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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治风险是企业在跨国经营中面临的最重要的风险之一，也是最近几年导致我国跨国投资失败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强对跨国经营中的政治风险的认识和规避显得尤为迫切。本文分析了跨国经营中政治风险的类型，并根据政治风险的类型提出了应对和防范措施。
关键词：跨国公司；政治风险；风险类型；应对措施
一、政治风险的定义
对于政治风险的研究起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然而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学术界对于政治风险的定义依旧没有统一的标准。
Root（1972）从不确定性来定义政治风险。他认为政治风险就是在国内或者国外能够引起一个国际商业的利润潜力或资产损失的任何类型的政治事件的可能性。（比如战争、革命、政变、没收、征税、贬值、交易限制和进口限制）。Simon（1982）将政治风险定义为“政府的或社会的行动与政策，起源于东道国内部或外部，负面影响一个选定的团体或大多数外国商业运作与投资。”我国研究政治风险的专家杨德新（1996）认为政治风险这个定义是不同于国家风险的，是含义更宽广的概念。他认为政治风险必须包括以下几点：（1）经营环境不连续性的可能性；（2）政治力量作用使然；（3）不确定性；（4）可能显著影响某个企业的利润或其他目标。
二、跨国经营中政治风险的类型
1.局部性战争风险和政治暴力风险
战争风险是指东道国政府领导层变动、社会各阶层利益冲突、民族纠纷、宗教矛盾和派别争斗等引起局势动荡，甚至发生骚乱和内战，或东道国与别国在政治、经济、宗教、民族等问题上的矛盾激化而引发局部战争，从而给当地跨国公司造成直接或间接的损失。在传统的战争风险威胁依然存在的同时，非传统的政治暴力风险呈现显著增加的态势，这主要表现在国际化商业竞争中的失利者（如东道国厂商、工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采取过激行为的风险趋向上升。这包括了贸易保护主义驱动的政治暴力风险和由劳工权益、劳资纠纷所引起的政治暴力风险。
2.政治势力区别性干预风险
在跨国经营过程中，政治势力区别性干预风险长期存在的，而且近年则更为突出。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对外投资大国，正在全方位实施“走出去”的战略，通过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方式开展海外投资，这引起了某些西方国家政治势力的不安。除了东道国政治势力干预以外，来自第三国政治势力的干预也有上升趋势。外国企业如果与伊朗、苏丹等美国列举的所谓“无赖国家”开展经贸往来，就有可能面临美国政治势力干预的风险。此外，如果东道国在经济、政治上依附于第三国，则第三国的政治风波就可能波及东道国，进而影响外资企业。如果东道国属于某一组织或集团，有时还可能迫于该组织或集团利益及其他成员国的压力而采取一些行动，给外国投资者造成政治风险。
3.东道国政策、法规的不连续性风险
东道国有关跨国公司经营的政策立法是对国际投资者影响最为广泛、最为重要的因素，而这些政策法规的变动和调整也是导致跨国经营风险最为频繁、最为深刻的根源。对于跨国公司而言，东道国政策变动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尤其是以下政策变动往往会给跨国公司带来难以规避的风险：土地使用政策税收政策市场开放政策。与政策变动相比，东道国涉外法规调整可能会给跨国公司造成更大的风险。因为法规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强制执行性，其所造成的风险不是企业之间的合同或契约条款所能改变或免除的。有些东道国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外商投资实行歧视性的法规，有的甚至采取制裁性法律措施，从而给外国投资者带来不应有的风险损失。
4.恐怖主义和民族主义风险
在当代国际投资实践中，跨国公司在东道国遭遇的恐怖主义风险呈现明显增长的态势。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是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开发行业。由于这些资源储量主要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其中有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局势十分动荡，且由于资源开发投资项目一般地处偏僻区域，政府疏于防护，极易成为恐怖分子和地方武装势力攻击的对象。除了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风险以外，传统的民族主义风险的威胁也不可忽视。由于语言交流障碍、风俗习惯不同、文化传统差异等因素的影响，中国跨国企业往往存在短期行为，不注重搭建本土化的公共关系，很少实施当地化经营战略。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跨国企业的发展难以真正融入东道国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而且与当地政府和公众缺乏有效的沟通及协调，很容易引起“排华”情绪，遭遇民族主义风险。
5.资本转移和财产剥夺性风险
资本转移风险是指东道国由于国际收支困难而实行严格的外汇制，禁止或限制跨国公司将投资本金、利润和其他合法收入转移到东道国境外，从而给跨国公司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与资本转移风险相比，财产剥夺性风险往往会给跨国企业造成更大的损失。根据国际上有关法规，作为主权国家有权征用外国投资者的财产，只要财产的所有者能及时获得赔偿，其赔偿额应等于该财产的市场价值，并以可兑换货币支付。但在国际投资实践中，并非外国财产所有者都能得到公平、及时、合理的补偿。尤其是在一些经济落后、外汇短缺的发展中国家，遭受财产剥夺性风险的跨国企业只有部分得到了补偿，而且有的外国企业被迫接受东道国政府发行的长期债券抵作外汇赔偿。
三、跨国公司控制风险措施
在认识了政治风险之后，为了有效规避可能发生的政治风险，以便大幅度提升我国对外投资的综合效益。必须从多个方面，多管齐下的方式来防范政治风险给跨国公带来的损失。
1.中国政府要为跨国公司走出去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当前，中国政府要充分利用中国经济崛起国际影响力逐步扩大的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双边多边外交，与世界主要国家特别是中国跨国企业投资和即将的投资的国家建立战略互信关系，提升中国的软实力 要在具体行动上。
2.要对即将投资进入的国家进行事前政治风险评估
我国跨国企业海外投资主要重视对要投资的东道国的市场进 入评估，重点收集东道国市场规模、消费者需求偏好、竞争对手信息，而忽视了对该国政治风险的评估，因此，作为防范政治风险的关键举措之一，中国跨国企业要高度重视对投资国政治风险的评估。对东道国政治风险的事前评估。
3.采取前瞻性的政治策略，加强与东道国主要政治力量的沟通联系
因为任何一个参与者偏好的改变都有可能导致政府政策改变的可能性。中国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经营过程中，应采取主动措施与东道国主要政治力量建立联系。中国跨国企业采取这些前瞻性政治策略，能够化解或降低该国政治风险的程度。
4.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海外投资损失。目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如果遇到政治风险产生经济损失，往往不能得到保险机构的及时补偿，尽管国内有识之士呼吁多年，但完善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至今尚未建立起来。中国应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海外投资担保；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可能遭受的国有化征收、限制外汇兑换、限制进口等政治风险提供保险并增加其在双边机制和多边机制的话语权。
5.建立海外投资基金和亏损准备金制度
建立海外投资基金制度主要为投资于政治、经济方面不稳定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企业进行税收补贴，以弥补投资损失规避投资风险。可以通过向投资者发行外币有价证券或收益凭证来筹集资金，投资者按照基金章程支付股息和红利。同时，还应建立起类似于日本20世纪60年代设立的海外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利用外汇储备、国有企业利润以及公共财政资金等作为资金来源，提前预备风险基金应对随时到来的政治环境变化和海外投资失利造成的资金短缺。
6.采取多种灵活的投资进入模式
通过多种灵活的投资方式可以减少企业经营活动对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依赖和暴露。在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中国跨国企业应尽量减少股权直接投资而多选择非股权直接投资。如果必须采取股权形式进行投资，中国跨国企业也应采取少数股权合资企业，因为这样转让大部分股权给东道国合作伙伴，不仅可以减少直接投资数量，而且能够与当地企业形成合作关系，利用当地合资企业与跟政府打交道，这样，在政治上可能受到当地政府更多地保护，也能更少受到当地政府地干涉，减少海外投资或当地资产被征用或政府违约的风险。
参考文献：
[1]李紫莹：《中国企业在拉美投资的政治风险及其对策》，《国际经济合作》，2011年第3期。
[2]聂名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及规避策略》，《国际贸易》，2011年第7期。
[3]王晨光、李峥、李瑞民：《如何对境外投资项目进行政治风险管理》，《国际融资》，2011 年第 6 期。
关键词：跨国公司；政治风险；风险类型；应对措施
一、政治风险的定义
对于政治风险的研究起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然而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学术界对于政治风险的定义依旧没有统一的标准。
Root（1972）从不确定性来定义政治风险。他认为政治风险就是在国内或者国外能够引起一个国际商业的利润潜力或资产损失的任何类型的政治事件的可能性。（比如战争、革命、政变、没收、征税、贬值、交易限制和进口限制）。Simon（1982）将政治风险定义为“政府的或社会的行动与政策，起源于东道国内部或外部，负面影响一个选定的团体或大多数外国商业运作与投资。”我国研究政治风险的专家杨德新（1996）认为政治风险这个定义是不同于国家风险的，是含义更宽广的概念。他认为政治风险必须包括以下几点：（1）经营环境不连续性的可能性；（2）政治力量作用使然；（3）不确定性；（4）可能显著影响某个企业的利润或其他目标。
二、跨国经营中政治风险的类型
1.局部性战争风险和政治暴力风险
战争风险是指东道国政府领导层变动、社会各阶层利益冲突、民族纠纷、宗教矛盾和派别争斗等引起局势动荡，甚至发生骚乱和内战，或东道国与别国在政治、经济、宗教、民族等问题上的矛盾激化而引发局部战争，从而给当地跨国公司造成直接或间接的损失。在传统的战争风险威胁依然存在的同时，非传统的政治暴力风险呈现显著增加的态势，这主要表现在国际化商业竞争中的失利者（如东道国厂商、工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采取过激行为的风险趋向上升。这包括了贸易保护主义驱动的政治暴力风险和由劳工权益、劳资纠纷所引起的政治暴力风险。
2.政治势力区别性干预风险
在跨国经营过程中，政治势力区别性干预风险长期存在的，而且近年则更为突出。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对外投资大国，正在全方位实施“走出去”的战略，通过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方式开展海外投资，这引起了某些西方国家政治势力的不安。除了东道国政治势力干预以外，来自第三国政治势力的干预也有上升趋势。外国企业如果与伊朗、苏丹等美国列举的所谓“无赖国家”开展经贸往来，就有可能面临美国政治势力干预的风险。此外，如果东道国在经济、政治上依附于第三国，则第三国的政治风波就可能波及东道国，进而影响外资企业。如果东道国属于某一组织或集团，有时还可能迫于该组织或集团利益及其他成员国的压力而采取一些行动，给外国投资者造成政治风险。
3.东道国政策、法规的不连续性风险
东道国有关跨国公司经营的政策立法是对国际投资者影响最为广泛、最为重要的因素，而这些政策法规的变动和调整也是导致跨国经营风险最为频繁、最为深刻的根源。对于跨国公司而言，东道国政策变动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尤其是以下政策变动往往会给跨国公司带来难以规避的风险：土地使用政策税收政策市场开放政策。与政策变动相比，东道国涉外法规调整可能会给跨国公司造成更大的风险。因为法规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强制执行性，其所造成的风险不是企业之间的合同或契约条款所能改变或免除的。有些东道国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外商投资实行歧视性的法规，有的甚至采取制裁性法律措施，从而给外国投资者带来不应有的风险损失。
4.恐怖主义和民族主义风险
在当代国际投资实践中，跨国公司在东道国遭遇的恐怖主义风险呈现明显增长的态势。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是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开发行业。由于这些资源储量主要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其中有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局势十分动荡，且由于资源开发投资项目一般地处偏僻区域，政府疏于防护，极易成为恐怖分子和地方武装势力攻击的对象。除了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风险以外，传统的民族主义风险的威胁也不可忽视。由于语言交流障碍、风俗习惯不同、文化传统差异等因素的影响，中国跨国企业往往存在短期行为，不注重搭建本土化的公共关系，很少实施当地化经营战略。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跨国企业的发展难以真正融入东道国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而且与当地政府和公众缺乏有效的沟通及协调，很容易引起“排华”情绪，遭遇民族主义风险。
5.资本转移和财产剥夺性风险
资本转移风险是指东道国由于国际收支困难而实行严格的外汇制，禁止或限制跨国公司将投资本金、利润和其他合法收入转移到东道国境外，从而给跨国公司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与资本转移风险相比，财产剥夺性风险往往会给跨国企业造成更大的损失。根据国际上有关法规，作为主权国家有权征用外国投资者的财产，只要财产的所有者能及时获得赔偿，其赔偿额应等于该财产的市场价值，并以可兑换货币支付。但在国际投资实践中，并非外国财产所有者都能得到公平、及时、合理的补偿。尤其是在一些经济落后、外汇短缺的发展中国家，遭受财产剥夺性风险的跨国企业只有部分得到了补偿，而且有的外国企业被迫接受东道国政府发行的长期债券抵作外汇赔偿。
三、跨国公司控制风险措施
在认识了政治风险之后，为了有效规避可能发生的政治风险，以便大幅度提升我国对外投资的综合效益。必须从多个方面，多管齐下的方式来防范政治风险给跨国公带来的损失。
1.中国政府要为跨国公司走出去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当前，中国政府要充分利用中国经济崛起国际影响力逐步扩大的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双边多边外交，与世界主要国家特别是中国跨国企业投资和即将的投资的国家建立战略互信关系，提升中国的软实力 要在具体行动上。
2.要对即将投资进入的国家进行事前政治风险评估
我国跨国企业海外投资主要重视对要投资的东道国的市场进 入评估，重点收集东道国市场规模、消费者需求偏好、竞争对手信息，而忽视了对该国政治风险的评估，因此，作为防范政治风险的关键举措之一，中国跨国企业要高度重视对投资国政治风险的评估。对东道国政治风险的事前评估。
3.采取前瞻性的政治策略，加强与东道国主要政治力量的沟通联系
因为任何一个参与者偏好的改变都有可能导致政府政策改变的可能性。中国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经营过程中，应采取主动措施与东道国主要政治力量建立联系。中国跨国企业采取这些前瞻性政治策略，能够化解或降低该国政治风险的程度。
4.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海外投资损失。目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如果遇到政治风险产生经济损失，往往不能得到保险机构的及时补偿，尽管国内有识之士呼吁多年，但完善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至今尚未建立起来。中国应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海外投资担保；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可能遭受的国有化征收、限制外汇兑换、限制进口等政治风险提供保险并增加其在双边机制和多边机制的话语权。
5.建立海外投资基金和亏损准备金制度
建立海外投资基金制度主要为投资于政治、经济方面不稳定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企业进行税收补贴，以弥补投资损失规避投资风险。可以通过向投资者发行外币有价证券或收益凭证来筹集资金，投资者按照基金章程支付股息和红利。同时，还应建立起类似于日本20世纪60年代设立的海外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利用外汇储备、国有企业利润以及公共财政资金等作为资金来源，提前预备风险基金应对随时到来的政治环境变化和海外投资失利造成的资金短缺。
6.采取多种灵活的投资进入模式
通过多种灵活的投资方式可以减少企业经营活动对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依赖和暴露。在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中国跨国企业应尽量减少股权直接投资而多选择非股权直接投资。如果必须采取股权形式进行投资，中国跨国企业也应采取少数股权合资企业，因为这样转让大部分股权给东道国合作伙伴，不仅可以减少直接投资数量，而且能够与当地企业形成合作关系，利用当地合资企业与跟政府打交道，这样，在政治上可能受到当地政府更多地保护，也能更少受到当地政府地干涉，减少海外投资或当地资产被征用或政府违约的风险。
参考文献：
[1]李紫莹：《中国企业在拉美投资的政治风险及其对策》，《国际经济合作》，2011年第3期。
[2]聂名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及规避策略》，《国际贸易》，2011年第7期。
[3]王晨光、李峥、李瑞民：《如何对境外投资项目进行政治风险管理》，《国际融资》，2011 年第 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