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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煤老板最多的地市当属吕梁。
“煤改前，吕梁355个煤矿中只有一个市属国营煤矿，其余均为民营。”吕梁一位官员说，“煤改后，吕梁民营煤企仍占总煤企数量的70%。”
2008年至2011年，煤价持续走高，地下的煤炭黑金给煤老板们带来了巨大财富，“当时，大家觉得煤市好得不得了，为了获取更大利益，煤老板们纷纷融资扩大煤矿规模。”吕梁一位煤老板回忆。
2012年至2014年3月，煤炭市场急转直下，吕梁4号主焦煤的价格从每吨1800元掉到每吨500多元，5号原煤的价格也由每吨600元降至每吨260元，“即使价格如此之低，煤还是无人买。”当地一位煤老板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巨额资金投入煤矿，煤价却一跌再跌，吕梁民营煤企几乎全部深陷“黑金诅咒”困局：煤炭大量积压；银行贷款无望；在建矿井停工；煤矿大幅裁员……
面对相同困境，煤老板们的心理却是冰火两重天：有的煤老板认为“煤市低迷是企业发展的机遇”；有的煤老板在哀怨“大家硬撑着，都快倒下了”。
李子杰为何能“幸免”
57岁的李子杰是吕梁一个煤业集团的董事长，目前，他手中有2个煤矿，产能分别为150万吨和90万吨，资产30亿元，职工1500多人。
李是一位不折不扣靠煤矿起家的煤老板。
2003年，李子杰开始干煤矿，“刚开始承包乡镇煤矿，承包费一年几万元。”李子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说是产能3万吨，其实还不到1万吨。后来，经过煤矿股份制、煤改，小煤矿最终变成了大集团。”
吕梁当地盛传，如果李子杰的煤矿赔钱，那吕梁所有的煤矿就不能干了。李子杰对此并不否认，“目前的煤价对于我的企业只是微利，而对于其他企业，就已经开始亏损了。”
相关数据显示：2013年，吕梁市离石区9个规模煤矿中有2个煤矿停产。吕梁首屈一指的山西大土河焦化有限责任公司限产近一半。离石区一位官员告诉本刊记者：2013年，离石区原煤产量同比下降5%；洗精煤产量同比下降7%；焦炭产量同比下降4%。主导产业价格下跌，工业增加值因价格下跌因素减值6亿元。
这位官员告诉本刊记者：2013年以来，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关联行业需求低迷、下游采购信心不足、外煤的冲击、产能过剩等因素叠加，煤炭市场延续2012年低位运行的态势，煤炭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吕梁不少煤矿企业发展陷入极端困境。”
吕梁80%的煤企是高负债运作，“负债率都在70%以上，市场一低迷，这些煤企就吃不消了。”李子杰说。
“2003年，一吨5号原煤卖30～40元，时至2011年，5号原煤已经卖到了600元，大家觉得煤炭市场好得不得了。”李子杰说，“价值20亿元的煤矿炒到了50亿至60亿元，高昂的煤价让大家昏了头，很多人不停融资扩大规模，他们想尽办法吞下更多的煤矿，几乎所有的煤老板都在向银行贷款，至少70%的煤老板在民间融资。”
好景不长，2011年开始煤价走低，到了2012年，煤价已经掉得惊心动魄，“2012年4、5月间，煤价一天一个价，几天就掉百十元。煤价就像坐上过山车，哗啦一下就掉下来了。”
虽然煤价持续走低，可还是少人问津，“煤卖不出去，银行贷款和民间高利贷却是要还的，煤老板的负债越来越高，都被套牢了。”李子杰说，现在，很多煤老板都在熬，只要资金链不断裂就继续生产，等待市场回暖，“负担越来越重，短期内高成本运作对企业发展影响不大，但是如果常年巨亏，对企业就是致命的。”
2013年，吕梁大部分煤老板都在赔钱，而李子杰却有盈余，“完成税费1.8亿元，净利润1500多万元。” 李子杰说，“一个煤矿的产能还从90万吨升级到了150万吨。”
李子杰坦言，自己之所以暂时“幸免”，得益于企业无负担，“我没有贷款，也不给别人担保贷款，有什么问题都是自己筹措资金解决。”李子杰告诉本刊，“我卖煤从来不赊账，有多少钱就办多少事，不借钱给别人，也不向别人借钱。”
李子杰的集团是整合主体，按照规定是可以整合更多煤矿的，但他却没有这么做，“如果，大家都把自己原先的煤矿做精做好，不盲目扩张，就绝对不会赔得如此惨烈。”
张玉海的艰难处境
虽与李子杰一样同为煤老板，但张玉海的处境却艰难得多。
张玉海是吕梁一家大型民营煤矿的掌门人，“企业年产原煤330万吨，焦炭60万吨，洗精煤120万吨，铁10万吨。”
“原先，企业经济来源主要靠煤矿。”张玉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02年，他开始涉足煤矿。
“投资几百万干了一个煤矿，两三年后，我的煤矿从1个变成4个，但产能都很小，最小的9万吨，最大的也只有30万吨。”张玉海说，“2002年至2008年期间，煤市并不好，煤矿盈利微乎其微。”
到了2009年，煤价骤然高涨，4号主焦煤每吨从600多元一下变成了1700多元。”几乎一夜之间，上门的人都是提着现金、堆着笑脸来买煤的，张玉海的好日子终于等来了。
2009年至2011年，煤价持续走高，张玉海开始快速扩张，“花了近20億元将4个煤矿整合成2个，一个产能为90万吨，另一个产能为120万吨。”张玉海说，“同时，还投资电缆加工、生态农业、煤机设备、房地产等产业。”
张玉海坦承，银行和民间资本在这些项目中“少不了”。
2012年，煤市风云突变，张玉海的大麻烦来了，“两个煤矿尚未完工，煤价就掉下来了。”到了2014年3月，“两个煤矿中，一个在联合试运转，而另外一个由于资金问题已经停工。”张玉海说，“煤矿联合试运转产出的煤并不多，但就这么点煤都卖不动，问价的人都没有。”
张玉海投资的其他项目也面临困境，“前期挣到的钱都投进去了，现在就靠贷款维持企业运转，2014年春节，连工资都发不出了。” “吕梁煤企中三分之一资不抵债，三分之一暂时勉强运转，三分之一有盈利。其实，三分之二的煤企已经到了崩溃边缘。”张玉海说。
2013年，山西召開全省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会上好几个煤老板自称资产上百亿，张玉海对此很不屑，“没有一个人敢说‘资产’是净资产还是负资产，因为，很多人都是负资产，资不抵债。”
张玉海认为，现在，吕梁的煤老板们很多都陷入困境：首先，煤炭、钢铁、水泥的行情不佳；其次，银行压缩信贷规模；再者，煤矿验收程序缓慢滞后，本应3年建成的煤矿6年都建不好。另外，附加在煤炭上名目繁多的费用令本就经营困难的煤企雪上加霜，“一吨煤要交170元的费用（农民费、村里的费用、乡里的费用、县里的费用、职能部门的费用、省里的费用）。”张玉海说，“以前，每吨煤卖1000多元的时候，交这些钱不存在问题，现在，煤价持续走低，煤企就无法承受了。”
谈及贷款，“市场好的时候，你不要银行硬给，市场坏的时候想贷款却贷不下。”张玉海说，“我去贷款，银行说，你先把前面的贷款还了再贷，但是，等还款后就不给贷款了。”
张玉海说，从2013年开始，银行不再给吕梁的煤焦企业贷款，“以前煤矿拿矿产证就能抵押贷款，现在，人家对矿产证有怀疑，因为矿产证已经贬值了。”
张玉海告诉本刊记者，吕梁很多煤老板都和他一样，“一大堆煤老板天天到银行信贷部门上班，专职跑贷款。”
因为贷不到款，张玉海身边的很多朋友早已开始在民间集资，“成本高，最便宜的也在2分2、2分5（月利），谁都知道高利贷是个毒果子，但是，不吃不行，没办法。”
煤市寒冬还未结束
李子杰和张玉海都认为，煤价尚未探底，换言之，煤市的寒冬还未结束。
2014年春节过后，煤市变化非常大，“焦炭每吨跌至1000元左右，而在2013年6～7月份焦炭期货价格是1800元每吨。”李子杰告诉本刊记者。
焦炭价格波动直接影响了煤矿、焦化厂、洗煤厂，“所有人都在观望，究竟煤价要低到什么程度？大家心里没谱，买方不敢买，卖方不敢卖，都在走走看看，导致煤炭严重滞销。” 李子杰说。
2013年底，河北省提出，计划在未来5年减少6000万吨钢铁产量。河北省省长张庆伟向媒体表示，到2020年河北再削减钢铁产量2600万吨。这意味着，在未来五六年间，河北省总计削减钢铁产量8600万吨，这是目前河北省国有钢铁企业河北钢铁集团产能的两倍。
据本刊记者了解，吕梁煤矿产出的焦煤主要供给本地及长治的焦化厂，两地焦化厂生产的焦炭最终销往河北大小钢铁厂。
“焦煤、焦炭都将受到牵连，需求量会大幅萎缩。”李子杰说，“焦炭价格还要跌，预计会掉到每吨650元左右，如果真到了这个价格，我就开始赔钱了。”
面对困境，李子杰有自己的打算，“继续给煤矿投资进行技改和扩建。”李子杰说，“煤市低迷反而是企业发展的机遇。”
2014年春节后，张玉海一直在忙着找贷款，但是收效甚微。
近几个月，张玉海的企业开始裁员，“已经裁了300多人，就目前的形势看，还要继续裁减，最终，估计要裁掉一半的职工。”张玉海说，“留下来的职工的工资也要降，没办法，煤市好就挣钱，煤市略微不好就赔点钱，煤市特别不好那就等着塌锅了。”张玉海告诉本刊记者，他并非个例，“吕梁好多煤企都已经发不出工资了。”
2013年6月，身背80亿元贷款的煤老板吴寇庭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曾说：“与别的煤企相比较，我这里还好，时间长点还能批下贷款。”
仅仅过了9个月，吴寇庭的境遇就发生了扭转，“2013年前半年，我还能从大的银行里贷出款，尤其是那些已经贷了款的银行，他们为了保证剩余贷款能偿还，不得不继续放贷。”吴寇庭说，“到了下半年，无论如何银行都不给贷款了，去年11月某银行催我还了12亿元贷款，按正常程序，还贷后可以再贷款，但是银行不再给了。”
在与本刊记者交谈的34分钟内，吴寇庭连续吸了12根烟，而在9个月前他还不会吸烟。吴寇庭说自己压力很大，“能怎么办？资金链断了，我只能等死。”
“煤改前，吕梁355个煤矿中只有一个市属国营煤矿，其余均为民营。”吕梁一位官员说，“煤改后，吕梁民营煤企仍占总煤企数量的70%。”
2008年至2011年，煤价持续走高，地下的煤炭黑金给煤老板们带来了巨大财富，“当时，大家觉得煤市好得不得了，为了获取更大利益，煤老板们纷纷融资扩大煤矿规模。”吕梁一位煤老板回忆。
2012年至2014年3月，煤炭市场急转直下，吕梁4号主焦煤的价格从每吨1800元掉到每吨500多元，5号原煤的价格也由每吨600元降至每吨260元，“即使价格如此之低，煤还是无人买。”当地一位煤老板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巨额资金投入煤矿，煤价却一跌再跌，吕梁民营煤企几乎全部深陷“黑金诅咒”困局：煤炭大量积压；银行贷款无望；在建矿井停工；煤矿大幅裁员……
面对相同困境，煤老板们的心理却是冰火两重天：有的煤老板认为“煤市低迷是企业发展的机遇”；有的煤老板在哀怨“大家硬撑着，都快倒下了”。
李子杰为何能“幸免”
57岁的李子杰是吕梁一个煤业集团的董事长，目前，他手中有2个煤矿，产能分别为150万吨和90万吨，资产30亿元，职工1500多人。
李是一位不折不扣靠煤矿起家的煤老板。
2003年，李子杰开始干煤矿，“刚开始承包乡镇煤矿，承包费一年几万元。”李子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说是产能3万吨，其实还不到1万吨。后来，经过煤矿股份制、煤改，小煤矿最终变成了大集团。”
吕梁当地盛传，如果李子杰的煤矿赔钱，那吕梁所有的煤矿就不能干了。李子杰对此并不否认，“目前的煤价对于我的企业只是微利，而对于其他企业，就已经开始亏损了。”
相关数据显示：2013年，吕梁市离石区9个规模煤矿中有2个煤矿停产。吕梁首屈一指的山西大土河焦化有限责任公司限产近一半。离石区一位官员告诉本刊记者：2013年，离石区原煤产量同比下降5%；洗精煤产量同比下降7%；焦炭产量同比下降4%。主导产业价格下跌，工业增加值因价格下跌因素减值6亿元。
这位官员告诉本刊记者：2013年以来，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关联行业需求低迷、下游采购信心不足、外煤的冲击、产能过剩等因素叠加，煤炭市场延续2012年低位运行的态势，煤炭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吕梁不少煤矿企业发展陷入极端困境。”
吕梁80%的煤企是高负债运作，“负债率都在70%以上，市场一低迷，这些煤企就吃不消了。”李子杰说。
“2003年，一吨5号原煤卖30～40元，时至2011年，5号原煤已经卖到了600元，大家觉得煤炭市场好得不得了。”李子杰说，“价值20亿元的煤矿炒到了50亿至60亿元，高昂的煤价让大家昏了头，很多人不停融资扩大规模，他们想尽办法吞下更多的煤矿，几乎所有的煤老板都在向银行贷款，至少70%的煤老板在民间融资。”
好景不长，2011年开始煤价走低，到了2012年，煤价已经掉得惊心动魄，“2012年4、5月间，煤价一天一个价，几天就掉百十元。煤价就像坐上过山车，哗啦一下就掉下来了。”
虽然煤价持续走低，可还是少人问津，“煤卖不出去，银行贷款和民间高利贷却是要还的，煤老板的负债越来越高，都被套牢了。”李子杰说，现在，很多煤老板都在熬，只要资金链不断裂就继续生产，等待市场回暖，“负担越来越重，短期内高成本运作对企业发展影响不大，但是如果常年巨亏，对企业就是致命的。”
2013年，吕梁大部分煤老板都在赔钱，而李子杰却有盈余，“完成税费1.8亿元，净利润1500多万元。” 李子杰说，“一个煤矿的产能还从90万吨升级到了150万吨。”
李子杰坦言，自己之所以暂时“幸免”，得益于企业无负担，“我没有贷款，也不给别人担保贷款，有什么问题都是自己筹措资金解决。”李子杰告诉本刊，“我卖煤从来不赊账，有多少钱就办多少事，不借钱给别人，也不向别人借钱。”
李子杰的集团是整合主体，按照规定是可以整合更多煤矿的，但他却没有这么做，“如果，大家都把自己原先的煤矿做精做好，不盲目扩张，就绝对不会赔得如此惨烈。”
张玉海的艰难处境
虽与李子杰一样同为煤老板，但张玉海的处境却艰难得多。
张玉海是吕梁一家大型民营煤矿的掌门人，“企业年产原煤330万吨，焦炭60万吨，洗精煤120万吨，铁10万吨。”
“原先，企业经济来源主要靠煤矿。”张玉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02年，他开始涉足煤矿。
“投资几百万干了一个煤矿，两三年后，我的煤矿从1个变成4个，但产能都很小，最小的9万吨，最大的也只有30万吨。”张玉海说，“2002年至2008年期间，煤市并不好，煤矿盈利微乎其微。”
到了2009年，煤价骤然高涨，4号主焦煤每吨从600多元一下变成了1700多元。”几乎一夜之间，上门的人都是提着现金、堆着笑脸来买煤的，张玉海的好日子终于等来了。
2009年至2011年，煤价持续走高，张玉海开始快速扩张，“花了近20億元将4个煤矿整合成2个，一个产能为90万吨，另一个产能为120万吨。”张玉海说，“同时，还投资电缆加工、生态农业、煤机设备、房地产等产业。”
张玉海坦承，银行和民间资本在这些项目中“少不了”。
2012年，煤市风云突变，张玉海的大麻烦来了，“两个煤矿尚未完工，煤价就掉下来了。”到了2014年3月，“两个煤矿中，一个在联合试运转，而另外一个由于资金问题已经停工。”张玉海说，“煤矿联合试运转产出的煤并不多，但就这么点煤都卖不动，问价的人都没有。”
张玉海投资的其他项目也面临困境，“前期挣到的钱都投进去了，现在就靠贷款维持企业运转，2014年春节，连工资都发不出了。” “吕梁煤企中三分之一资不抵债，三分之一暂时勉强运转，三分之一有盈利。其实，三分之二的煤企已经到了崩溃边缘。”张玉海说。
2013年，山西召開全省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会上好几个煤老板自称资产上百亿，张玉海对此很不屑，“没有一个人敢说‘资产’是净资产还是负资产，因为，很多人都是负资产，资不抵债。”
张玉海认为，现在，吕梁的煤老板们很多都陷入困境：首先，煤炭、钢铁、水泥的行情不佳；其次，银行压缩信贷规模；再者，煤矿验收程序缓慢滞后，本应3年建成的煤矿6年都建不好。另外，附加在煤炭上名目繁多的费用令本就经营困难的煤企雪上加霜，“一吨煤要交170元的费用（农民费、村里的费用、乡里的费用、县里的费用、职能部门的费用、省里的费用）。”张玉海说，“以前，每吨煤卖1000多元的时候，交这些钱不存在问题，现在，煤价持续走低，煤企就无法承受了。”
谈及贷款，“市场好的时候，你不要银行硬给，市场坏的时候想贷款却贷不下。”张玉海说，“我去贷款，银行说，你先把前面的贷款还了再贷，但是，等还款后就不给贷款了。”
张玉海说，从2013年开始，银行不再给吕梁的煤焦企业贷款，“以前煤矿拿矿产证就能抵押贷款，现在，人家对矿产证有怀疑，因为矿产证已经贬值了。”
张玉海告诉本刊记者，吕梁很多煤老板都和他一样，“一大堆煤老板天天到银行信贷部门上班，专职跑贷款。”
因为贷不到款，张玉海身边的很多朋友早已开始在民间集资，“成本高，最便宜的也在2分2、2分5（月利），谁都知道高利贷是个毒果子，但是，不吃不行，没办法。”
煤市寒冬还未结束
李子杰和张玉海都认为，煤价尚未探底，换言之，煤市的寒冬还未结束。
2014年春节过后，煤市变化非常大，“焦炭每吨跌至1000元左右，而在2013年6～7月份焦炭期货价格是1800元每吨。”李子杰告诉本刊记者。
焦炭价格波动直接影响了煤矿、焦化厂、洗煤厂，“所有人都在观望，究竟煤价要低到什么程度？大家心里没谱，买方不敢买，卖方不敢卖，都在走走看看，导致煤炭严重滞销。” 李子杰说。
2013年底，河北省提出，计划在未来5年减少6000万吨钢铁产量。河北省省长张庆伟向媒体表示，到2020年河北再削减钢铁产量2600万吨。这意味着，在未来五六年间，河北省总计削减钢铁产量8600万吨，这是目前河北省国有钢铁企业河北钢铁集团产能的两倍。
据本刊记者了解，吕梁煤矿产出的焦煤主要供给本地及长治的焦化厂，两地焦化厂生产的焦炭最终销往河北大小钢铁厂。
“焦煤、焦炭都将受到牵连，需求量会大幅萎缩。”李子杰说，“焦炭价格还要跌，预计会掉到每吨650元左右，如果真到了这个价格，我就开始赔钱了。”
面对困境，李子杰有自己的打算，“继续给煤矿投资进行技改和扩建。”李子杰说，“煤市低迷反而是企业发展的机遇。”
2014年春节后，张玉海一直在忙着找贷款，但是收效甚微。
近几个月，张玉海的企业开始裁员，“已经裁了300多人，就目前的形势看，还要继续裁减，最终，估计要裁掉一半的职工。”张玉海说，“留下来的职工的工资也要降，没办法，煤市好就挣钱，煤市略微不好就赔点钱，煤市特别不好那就等着塌锅了。”张玉海告诉本刊记者，他并非个例，“吕梁好多煤企都已经发不出工资了。”
2013年6月，身背80亿元贷款的煤老板吴寇庭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曾说：“与别的煤企相比较，我这里还好，时间长点还能批下贷款。”
仅仅过了9个月，吴寇庭的境遇就发生了扭转，“2013年前半年，我还能从大的银行里贷出款，尤其是那些已经贷了款的银行，他们为了保证剩余贷款能偿还，不得不继续放贷。”吴寇庭说，“到了下半年，无论如何银行都不给贷款了，去年11月某银行催我还了12亿元贷款，按正常程序，还贷后可以再贷款，但是银行不再给了。”
在与本刊记者交谈的34分钟内，吴寇庭连续吸了12根烟，而在9个月前他还不会吸烟。吴寇庭说自己压力很大，“能怎么办？资金链断了，我只能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