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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群山之巅》渗透着明显的生态意识。无论是从自然文化中对自然景观的天人合一的体验和对一些动物形象的灵性描写、与人类的相互关爱，还是从人文文化中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生态环境破坏、人类原始活力枯竭，以及鄂伦春文化中显现的生态意识，都体现了对于人类生态建设的关注。
关键词：《群山之巅》 生态意识 自然 文化
迟子建的小说不仅有着对自然诗意的描写、美妙的意境，并且在内容上也关注人类与自然、自身的现实关系。作者对鄂伦春族文明的凋落谱写了一首挽歌，在人与自然、动物之间的关系的描写中渗透着生态意识，尤其是在现代文明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精神造成一定损害的今天，迟子建的创作就更加富有意义。
一、自然文化与生态意识
生态意识最早是由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谈到的：“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把社会意识的尺度从人类扩大到土地（自然界）。”[1]他强调将人类的道德自觉扩展到整个自然界，主动去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基鲁索夫则将生态意识定义为：“生态意识是指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可能性，最优解决社会和自然关系问题方面，反映人和自然相互关系问题的诸观点、理论和情感的总和。”[2]我国学者陈铁民认为：“生态意识是一种社会意识，是根据社会生态系统运动规律，如何从最优角度反映、解决人、社会与自然关系问题的认识。”[3]强调的是人对自然的主动性的重要性。刘湘溶将生态意识定义为：“人类以对包括自己于内的自然中的一切生物和环境的关系的认识成果为基础，而形成特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取向。”[4]可以看出，自然意识就在人类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处理人与自然、自身的方法进行不断调整。
（一）“天人合一”的传统生态观
首先迟子建小说中“天人合一”的生态观表现在对大自然的敬畏上。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人无所畏惧，生态危机接踵而来。正如罗马俱乐部创始人佩奇说的：“人类的困境正是传统发展观导致的必然结果，人们忘记了自然是赋予人类的发展的基础。”只有像恩格斯所说：“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統治异族一样，绝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5]如此，人类才能躲过自然的惩罚。
这种“天人合一”的生态意识还体现在人与自然情感的互通中。“天”是生命的起源，即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在安雪儿眼中，月亮、星星是和人类一样的玩伴，同样有生命。“人类早期的医药仪式，萨满教通过唱歌、念咒、跳舞来治病消灾。他们认为疾病是由于自然界失去平衡与和谐的状态而导致的，古人通过肉体与地球的类比来解释和表现平衡。”[6]这些早期人类的幻想通过与自然、自身的情感结合、互通。
（二）动物形象的灵性体验
迟子建笔下的动物形象具有人类的情感，有生命之物和无生命之物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界限。小说《群山之巅》中，辛七杂的出场伴随着一群鸡鸭鹅狗的出场，这些生物能体会出人身上死亡的气息。绣娘的白马更是灵性的代表。正如史怀泽提出“敬畏生命” “尊重生命”。他说：“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包括那些从人的生命立场来看的、显得低级的生命也是如此。”[7]就是因为做到了敬畏生命，迟子建笔下的动物形象才能被人类用心去感知，从而获得了一种情感上的沟通。
在人与动物的相互关爱中，人类得到心灵的慰藉。迟子建的动物世界里没有较多地对凶猛动物的力量的赞美，较多的是对通人气的动物的关注。利奥波德的大地理论认为：“气候、水、动物和植物都是大地共同体的一员，都有它存在的权利。”迟子建更是将动物作为同样具有情感的个体与之相互关爱。辛开溜将狗取名爱子，这只狗已经成为他思念妻子的寄托，也是唯一的伴侣。文章写道：“辛开溜的墓地是爱子选的……当辛开溜的灵车到达龙盏镇时，爱子在北口迎接，呜呜嚎叫，它在西山刨的墓穴，印满花形爪印。”[8]298
二、人文文化与生态意识
与张炜、郭雪波、叶广芩等作家一样，迟子建的小说有着浓厚的生态意识，这不仅仅表现在对自然景观和生物的关注上，也表现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生态变化、科技对人的精神状态的影响、社会的危机以及古老文明、习俗的衰落等问题上。
（一）现代化文明进程中的生态意识
迟子建的大量作品，如《北极村童话》《福翩翩》《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抒写的是对古老乡村文明和大自然的美好体验。迟子建生长在黑龙江的大兴安岭，童年的乡间记忆让迟子建对人生有着最朴素的理解。正如她说：“可能是因为我自幼生活在大自然中的缘故……虽然小说是作家创造的，但我的感觉也是自然创造的，所以它就更应该是美的。”[9]可见大自然在迟子建心中的价值和对其创作的影响。
小说《群山之巅》的故事发生在龙盏镇。“镇”是具有特别意义的，它既有城市的特点，又有乡村的一些性质。在20世纪的中国，每一个镇都发生着社会的转型。小说虽然没有直接描写城镇是如何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建设，但一系列事件如毛虫灾害、农药、食品添加剂的过度使用、安大营掉进河道大坑的死、地质工程师的探矿，都反映了现代化正渗透着这个城镇。而作者的意图则是通过唐汉成来叙述的：“而他在山里长大，热爱大自然。每当疲惫地回到青山县，看见山，看见清澈的河流，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他的血液就畅通了，一路的风尘也被洗去了。”[8]43对于矿物勘探者而言，不惜采用误伤的手段来维护龙盏镇的“太平”。
（二）鄂伦春文明的挽歌与生态意识
中华民族各民族相互融合相互包容，在团结中形成了各自独立的精神文化。如果要找寻汉族凝聚力的来源，费孝通曾认为：“农业经济是一个主要的因素。看来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平原落入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里，迟早就会服服帖帖地、主动融入汉族之中。”[10]在迟子建笔下，不论是《北极村童话》，还是《额尔古纳河右岸》，都是用鄂温克族的历史、风俗、建筑、饮食乃至萨满文化，来表达对这种古老文明衰落的惋惜，但《群山之巅》却用更加深刻的笔触把目光落在了城市对乡村文明和人类思想生活的影响之上。 首先，迟子建歌颂了鄂温克族人的原始的生命力、活力，“我从小在大兴安岭长大……这支部落现在就剩两百多人了，我去内蒙古的根河追踪这支部落的时候，心情是沉重的。我痛心的是，现代文明的进程正在静悄悄地扼杀着原始之美、粗犷之美。”[11]迟子建笔下的鄂温克族人充满了原始的生命力、活力，游牧生活“逐水草而居的方式”保留了原始人类的生机。古约文乡是鄂伦春人的居住地，绣娘的身上较多地保留着古鄂伦春人的活力，心里也像明月般纯净。
其次，风葬等一些习俗也体现出鄂伦春文明所具有的生态意识。“风葬”是一种古老的葬俗。黑龙江省兴安岭地区的鄂伦春族在树杈上或树与树之间搭横木，上铺篱笆，将死者放上，再以树枝或篱笆覆盖。也有将死者装入木棺再置于树与树之间的横木上的。[12]这种丧葬形式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鄂伦春人外出行猎经常有人死于山中者，这是及时安葬的手段；另一方面，丧葬是一种宗教性的习俗。风葬在一些居住形式上类似巢居，是远古时代人们巢居的生活情景在葬俗中的一种折射。迟子建也认为：“他们为什么风葬？ 在我想来，就是他们要让自己的躯体与天相接，灵魂这时就会在晚风和晨露中脱壳而出，化做云朵。”[11]
三、对人类精神冷硬的批评
迟子建曾经说：“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没有任何地方会成为世外桃源。过去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更是人的意义上的。”[13]由此可见，迟子建作品的生态意义包含着人类精神上的生态精神。
迟子建的小说塑造了许多充满神性的美好人物，但隨着现代化大潮的侵袭，人的恶逐渐暴露。《群山之巅》里，安雪儿可以说是美好人性的代表，她像尘世中的精灵一样。她的父亲安平是个正义、重感情、有担当的汉子，奶奶绣娘更是具有少数民族人民身上特有的热情与古朴。在这种对比下，辛欣来就显得充满了人性之恶——他嫌弃龙盏镇家乡。老魏则崇尚享乐消费主义。还有单尔东，成名后抛妻弃子。这显然是经济浪潮蛊惑了乡土人们，使他们出现了虚荣心与欲望。不过，迟子建在恶中始终坚持着把温暖和爱留给了这个世界，她坚信“这个世界上的恶是强大的，但比起恶来，爱与美更强大”[14]。
迟子建的作品在当代主流作品中题材和人物形象都是独树一帜的，也正如她自己所说：“就像大兴安岭一样，它太偏远了，不是什么中心，就在边边角角的一个小地方，你可以注意它，也可以完全把它忽略。个人的能力太微弱了，别说一个作家对文学史有多大影响，我觉得我能对自己有点影响，不停地用写作来改造自己，就挺了不起了。”[11]迟子建就以这样的方式来守卫着这片美好的生态理想家园，带领人们关注自然，引领人们的新视野和新生活。
参考文献：
[1]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22.
[2]B·基鲁索夫，著.余谋昌，译.生态意识是社会和自然最优相互作用的条件[J].世界哲学，1986（04）.[3]陈铁民.论现代生态意识[J].福建论坛（文史哲），1992（04）.
[4]刘湘溶.论生态意识[J].求索，1994（02）.
[5]马克思.马克思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76.
[6]张艳梅，吴景明，蒋学杰.生态批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8.
[7][法]史怀泽.敬畏生命[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69：133.
[8]迟子建.群山之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9]迟子建，周景雷.文学的第三地[J].当代作家评论，2006（04）.
[10]费孝通.中国文化的重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28.
[11]郭力，迟子建.迟子建与新时期文学——现代文明的伤怀者[J].南方文坛，2008（01）.
[12]夏之乾.风葬略说[J].内蒙古社会科学，1982（04）.
[13]迟子建，刘传霞.我眼里就是这样的炉火——迟子建访谈[J].名作欣赏：鉴赏版旬刊，2015（28）.
[14][俄]瓦·拉斯普京.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乔梁，女，牡丹江师范学院2015级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责任编辑 刘冬杨）
关键词：《群山之巅》 生态意识 自然 文化
迟子建的小说不仅有着对自然诗意的描写、美妙的意境，并且在内容上也关注人类与自然、自身的现实关系。作者对鄂伦春族文明的凋落谱写了一首挽歌，在人与自然、动物之间的关系的描写中渗透着生态意识，尤其是在现代文明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精神造成一定损害的今天，迟子建的创作就更加富有意义。
一、自然文化与生态意识
生态意识最早是由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谈到的：“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把社会意识的尺度从人类扩大到土地（自然界）。”[1]他强调将人类的道德自觉扩展到整个自然界，主动去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基鲁索夫则将生态意识定义为：“生态意识是指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可能性，最优解决社会和自然关系问题方面，反映人和自然相互关系问题的诸观点、理论和情感的总和。”[2]我国学者陈铁民认为：“生态意识是一种社会意识，是根据社会生态系统运动规律，如何从最优角度反映、解决人、社会与自然关系问题的认识。”[3]强调的是人对自然的主动性的重要性。刘湘溶将生态意识定义为：“人类以对包括自己于内的自然中的一切生物和环境的关系的认识成果为基础，而形成特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取向。”[4]可以看出，自然意识就在人类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处理人与自然、自身的方法进行不断调整。
（一）“天人合一”的传统生态观
首先迟子建小说中“天人合一”的生态观表现在对大自然的敬畏上。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人无所畏惧，生态危机接踵而来。正如罗马俱乐部创始人佩奇说的：“人类的困境正是传统发展观导致的必然结果，人们忘记了自然是赋予人类的发展的基础。”只有像恩格斯所说：“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統治异族一样，绝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5]如此，人类才能躲过自然的惩罚。
这种“天人合一”的生态意识还体现在人与自然情感的互通中。“天”是生命的起源，即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在安雪儿眼中，月亮、星星是和人类一样的玩伴，同样有生命。“人类早期的医药仪式，萨满教通过唱歌、念咒、跳舞来治病消灾。他们认为疾病是由于自然界失去平衡与和谐的状态而导致的，古人通过肉体与地球的类比来解释和表现平衡。”[6]这些早期人类的幻想通过与自然、自身的情感结合、互通。
（二）动物形象的灵性体验
迟子建笔下的动物形象具有人类的情感，有生命之物和无生命之物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界限。小说《群山之巅》中，辛七杂的出场伴随着一群鸡鸭鹅狗的出场，这些生物能体会出人身上死亡的气息。绣娘的白马更是灵性的代表。正如史怀泽提出“敬畏生命” “尊重生命”。他说：“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包括那些从人的生命立场来看的、显得低级的生命也是如此。”[7]就是因为做到了敬畏生命，迟子建笔下的动物形象才能被人类用心去感知，从而获得了一种情感上的沟通。
在人与动物的相互关爱中，人类得到心灵的慰藉。迟子建的动物世界里没有较多地对凶猛动物的力量的赞美，较多的是对通人气的动物的关注。利奥波德的大地理论认为：“气候、水、动物和植物都是大地共同体的一员，都有它存在的权利。”迟子建更是将动物作为同样具有情感的个体与之相互关爱。辛开溜将狗取名爱子，这只狗已经成为他思念妻子的寄托，也是唯一的伴侣。文章写道：“辛开溜的墓地是爱子选的……当辛开溜的灵车到达龙盏镇时，爱子在北口迎接，呜呜嚎叫，它在西山刨的墓穴，印满花形爪印。”[8]298
二、人文文化与生态意识
与张炜、郭雪波、叶广芩等作家一样，迟子建的小说有着浓厚的生态意识，这不仅仅表现在对自然景观和生物的关注上，也表现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生态变化、科技对人的精神状态的影响、社会的危机以及古老文明、习俗的衰落等问题上。
（一）现代化文明进程中的生态意识
迟子建的大量作品，如《北极村童话》《福翩翩》《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抒写的是对古老乡村文明和大自然的美好体验。迟子建生长在黑龙江的大兴安岭，童年的乡间记忆让迟子建对人生有着最朴素的理解。正如她说：“可能是因为我自幼生活在大自然中的缘故……虽然小说是作家创造的，但我的感觉也是自然创造的，所以它就更应该是美的。”[9]可见大自然在迟子建心中的价值和对其创作的影响。
小说《群山之巅》的故事发生在龙盏镇。“镇”是具有特别意义的，它既有城市的特点，又有乡村的一些性质。在20世纪的中国，每一个镇都发生着社会的转型。小说虽然没有直接描写城镇是如何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建设，但一系列事件如毛虫灾害、农药、食品添加剂的过度使用、安大营掉进河道大坑的死、地质工程师的探矿，都反映了现代化正渗透着这个城镇。而作者的意图则是通过唐汉成来叙述的：“而他在山里长大，热爱大自然。每当疲惫地回到青山县，看见山，看见清澈的河流，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他的血液就畅通了，一路的风尘也被洗去了。”[8]43对于矿物勘探者而言，不惜采用误伤的手段来维护龙盏镇的“太平”。
（二）鄂伦春文明的挽歌与生态意识
中华民族各民族相互融合相互包容，在团结中形成了各自独立的精神文化。如果要找寻汉族凝聚力的来源，费孝通曾认为：“农业经济是一个主要的因素。看来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平原落入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里，迟早就会服服帖帖地、主动融入汉族之中。”[10]在迟子建笔下，不论是《北极村童话》，还是《额尔古纳河右岸》，都是用鄂温克族的历史、风俗、建筑、饮食乃至萨满文化，来表达对这种古老文明衰落的惋惜，但《群山之巅》却用更加深刻的笔触把目光落在了城市对乡村文明和人类思想生活的影响之上。 首先，迟子建歌颂了鄂温克族人的原始的生命力、活力，“我从小在大兴安岭长大……这支部落现在就剩两百多人了，我去内蒙古的根河追踪这支部落的时候，心情是沉重的。我痛心的是，现代文明的进程正在静悄悄地扼杀着原始之美、粗犷之美。”[11]迟子建笔下的鄂温克族人充满了原始的生命力、活力，游牧生活“逐水草而居的方式”保留了原始人类的生机。古约文乡是鄂伦春人的居住地，绣娘的身上较多地保留着古鄂伦春人的活力，心里也像明月般纯净。
其次，风葬等一些习俗也体现出鄂伦春文明所具有的生态意识。“风葬”是一种古老的葬俗。黑龙江省兴安岭地区的鄂伦春族在树杈上或树与树之间搭横木，上铺篱笆，将死者放上，再以树枝或篱笆覆盖。也有将死者装入木棺再置于树与树之间的横木上的。[12]这种丧葬形式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鄂伦春人外出行猎经常有人死于山中者，这是及时安葬的手段；另一方面，丧葬是一种宗教性的习俗。风葬在一些居住形式上类似巢居，是远古时代人们巢居的生活情景在葬俗中的一种折射。迟子建也认为：“他们为什么风葬？ 在我想来，就是他们要让自己的躯体与天相接，灵魂这时就会在晚风和晨露中脱壳而出，化做云朵。”[11]
三、对人类精神冷硬的批评
迟子建曾经说：“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没有任何地方会成为世外桃源。过去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更是人的意义上的。”[13]由此可见，迟子建作品的生态意义包含着人类精神上的生态精神。
迟子建的小说塑造了许多充满神性的美好人物，但隨着现代化大潮的侵袭，人的恶逐渐暴露。《群山之巅》里，安雪儿可以说是美好人性的代表，她像尘世中的精灵一样。她的父亲安平是个正义、重感情、有担当的汉子，奶奶绣娘更是具有少数民族人民身上特有的热情与古朴。在这种对比下，辛欣来就显得充满了人性之恶——他嫌弃龙盏镇家乡。老魏则崇尚享乐消费主义。还有单尔东，成名后抛妻弃子。这显然是经济浪潮蛊惑了乡土人们，使他们出现了虚荣心与欲望。不过，迟子建在恶中始终坚持着把温暖和爱留给了这个世界，她坚信“这个世界上的恶是强大的，但比起恶来，爱与美更强大”[14]。
迟子建的作品在当代主流作品中题材和人物形象都是独树一帜的，也正如她自己所说：“就像大兴安岭一样，它太偏远了，不是什么中心，就在边边角角的一个小地方，你可以注意它，也可以完全把它忽略。个人的能力太微弱了，别说一个作家对文学史有多大影响，我觉得我能对自己有点影响，不停地用写作来改造自己，就挺了不起了。”[11]迟子建就以这样的方式来守卫着这片美好的生态理想家园，带领人们关注自然，引领人们的新视野和新生活。
参考文献：
[1]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22.
[2]B·基鲁索夫，著.余谋昌，译.生态意识是社会和自然最优相互作用的条件[J].世界哲学，1986（04）.[3]陈铁民.论现代生态意识[J].福建论坛（文史哲），1992（04）.
[4]刘湘溶.论生态意识[J].求索，1994（02）.
[5]马克思.马克思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76.
[6]张艳梅，吴景明，蒋学杰.生态批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8.
[7][法]史怀泽.敬畏生命[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69：133.
[8]迟子建.群山之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9]迟子建，周景雷.文学的第三地[J].当代作家评论，2006（04）.
[10]费孝通.中国文化的重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28.
[11]郭力，迟子建.迟子建与新时期文学——现代文明的伤怀者[J].南方文坛，2008（01）.
[12]夏之乾.风葬略说[J].内蒙古社会科学，1982（04）.
[13]迟子建，刘传霞.我眼里就是这样的炉火——迟子建访谈[J].名作欣赏：鉴赏版旬刊，2015（28）.
[14][俄]瓦·拉斯普京.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乔梁，女，牡丹江师范学院2015级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责任编辑 刘冬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