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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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七月派”的重要诗人,牛汉以“文化大革命”及新时期写作、编辑《新文学史料》和《中国》等后期成果为学界所推重;比较而言,在牛汉一个甲子有余的诗歌生命中,其20世纪50年代前期的诗路探寻则少为人知①.透过诗歌文本细读与牛汉人生自述,可以发现牛汉在这一时期并未搁笔②,反而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产生了巨大的创作激情.抗美援朝时期,特别是在1950年11月至1951年10月这不足一年的时间里,牛汉创作了大量诗歌,删汰后结集出版了诗集《在祖国的面前》,受到师友的肯定和推重③.在牛汉与胡风的往来通信中,牛汉明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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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七月派”的重要诗人,牛汉以“文化大革命”及新时期写作、编辑《新文学史料》和《中国》等后期成果为学界所推重;比较而言,在牛汉一个甲子有余的诗歌生命中,其20世纪50年代前期的诗路探寻则少为人知①.透过诗歌文本细读与牛汉人生自述,可以发现牛汉在这一时期并未搁笔②,反而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产生了巨大的创作激情.抗美援朝时期,特别是在1950年11月至1951年10月这不足一年的时间里,牛汉创作了大量诗歌,删汰后结集出版了诗集《在祖国的面前》,受到师友的肯定和推重③.在牛汉与胡风的往来通信中,牛汉明确表示其中若干诗作源自对苏联卫国战争诗歌的挪用和改写.本文即以该诗集为研究对象,在牛汉接受俄苏文学影响的历史脉络和具体语境中,探寻诗集《在祖国的面前》借镜苏联文学资源,进而生成牛汉以“真实”为根基的诗学理想的具体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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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春风》已经是老舍的第9个剧本.老舍在戏剧界亦声誉渐隆,其作品虽偶有争议,在演出中却收效甚佳,老舍俨然成为了新的票房保证,背负着更多期许.《谁先到了重庆》完成之后,老舍写了《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这篇文章具有总结性质,老舍梳理了自己7个话剧的创作缘由和过程,用“处处有限制,腕上如戴铁镣,简直自讨苦头吃”形容话剧创作之艰难,并言“还是去写小说吧,写剧太不痛快了”,言语间透露出暂停话剧创作之意②.话音未落,老舍又接连与赵清阁创作了《王老虎》、《桃李春风》,继续“自讨苦头吃”,其中原因尤值得关注.此外,《桃李
作为影响广泛的世界性文学现象,在象征主义、唯美主义进入中国后,颓废主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也留下了深刻印迹:现代文学时期,鲁迅、创造社、新月社、象征派诗人、“狮吼—金屋”作家群、新感觉派、京派成员笔下都流淌出颓废美;当代文学中的“身体”写作及残雪和苏童等先锋作家、贾平凹和新世纪诸多作家的文中也都漫溢着颓废气息.作为文学事实的颓废写作在中国源远流长.作为一种持续发挥其魔力的否定性艺术化精神,颓废也必将常存于世.然而,颓废研究却“一直处在一种类似争取合法性的斗争状态中,因为不被理解而被贬斥,或者因为不确切的理解
鲁迅先生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启蒙者,其一生的奋斗紧密围绕民族解放和国民性改造两大主题.在论述这两大主题的过程中,戏剧艺术成为鲁迅一再引证的文艺样式.在引证过程中折射出的鲁迅对于戏剧艺术的观念,近乎完美地诠释了鲁迅的文化启蒙观念的源头、发展和旨归,即从乡土发源,历经了由乡土而都市的困惑与苦痛,最后走向成熟和出路.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乡土与都市,带有畸变的文化生态特质.这一特质在戏剧艺术上的体现,尤为鲜明.鲁迅先生的戏剧观便是在由乡土而都市的现代戏曲生态嬗变格局下,一针见血地指出民族解放与国民
民国二十年(1931) 12月2日,早年在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学习电机工程的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就职演说中,梅校长向清华学子和世人宣称:“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①我踏进四川大学校园的那一刻,印证了梅校长的卓绝论断.1986年7月,我从天津南开大学研究生毕业,来到坐落于锦江之畔的四川大学.宁
学科生态建设是一流学科成长与发展的实践保障.一流学科的孕育生成既是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是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和国家以及社会需求推动的结果;一流学科的成长既要关注学科生态建设,也要注重基于学科生态位提升的外在动力机制.改革实践中必须遵循学科个体的自然生命节律,尊重多样异质的学科种群的发展,创设主干突出的学科生态群落,维护学科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为一流学科成长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
老舍深受传统民间文艺的影响,不落痕迹地汲取了中国曲艺说书传统的精华,把其水乳交融地化入外来的戏剧形式中,成就了中国现代话剧杰构——《茶馆》.该剧共三幕,叙述了半个世纪平民化的中国历史,每一幕因时间跨度的区隔而相对独立如“独幕剧”,三幕戏各自容纳络绎不绝的多样冲突,皆统摄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变迁主题.它是舞台上的戏剧,又像书台上的说书人“讲史”.目前学界有关《茶馆》的研究虽已形成一个颇为壮观的景象,但迄今为止尚未有人去关注其“讲史”特质与这种民族化、民间化的审美品格,故须探讨.本文将在全剧将50年历史时段
从早年自称“右手为诗,左手为文”,到开掘诗歌、散文、评论、翻译“四度空间”,余光中以极大的创作热情为文坛留下了丰富的文学产物.黄维梁教授称其手中握的是一支“五色之笔”——用紫色笔写诗,用金色笔写散文,用黑色笔评论,用红色笔编辑,用蓝色笔翻译①.足可见出,翻译乃余光中文学成就的重要一极.
近年来,鲁迅的译著与其创作的关系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其代表有王家平、郜元宝.王家平的《翻译状况与文本研究》一书,专门论述了鲁迅早、中、后三个时期的翻译与文本研究以及两者之间的互文关系,视野宏阔,内容翔实,说理有据①.谈到《野草》与其他译作的关系时,他主要提到了厨川白村推崇的象征主义对《野草》的创作有直接驱动作用,《工人绥惠略夫》的系列噩梦与《野草》的诸多噩梦的关联,然而这些都是很多研究者已经谈论过的,缺乏新意.
关于新月社,徐志摩曾明确表述——“最初是\'聚餐会\',从聚餐会产生\'新月社\',又从新月社产生\'七号\'的俱乐部”①.没有聚餐会聚合新月同人,很可能就没有后来新月社的产生,但聚餐会始于何时?多久聚餐一次?在哪里聚餐?何时演变成“新月社”?“新月社”何时发展为新月社俱乐部?三者之间有何种联系?诸多问题,多年来学界做了不少研究,但至今语焉不详或说法不一.究其原因,主要是新月社核心人物胡适、徐志摩等并未留下详细文字材料或留下的材料(如日记、书信)部分已缺失,其他相关人物的回忆不清晰
罗洪,原名姚罗英,学名姚自珍,1910年11月19日生于江苏省松江县(今上海市松江区)o因喜爱罗曼·罗兰的小说和洪野的画作,故改名为姚罗洪,取笔名“罗洪”.罗洪可谓现代文学史上最为多产的女作家之一,但在已出版的文学史中,却罕见其名,专门的研究资料更是十分少见②,主要研究成果集中于20世纪80-90年代.如艾以、王平较早关注罗洪的创作③,许杰④、胡凌芝⑤、王家伦⑥、万莲子⑦等人关注到罗洪的审美取向、主题内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