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许书明教授新作《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即将出版，来电嘱我写序。我本一草根教师，一辈子在教学第一线耕耘，对语文教育史研究甚少甚微，作序无疑是挑千钧重担，极不相称。然而，对中学语文教师而言，该书向市，无疑是学习的好材料，能从中得益提升；加之许教授的邀写盛情，就不揣唐突，谈一点鄙陋之见，求教于语文教育方家与语文教育同行。
　　研究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的意义与价值，许教授在该书“导论”中已阐述得清楚明白，我十分赞同，在此赘言几句当今语文教学中的乱花已经迷人眼的现状，不过是更为强调此项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语文学科的改革与实践在基础教育设置的诸学科中，从认识到做法大概是最为活跃的，提法林林总总，实施琳琅满目，其中不乏符合学科教育规律与学生认知规律的启人深思的经验，但冷静思考梳理，就可发现在喧嚣声中良莠并存，鱼龙混杂，干扰学生语文能力、语文素养的切实提高。简言之，有两种状况特别值得关注，应对之持清醒的态度。
　　一是隔断历史。一讲到语文，只认定独立设科以来的百年历史，百年前的全是糟粕，不屑一顾，甚而认为不是语文，没有语文。平心而论，我们的现代语文，除了特定的年代、特定的政治运动对语文学科的目的任务干扰乃至冲击外，中小学语文的理念与做法，基本上沿用独立设科以来的指导思想，从大纲制定，教材编写，练习设计，到考试评价，尽管有种种调整与变动，但航向并无质的变化。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1904年1月）颁布癸卯学制，我国语文课程独立设科自此开始。当时新学堂的学制、课程以至教材，大都从东西方先进国家引进，但语言文字独立设科，须我们自己探索建设，因而中国文学一科应运而生。《学务纲要》中明确规定“其中国文学一科，并宜随时试课论说文字，及教以浅显书信、记事、文法以资官私实用。但取理明词达而止……”又明确：“中小学堂于中国文辞，止贵明通。”显然，这个学科的目的任务是把握文辞的训练，达到实用的目的。关键词两个，一训练，二实用。在当时向西方科学顶礼膜拜的环境中，许多学科尤其理科，由国外直接引进，中国语文当然不可能直接引进，但重视“现代性诉求”，受西方技术至上的思想影响，完全不足为怪。比如叶圣陶年青时曾明确地说，“一般人以为国文教学只需继承从前的传统好了，无须乎另起炉灶，这种认识极不正确，从此出发，就一切都错。”在《国文教学》中又说：“国文教学固然要重视精神训练，但尤其要重视技术训练，即重视了解文字和运用文字的训练”“……把训练的一切责任都担在自己肩膀上，实在是不必要的”。语文教学为寻求一条提高质量的途径，几十年来，一直在语文知识结构、语文能力训练方面作系列化、序列化、科学化、线性化的不懈探索，然而，效果不理想。1978年3月16日吕叔湘在《人民日报》上对语文教育的责难就是明证。
　　语言文字具有实用功能，语文能力的提升须经过一定程度的训练，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不能把它推到极端，成为语文教育的全部。把技术至上推到极致的是标准化试题引入高考与应试教育的全覆盖。那些公开课、示范课、研究课等，因改革需要，或媒体需要，不过是点缀、表演，语文教学的常态是课内课外知识点操练，考试点操练。因考而教，分数至上，已形成教师的习惯性思维，形成教师的有意教学行为与无意教学行为。这不能不说是悲哀。
　　语文为何物？语文教育究竟做什么？有识之士，有使命感的语文教师，不断在叩问，不断在寻觅，面对强大的应试潮流，面对理性工具的强大气流，步履维艰。
　　发展是不能割断历史的，那是血肉相连的命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更是如此。中国古代语文尽管未独立设科，尽管是文史哲不分家，但其中对语言文字的学习与掌握还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割不断，甩不掉的。了觧其中的利弊得失，有益于今天走好健康发展的路。可惜的是相当数量从事语文教育的人对古代语文教育不了解，不研究，不知觉，影响对问题系统的全面的思考。这块短板确实应该补上。
　　二是误解曲解，割裂剥离。新世纪语文课程改革，回溯古代语文教育历史，参照与借鉴东西方语言文字教育的理念与做法，从本国语文学科实际出发，形成了语文课程设置的一些新思考新做法。新课程标准不可能十全十美，一定是在实践检验中不断调整，不断修正，不断完善。然而，现实情况是在实施过程中磕磕绊绊，七折八扣。为考而教，为分而战，当然不必述说，就是在理解上也大相径庭。角度不同，衡量的标尺各异，在实践中呈现的就乱人耳目。尽管做法纷呈，但误解内涵、割裂剥离是常见形态。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意识、思想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早在19世纪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是人类独有的，是只有人类才拥有的工具。这一工具和其装载的思想、文化不可分割。语言符号因意义而存在，离开意义，符号就不成其为符号。20世纪80年代世界人文科学的一次最大的革新就是语言科学的突破。语文不再是单纯的符号系统，它有丰富的文化心理特征。而汉语言文字更是有深厚的文化历史积淀，既有工具性，又有人文性。二者是一个统一体的不可分割的两个侧面。没有人文，就没有语言这个工具；舍弃人文，就无法掌握语言这个工具。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学科的本质特征。
　　道理本清楚明白，但教学实践只教语言文字，讲求实用有之；脱离文本，架空讲文本内容，还美其名曰强调人文有之。究其原因，均在“割裂”“剥离”上下了功夫。黑格尔曾经以洋葱头比喻文化，他说，剥掉一层皮，就是剥掉一层肉，所有的皮剥掉了，肉也就没有了。语言文字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何尝不是如此？语言文字的“体”和人文的“魂”要融为一体，魂要附体，体中要有魄，硬剥离开来，语言文字成为僵死的符号，魂也无处安息。社会发展，时代进步，学科育人核心素养越来越明确，只是“训练”与“实用”大概远不能适应要求。至于脱离语言文字，空讲内容，无限拓展、延伸，不是对人文的误解，就是故作高深，哪还是什么语文课？教学是老老实实的事，尊重文本、尊重学生是底线，来不得半点虚浮与甩卖。被市场经济裹挟，用营销的手段推波，是万万行不得的。
　　学术是有尊严的。中小学语文教育不可能像高等教育专业课程学术要求高大上，但它毕竟是学科，是课程，有发展脉络，有理论支持，同样也是有尊严的，不可只凭主观臆断。语文教育是母语教育，任何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绝不掉以轻心。语文能力、语文素养是人生存、发展的基础，跟随人的一辈子，它的高低优劣对人的成长成才至关重要。学好语文，是学生的权利；教好语文，是教师的责任和义务。为此，教师须弄清楚中国语文是什么，它担负着怎样的使命，它的源头在哪里，主流支流是什么，哪些经验可传承，哪些陈腐的负面的糟粕要丢弃，发展的走势如何，独立设科前后为何衔接、融通而非此消彼长，彼消此长，二元对立……凡此种种，《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均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博采众家研究之长，提炼出自己的真知灼见，以飨广大语文教师。
　　大学教授，能眼睛向下，切实研究中小学教师提高教学素养之需，我这名耄耋之年的草根教师，由衷地奉上敬仰之意与感激之情。
　　2016年7月于上海
　　[本文为于漪老师为《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一书写的序言，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