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听汤沐海的音乐会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他当时担任澳大利亚昆士兰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早已是蜚声国际乐坛的华人音乐家了。他那次带着乐团来深圳演出引起了轰动，也使我第一次领略了这位才华横溢的指挥家在舞台上准确潇洒而又激情四射的独特风采。
　　不过，我与汤沐海的结缘，不是在深圳，也不是在国内，而是在万里之外的芬兰。
　　那是在2004年4月25日，我随一个中国新闻代表团去芬兰访问。那是一个迷恋音乐的国度，是诞生过大作曲家西贝柳斯的国度。到达赫尔辛基的当天，我们就被安排参观西贝柳斯音乐公园。而在参观的过程中，人们一听说我们来自中国，立即兴奋地告诉说，哦，中国人了不起，我们芬兰国家歌剧院的首席指挥，就是中国人!
　　此次来北欧之前，我就知道汤沐海于2003年初来到芬兰就任一家著名歌剧院的首席指挥，而且我还了解到，他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由该剧院的全体乐手和合唱团员投票选定的。这对一个中国指挥家来说，不啻是莫大的信任和崇高的荣誉。但是，我却没有想到，他在芬兰名气竟会这么大，连我们这些与他并不相干的中国人，似乎都在分享着他的一份荣光。尤其凑巧的是，这天下午，当我们前去参观芬兰有名的岩石教堂时，发现这里赫然张贴着一张音乐会海报，演出的时间就是26日，也就是翌日晚间，指挥正是汤沐海。能够在异国他乡赶上本国指挥家的音乐会，如此良机岂能放过?我与几位同行立即前去买票。可是售票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全场票子几乎卖光了，只剩下最前排、也就是最贵的几张票了。我们毫不犹豫地说，甭管多少钱，我们全包了!
　　岩石教堂并不是专业演出场所，但是，由于设计独特，大部分建筑都埋在半地下，且完全是以巨大的岩石堆垒而成，故而音响效果绝对一流，在这里聆听音乐被当地人视为难得的艺术享受。我们的票是在第一排，距离乐队不足10米。教堂的台子较剧场的舞台要低一些，这样一来，我们与乐手之间几乎是可以互相平视的。指挥台离我们就更近了，我们几乎可以听到汤沐海情绪激昂时那急促的喘息声。那天演出的曲目都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俄罗斯作曲家的作品，即格林卡的《柳德米拉序曲》、科萨科夫的《一千零一夜》与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汤沐海从走上指挥台就全神贯注于音乐，根本没有留意到前排有几位中国人。他的指挥动作如行云流水，潇洒自如，与乐队之间形神默契，水乳交融。乐音随着他的指挥棒时而轻快时而激昂时而哀婉时而深沉。满场观众则完全沉浸在他的音乐氛围里，安静得不容落针。当音乐会在老柴《悲怆》的高潮中戛然而止，全场掌声雷动鼓掌犹嫌不够，则全场顿足；顿足依然不够，最后则是高声欢呼。
　　汤沐海一次次谢幕，一次次接受观众的献花，一次次向乐迷挥手致意。笑意写满脸庞，汗水浸透衣裳。直到观众开始散去，他才发现就在他的眼皮底下，有几位讲汉语的观众依然在起劲地欢呼喝彩，他又惊又喜，一个箭步从台子上一跃而下……
　　显然，我们的到场给汤沐海带来了意外的惊喜。他兴奋得像个孩子，连呼“想不到想不到”，跟大家握手时还情不自禁地踮起脚来一颠一跳的。当得知新民晚报的金总来自上海，他立即改换乡音，讲起了家乡话。这时，我们发现在周围还有一些芬兰乐迷等着请他签名，不便占用他太多时间，便想与他告别。他却说，不行不行，你们是来自故乡的客人，我一定要请你们喝酒，咱们好好聊聊!
　　这样的盛情是不能谢绝的，况且，大家也正想跟这位大名鼎鼎的指挥家叙叙乡情。于是，我们临时商定，转天晚上到汤沐海家里去欢聚一番。
　　汤沐海的住所在赫尔辛基一条繁华的街道上，是一座欧式公寓，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了。汤沐海为我们准备了丰富的熟肉制品，各种欧式零食还有大批的啤酒、红酒乃至白酒。他跑进跑出地张罗着，说本来想请我们去饭馆吃饭，可是想来想去觉得不妥，家乡来人自然要在家里接待才够意思，你们说是不是?
　　这位脱去了燕尾服的指挥家，顿时显露出其真诚朴实、热情率直的性格特征。那天晚上，他喝了不少酒，说了不少话，向这些新闻界朋友“大规模”打探国内的新闻消息，同时也向这些故乡人“大规模”抒发自己思乡怀旧的情愫……
　　我一向不胜酒力，但那天受到汤沐海的感染，也喝了一些酒，一定也说了不少酒后的真言。但到底说了什么，如今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我们一直聊到夜深人静时分，才告辞出来。此时的汤宅客厅里，已经是杯盘狼藉了。汤沐海一直把我们送到街头，并与我们击掌相约“北京见!上海见!深圳见!”……
　　这段异国偶遇，深深铭刻在我的记忆里。但是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这次会面竟引出另外一段更为珍贵的书缘。那是在我回国的两个多月后，我忽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话筒中传来一个操上海口音的老太太的声音：“你是侯军先生吗?你肯定不认识我，我叫蓝为洁，是汤沐海的妈妈，是他叫我跟你联系的……”
　　原来，汤妈妈刚刚出版了一本关于儿子的书，汤沐海特意让她给我寄来一本。“汤沐海一再跟我说起你，说你既懂音乐又懂绘画，在芬兰你们很谈得来，一定要我给你寄本书。我打这个电话，是想确认一下你的通信地址……”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感动的电话。我向远在上海的老人家表达了由衷的谢意，并请她转达我对汤沐海的问候。几天以后，书就寄到了，书名就叫《汤沐海》，副题为《我把生命献给音乐》。扉页的左下方是作者蓝为洁老妈妈的亲笔题字。
　　我当即开始翻阅这本独特的母亲写儿子的专著。虽说这本书厚厚的有400页，读起来却很轻松，因为里面用了大量篇幅描写一个音乐家的成长故事，从他出国留学如何邂逅卡拉扬大师，一直写到他在世界乐坛纵横驰骋20多年，最终成为一个欧洲著名歌剧院的首席指挥。老人家的文笔质朴而轻盈，好似一个慈爱的母亲絮絮叨叨地跟邻居们讲述自己儿子的传奇经历。这本书，不但让我更清晰地认识了汤沐海，而且认识了他的艺术家庭——他的父亲、著名电影导演汤晓丹，他的哥哥、著名油画家汤沐黎以及他的母亲、作家蓝为洁。我给汤妈妈打电话，向老人家畅谈了自己的读后感。我从老人家的声音里听出了一个成功母亲的那种自豪和满足。
　　作为回赠，我把刚刚出版的我与范曾先生的对话录《诗意的裁判》寄给了蓝为洁老妈妈。她很快就回了电话，说很喜欢这本书，还希望我日后再出新书一定要寄给她。我答应了。
　　一晃，就到了2006年，我的散文集《收藏记忆》和美术评论集《读画随笔》出版了。我给汤妈妈打电话，问她是不是把赠给汤沐海的书也一并寄到上海，由汤妈妈转交?汤妈妈立即回答说“先不要寄了!汤沐海6月下旬要去广州指挥一场音乐会，届时我也要去广州，索性你也来听音乐会吧，顺便把书带来就行了。我们还能见个面，不是更好?”我自然很高兴，当即相约广州见面。
　　大概在演出前的三四天吧，广州星海音乐厅的工作人员给我打来电话，说是受汤沐海先生的委托，邀请我赴会并交代了具体的联系办法。我由此感受到汤沐海办事的严谨和细心。我知道，指挥家在演出前是不能分神的，因此，我在演出那天赶到广州之后并没有去打扰他。不过，当我来到音乐厅时，早有工作人员拿着一份名单恭候嘉宾入场，我发现，那名单上也有蓝为洁的名字，立即急迫地问：汤妈妈来了吗?我想立即见到她!而我得到的回答却是因为汤晓丹先生突然生病，汤妈妈没来广州。我不禁有些失望。
　　然而，精彩的音乐会很陕就把蒙在心头的那一缕遗憾一扫而光了。散场后，我来到后台看望汤沐海，推门之际，发现他正在换衣服，我说声抱歉正想退出，他却一伸手把我拉进屋子，一面朗声大笑与我打招呼，一面张开臂膀与我拥抱，连同他那未及擦干的热汗与演出大获成功的喜悦一同传递给我。我被眼前这个解衣磅礴全情投入于音乐的艺术家深深地感动了，脑海中不禁回味起汤妈妈那本书的副题《我把生命献给音乐》——是啊，面前的汤沐海，不正是这本书的活生生的再现吗?真是“知子莫如母”啊!
　　我问候了汤老伯的病情，同时也对汤妈妈未能南下表示遗憾。汤沐海则转达了母亲对我的问候，希望我有机会到上海一聚。我把自己的书题赠给汤沐海，并请他把题赠给汤妈妈的书转交给老人家，汤沐海却摇摇头说，这次恐怕不行了，我不回上海了，明天就从香港回欧洲了。你还是直接寄给她吧!
　　离别之际，找请汤沐海也在汤妈妈的那本书上签名。他打开扉页一看，笑着说，你看，妈妈已经把中间的位置给我留出来了!随后大笔一挥，完成了作者妈妈与主人公儿子在同一扉页上的“母子合璧”。
　　2009年3月6日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