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飞往德国莱比锡参加由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学及哲学研究所和莱比锡大学合办的当代新儒家国际学术研讨会前夕，接获北京三联书店的电传。欣闻根据我一九八八年夏在台湾大学授课录音而整理出来的讲稿——《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将在大陆出版。
　　在莱比锡宣读的论文是从儒家人文精神的视角对主导现代西方价值取向的启蒙心态进行反思。这项“劳心”的知性工作是以探索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的复杂关系为起点的。匆匆九年、回顾当时在台湾大学哲学系和历史系合办的浓缩课中所涉及的论域，如以韦伯、帕森斯及哈贝马斯一脉相承所建构的理性化过程为现代性的本质特色，使我深深地感到发掘儒家传统的人文资源不仅有助于中国现代精神的发展，也可为建构全球伦理提供条件。
　　这个设想，一九八五年春季在北京大学开设“儒家哲学”讲座时，曾受到各种责难，但近来两岸四地(大陆、港、澳和台湾)，新马一带，乃至散布全球各处的华人社会(特别是马来西亚)，主动自觉地认同儒家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已大有人在；积极参与儒学创新的学人在文化中国也屡见不鲜。放眼将来，具有儒家特色的现代性在东亚(包括工业东亚——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港地区以及社会主义东亚——中国大陆，朝鲜及越南)出现的可能性极大。其实，“东亚现代性”虽然深受西欧和美国的影响，但却不只是西方发展模式的翻版而已，那么不论工业东亚或社会主义东亚(当然社会主义东亚正在工业化，而工业东亚，如新加坡在经济和政治层面的策略选择也有明显的社会主义的倾向)，都和传统有血肉相连的关系。在塑造东亚传统起过决定性作用长达数世纪的儒家可发挥积极的作用。
　　然而，我们如何确认当今东亚社会中的儒家因素呢？一般学者多半从政治文化的侧面来理解儒家在东亚现代性中仍起作用的正面和负面因素。我想还必须把以下几个侧面也列入考虑才有一窥全豹的可能：一、知识分子自我认同的精神资源；二、企业伦理；三、民间社会的“心灵积习”；四、生命形态的价值取向。
　　一九八八年在探讨现代精神这一议题时，我从韦伯有关资本主义兴起的命题切入，介绍了现代西方以势横决天下的文化理由，帕森斯的现代化理论和以美国社会为典范的西方现代性，并特别提出哈贝马斯有关理性的观点。当时我认为全球化和根源性之间的紧张使得西方现代主义面临危机；若想从根源处着手来探讨解决核战威胁、生态破坏、贫富不均、人口爆炸和社会解体种种问题的人类长久共生之道，就必须改变人类社群以“启蒙心态”为基础的游戏规则，建立全球伦理。
　　目前我更清楚地意识到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以及现代化可以拥有多种文化形态的可能和必要。从最近主持的科研项目“东亚现代性中的儒家传统”可以窥得几分消息。儒家传统在塑造东亚现代性中所起的作用已显而易见。固然我们尚不能定义东亚现代性为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但东亚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民间社会和价值体系却都和儒家结了不解之缘；这类现象在比较研究的背景中特别显赫。由“网络资本主义”、“软性权威主义”、“信赖社会”、“社群伦理”及“团队精神”所构成的东亚现代性当然和儒家传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儒家命题，即儒家伦理和东亚现代性之间有选择的亲和性，并没有反证新教伦理和西方资本主义精神兴起的韦伯命题，但却迫使韦伯命题只适用于现代西方，也就是说西方的现代化虽在历史上引发了东亚的现代化，但没有在结构上规定了东亚现代性的内容。因此，东亚现代性是西化和包括儒家在内的东亚传统互动的结果。由此类推，伊斯兰教之于东南亚，印度教之于南亚，佛教之于亚太，天主教之于拉美，东正教之于俄罗斯，乃至本土宗教之于非洲都可以发挥塑造现代性的作用。现代化的多元倾向乃至非西方的现代文化的创生皆可不言而喻。
　　然而，具有儒家特色的东亚现代性和突出西方现代精神的启蒙心态不仅有历史因缘(譬如伏尔泰和莱布尼兹都有“儒家情结”，即使康德也曾被解读为有中国情怀的哲人)，而且在结构上也有不约而同的相似之处。在这一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儒家本身的现代转化即与启蒙心态难分难解，因而呈现出曲折多样的景观，近来我从儒家人文精神的论域对启蒙心态进行反思和批判可以说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发展。
　　既然在目前具有儒家特色的东亚现代性是现代化倾向多元最有说服力的个案，那么以韦伯、帕森斯及哈贝马斯一脉相承所建构的理性化过程为现代精神的本质特色的提法，便会导致如此熟悉而又如此生疏的双重错觉。说熟悉，启蒙心态所标志的“利益领域”包括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以及“核心价值”(如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法治和私有财权)都已成为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耳熟能详的观点。说生疏，正因为东亚社会所体现的发展模式并非欧美资本主义精神的翻版，启蒙心态所标志的“利益领域”以及“核心价值”又都和工业及社会主义东亚的实际经验格格不入。固然，西化已渗透东亚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中的各领域、各层面，但深受欧美影响又和现代西方大不相同的东亚现代性的出现，表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知识精英的政治参与和民间社会的宗教活力可以为东亚的利益领域开拓在欧美虽未必不可能但的确不多见的空间。同时，仁、义、礼、智、信的核心价值也可以为东亚建构一套凸显义务、同情、辞让、正义和公德、从小康趋向大同的社会理念。
　　儒学创新必须培养自我批判的智慧和能力，以充分吸取西方现代精神为发展的渠道。“植根儒家传统”(一条有源有本而且与日俱新的思想长河)，面对现代人的存在条件，提出有哲学意义的洞见，正是落实这一策略的设想。表面上，植根儒家传统和充分吸取西方现代精神是自相矛盾的命题，但通过三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奋斗，当代儒学确然已有高瞻远瞩的视野、勇猛精进的动力、广结善缘的胸襟、己立立人的志趣。这种以掘井及泉的自我意识使认同感深化、以多元开放的全球伦理使适应力加强的共业已为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创造了契机，而且正为现代精神提供具有儒家特色的人文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