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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国家战略中，我国的“大外宣”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必须基于“大传播”的视角展开。超越“对外”所指的单向性关系和“传播”所指的功能性内容，建立国内外一体化的理念。改革、开放是中国对外传播发展的两大方面，增进交流、参与竞争、强化安全是国际传播体制、机制性创新的关键。
文化交流：建构易于沟通的话语空间
文化是全部社会实践。我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有着广泛的往来关系，是当代国际传播现实中最热的议题。原则上，中国全部的社会实践都是文化国际传播的传播内容。实践中，受制于传播资源、能力、“市场”，真正进入传播渠道的内容必须经过筛选。当前我国对外传播以“宣传我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着力展现我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国家形象”为主要内容，具有显著的自觉意识。然而我国对外传播远未能实现让世界加深了解、减少摩擦、增进认同的传播目的，更没有形成可与发达国家相竞争的“软实力”。我国对外文化传播中存在价值影响力低、产品认知度差、传播效率低下等问题。传什么？怎么传？都需要在文化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寻找答案和推动力。
创新传播内容。文化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创新文化发展理念，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这是对外传播的内容之源。理顺文化生产关系，解放文化生产力，才可能推进我国传统文化资源的文化形态现代转型，以现代传播手段向世界推荐优秀传统文化；遵循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改革，才可能体制性保障、激活文化创造力和生命力，积极作用于世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我国文化产品走出去数量增多但影响力甚微。一国文化影响力取决于是否拥有利于世界发展、广具吸引力、凝聚力的价值。文化体制改革要凝练价值要素，实现价值传播的合理化、合法化。在一个开放、多元的传播环境中，中国如何低成本、高效率进行价值体系传播管理，要全面深入地展开中国意识形态合理化论证及价值体系合理内化，实现国内文化生产与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对接，以及文化价值与国外话语体系的对接及创新。
创新传播方式。传播是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交流与共同语义空间的扩展互为关系。首先，要扩大共同的公共文化话语空间。近年来，我国政府从新疆7·5事件、奥运开幕报道……等一系列文化交流的重大事件中吸取经验与教训，转变观念，强调保护传统文化、公共文化，尊重文化民权，十七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传播理念。这一系列的改革将逐步构建易于沟通的话语空间，从而初步改善对外传播的效果。其次，改革要实现文化生产体制的国际对接才能提升文化走出去的效果。目前，国际社会普遍存在对中国外宣事业的政治偏见，文化传播要去政治化，市场是基本方式之一，文化体制改革即是对管理体制、运作机制的全面调整。这一过程中，“坚持主管主办制度”的具体实践仍在摸索，但加快文化立法，建立制度化、法制化的文化发展机制已成为共识。
产业竞争：文化软实力的博弈
市场机制是与目前各国交往中普遍通用的“世界语言”，我国文化产品走出去的过程，是一个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建构利己共赢话语体系的过程。文化产业是当代文化生产的最主要方式，在国际传播秩序建构、国际文化分工中地位显著。
中国文化产业状况可反映中国文化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直接关系到中国在世界文化生产分工格局中的地位。目前西方国家文化产业已成为实体经济的重要部分，所提供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占世界文化市场总量的绝大多 数。相比之下，中国虽然是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文化大国，由于建国以来文化管理的政治取向和体制限制，传统文化资源与当代文化生产方式的对接一直处于摸索状态，近年来发展虽快却仍无法与西方相比。仅从规模来看，甚至与我国文化资源的存量规模也是不相匹配的。国际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平衡给中国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一方面，国外文化产业在对中国传播文化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可能掌控对中国文化再解释的强大话语权；另一方面，文化产业大国可能以版权形式改变中国传播文化资源的所有权及获利权。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需要依赖市场机制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释放生产力。文化原创力在于个体创造，“后福特制”的柔性生产方式、弹性专业化是较为可取的文化创作组织结构，由此主体身份的建构、认同与保障是市场机制的基础。此次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重建市场主体身份体系，十八大以前完成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企改制，时政类报刊（包括党报党刊），实行编辑宣传和发行经营两分开改革，与此配套的管理体制、市场机制均在大幅度调整中。
文化生产力状况的差距是不同国家间文化传播和信息流严重失衡的原因，国际传播秩序是各国软实力博弈的结果。新知识生产时代的媒体信息生产几乎成为占绝对比例的人类文化生产。目前，囿于我国文化发展状况及现有体制问题，我国在国际舆论战中常常很被动，话语常被解构，媒体公信力受到质疑。知名学者柯林·斯帕克斯认为，建立具有公信力的媒体战略是构建自由平等国际新传播秩序的必需。因此，我国国际传播需在改革中强化核心价值建设、媒体公信力建设、舆论引导力建设、网络管理能力建设，以培育文化自信，妥善回应外部关切，增强国际话语权，以此来提升文化软实力。
国家文化安全：全球化浪潮中的传播底线
约瑟夫·奈提出当代国际政治权力正在从“拥有雄厚的资本”转向“拥有丰富的信息”，一个国家可能因为拥有吸引其他国家自愿追随的价值观而拥有一种合法的政治权力。这种文化传播过程即是软权力的建构过程。文化全球化浪潮之下，强势文化的垄断地位，不仅对弱势文化的生存与发展提出挑战，当西方国家以强权在全球推行共同价值，以文化名义干预发展中国家政治时，就构成了弱势国家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文化安全是全球化浪潮中主权国家文化发展和传播的底线。
文化决定了国家成员的自我认同、国家间的关系判断、国际体系的地位形成，因此国家文化安全对一国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现代国家建立的合法性是在于具体社会共识的文化价值体系，因此文化是当代政治的合法性来源。开放时代一国的文化政治是在自我表述和他者评价中共建的，决定着其国际地位，形构着国际体系。从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一个世界，多种声音：建立一个新的更公正、更有效的世界新闻和传播秩序》报告起，国际传播秩序与主权国家利益的关系一直在讨论之中，研究的议题有“文化霸权”、“文化殖民”、“文化多样性保护”等。这些关切似乎并未因讨论而得以解决，不过成为趋势严重化的见证。事实表明，文化安全、信息安全与一国政治安全有着高度的同构性，传播管理是最为重要的把关机制。
改革、开放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两大主要政策。变化中如何发展地葆有自己，需要建构动态的国家文化安全管理体系。当前中国面临的文化安全问题是复杂而严峻的，既有内生性安全问题，也有外生性安全问题；既有文化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问题，也有政治经济领域中的文化安全问题；既有危机管理问题，也有可持续发展问题。文化安全在质的确认和度的控制上都要动态化、科学化，要以改革和发展理念实践国际传播安全管理。
中国盛世的文化价值传播吸引了众多邻国的自愿效仿，对世界发展有过积极贡献。近些年，从“和谐文化”、“和谐社会”到“和谐世界”，中国正在努力探索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理念。“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我国对外传播事业提出了传播什么、如何传播两大问题，其中对自我的扬弃，可能利他的贡献都要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进程中得以实现。文化体制改革将搅动文化生产、交流、内化、发展的一池春水，在文化体质、文化抗体尚待发展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地同步开展内部更新与外部适应，这是对外传播创新的战略意义所在。
（作者分别系上海交通大学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文化交流：建构易于沟通的话语空间
文化是全部社会实践。我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有着广泛的往来关系，是当代国际传播现实中最热的议题。原则上，中国全部的社会实践都是文化国际传播的传播内容。实践中，受制于传播资源、能力、“市场”，真正进入传播渠道的内容必须经过筛选。当前我国对外传播以“宣传我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着力展现我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国家形象”为主要内容，具有显著的自觉意识。然而我国对外传播远未能实现让世界加深了解、减少摩擦、增进认同的传播目的，更没有形成可与发达国家相竞争的“软实力”。我国对外文化传播中存在价值影响力低、产品认知度差、传播效率低下等问题。传什么？怎么传？都需要在文化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寻找答案和推动力。
创新传播内容。文化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创新文化发展理念，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这是对外传播的内容之源。理顺文化生产关系，解放文化生产力，才可能推进我国传统文化资源的文化形态现代转型，以现代传播手段向世界推荐优秀传统文化；遵循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改革，才可能体制性保障、激活文化创造力和生命力，积极作用于世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我国文化产品走出去数量增多但影响力甚微。一国文化影响力取决于是否拥有利于世界发展、广具吸引力、凝聚力的价值。文化体制改革要凝练价值要素，实现价值传播的合理化、合法化。在一个开放、多元的传播环境中，中国如何低成本、高效率进行价值体系传播管理，要全面深入地展开中国意识形态合理化论证及价值体系合理内化，实现国内文化生产与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对接，以及文化价值与国外话语体系的对接及创新。
创新传播方式。传播是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交流与共同语义空间的扩展互为关系。首先，要扩大共同的公共文化话语空间。近年来，我国政府从新疆7·5事件、奥运开幕报道……等一系列文化交流的重大事件中吸取经验与教训，转变观念，强调保护传统文化、公共文化，尊重文化民权，十七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传播理念。这一系列的改革将逐步构建易于沟通的话语空间，从而初步改善对外传播的效果。其次，改革要实现文化生产体制的国际对接才能提升文化走出去的效果。目前，国际社会普遍存在对中国外宣事业的政治偏见，文化传播要去政治化，市场是基本方式之一，文化体制改革即是对管理体制、运作机制的全面调整。这一过程中，“坚持主管主办制度”的具体实践仍在摸索，但加快文化立法，建立制度化、法制化的文化发展机制已成为共识。
产业竞争：文化软实力的博弈
市场机制是与目前各国交往中普遍通用的“世界语言”，我国文化产品走出去的过程，是一个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建构利己共赢话语体系的过程。文化产业是当代文化生产的最主要方式，在国际传播秩序建构、国际文化分工中地位显著。
中国文化产业状况可反映中国文化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直接关系到中国在世界文化生产分工格局中的地位。目前西方国家文化产业已成为实体经济的重要部分，所提供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占世界文化市场总量的绝大多 数。相比之下，中国虽然是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文化大国，由于建国以来文化管理的政治取向和体制限制，传统文化资源与当代文化生产方式的对接一直处于摸索状态，近年来发展虽快却仍无法与西方相比。仅从规模来看，甚至与我国文化资源的存量规模也是不相匹配的。国际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平衡给中国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一方面，国外文化产业在对中国传播文化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可能掌控对中国文化再解释的强大话语权；另一方面，文化产业大国可能以版权形式改变中国传播文化资源的所有权及获利权。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需要依赖市场机制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释放生产力。文化原创力在于个体创造，“后福特制”的柔性生产方式、弹性专业化是较为可取的文化创作组织结构，由此主体身份的建构、认同与保障是市场机制的基础。此次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重建市场主体身份体系，十八大以前完成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企改制，时政类报刊（包括党报党刊），实行编辑宣传和发行经营两分开改革，与此配套的管理体制、市场机制均在大幅度调整中。
文化生产力状况的差距是不同国家间文化传播和信息流严重失衡的原因，国际传播秩序是各国软实力博弈的结果。新知识生产时代的媒体信息生产几乎成为占绝对比例的人类文化生产。目前，囿于我国文化发展状况及现有体制问题，我国在国际舆论战中常常很被动，话语常被解构，媒体公信力受到质疑。知名学者柯林·斯帕克斯认为，建立具有公信力的媒体战略是构建自由平等国际新传播秩序的必需。因此，我国国际传播需在改革中强化核心价值建设、媒体公信力建设、舆论引导力建设、网络管理能力建设，以培育文化自信，妥善回应外部关切，增强国际话语权，以此来提升文化软实力。
国家文化安全：全球化浪潮中的传播底线
约瑟夫·奈提出当代国际政治权力正在从“拥有雄厚的资本”转向“拥有丰富的信息”，一个国家可能因为拥有吸引其他国家自愿追随的价值观而拥有一种合法的政治权力。这种文化传播过程即是软权力的建构过程。文化全球化浪潮之下，强势文化的垄断地位，不仅对弱势文化的生存与发展提出挑战，当西方国家以强权在全球推行共同价值，以文化名义干预发展中国家政治时，就构成了弱势国家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文化安全是全球化浪潮中主权国家文化发展和传播的底线。
文化决定了国家成员的自我认同、国家间的关系判断、国际体系的地位形成，因此国家文化安全对一国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现代国家建立的合法性是在于具体社会共识的文化价值体系，因此文化是当代政治的合法性来源。开放时代一国的文化政治是在自我表述和他者评价中共建的，决定着其国际地位，形构着国际体系。从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一个世界，多种声音：建立一个新的更公正、更有效的世界新闻和传播秩序》报告起，国际传播秩序与主权国家利益的关系一直在讨论之中，研究的议题有“文化霸权”、“文化殖民”、“文化多样性保护”等。这些关切似乎并未因讨论而得以解决，不过成为趋势严重化的见证。事实表明，文化安全、信息安全与一国政治安全有着高度的同构性，传播管理是最为重要的把关机制。
改革、开放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两大主要政策。变化中如何发展地葆有自己，需要建构动态的国家文化安全管理体系。当前中国面临的文化安全问题是复杂而严峻的，既有内生性安全问题，也有外生性安全问题；既有文化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问题，也有政治经济领域中的文化安全问题；既有危机管理问题，也有可持续发展问题。文化安全在质的确认和度的控制上都要动态化、科学化，要以改革和发展理念实践国际传播安全管理。
中国盛世的文化价值传播吸引了众多邻国的自愿效仿，对世界发展有过积极贡献。近些年，从“和谐文化”、“和谐社会”到“和谐世界”，中国正在努力探索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理念。“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我国对外传播事业提出了传播什么、如何传播两大问题，其中对自我的扬弃，可能利他的贡献都要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进程中得以实现。文化体制改革将搅动文化生产、交流、内化、发展的一池春水，在文化体质、文化抗体尚待发展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地同步开展内部更新与外部适应，这是对外传播创新的战略意义所在。
（作者分别系上海交通大学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