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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会战”是中国十四年抗战中历时最长的一次战役，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后期最有影响的一次战役”。不过由于政治原因缺乏宣传，“南阳会战”的知名度并不高。
这次会战“较之台儿庄战役毫不逊色”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以往出版的一些战史，大都把“芷江会战”作为十四年抗战的最后一役，而我（秦俊，一级作家，曾任南阳市人大常委副主任、南阳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认为真正的最后一役，是南阳。我为什么这么样说呢？
“芷江会战”又叫湘西会战和雪峰山会战，始于1945年4月9日，终于1945年6月7日。而“南阳会战”呢？始于1945年3月21日，终于1945年8月19日。“南阳会战”比“芷江会战”早开始了9天，晚结束了两个多月。若是把“芷江会战”作为十四年抗战的最后一役，显然说不通。且是，若把“芷江会战”作为十四年抗战的最后一役，那么1945年6月7日以后，1945年8月15日以前，这段时间里中国军民在干什么？中国军民在这一时期的浴血奋战，又该作何解释。故而，我们应该正视现实，把“南阳会战”作为十四年抗战的最后一战。
在“南阳会战”中，中国投入兵力14.8万人，日本投入兵力7万余人，而中国军队用于南阳的约10万人，日本用于南阳的约5万人；这场战役，不仅始于南阳地区的南召县，也终于南阳地区的内乡县。且是，它的主战场就在内乡和淅川，重点是西峡口。
这场会战，历时将近5个月，时间之长、战斗之激烈，“为八年抗战史所罕见”，南阳会战的实际指挥者，国民党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评价说，这次会战“较之台儿庄战役毫不逊色”。
“南阳会战”的直接参与者（老兵）黄润生，在其所著书中说：“西峡口战役是会战（豫西鄂北会战）中最激烈的一个战场，也是身为中国军人最值得骄傲的一仗。”
日本肯认输的为数不多的战役之一
“南阳”一名，由来已久，但作为一个行政区域之名，是在先秦时期。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初置南阳郡（在全国共设36个郡）。此后，或为国，或为府。至中华民国，变成了河南省的派出机构南阳不仅是入陕（西）、入襄（阳）、入郑（州）、入洛（阳）的孔道，还是中原的粮仓。故而，南阳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1945年3月21日，驻鲁（山）的日本第12军110师团，奉日军第12军司令官、驻豫日军最高指挥官内山英太郎中将的命令，率兵南侵南阳。日军每占领南阳一地，便丧心病狂地杀人放火，肆意抢劫，杀害无辜，令人发指。当时守卫南阳城的中国军队只有一个师（新编68军第143师），师长是黄樵松。日军来势汹汹，志在必得。城东、北、南三个方向无险可守还在其次，国民党各军按计划向西撤退后，守军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大敌当前，黄樵松豪气万丈，誓把南阳城变成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与日军血战到底。为坚定官兵斗志，他令副官购置棺材一口，上书“黄樵松之灵柩”，置于师部，以示与日军死战的决心。
此外，從1945年3月日军进攻南阳，至8月中旬日军投降，南阳民团与敌人作战50余次，在袭击敌人后方、供给情报、担任向导、运输、护送伤兵方面起到重要作用。除此之外，民众还节衣缩食，毁家纾难，为军队提供粮食，鼓舞了作战士气。
“南阳会战”就时间来讲，是所有会战中最长的一次。而战争之激烈，也是史所罕见。大家知道，日本是一个不肯轻言失败，且是谎言随处可见的民族，连举世公认的台儿庄大捷，他们败得那么惨，还不肯言输，反说成是战略收缩。但在十四年抗战中，有两场日本承认他们输了，一次是“芷江会战”，再一次就是“南阳会战”。
“南阳会战”之“重阳店之战”，日军在华作战记录中《昭和20年之派遣军》书内第613页第11行是这样写的：“4月1日开始进攻的步兵第139联队，未达到预定的目的地——西坪镇，并抑制住急躁的心情，在重阳店——桐树营之线停止了进击，假设遽尔急进追击至西坪镇的话，则非但步兵139联队要全军覆没，即整个110师团，亦恐难逃悉数被歼的命运。”上述这一段记载，是所有日军战史中未说过的话。
“南阳会战”之“西峡口战役”，日本顾问范健在其所著的《日军在中国方面的作战记录》中，不但坦承此次作战艰苦，而且首次吐出“损失惨重”的苦水。这在其他战役中是少见的。
“南阳会战”为什么知名度不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战区最后一战——西峡口战役，无论是在中方战史还是日方战史都有明确记载，正是由于西峡口战役的历史地位突出，日本投降后的1946年6月，第1战区长官部决定在西峡口拍摄抗战影片。因1945年3月至1945年8月因吴凯曾亲自参加了这个战役，日本投降后吴凯又曾在西峡口代表中国军队向侵华日军传达受降命令，故长官部电令吴凯到西峡口协助战地摄影队作引导工作。
摄影队由第一战区长官部参谋处潘参谋（上校）带领，全队10多人，其中工兵参谋、炮兵参谋、作战参谋等多由长官部参谋处一科调来，他们负责拍摄现场。主要负责影片拍摄的人据说是从重庆电影制片厂派来的，当时潘参谋有一个对大家的口头许诺，说是影片制成公演时，参加拍摄的这些人都会以军事顾问的名义在片头出现。随行的还有一个特务团（扮演中日双方军队）、辎重汽兵团（汽车30多辆）、枪炮、马匹等俱全。他们从西峡口沿豫陕公路，在重阳店、丁河店、鹰爪山、奎文关、霸王寨、棉花沟、大泉寺等处拍摄，一直干了20多天，才返回西安，各归原建制。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这部影片并未公演，长官部只在西安市作为抗战图片进行过公开展览。
这部影片始终没有上映是政治原因，即当年在西峡口与日军浴血奋战的一些高级将领在解放战争中起义有关。比如中共特别共产党员的国民党第31集团军第85军110师师长廖运周，在本师内部建立秘密党组织，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打退了日军一次次进攻，消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且又在1946年11月的解放战争中率部起义，担任了解放军第2野战军第4兵团第14军42师师长；参与西峡口作战的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原第4集团军总司令、抗战胜利后任第6战区司令长官的孙蔚如，于1949年起义后参加解放军，建国后长期担任陕西省副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在具有强烈民族气节和正义感的两支抗日主力部队78军和85军中，78军军长赖汝雄抗战胜利后拒绝打内战，连续3次婉拒军职，赴美定居。85军军长吴绍周，在解放战争中的淮海战役中坐等被俘，此后积极为抗美援朝出谋划策，编写的资料呈送毛泽东主席参阅。23师师长袁子华、62师师长鲍汝澧、28师师长王应尊均在解放战争的前线起义，回归人民阵营；第119师师长刘广信、55师师长李守正都在解放军战争的前线向解放军投诚；第36师师长崔贡琛被剥夺兵权后遭特务暗害；31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因在1947年冬对解放军作战失败而被捕扣押，后保释闲居；27军47师师长李奇亨于1948年3月投诚解放军，担任解放军的军事教员。除了第1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27军军长谢辅三、42师师长谭煜麟等个别人之外，最终几乎全部转向共产党一边。
故而，对于“南阳会战”，国民党不想宣传。至于我们这一方呢，把在“南阳会战”中作战的宛西民团称为土匪，担任过保长、连长以上“伪官”的几乎全部镇压，所以也无法宣传。自1978年以来，经过三十八年的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用阶级斗争的眼光去看人看事，逐漸拨开了历史迷雾，使“南阳会战”这一段历史，重见了天日。
（《南阳会战——中国对日最后一战》秦俊/著 人民出版社）
这次会战“较之台儿庄战役毫不逊色”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以往出版的一些战史，大都把“芷江会战”作为十四年抗战的最后一役，而我（秦俊，一级作家，曾任南阳市人大常委副主任、南阳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认为真正的最后一役，是南阳。我为什么这么样说呢？
“芷江会战”又叫湘西会战和雪峰山会战，始于1945年4月9日，终于1945年6月7日。而“南阳会战”呢？始于1945年3月21日，终于1945年8月19日。“南阳会战”比“芷江会战”早开始了9天，晚结束了两个多月。若是把“芷江会战”作为十四年抗战的最后一役，显然说不通。且是，若把“芷江会战”作为十四年抗战的最后一役，那么1945年6月7日以后，1945年8月15日以前，这段时间里中国军民在干什么？中国军民在这一时期的浴血奋战，又该作何解释。故而，我们应该正视现实，把“南阳会战”作为十四年抗战的最后一战。
在“南阳会战”中，中国投入兵力14.8万人，日本投入兵力7万余人，而中国军队用于南阳的约10万人，日本用于南阳的约5万人；这场战役，不仅始于南阳地区的南召县，也终于南阳地区的内乡县。且是，它的主战场就在内乡和淅川，重点是西峡口。
这场会战，历时将近5个月，时间之长、战斗之激烈，“为八年抗战史所罕见”，南阳会战的实际指挥者，国民党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评价说，这次会战“较之台儿庄战役毫不逊色”。
“南阳会战”的直接参与者（老兵）黄润生，在其所著书中说：“西峡口战役是会战（豫西鄂北会战）中最激烈的一个战场，也是身为中国军人最值得骄傲的一仗。”
日本肯认输的为数不多的战役之一
“南阳”一名，由来已久，但作为一个行政区域之名，是在先秦时期。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初置南阳郡（在全国共设36个郡）。此后，或为国，或为府。至中华民国，变成了河南省的派出机构南阳不仅是入陕（西）、入襄（阳）、入郑（州）、入洛（阳）的孔道，还是中原的粮仓。故而，南阳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1945年3月21日，驻鲁（山）的日本第12军110师团，奉日军第12军司令官、驻豫日军最高指挥官内山英太郎中将的命令，率兵南侵南阳。日军每占领南阳一地，便丧心病狂地杀人放火，肆意抢劫，杀害无辜，令人发指。当时守卫南阳城的中国军队只有一个师（新编68军第143师），师长是黄樵松。日军来势汹汹，志在必得。城东、北、南三个方向无险可守还在其次，国民党各军按计划向西撤退后，守军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大敌当前，黄樵松豪气万丈，誓把南阳城变成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与日军血战到底。为坚定官兵斗志，他令副官购置棺材一口，上书“黄樵松之灵柩”，置于师部，以示与日军死战的决心。
此外，從1945年3月日军进攻南阳，至8月中旬日军投降，南阳民团与敌人作战50余次，在袭击敌人后方、供给情报、担任向导、运输、护送伤兵方面起到重要作用。除此之外，民众还节衣缩食，毁家纾难，为军队提供粮食，鼓舞了作战士气。
“南阳会战”就时间来讲，是所有会战中最长的一次。而战争之激烈，也是史所罕见。大家知道，日本是一个不肯轻言失败，且是谎言随处可见的民族，连举世公认的台儿庄大捷，他们败得那么惨，还不肯言输，反说成是战略收缩。但在十四年抗战中，有两场日本承认他们输了，一次是“芷江会战”，再一次就是“南阳会战”。
“南阳会战”之“重阳店之战”，日军在华作战记录中《昭和20年之派遣军》书内第613页第11行是这样写的：“4月1日开始进攻的步兵第139联队，未达到预定的目的地——西坪镇，并抑制住急躁的心情，在重阳店——桐树营之线停止了进击，假设遽尔急进追击至西坪镇的话，则非但步兵139联队要全军覆没，即整个110师团，亦恐难逃悉数被歼的命运。”上述这一段记载，是所有日军战史中未说过的话。
“南阳会战”之“西峡口战役”，日本顾问范健在其所著的《日军在中国方面的作战记录》中，不但坦承此次作战艰苦，而且首次吐出“损失惨重”的苦水。这在其他战役中是少见的。
“南阳会战”为什么知名度不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战区最后一战——西峡口战役，无论是在中方战史还是日方战史都有明确记载，正是由于西峡口战役的历史地位突出，日本投降后的1946年6月，第1战区长官部决定在西峡口拍摄抗战影片。因1945年3月至1945年8月因吴凯曾亲自参加了这个战役，日本投降后吴凯又曾在西峡口代表中国军队向侵华日军传达受降命令，故长官部电令吴凯到西峡口协助战地摄影队作引导工作。
摄影队由第一战区长官部参谋处潘参谋（上校）带领，全队10多人，其中工兵参谋、炮兵参谋、作战参谋等多由长官部参谋处一科调来，他们负责拍摄现场。主要负责影片拍摄的人据说是从重庆电影制片厂派来的，当时潘参谋有一个对大家的口头许诺，说是影片制成公演时，参加拍摄的这些人都会以军事顾问的名义在片头出现。随行的还有一个特务团（扮演中日双方军队）、辎重汽兵团（汽车30多辆）、枪炮、马匹等俱全。他们从西峡口沿豫陕公路，在重阳店、丁河店、鹰爪山、奎文关、霸王寨、棉花沟、大泉寺等处拍摄，一直干了20多天，才返回西安，各归原建制。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这部影片并未公演，长官部只在西安市作为抗战图片进行过公开展览。
这部影片始终没有上映是政治原因，即当年在西峡口与日军浴血奋战的一些高级将领在解放战争中起义有关。比如中共特别共产党员的国民党第31集团军第85军110师师长廖运周，在本师内部建立秘密党组织，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打退了日军一次次进攻，消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且又在1946年11月的解放战争中率部起义，担任了解放军第2野战军第4兵团第14军42师师长；参与西峡口作战的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原第4集团军总司令、抗战胜利后任第6战区司令长官的孙蔚如，于1949年起义后参加解放军，建国后长期担任陕西省副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在具有强烈民族气节和正义感的两支抗日主力部队78军和85军中，78军军长赖汝雄抗战胜利后拒绝打内战，连续3次婉拒军职，赴美定居。85军军长吴绍周，在解放战争中的淮海战役中坐等被俘，此后积极为抗美援朝出谋划策，编写的资料呈送毛泽东主席参阅。23师师长袁子华、62师师长鲍汝澧、28师师长王应尊均在解放战争的前线起义，回归人民阵营；第119师师长刘广信、55师师长李守正都在解放军战争的前线向解放军投诚；第36师师长崔贡琛被剥夺兵权后遭特务暗害；31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因在1947年冬对解放军作战失败而被捕扣押，后保释闲居；27军47师师长李奇亨于1948年3月投诚解放军，担任解放军的军事教员。除了第1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27军军长谢辅三、42师师长谭煜麟等个别人之外，最终几乎全部转向共产党一边。
故而，对于“南阳会战”，国民党不想宣传。至于我们这一方呢，把在“南阳会战”中作战的宛西民团称为土匪，担任过保长、连长以上“伪官”的几乎全部镇压，所以也无法宣传。自1978年以来，经过三十八年的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用阶级斗争的眼光去看人看事，逐漸拨开了历史迷雾，使“南阳会战”这一段历史，重见了天日。
（《南阳会战——中国对日最后一战》秦俊/著 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