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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汉理,又译作哈里?哈定(HarryHarding),美國著名的中國问题专家,1946年出生于波士顿,196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公共和國际关系学士学位,1969年和1974年在斯坦福大学分别获得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71年至1983年在斯坦福大学任教,1983年至1994年在布鲁金斯学会担任高级研究员,1995年至2005年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外交学院担任院长。他还曾担任克林顿内阁的特别國家安全顾问,是奥巴马外交智囊团的重要成员。现任欧亚集团國际形势研究部主任、弗吉尼亚大学贝腾领导力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
何汉理对中國问题与亚洲事务进行过长期的研究,他的见解相对比较客观,受到广泛重视。
对中國崛起的世界影响,何汉理有自己的认识。他认为,虽然中國的崛起使许多國家紧张不已,但是这种新的竞争可能是件好事。他建议美日等國把中國崛起视为挑战而不是威胁。2007年,他在题为《重新思考中國》的文章里谈到,中國正在军事、经济、外交、意识形态与文化上崛起。中國对世界的最大危险,不是要用军事力量来进攻哪个國家,而是会运用它迅速增长的资源来改变世界力量对比,使之更加有利于中國,特别是在亚洲。他还认为,与其说中國崛起的最大的危险是经济,不如说是生态环境与疾病传染,其严重性远远超过人们了解的程度。
对中國与國际体系的关系,何汉理认为,如今中國已不再是一支革命力量,现行的國际经济与政治体制对它有利。经济上与其他國家的相互依赖会防止中國进行军事冒险。中國在台湾问题上已经划出一道红线,防止台湾实行法理独立。中國真正的挑战是,它有意参加现有的國际体系,但要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不仅是游戏规则的执行者,而且要充当它们的制定者。
对中美关系的认识,何汉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1992年,作为时任美國总统克林顿的特别國家安全顾问,他在其《脆弱的关系:1972年以来的美中关系》一书中概括了20多年间的中美关系:不断遭受重大事件的打击,关系“脆弱”。当时曾在中、美外交界和学术界引起很大轰动。而如今,國际局势和两國关系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何汉理也逐步修正着自己的看法。2009年11月在接受《中國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他明确指出,当前的中美关系不再“脆弱”。“有回复力(Resilient)”,这是他对中美关系的最新概括。这一概括基于中美“非同往昔”的“共同利益”。何汉理认为,这突出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中、美两國在经贸领域的相互依存度已经非常之高。其次,中國综合國力迅速提升,而且中國融入世界的进程在不断加快,中國在世界范围内的利益也不断在扩大。第三,中、美的“共同利益”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上得到了拓展,如在奥巴马所强调的防核扩散、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反恐等问题上。第四,中、美互动极具活力。
同时他也提醒,中、美有着越来越广泛的共同利益,并不意味着双方之间的分歧因此消除。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双方都认为对方的承诺不够真诚。在他看来,中、美之间应该防范“三大潜在突变危险”,尽管这三大突变在目前来看“发生的可能性极小”。最重要的“突变”危险是台海问题。第二大“突变”危险是“朝鲜问题”。第三大“突变”危险是“如果中國國内再次出现社会政治大动荡……”。
何汉理建议美國政府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必须意识到中國國情的极端复杂性,以及中國未来的不确定性,避免将问题单边化。他说,“比如在谈论中國过高的储蓄率引发中國國内消费不足的问题时,我们也需要考虑美國过低的储蓄率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换言之,美國对华巨额贸易赤字的问题不单要从中國身上找原因,也要从美國这里找原因”。
何汉理对中國问题与亚洲事务进行过长期的研究,他的见解相对比较客观,受到广泛重视。
对中國崛起的世界影响,何汉理有自己的认识。他认为,虽然中國的崛起使许多國家紧张不已,但是这种新的竞争可能是件好事。他建议美日等國把中國崛起视为挑战而不是威胁。2007年,他在题为《重新思考中國》的文章里谈到,中國正在军事、经济、外交、意识形态与文化上崛起。中國对世界的最大危险,不是要用军事力量来进攻哪个國家,而是会运用它迅速增长的资源来改变世界力量对比,使之更加有利于中國,特别是在亚洲。他还认为,与其说中國崛起的最大的危险是经济,不如说是生态环境与疾病传染,其严重性远远超过人们了解的程度。
对中國与國际体系的关系,何汉理认为,如今中國已不再是一支革命力量,现行的國际经济与政治体制对它有利。经济上与其他國家的相互依赖会防止中國进行军事冒险。中國在台湾问题上已经划出一道红线,防止台湾实行法理独立。中國真正的挑战是,它有意参加现有的國际体系,但要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不仅是游戏规则的执行者,而且要充当它们的制定者。
对中美关系的认识,何汉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1992年,作为时任美國总统克林顿的特别國家安全顾问,他在其《脆弱的关系:1972年以来的美中关系》一书中概括了20多年间的中美关系:不断遭受重大事件的打击,关系“脆弱”。当时曾在中、美外交界和学术界引起很大轰动。而如今,國际局势和两國关系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何汉理也逐步修正着自己的看法。2009年11月在接受《中國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他明确指出,当前的中美关系不再“脆弱”。“有回复力(Resilient)”,这是他对中美关系的最新概括。这一概括基于中美“非同往昔”的“共同利益”。何汉理认为,这突出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中、美两國在经贸领域的相互依存度已经非常之高。其次,中國综合國力迅速提升,而且中國融入世界的进程在不断加快,中國在世界范围内的利益也不断在扩大。第三,中、美的“共同利益”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上得到了拓展,如在奥巴马所强调的防核扩散、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反恐等问题上。第四,中、美互动极具活力。
同时他也提醒,中、美有着越来越广泛的共同利益,并不意味着双方之间的分歧因此消除。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双方都认为对方的承诺不够真诚。在他看来,中、美之间应该防范“三大潜在突变危险”,尽管这三大突变在目前来看“发生的可能性极小”。最重要的“突变”危险是台海问题。第二大“突变”危险是“朝鲜问题”。第三大“突变”危险是“如果中國國内再次出现社会政治大动荡……”。
何汉理建议美國政府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必须意识到中國國情的极端复杂性,以及中國未来的不确定性,避免将问题单边化。他说,“比如在谈论中國过高的储蓄率引发中國國内消费不足的问题时,我们也需要考虑美國过低的储蓄率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换言之,美國对华巨额贸易赤字的问题不单要从中國身上找原因,也要从美國这里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