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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石雕作为“固态”的图像学研究，对于研究民族文化与民族艺术有着积极的意义。站在文化的角度，它体现时代语境下民族意识形态的真实流露，随时代变更，原始意义也在不断的演变。站在艺术的角度，石雕是雕塑的一个分支，是中国建筑艺术中（包括墓葬石雕）普遍运用到的表现手法，具有艺术的审美共性。本文以湘西石雕作为研究的切入口，以永顺老司城土司王宫殿中的典型石雕为例，运用图像分析、文献分析，结合文化、民族、宗教等背景因素，站在艺术的角度探析湘西石雕的艺术语言问题，希望给予湘西石雕艺术相对客观的艺术性评价，有助于肯定其艺术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湘西；石雕；土司文化；内容；形式
我国石雕艺术的历史可追溯到一万多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了丰富的石雕艺术品，随着历史的演进，每个时代都有中国石雕艺术的自我独特语言，诉说着固态图像背后的文化流脉。石雕艺术离不开自然环境、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哲学观念、技术发展等影响，在此基础上，中国特色文化特性的雕塑体系逐渐形成。湘西石雕作为中国石雕版图上的一块，具有独特性与不可或缺性。独特性在于湘西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区域内少数民族众多，以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为主，因此自身带有明显的民族特色，并且这种融合（包括对于中原文化的融合）对于民族学也颇具研究价值。不可或缺性在于少数民族的艺术属于中国传统艺术，民族的本土特性产生了独特的艺术形式与艺术表现，在此过程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民族艺术的多元性与融合性，思考两者之间的转换关系，也是当今面临的艺术问题。本文以湘西最典型的永顺老司城土司王宫殿石雕为例进行研究。
湘西石雕原料多为青色石灰岩，常见于墓碑、牌坊、石狮、岩门、柱基石，大部分为房屋石基、石水缸、石臼碓、石碑、石鼓、石柱、擂钵等；在表现题材上，有动物、人物、山水图纹、吉祥物图、神仙巫术、图腾崇拜等贴近生活，反映湘西普通老百姓世俗生活的艺术情趣，例如土家族雕刻多以龙、虎为题材，苗族多以蝴蝶为题材，图腾作为一种文化事物，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在形式上，以浮雕（浅浮雕、高浮雕）和圆雕为主，其工具、材料与寺庙、陵墓石雕有相似之处；在材料上，以当地的青石、红砂石为主；在工具上，用钢钻、石锤等；在艺术风格上，体现出朴素、内向、含蓄、节制的人文观念。
以石基为例。永顺老司城土司王宫殿中大部分石基建于明代，宫殿区、衙署区和宗教区建筑中皆普遍采用了石基。石基的本意在于实用性，南方多雨潮湿，用木料建筑易朽，垫石基以保护木柱。随着石基的不断发展，装饰性图案逐渐被应用，美感产生了。石基不再仅仅作为一种实用物存在，而是经过智慧的处理承载起装饰的意味，我们现在看到的纹样有鸟、兽、鱼、虫和花卉等图案，造型相对简练大方。石基的整体造型有几种，主要为上圆（鼓形）下方形（图1）、四方形（图2）、圆柱形（图3）、八角形等。在雕刻纹样上，有莲花形纹、云纹、水纹等。从永顺老司城土司王宫殿中石基的造型与纹样运用，我们可以看到石基的外形与内形共同构建了石基的丰富美感。外形是石基的轮廓线，或圆或方或弧；内形是采用深浮雕与浅浮雕的方式将纹样刻于其上，或用二方连续式的重复纹样，体现着抽象的形式美感；抑或是上下分体的造型方式，形成一种繁简上的空间对比。
鼓，在老司城土司王宫殿中是一种阶级等级与权利的象征。《明史·刘显传》云：“鼓声宏声为上，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得鼓二三，便可僭号封王，击鼓山巅，群峦毕集。鼓失，则峦运终矣。”①可见鼓的功用与意义：服务于权利，权衡着生死。宫殿中的鼓造型简约（图4），一圆一方，构成了弧线与直线的形式，两条直线对于圆形起到了固定支撑的作用，形成视觉上的平衡感。方形之上雕刻着精致饱满的云纹，笔者追溯云纹的产生源自于对生命诞生的崇拜，有祈祷生命无限延续的美好祝福与寓意。细观云纹的造型，与汉族传统装饰纹样卷云纹的原理相同，稍作美感上的再创作，从侧面体现出中原文化与湘西文化的结合。石鼓之下的供桌纹样，亦体现对于权利与等级的维护和敬畏。
土司王宫殿中的一批散落的石雕构件值得一提，虽是一些残块，但单从残块中就已清晰地感受到细节造型的严密与精致，从中体会到工匠创作的独具匠心。残块的好处在于清楚地放大了某个局部，缺点在于不能从整体上看造型。从图片纹样中（图5），我们看到狮子、龙、云纹、荷叶纹等在构件中的运用，无论是圆雕还是浮雕，雕工娴熟，造型肯定，布局疏密与致，富有节奏的美感。
瓦当是建筑中常用的建筑配件，作用是保护木质飞檐和美化装饰。形态以圆形、半圆形居多，装饰图案有动物纹、花卉纹、文字、人物、装饰纹等。在湘西本土，虎纹头瓦当被认为是在其特殊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生存状态下产生的原生态艺术。此类纹饰最早应用于湘西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中。传说上古时代，武陵山区森林中成群结队的虎对人造成了心理上的畏惧，用虎头作为纹饰的瓦当凝结着湘西人民的古老记忆。老司城街巷区的虎头纹瓦当（图6）属于动物纹，造型有圆形与滴水瓦形。虎头造型多样，共同特征是眼睛圆鼓鼓，想突出虎的威武。而笔者从图式中更多感受到虎的隨和，似乎在经历了时间的洗礼，人民心中慢慢接受了虎，虎与人的距离拉近，成为生活中的一种象征。有趣的是虎纹也是汉族的共同记忆。古代四相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中国瓦当最早起源于西周时期，虎纹在秦汉时期已应用于建筑之中，从这个角度看，这种纹样是受汉族的影响还是本土文化的起源有待再考证。
笔者以建筑中最常用的石基、鼓、构件与瓦当为例，简要分析其造型方式以及图式渊源。普遍运用的物件最能代表大众的审美意识形态，有助于我们理解常见物之下隐藏的智慧结晶。
中国石雕多依附于丧葬习俗、宗教、建筑或工艺装饰等需要，其主体创作者多为当地的工匠。这部分的创作者不属于精英阶层，更接近民间审美，凝聚着普遍的民族心理，更为真实和广泛地体现出民族的审美意识与文化表现，艺术表现上重传承，体现出淳朴、鲜活、天真、浪漫的艺术风格。永顺老司城土司王宫殿中的石雕蕴含着丰富的象征主义与民族情感，我们从造型与纹样的应用以及美好寓意中，感受到湘西地区民族骨子里的浪漫情节与天真表达。 福西永在《形式的生命》中提出：“一件艺术作品既是物质，又是精神；既是形式，又是内容。”②石雕艺术是雕绘一体的艺术，虽各地石雕在材料工具、表现形式上各不相同，体现出各有特色的审美观，但相同的是其艺术创作的过程，体现出普遍的艺术规律性。雕刻艺术是刀与石的关系，就像纸上绘画是笔与纸的关系。笔触（刀痕）结合心灵与技巧，经验丰富着技巧与表现。光滑与粗糙、凹面与凸面、圆刀、平刀……传达着不一样的情感，或细腻，或粗犷，或喜悦，或悲伤。石雕艺术可以是抽象表现，也可以是具象表现，我们往往关注的是民间艺术的功能性、寓意性，如龙凤象征着尊贵贤德；狮子有等级的寓意；石榴寓意子孙满堂；草木寓意延年益寿等。即内容的体现，而忽视了欣赏艺术形式的美感。永顺老司城中的石雕体现了物质与精神的结合，从形式上的美感与创造，亦体现创作者的独具匠心。笔者认为，湘西的石雕艺术以民间为依托，体现热爱生活的艺术情操，表现的内容多体现幻想主义的美好寓意。从造型的审美中，看到一种朴拙的“真”。艺术的宗旨是表现真善美。站在西方的角度，“真”是理念。站在中国的角度，“真”蕴藏在万物之中，更接近道。站在艺术的角度，“真”是一种本源的释放，是骨子里的朴素，是情感上的基点。正是因为湘西石雕艺术中的真，给予我们美的呈现。这种真不在于技术的娴熟与稚嫩，不在于形式的多元与单一，而是一种艺术之本的体现。站在这个角度，浪漫体现在造型的幻想之中，而天真是石雕艺术透露出来的美学特征，共同构建了永顺老司城土司王宫殿的艺术魅力。
艺术、宗教、科学三者在最高点的意识形态往往达到高度一致。信仰注入人的思想影响民族的价值取向与世界观，正如湘西地区的雕刻起源于生产劳动和巫术文化，许多艺术创作题材、主题都与之有关，以表现他们从原始文化继承而来的万物有灵观念。从信仰到实践，石雕创造者在创作的时候怀着一颗崇敬的心，抒发对生命理想的追求，以自身独特的民族特色与对世界的认知，体现其文化观念与审美创造力。
对于湘西地区的文化与宗教，笔者在此不做详论，目标还定义在石雕的艺术性上。文化与宗教是艺术表现的内容、题材，不应看作艺术的本质。以宗教为第一性或以艺术为第一性必然结果不同。以宗教为第一性来判断，重的是内容的叙事性或图案的象征性；以艺术为第一性，重的是形式，题材只是工具。所以笔者在谈论老司城土司王宫殿的石雕时，并未以内容为第一，而是把目光聚焦在石雕艺术本身的形式美。但文化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已强烈地渗透在民族的观念中，不可否认艺术品是可以多元理解的，当形式与内容达到完美结合时，既是形式又是内容。美，是艺术品带给观者的纯粹感受。
永顺老司城土司王宫殿是湘西石雕艺术的缩影，从某种程度上集中代表了湘西石雕艺术的特色，其雕刻图像谱系体现了多民族混居的土家族和谐共处的理念，从这些圖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本土艺术的释放，亦可以寻得中原文化图像对它的影响，例如道教在土家族中的沿袭，老司城的玉皇阁图腾延续等。老司城还有大量的石雕需要仔细解读，本文仅以最常见的典型石雕造型与审美做了简要美学分析，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吸引美学家的眼光聚焦于此，挖掘老司城土司王宫殿中雕刻艺术的美学价值，相信对于民族学、宗教学、人类学与艺术学都有其特殊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意义。
注释：
*此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传统文化视野下的湘西少数民族宗教美术体系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5BF076；湖南省社科评审委项目《湘西民间宗教绘画多神信仰的形象阐释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X SP19YBC165。
①柴焕波：《八百年溪州土司的踪迹》，岳麓书社，2013，第79页。
②[法]福西永：《形式的生命》，陈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37页。
参考文献：
[1][法]福西永.形式的生命[M].陈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陈兆复.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3]柴焕波.八百年溪州土司的踪迹[M].长沙：岳麓书社，2013.
[4]罗二虎.中国美术考古研究现状[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
[5]湖南府县志辑.乾隆永顺县志·民国永顺县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关键词】湘西；石雕；土司文化；内容；形式
我国石雕艺术的历史可追溯到一万多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了丰富的石雕艺术品，随着历史的演进，每个时代都有中国石雕艺术的自我独特语言，诉说着固态图像背后的文化流脉。石雕艺术离不开自然环境、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哲学观念、技术发展等影响，在此基础上，中国特色文化特性的雕塑体系逐渐形成。湘西石雕作为中国石雕版图上的一块，具有独特性与不可或缺性。独特性在于湘西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区域内少数民族众多，以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为主，因此自身带有明显的民族特色，并且这种融合（包括对于中原文化的融合）对于民族学也颇具研究价值。不可或缺性在于少数民族的艺术属于中国传统艺术，民族的本土特性产生了独特的艺术形式与艺术表现，在此过程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民族艺术的多元性与融合性，思考两者之间的转换关系，也是当今面临的艺术问题。本文以湘西最典型的永顺老司城土司王宫殿石雕为例进行研究。
一、朴素精致的造型观
湘西石雕原料多为青色石灰岩，常见于墓碑、牌坊、石狮、岩门、柱基石，大部分为房屋石基、石水缸、石臼碓、石碑、石鼓、石柱、擂钵等；在表现题材上，有动物、人物、山水图纹、吉祥物图、神仙巫术、图腾崇拜等贴近生活，反映湘西普通老百姓世俗生活的艺术情趣，例如土家族雕刻多以龙、虎为题材，苗族多以蝴蝶为题材，图腾作为一种文化事物，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在形式上，以浮雕（浅浮雕、高浮雕）和圆雕为主，其工具、材料与寺庙、陵墓石雕有相似之处；在材料上，以当地的青石、红砂石为主；在工具上，用钢钻、石锤等；在艺术风格上，体现出朴素、内向、含蓄、节制的人文观念。
以石基为例。永顺老司城土司王宫殿中大部分石基建于明代，宫殿区、衙署区和宗教区建筑中皆普遍采用了石基。石基的本意在于实用性，南方多雨潮湿，用木料建筑易朽，垫石基以保护木柱。随着石基的不断发展，装饰性图案逐渐被应用，美感产生了。石基不再仅仅作为一种实用物存在，而是经过智慧的处理承载起装饰的意味，我们现在看到的纹样有鸟、兽、鱼、虫和花卉等图案，造型相对简练大方。石基的整体造型有几种，主要为上圆（鼓形）下方形（图1）、四方形（图2）、圆柱形（图3）、八角形等。在雕刻纹样上，有莲花形纹、云纹、水纹等。从永顺老司城土司王宫殿中石基的造型与纹样运用，我们可以看到石基的外形与内形共同构建了石基的丰富美感。外形是石基的轮廓线，或圆或方或弧；内形是采用深浮雕与浅浮雕的方式将纹样刻于其上，或用二方连续式的重复纹样，体现着抽象的形式美感；抑或是上下分体的造型方式，形成一种繁简上的空间对比。
鼓，在老司城土司王宫殿中是一种阶级等级与权利的象征。《明史·刘显传》云：“鼓声宏声为上，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得鼓二三，便可僭号封王，击鼓山巅，群峦毕集。鼓失，则峦运终矣。”①可见鼓的功用与意义：服务于权利，权衡着生死。宫殿中的鼓造型简约（图4），一圆一方，构成了弧线与直线的形式，两条直线对于圆形起到了固定支撑的作用，形成视觉上的平衡感。方形之上雕刻着精致饱满的云纹，笔者追溯云纹的产生源自于对生命诞生的崇拜，有祈祷生命无限延续的美好祝福与寓意。细观云纹的造型，与汉族传统装饰纹样卷云纹的原理相同，稍作美感上的再创作，从侧面体现出中原文化与湘西文化的结合。石鼓之下的供桌纹样，亦体现对于权利与等级的维护和敬畏。
土司王宫殿中的一批散落的石雕构件值得一提，虽是一些残块，但单从残块中就已清晰地感受到细节造型的严密与精致，从中体会到工匠创作的独具匠心。残块的好处在于清楚地放大了某个局部，缺点在于不能从整体上看造型。从图片纹样中（图5），我们看到狮子、龙、云纹、荷叶纹等在构件中的运用，无论是圆雕还是浮雕，雕工娴熟，造型肯定，布局疏密与致，富有节奏的美感。
瓦当是建筑中常用的建筑配件，作用是保护木质飞檐和美化装饰。形态以圆形、半圆形居多，装饰图案有动物纹、花卉纹、文字、人物、装饰纹等。在湘西本土，虎纹头瓦当被认为是在其特殊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生存状态下产生的原生态艺术。此类纹饰最早应用于湘西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中。传说上古时代，武陵山区森林中成群结队的虎对人造成了心理上的畏惧，用虎头作为纹饰的瓦当凝结着湘西人民的古老记忆。老司城街巷区的虎头纹瓦当（图6）属于动物纹，造型有圆形与滴水瓦形。虎头造型多样，共同特征是眼睛圆鼓鼓，想突出虎的威武。而笔者从图式中更多感受到虎的隨和，似乎在经历了时间的洗礼，人民心中慢慢接受了虎，虎与人的距离拉近，成为生活中的一种象征。有趣的是虎纹也是汉族的共同记忆。古代四相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中国瓦当最早起源于西周时期，虎纹在秦汉时期已应用于建筑之中，从这个角度看，这种纹样是受汉族的影响还是本土文化的起源有待再考证。
笔者以建筑中最常用的石基、鼓、构件与瓦当为例，简要分析其造型方式以及图式渊源。普遍运用的物件最能代表大众的审美意识形态，有助于我们理解常见物之下隐藏的智慧结晶。
二、浪漫天真的审美观
中国石雕多依附于丧葬习俗、宗教、建筑或工艺装饰等需要，其主体创作者多为当地的工匠。这部分的创作者不属于精英阶层，更接近民间审美，凝聚着普遍的民族心理，更为真实和广泛地体现出民族的审美意识与文化表现，艺术表现上重传承，体现出淳朴、鲜活、天真、浪漫的艺术风格。永顺老司城土司王宫殿中的石雕蕴含着丰富的象征主义与民族情感，我们从造型与纹样的应用以及美好寓意中，感受到湘西地区民族骨子里的浪漫情节与天真表达。 福西永在《形式的生命》中提出：“一件艺术作品既是物质，又是精神；既是形式，又是内容。”②石雕艺术是雕绘一体的艺术，虽各地石雕在材料工具、表现形式上各不相同，体现出各有特色的审美观，但相同的是其艺术创作的过程，体现出普遍的艺术规律性。雕刻艺术是刀与石的关系，就像纸上绘画是笔与纸的关系。笔触（刀痕）结合心灵与技巧，经验丰富着技巧与表现。光滑与粗糙、凹面与凸面、圆刀、平刀……传达着不一样的情感，或细腻，或粗犷，或喜悦，或悲伤。石雕艺术可以是抽象表现，也可以是具象表现，我们往往关注的是民间艺术的功能性、寓意性，如龙凤象征着尊贵贤德；狮子有等级的寓意；石榴寓意子孙满堂；草木寓意延年益寿等。即内容的体现，而忽视了欣赏艺术形式的美感。永顺老司城中的石雕体现了物质与精神的结合，从形式上的美感与创造，亦体现创作者的独具匠心。笔者认为，湘西的石雕艺术以民间为依托，体现热爱生活的艺术情操，表现的内容多体现幻想主义的美好寓意。从造型的审美中，看到一种朴拙的“真”。艺术的宗旨是表现真善美。站在西方的角度，“真”是理念。站在中国的角度，“真”蕴藏在万物之中，更接近道。站在艺术的角度，“真”是一种本源的释放，是骨子里的朴素，是情感上的基点。正是因为湘西石雕艺术中的真，给予我们美的呈现。这种真不在于技术的娴熟与稚嫩，不在于形式的多元与单一，而是一种艺术之本的体现。站在这个角度，浪漫体现在造型的幻想之中，而天真是石雕艺术透露出来的美学特征，共同构建了永顺老司城土司王宫殿的艺术魅力。
三、内容与形式的思考
艺术、宗教、科学三者在最高点的意识形态往往达到高度一致。信仰注入人的思想影响民族的价值取向与世界观，正如湘西地区的雕刻起源于生产劳动和巫术文化，许多艺术创作题材、主题都与之有关，以表现他们从原始文化继承而来的万物有灵观念。从信仰到实践，石雕创造者在创作的时候怀着一颗崇敬的心，抒发对生命理想的追求，以自身独特的民族特色与对世界的认知，体现其文化观念与审美创造力。
对于湘西地区的文化与宗教，笔者在此不做详论，目标还定义在石雕的艺术性上。文化与宗教是艺术表现的内容、题材，不应看作艺术的本质。以宗教为第一性或以艺术为第一性必然结果不同。以宗教为第一性来判断，重的是内容的叙事性或图案的象征性；以艺术为第一性，重的是形式，题材只是工具。所以笔者在谈论老司城土司王宫殿的石雕时，并未以内容为第一，而是把目光聚焦在石雕艺术本身的形式美。但文化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已强烈地渗透在民族的观念中，不可否认艺术品是可以多元理解的，当形式与内容达到完美结合时，既是形式又是内容。美，是艺术品带给观者的纯粹感受。
结语
永顺老司城土司王宫殿是湘西石雕艺术的缩影，从某种程度上集中代表了湘西石雕艺术的特色，其雕刻图像谱系体现了多民族混居的土家族和谐共处的理念，从这些圖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本土艺术的释放，亦可以寻得中原文化图像对它的影响，例如道教在土家族中的沿袭，老司城的玉皇阁图腾延续等。老司城还有大量的石雕需要仔细解读，本文仅以最常见的典型石雕造型与审美做了简要美学分析，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吸引美学家的眼光聚焦于此，挖掘老司城土司王宫殿中雕刻艺术的美学价值，相信对于民族学、宗教学、人类学与艺术学都有其特殊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意义。
注释：
*此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传统文化视野下的湘西少数民族宗教美术体系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5BF076；湖南省社科评审委项目《湘西民间宗教绘画多神信仰的形象阐释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X SP19YBC165。
①柴焕波：《八百年溪州土司的踪迹》，岳麓书社，2013，第79页。
②[法]福西永：《形式的生命》，陈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37页。
参考文献：
[1][法]福西永.形式的生命[M].陈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陈兆复.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3]柴焕波.八百年溪州土司的踪迹[M].长沙：岳麓书社，2013.
[4]罗二虎.中国美术考古研究现状[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
[5]湖南府县志辑.乾隆永顺县志·民国永顺县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