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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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虽小，但来稿不可谓不多，热心作者的时时关心和支持，是《读书》得以在商潮冲击下坚持下来的保障。每月稿件如雪片飞来，编辑部不得不忍痛舍弃其中的许多佳作，也常常出现“压稿”现象。 本期《文事近录》中“一得之见”，就是编辑部从来稿中筛选出来的一些“片断”，希望以此多少能让读者们窥见这些作者的洞见，也使我们减少一分退稿或压稿的不安。对作者们对《读书》鼎力相助所给予我们的鞭策，绝非“一得之见”小小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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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虽小，但来稿不可谓不多，热心作者的时时关心和支持，是《读书》得以在商潮冲击下坚持下来的保障。每月稿件如雪片飞来，编辑部不得不忍痛舍弃其中的许多佳作，也常常出现“压稿”现象。
本期《文事近录》中“一得之见”，就是编辑部从来稿中筛选出来的一些“片断”，希望以此多少能让读者们窥见这些作者的洞见，也使我们减少一分退稿或压稿的不安。对作者们对《读书》鼎力相助所给予我们的鞭策，绝非“一得之见”小小篇幅所能表白的，只盼继续得到大家的支撑、理解和批评。
其他文献
东西绘画与个人主义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激进的改革者和欧美学者讨论中国文艺的特点时，常常是把“中国”跟所谓的“西方”进行比较。其中相当有代表性的一位就是陈独秀。八十二年前，他曾这样写道： 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自古迄今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这种说法，这种态度，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本世纪以来中国画家追求变革的轨迹，以致到了二十世纪末的今天，仍然有人认为这种说法无
陈寅恪先生名字的最后一个字的读音有着不同的读法，一般读者念为kè，而文化圈中人，念作què。 “恪”字古今无què音。按古“恪”字训义为恭敬，而“寅”字亦为恭敬之义，那么“寅恪”二字以同义连属为名，用意显然。新版《辞海》注“恪”字曰：“kè课，旧读què却”，这“旧读”之说不知何据。 最近读《学府纪闻·国立清华大学》一书(台湾，南京出版有限公司，一九八一年)，有杨步伟、赵元任两先生的《忆寅恪》
自二○○三年五月下旬北京大学推出《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的征求意见稿以来，围绕这次人事体制改革，讨论迅速从校内蔓延到校外，关心北京大学和中国教育的学者纷纷发表意见，探讨这份改革草案的利弊，分析制度的逻辑和背后的理念，并以此为契机考察中国教育与学术发展的许多关键问题。一所大学的人事体制改革，居然成为一个近年来少有的引发知识界激烈争辩的热点问题，这一点让许多人非常不解:难道北京大学此
在西汉皇朝的宫廷上，曾经有过一场精彩的学术争论。这场争论深刻地影响了两千年间中国学术的品格。两千年后来看这场讨论，尤其觉得触目惊心，蕴意无限。 那是两个读书人在景帝面前展开的一场辩论。一方是辕固，是研究《诗经》的博士；另一方是黄生，是道家思想的专家，曾是司马迁的老师。中国上古有许多历史传说，如说夏、商两朝的末代君王桀和纣都是荒淫无道，被汤和周武王起兵推翻。这些说法早被当作铁定的事实和必备的思想资
编者按 建筑是什么？这似乎还是个问题。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关心起建筑来了，这大概意味着，随着衣食温饱问题逐步解决，人们就免不了要开始谈论住和行的话题，建筑这两个字，也就开始进入民众的思维和话语。过去由于体制的原因，建筑是被列在工程技术门类里的，受过一点教育的，当然知道它也是一门艺术。但作为普通人，民众首先是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的，首先是看自己有没有、够不够住，然后才说住来是否舒适；首先是从实用
我曾就马克·吐温的名著《汤姆·索亚历险记》作过一个小小的调查。 问：读过《汤姆·索亚历险记》吗？答：当然。 问：这是一部写孩子的好书，书中的小人儿写得有血有肉，令人难忘，给你印象最深的都是谁，你能列举几位吗？ 答：汤姆·索亚。 问：没错儿，书中第一号人物，小人儿干了许多连大人都干不出的事情，比如他敢在全体同学面前代人受过，因此白受了老师一顿皮鞭而满不在乎；比如他冒着被报复的生命危险，出庭作
准备飞往德国莱比锡参加由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学及哲学研究所和莱比锡大学合办的当代新儒家国际学术研讨会前夕，接获北京三联书店的电传。欣闻根据我一九八八年夏在台湾大学授课录音而整理出来的讲稿——《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将在大陆出版。 在莱比锡宣读的论文是从儒家人文精神的视角对主导现代西方价值取向的启蒙心态进行反思。这项“劳心”的知性工作是以探索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的复杂关系为起点的。匆匆九年、回顾当时在
今年五月，我有机会首次去莫斯科。当汽车从机场开往市区，城市的建筑天际线出现在眼前时，我看到几栋已经褪色的金色尖顶的古典风格的高楼。俄国朋友说：这就是我们所称的“斯大林建筑”。它勾起了我的一番回忆。 五十年代初，中国的建筑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在三反五反的冲击下，大批私人建筑师事务所纷纷自行关闭，投入新成立的国家设计院，成为“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先声；二是我国宣布了“一边倒”的政策，不仅在政治上
隐喻的规则 如果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八十年代的社会文化人类学还没有形成完善的规则，而哲学、政治学、文学和其他学界的朋友们，发现了已经荒芜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原野，他们出来重新开发这片曾经被中国第一代、第二代乃至第三代社会文化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开发过的处女地。然而，那时虽然有百家争鸣的形势，却没有万法归一的气象。大约在十多年之后，中国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家经过充分的准备，开始再次进
读罢《读书》一九九七年第一期上的文章《数码复制时代的知识分子命运》一文，不禁感到，技术的进步，如电脑网络等，究竟会把我们带向何方，确实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该文的核心在于把自我的某种情绪表露无遗，说白了这就是一种对知识拥有者优越地位丧失的哀叹。记得钱穆先生曾经说过，汉代士子之所以地位隆贵，就在于能够“通经”，因为在印刷术尚未普及的时代，拥有一二种书籍都绝非易事，由此世代相袭，终于造就了一种知识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