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彭真同志对我说：“我爱读诗，但不写诗。诗为心声，是感情的宣泄；诗又是艺术，要写好，没有功底不行。不能说我没有心声、没有感情，只是没有下过功夫，写不好。”他说这话，是中肯的。我曾目睹他读毛泽东诗词和鲁迅诗时的专注与兴奋。他还与我共赏过瞿秋白的诗，并对我逐首讲解诗中的含意和秋白当时的心情，颇有独到见解，使我受益匪浅。


　　至于他说不写诗词，并不确切。至少我见过两首：一首是词，写于1975年5月24日，是在“文革”中身陷囹圄9年后被“流放”秦岭商洛山区与妻子、儿女团聚时感情的抒发（这首词已记入《彭真年谱》）。再一首是诗，写于1981年2月5日，这首诗对我来说格外珍贵，一则它是特意写给我的，二则它是一首哲理诗，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宇宙观，可以说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我们这些后来人的政治思想遗产。
　　一
　　1980年，彭真同志78岁，已逾古稀，工作却是异常繁忙，除了协助叶剑英委员长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以外，在他的工作日程上有三件大事：一是作为“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主持研究、指导“两案”（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案）审判工作；二是作为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持修宪工作；三是作为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主持整顿社会治安工作。用彭真同志的话说，三件大事“都关系着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要对人民负责，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一点儿马虎不得”。他肩上的担子之重，可想而知。
　　1981年1月27日至2月10日，彭真同志在广东视察、调研，主要抓两件事：一是研究继续开展整顿社会治安工作；二是研究国营工厂法和经济合同法的起草问题。当时，我作为彭真同志的秘书，参加了首长的那段繁忙活动。那年2月5日是春节。节前几天，千家万户都在忙着准备过节，彭真同志抽空儿带上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人从广州珠岛宾馆移居从化休息，住一号楼。对于彭真同志来说，“休息”从来都是另一种工作方式，只是不找人开会、谈话罢了。2月4日是除夕，在从化休息的各家早就陆续回城过节去了，当天只剩我们这一家人。傍晚，彭真同志带上警卫、医生、护士乘车去广州参加军民春节联欢晚会。彭真同志的夫人张洁清同志因在秦城监狱被关押期间脚受了伤，行动不便，没有同去广州。我则需要值班，随时准备接电话、收文件。因此，从化的除夕夜，只有一号楼亮着灯，只有洁清同志和我这一老一少在守岁。凌晨二时，彭真同志一行才从广州回到从化。老人家一进门，没有去看洁清同志，而是直奔秘书的办公室，上来就问：“有没有事？有没有北京来的电话、文件？”我说：“没有。都过节了，还能有什么事？”彭真同志严肃地说：“你不懂啊！过节期间，只要有事，就是大事。”然后，又和蔼地说，“你也累了，休息去吧。准备过年！”
　　我回到卧室，上了床，却翻来覆去，总是睡不着，在彭真同志身边工作的日日夜夜，直到刚刚过去的情景，就像过电影一样，一幕一幕闪现在眼前。彭真同志這一辈子，除了工作，还是工作，这是什么精神啊！我被深深地感动了。于是，翻身起床，激情满怀，凑得一首“七绝”——《老骥》：
　　为酬华夏日奔驰，
　　碧海青天应有知。
　　最是摧人肝胆裂，
　　伏枥老骥长鸣时。
　　——庚申除夕于从化
　　大年初一，从化的黎明静悄悄，远处依稀传来辞旧迎新的鞭炮声。上午九时前后，一家人陆续聚集在一号楼客厅，没有仪式，没有歌舞，不过是简朴的家庭聚会，无拘无束地聊天、逗笑，与平时不同的无外乎是茶几上摆了点心、水果、花生、瓜子。开场锣鼓是我敲响的。我说：“彭真同志，洁清同志，祝二老新春愉快。过大年了，我来凑个雅兴吧。”于是，念了那首《老骥》。彭真同志饶有兴味地听完，拿去我的诗稿，看了两遍，没有说话，返回卧室去了。过了十来分钟，重到客厅，把一张纸递给他的小儿子傅亮，笑着说：“文人对诗，讲究唱和。我不是文人，也来凑个雅兴，和你一首。亮亮，你念。”也是四句：
　　宇宙沧桑自飞驰，
　　道是可知似难知。
　　轻风微波震山裂，
　　去腐更新无尽时。
　　——韵步老骥
　　二
　　诗兴起，不可收。接着，彭真同志又开玩笑地说：“亮亮，能写七步诗的曹植（曹操幼子）不在了，我谅你写不出什么诗来。你就念一首吧，就念那首。”傅亮“领命”便念，是苏轼老年被贬官密州的第二年（1075）作的一首抒发爱国情怀的豪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念毕，傅亮对我耳语：“这是老爷子最喜欢的一首词，这两年常拿出来读。”当时，我看着彭真同志凝重的神情，心里怦然一动。眼前这位鬓已霜的老革命家是不是借苏轼的这首词，抒发自己在“文革”中失去人身自由12年半之后复出的胸怀呢？我想，大约是的。
　　之后不久，彭真同志又一次谈论诗词时，说起那次我们二人对诗唱和，特地对我讲解了他那首诗的含意。他说：若论诗，你那首写得比我那首好，含蓄，有感情，又不落俗套，韵律、平仄都对，也比较工整。严格说来，我那首算不上什么诗，思想表达还算比较完整、准确，只是显得直白了一些。韵是对的，是步你那首《老骥》的韵，平仄则不大合乎规矩，改了几次，苛求平仄，却又不能准确表达我的本意。何必以词伤意？算了吧，不改了。我想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宇宙观。第一句“宇宙沧桑自飞驰”，意在说明：苍茫宇宙，世上万物，沧海桑田，千变万化，动力是源于事物内部的，外部因素只不过是影响事物变化快慢和大小的条件。第二句“道是可知似难知”，意在说明：不可知论者的观点不对。中国老庄哲学讲的“道”，可以理解为我们说的规律。坚持实事求是，一定可以认识规律，但是，真正认识规律，又不容易，因为规律是反映事物本质的，总是掩盖在事物表面现象之下，让人看不见、摸不着，只有下功夫去求才行。第三句“轻风微波震山裂”，意在说明：按照客观规律，事物变化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量变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一阵轻风微波就会引发天崩地裂，产生质的飞跃，于是，新事物产生了。第四句“去腐更新无尽时”，意在说明：不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新陈代谢、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过程是无尽无休的。这里，彭真同志与其说是在讲诗，不如说是给我上了一堂精辟的哲学课。
　　三
　　转眼十年过去。1990年12月1日至1991年3月18日，彭真同志在浙江考察、“休息”，住在西湖宾馆（刘庄）一号楼。在他那段“休息”期间，我每月去杭州一次，每次10天左右，帮他整理《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专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3月出版）。1991年1月初那一次，我斗胆第一次向彭真同志伸手讨一幅墨宝，他爽快地答应了，问：“写什么？”我说：“就写10年前你写给我的那首诗，而且要写上我的名字，因为那是我的‘专利’。”他笑了，说：“你还要‘专利’呀！怎么写？”我说：“写‘嘱景宇’三个字吧，取前辈嘱咐晚辈永远坚持马克思主义宇宙观，实事求是，追求真理之意。”2月再去，字已写好，苍劲有力的47个字跃然于一方宣纸之上，字如其人，很有气势。诗前加了“随笔”二字为题，诗后写了“景宇同志嘱题”，落款“彭真”，日期写的是“一九九一年一月九日”。
　　我向彭真同志表示感谢，同时特别说明“景宇同志嘱题”六个字不妥，使我感到不安。他说：“为什么不安呢？我讲过，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用在人际关系上，就是：从党内讲，同志之间，从国家讲，公民之间，不论年龄大小、资历长短、地位高低，应该人人平等，是就是，非就非，谁掌握了真理，谁说得对，就听谁的。说老实话，作为诗，我对自己写的这一首并不满意。所以，取名‘随笔’。写随笔，还不行吗？我们共事多年，是老朋友了。就算作个纪念吧。”多么珍贵的纪念啊！
　　回京之后，我把老人家那幅字拿到荣宝斋装裱起来，一直挂在书房。每当我坐在案头办公、读书，抬头一望，见其字，如见其人，往事就会浮入脑海，彭真同志的音容笑貌清晰可见，他对我的谆谆教诲言犹在耳。不能忘，也不敢忘啊！
　　（摘自《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