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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北京卫视纪实频道在黄金时段播出了一部记录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科学家黄晖和南海珊瑚礁生态修复故事的纪录片《守护南海珊瑚林》，中国科协科普部还特别为它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在纪录片总导演、著名的电视科普人赵致真看来，他们的故事绝对配得上这样的“隆重推出”。
不过，在这个视频时代，绝大多数科学家的事迹在荧屏上基本是湮灭不彰的。“朱光亚先生去世后有关部门想做个纪录片，却难以找到视频资料。南仁东先生刚刚离世，没来得及为他拍一部片子。很多著名科学家都是在去世时才赢得媒体一瞥。”这是赵致真的遗憾。
“如果后来人翻检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竟然少有科学家的身影，他们会不会失望和困惑？”
柔情女儿打理南海生态
看过纪录片《守护南海珊瑚林》的人会觉得，这是个孤独又动人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之一是神秘的南海珊瑚礁。大多数国人从未到过那里，不曾见识过那形貌奇异、色彩斑斓的珊瑚。大自然历经亿万年的鬼斧神工，才造就了那样的海底世界。
珊瑚不是植物也不是石头，它是一种海洋动物，依靠体内虫黄藻的光合作用存活。在全球3.6亿平方千米的海底面积中，珊瑚礁只占0.2%，但却是25%海洋生物的庇护所。渔业、油气资源与它们的生存息息相关。
近20年来，海洋环境破坏、污染加剧，再加上过度捕捞、盗采，无数珊瑚虫变成了累累白骨，生态系统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国南海拥有全球2.57%的珊瑚礁资源，位居世界第八，它的命运也并未有所不同。
黄晖和南海珊瑚礁的连接从20年前就开始了，尽管在她看来是一次误打误撞，但自从从事了珊瑚生物学及珊瑚礁生态学研究工作，她便一天也没有停下过。
从2002年起，她组建的团队发展至今已有将近30人，绝大多数成员的年龄都在40岁以下。很多人问黄晖，她究竟做的是什么。她不喜欢回答珊瑚礁三维结构生态修复、造礁生物增殖技术这样的“行话”，她总说，自己就是在海底“植树造林”。
珊瑚礁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这座森林的框架生物是造礁珊瑚，它们的确具有很多植物特性，因此，珊瑚礁的生态修复技术与陆地上的植被恢复很相似。
简单说，首先要培育幼苗，把小的断肢养成“小树”，然后栽到海床上。珊瑚是附着生物，不能直接在水层中生长，就像树木需要土壤，移植之前需要进行基地改造。可惜珊瑚的生长速度不能和树木同日而语，生长最快的先锋种鹿角珊瑚，1年大概能长10厘米。
不仅“树木”的生长速度不同，海底作业的进程自然也会放慢很多。每一次深潛，每一次用沉重的工具敲击、固定，都要耗费工作人员巨大的能量。如果遇上风浪的破坏，已完成的进度有可能直接清零。正是因为海上项目的特殊性，这样的方法不可能像在陆地一样大规模推广，只能以点带面，集中建立示范区。目前，在建的有些示范区已经达到了百亩规模。
还有很多人问过黄晖，海上研究有多困难？她总是笑着说：“想那些干吗？”海上研究最怕遇上复杂多变的海况，黄晖坚持从不冒险，但每次遇到不得不返航的时候，她只是心在滴血，“那都是钱呐！”
在南海海底进行“植树造林”的工程已经持续了10年，但对生态系统的恢复来说不过只是一个开头。“再有10～20年，也许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真正的改变。”黄晖讨厌有人夸大她的工作，可同时她也坚持在自己的世界里保有一份乐观的心态。
黄晖说，自己还不算太老，现在不到50岁的年纪，至少还可以干10年。更何况，她现在还是个颇为吃香的女导师，不少慕名前来的年轻学生加入她的团队，和她一样，真心喜爱并且享受这份事业。
“小概率事件”
这部电视纪录片得以拍摄其实特别偶然。
2016年底，中科院和中央电视版承办的2016《科技盛典》邀请到赵致真作为评委。可要从100多位候选人中选出10位年度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科技创新人物”，老先生犯了难。
FAST望远镜、霍尔效应、人工智能、长征火箭、神舟飞船、天宫空间站……做出这些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的科学家无疑应该荣登榜巅，但有时候，研究的价值是不能简单用大小衡量的。
“很想让她评上，却眼看在第一轮就出局了，难免心怀怏怏。”来自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的女科学家黄晖的故事让赵致真格外在意，他用“柔情女儿打理南海生态”总结她的事迹。尽管素昧平生，赵致真竟然有种愧对和辜负的感觉。
出于职业的本能，赵致真决定把这个故事做成片子。但在过程中，老先生也怀疑过自己是否太过冒失。
挤出来的30万元可贵的资金，还有一个从来没有过水下拍摄经验的团队。因为买不起也租不起设备，他们只能购置基本器材，突击学习潜水知识。黄晖团队尽管全力配合，但出海舱位非常紧张，随行人员一再压缩。对于一部海洋纪录片来说，这样的摄制组实在有些“寒酸”。
已经年过七旬的赵致真没能去到现场，但为了这部纪录片的撰稿，之前对珊瑚的知识基本为零的他，一切从头学习。老朋友说他是“出傻力气，用笨办法，做科学的苦工”，可他拍摄的那么多科学片子，哪一部不是这样做的。
“《守护南海珊瑚林》属于急就章和短平快之作，不是哪个方面需要提升的问题，而是需要全面提升。”在接受采访中，他这样评价自己的作品。
那么，科学圈对赵致真的评价又是什么？
他花了20多年的时间投身科教影视，他创办第一个全国性大型科普电视栏目《科技之光》，拍摄科普电视片，他还做科普理论研究、撰写科普丛书，他是获得有科普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意大利普里莫·罗菲斯国际科普奖的中国人……李大光说，如果没有赵致真，中国就不会有专业科普电视的起步。这个学中文出身的电视科普人，在科学圈享有很高的声誉。
但让中科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大光遗憾的是，“《守护南海珊瑚林》的出现与赵致真一样，是个小概率事件，主要依靠个人努力，而不是中国科普影视界有规律性的有保障的可持续发展的产物”。 科普影视是一项“公益事业”
科学与影像的结合并不是一个新话题，直到现在，已经不会有人怀疑这么做的价值。
“文章用白纸黑字写得再形象生动，也要靠读者想象来重构和再现情景。影像却能让人‘百闻不如一见’，甚至用航拍、显微镜、动画特技延伸人的感官，信息量大得多。记者的摄像机是观众的眼睛，你去到哪里，观众也就身临其境。这是其他媒体无可比拟的。而科学领域就是纪录片选题的一座宝库。”赵致真说。
世界上最早的传统的科教影片在20世纪初就已经出现了，而很多人有所不知的是，在那个年代，中国同样出现了一位教育电影界的重要人物，时任南京金陵大学理学院教授魏学仁先生。尤其是1936年，他赴日本北海道拍摄的彩色影片《日食》，在国际上都获得了重要奖项。李大光回忆，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电影院在播放正片之前常常会有一段“加片”，都是些五六分钟的科教短片。电影作为当时非常有效的媒介之一，传播了大量直观生动的科学知识，影响了很多人。
可在技术发展的今天，视频时代的到来，科学、科学家的事迹却在荧屏上基本湮灭不彰，即使有人千辛万苦拍摄出少量的科学片，还要为播出大费周章。赵致真坦言，这关乎社会价值取向和市场选择的问题。
但在李大光看来，这样的选择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转变。科普影视的传播效率永远无法和新闻、娱乐、电视剧相比拟，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可为什么观众仍能看到BBC、国家地理、NHK每年出产大量科学类纪录片，还有《万有理论》《模仿游戏》《世纪天才：爱因斯坦》这样大制作的科学家传记电影、电视剧。“因为这个市场是需要支持和培育的。当电视、电影承担科学传播、教育的功能时，它是一项公益事业。”
李大光曾经详细研究过，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就将支持科学电视节目作为基金会资助的重要项目，每年投入大量经费。基金会还建立了“外聘顾问”基金评审制度，多数情况下邀请的都是科学教育领域的专家担任评委。这些“外聘评委”遵守“平等、客观和准确”的评审原则，为科学教育电视节目的投资奠定基础。
基金会未必会为所有支持的项目给予百分之百的经费支持，有可能提供项目所需经费的一部分。其余的经费需要由项目组织者从其他渠道寻找，包括企业、私人基金会和其他政府部门等。比如，在美国很有影响的“神奇学校汽车”电视节目就是由国家科学基金会、微软家用电器公司、能源部和纽约卡纳基公司共同赞助的。
NASA与美国国家地理频道也都在不断改进科学技术教育节目的播放，这些重要的措施使得美国的科学技术电视节目在世界各地廣泛传播，并且具有世界性的影响。
有了持续的投入，提升了节目和影片的质量，反过来它们也能从市场取得丰厚的回报。但中国并未出现这种良性互动的大环境。
“只有形成国家稳定支持的机制才可能真正让科普影视释放出活力，而不是依靠有限的个人和几次偶然的成功。”李大光说。
“而有了资助，经费的投放是否合理，能不能都用在刀刃上，去支持真正干活的人做有价值的事，也是问题。”赵致真直言，“当前科普项目的申报、评估、监管、验收都还缺乏严格合理的制度和规范，造成科普经费的旁落和浪费，投入产出比很不相称，也是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和改革的方面。”
不过，在这个视频时代，绝大多数科学家的事迹在荧屏上基本是湮灭不彰的。“朱光亚先生去世后有关部门想做个纪录片，却难以找到视频资料。南仁东先生刚刚离世，没来得及为他拍一部片子。很多著名科学家都是在去世时才赢得媒体一瞥。”这是赵致真的遗憾。
“如果后来人翻检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竟然少有科学家的身影，他们会不会失望和困惑？”
柔情女儿打理南海生态
看过纪录片《守护南海珊瑚林》的人会觉得，这是个孤独又动人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之一是神秘的南海珊瑚礁。大多数国人从未到过那里，不曾见识过那形貌奇异、色彩斑斓的珊瑚。大自然历经亿万年的鬼斧神工，才造就了那样的海底世界。
珊瑚不是植物也不是石头，它是一种海洋动物，依靠体内虫黄藻的光合作用存活。在全球3.6亿平方千米的海底面积中，珊瑚礁只占0.2%，但却是25%海洋生物的庇护所。渔业、油气资源与它们的生存息息相关。
近20年来，海洋环境破坏、污染加剧，再加上过度捕捞、盗采，无数珊瑚虫变成了累累白骨，生态系统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国南海拥有全球2.57%的珊瑚礁资源，位居世界第八，它的命运也并未有所不同。
黄晖和南海珊瑚礁的连接从20年前就开始了，尽管在她看来是一次误打误撞，但自从从事了珊瑚生物学及珊瑚礁生态学研究工作，她便一天也没有停下过。
从2002年起，她组建的团队发展至今已有将近30人，绝大多数成员的年龄都在40岁以下。很多人问黄晖，她究竟做的是什么。她不喜欢回答珊瑚礁三维结构生态修复、造礁生物增殖技术这样的“行话”，她总说，自己就是在海底“植树造林”。
珊瑚礁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这座森林的框架生物是造礁珊瑚，它们的确具有很多植物特性，因此，珊瑚礁的生态修复技术与陆地上的植被恢复很相似。
简单说，首先要培育幼苗，把小的断肢养成“小树”，然后栽到海床上。珊瑚是附着生物，不能直接在水层中生长，就像树木需要土壤，移植之前需要进行基地改造。可惜珊瑚的生长速度不能和树木同日而语，生长最快的先锋种鹿角珊瑚，1年大概能长10厘米。
不仅“树木”的生长速度不同，海底作业的进程自然也会放慢很多。每一次深潛，每一次用沉重的工具敲击、固定，都要耗费工作人员巨大的能量。如果遇上风浪的破坏，已完成的进度有可能直接清零。正是因为海上项目的特殊性，这样的方法不可能像在陆地一样大规模推广，只能以点带面，集中建立示范区。目前，在建的有些示范区已经达到了百亩规模。
还有很多人问过黄晖，海上研究有多困难？她总是笑着说：“想那些干吗？”海上研究最怕遇上复杂多变的海况，黄晖坚持从不冒险，但每次遇到不得不返航的时候，她只是心在滴血，“那都是钱呐！”
在南海海底进行“植树造林”的工程已经持续了10年，但对生态系统的恢复来说不过只是一个开头。“再有10～20年，也许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真正的改变。”黄晖讨厌有人夸大她的工作，可同时她也坚持在自己的世界里保有一份乐观的心态。
黄晖说，自己还不算太老，现在不到50岁的年纪，至少还可以干10年。更何况，她现在还是个颇为吃香的女导师，不少慕名前来的年轻学生加入她的团队，和她一样，真心喜爱并且享受这份事业。
“小概率事件”
这部电视纪录片得以拍摄其实特别偶然。
2016年底，中科院和中央电视版承办的2016《科技盛典》邀请到赵致真作为评委。可要从100多位候选人中选出10位年度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科技创新人物”，老先生犯了难。
FAST望远镜、霍尔效应、人工智能、长征火箭、神舟飞船、天宫空间站……做出这些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的科学家无疑应该荣登榜巅，但有时候，研究的价值是不能简单用大小衡量的。
“很想让她评上，却眼看在第一轮就出局了，难免心怀怏怏。”来自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的女科学家黄晖的故事让赵致真格外在意，他用“柔情女儿打理南海生态”总结她的事迹。尽管素昧平生，赵致真竟然有种愧对和辜负的感觉。
出于职业的本能，赵致真决定把这个故事做成片子。但在过程中，老先生也怀疑过自己是否太过冒失。
挤出来的30万元可贵的资金，还有一个从来没有过水下拍摄经验的团队。因为买不起也租不起设备，他们只能购置基本器材，突击学习潜水知识。黄晖团队尽管全力配合，但出海舱位非常紧张，随行人员一再压缩。对于一部海洋纪录片来说，这样的摄制组实在有些“寒酸”。
已经年过七旬的赵致真没能去到现场，但为了这部纪录片的撰稿，之前对珊瑚的知识基本为零的他，一切从头学习。老朋友说他是“出傻力气，用笨办法，做科学的苦工”，可他拍摄的那么多科学片子，哪一部不是这样做的。
“《守护南海珊瑚林》属于急就章和短平快之作，不是哪个方面需要提升的问题，而是需要全面提升。”在接受采访中，他这样评价自己的作品。
那么，科学圈对赵致真的评价又是什么？
他花了20多年的时间投身科教影视，他创办第一个全国性大型科普电视栏目《科技之光》，拍摄科普电视片，他还做科普理论研究、撰写科普丛书，他是获得有科普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意大利普里莫·罗菲斯国际科普奖的中国人……李大光说，如果没有赵致真，中国就不会有专业科普电视的起步。这个学中文出身的电视科普人，在科学圈享有很高的声誉。
但让中科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大光遗憾的是，“《守护南海珊瑚林》的出现与赵致真一样，是个小概率事件，主要依靠个人努力，而不是中国科普影视界有规律性的有保障的可持续发展的产物”。 科普影视是一项“公益事业”
科学与影像的结合并不是一个新话题，直到现在，已经不会有人怀疑这么做的价值。
“文章用白纸黑字写得再形象生动，也要靠读者想象来重构和再现情景。影像却能让人‘百闻不如一见’，甚至用航拍、显微镜、动画特技延伸人的感官，信息量大得多。记者的摄像机是观众的眼睛，你去到哪里，观众也就身临其境。这是其他媒体无可比拟的。而科学领域就是纪录片选题的一座宝库。”赵致真说。
世界上最早的传统的科教影片在20世纪初就已经出现了，而很多人有所不知的是，在那个年代，中国同样出现了一位教育电影界的重要人物，时任南京金陵大学理学院教授魏学仁先生。尤其是1936年，他赴日本北海道拍摄的彩色影片《日食》，在国际上都获得了重要奖项。李大光回忆，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电影院在播放正片之前常常会有一段“加片”，都是些五六分钟的科教短片。电影作为当时非常有效的媒介之一，传播了大量直观生动的科学知识，影响了很多人。
可在技术发展的今天，视频时代的到来，科学、科学家的事迹却在荧屏上基本湮灭不彰，即使有人千辛万苦拍摄出少量的科学片，还要为播出大费周章。赵致真坦言，这关乎社会价值取向和市场选择的问题。
但在李大光看来，这样的选择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转变。科普影视的传播效率永远无法和新闻、娱乐、电视剧相比拟，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可为什么观众仍能看到BBC、国家地理、NHK每年出产大量科学类纪录片，还有《万有理论》《模仿游戏》《世纪天才：爱因斯坦》这样大制作的科学家传记电影、电视剧。“因为这个市场是需要支持和培育的。当电视、电影承担科学传播、教育的功能时，它是一项公益事业。”
李大光曾经详细研究过，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就将支持科学电视节目作为基金会资助的重要项目，每年投入大量经费。基金会还建立了“外聘顾问”基金评审制度，多数情况下邀请的都是科学教育领域的专家担任评委。这些“外聘评委”遵守“平等、客观和准确”的评审原则，为科学教育电视节目的投资奠定基础。
基金会未必会为所有支持的项目给予百分之百的经费支持，有可能提供项目所需经费的一部分。其余的经费需要由项目组织者从其他渠道寻找，包括企业、私人基金会和其他政府部门等。比如，在美国很有影响的“神奇学校汽车”电视节目就是由国家科学基金会、微软家用电器公司、能源部和纽约卡纳基公司共同赞助的。
NASA与美国国家地理频道也都在不断改进科学技术教育节目的播放，这些重要的措施使得美国的科学技术电视节目在世界各地廣泛传播，并且具有世界性的影响。
有了持续的投入，提升了节目和影片的质量，反过来它们也能从市场取得丰厚的回报。但中国并未出现这种良性互动的大环境。
“只有形成国家稳定支持的机制才可能真正让科普影视释放出活力，而不是依靠有限的个人和几次偶然的成功。”李大光说。
“而有了资助，经费的投放是否合理，能不能都用在刀刃上，去支持真正干活的人做有价值的事，也是问题。”赵致真直言，“当前科普项目的申报、评估、监管、验收都还缺乏严格合理的制度和规范，造成科普经费的旁落和浪费，投入产出比很不相称，也是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和改革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