忘记这套体制的初衷，更多考虑如何上台，实现自己的政党利益，其结果就是把原本追求效率的民主制度变成令人绝望的扯皮制度。
英国脱欧公投的部分原因，就在于英国人想自主制定本国移民政策，拒绝被欧盟尤其是争当欧盟道义旗手的默克尔绑架。
在难民问题折磨下，歐盟国家的“反动”思潮愈發强烈，未来不排除更多国家脱欧的可能。如果欧盟瓦解，各国自主制定本国移民政策，那将意味着强调自由流动的申根协定走向终结。
这样一来，西方引以为豪的能给其经济带来长期发达的自由经济模式将面临崩盘。这就是西方现在面临的世纪危机，同时也预示着整个人类社会在300年后又面临新的变局。
“中国模式”颠覆世界？
如今，西方300年来的资本主义理念剩下具有可操作性的，只有三权分立、多党制以及票选政治这些工具和方式，而它们在互联网时代，甚至显得有些过时。
互联网时代所支持的是多元化而非霸权，这种多元化多极化恰是中国的主张。
在《国家与市场》里，苏珊斯特兰奇试图将社会价值观念分为三类：秩序与安全、公平和公正、财富和效率。
每个国家拥有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念，因而社会价值观念也就迥异。对中国而言，秩序与安全毫无疑问占据着首要地位。因此，国家精英所拥有的共同底线在于所有的制度安排都必须以确保秩序与安全作为首要目标。
那么，“中国模式”的出现，实际上就是建立在人为对社会风险的控制之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原主任侯赛因（音译）教授并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原因在于这只是一系列并不特别的做法，而远非成熟且独特的制度安排。
实际上，当我们对比中西方两国政治体制时，我们会发现中西双方其实是在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安排。
那么，当西方国家出现因为贫富差距、经济萧条、难民危机等问题出现社会危机时，“中国模式”的优势自然凸显。
“中国模式”能够为社会提供超强的稳定性，原因在于一定程度的汲取性政治制度能够向市场和社会汲取足够的资源维持稳定的预期——尽管这建立在消耗市场和社会发展动力之上。
不过，侯赛因也认为，即便“中国模式”存在，中国也没有足够的兴趣向世界推广。
西方国家对所谓“中国模式”的警惕，一方面在于社会价值观的冲突，另一方面在于它提供了另一种现代化路径的选择。
而后者将颠覆西方国家建立的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意味着，全球产业格局、贸易结构、金融体系将重新洗牌。西方国家国内经济民族主义势力的上升，将加剧这一天的到来。
世界剧变，中国机不可失
眼下，特朗普在另类右翼营造的“文化内战”中越陷越深；支撑欧盟的法德意等国忙于应付各自的大选，对英国的“将去未去”百味杂陈；俄罗斯GDP萎缩，只能和沙特领衔的欧佩克“抱团取暖”。
在这样的国际气场中，中国迎来了引领世界经济、升级贸易和投资规则的重大机遇，主场外交、南海博弈都可谓“轻舟已过万重山”，而今年3月香港特首选举、下半年中共十九大召开，也因此减少了外部干扰。
不管战略机遇期能延续多久，前路又有多少关隘陷阱，中国都将“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众目睽睽下主导推进21世纪的全球化议程。因为如果没有大国承担相应的领导责任，全球公共产品的供应就会短缺。
中国政经环境稳定，创新动力强劲，改革方向明确，此时坐进“全球化驾驶室”不说众望所归，也是当仁不让。
今年中国将着力办好两大主场外交。5月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已有近20国领导人确认与会；9月，在厦门召开的第九次金砖峰会，也致力于建设开放世界，推进国际经济金融治理改革。
相较于前几年中国做东的亚信、APEC、G20诸峰会和阅兵外交，今年的主场外交或许来宾不算显赫，但在“撸起袖子加油干”之年，两场议题明确、务实的峰会，更能凸显中国“不拆伙，要合作，能多赢”的国际形象。
追求“多赢”，首先不能让搭台的一方挣了面子、赔了里子。欧盟之所以潜藏解体危机，就在于当初是欧洲统一的理念先行，忽略了责、权、利的公平分担机制。
就多边合作机制而言，中国可以向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诸如表决权的设计等“民主方式”，但在执行层面不能丢掉“集中统一指挥”的看家本领。
无论金砖银行还是亚投行，都不能失之于“散”和“软”，毕竟中国的经济体量和市场化程度摆在那里，没理由妄自菲薄。
而从中长期来看，中国又不能故步自封，满足于“国际朋友圈”的点赞。
世界目前仍然只有一个超级大国，而特朗普上台后大动作不断，使这个超级大国的未来变得更加不确定。中国必须做好应对的充分预案。
2017世界剧变，中国亦被裹挟其中，墨守成规将会错失良机，必须主动适应，奋发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