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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文学的非虚构写作，正呈现出风起云涌之势。2019年，安徽作家余同友的两部非虚构作品——《村里有座庙》《寻鳄记》——连续两次获得澎湃新闻大奖。由他的启发，我想谈一谈我所了解的海外华文文学的非虚构创作，及其所讲述的“中国故事”。
非虚构写作（nonfiction writing）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逐渐兴起的一种文学现象，也是近年来当代文学现实主义转向和回归。“非虚构写作”顾名思义，就是基于“事实”前提展开的写作活动。在西方的文艺理论中，“非虚构写作”广义上涵盖了史传文学、报告文学、游记散文等体裁，狭义上则特指美国 20世纪 60 年代以来兴起的非虚构小说（nonfiction novel）和新新闻报道（new journalism）。而在中国落地生根的“非虚构写作”，恰恰就是这两条线索齐头并进的结果。美国学者约翰·霍洛韦尔把这一小说形式定义为“一种依靠故事的技巧和小说家的直觉洞察力去记录当代事件的非虚构文学作品（nonfiction）的形式”（《非虚构小说的写作》，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4页），2005年《钟山》杂志开设“非虚构文本”栏目，李洁非、王彬彬等人在此栏目发表文章，2010年开始，《人民文学》李敬泽主编“非虚构”栏目，1996年《天涯》创办“民间语文”栏目，主编韩少功在“编者按”里要求把文学下降到广阔的地面上来。“非虚构写作”这一舶来的概念，近年来成为中国的又一文化热点。非虚构写作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写作形态、写作特色等，都具有独特的中国特色和中国经验。非虚构写作中的当下中国，“中国故事”作为“能指”，不再有明确的“所指”，而是一个无限打开的碎片化的空间。
何谓“非虚构”？批评家李敬泽在因《人民文学》（2010年第10期）增加“非虚构”栏目并突然流行之后也对非虚构概念进行了界定和说明：“非虚构作品的根本伦理应该是：努力看清事物与人心，对复杂混沌的经验做出精确的表达和命名，而这对文学来说，已经是一个艰巨而光荣的目标。”（《留言》）其实这正是“非虚构”的魅力和开放性所在。海外华文写作从兴起之初，就有较为明显的非虚构倾向，这和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非虚构”写作始于文学界的倡导与推动不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海外华文写作一开始就以经验写作为主。如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批外交使节、留学生和出国谋生的华人留下的华人生活记录，接下来的留学生生活写作，还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移民文学中的异乡生活为底色的移民书写。无一不是以真实人生为蓝本，开始自己的华文小说创作之路。
近年来，海外华文作家开始了自觉的非虚构之路。海外华文写作中对于非虚构题材的处理有几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是自传或族裔自传（autoethnography）的方式，海外华人写作有大量的纪实性作品。在后殖民理论视野中，华裔文学和世界少数族群文学一样，都是以自传或族裔自传的方式从边缘到中心运动的，这种自传倾向于采用纪实的方式，以便得到主流话语的关注和肯定，能够顺畅地使边缘群体和弱势族群发出自己的声音，也能够在欧美出版市场显现出更多的吸引力，满足西方对神秘东方的想象。西文本身就有nonfiction写作传统，海外华人作家的写作在书写自身、回望历史、整理民族记忆的时候也大多会使用纪实手法，这是一种陌生环境的文化震荡，也是一种自我东方化策略。如张戎的作品《鸿》（Wild Swans：Three Daughters of China）就是策略性纪实自传的方式，在小说中附有大量证明文本真实性的副文本。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也是基本基于真事改编的，而且在出版时强调了此书的真实性，以获得更多的关注。这种纪实手法在早期海外华文写作中不断被采用，既有自我东方化的叙事策略，又与早期移民来到异国他乡强烈的“震撼体验”和异国经验相关。
近年来海外华文非虚构文学又大量出现非虚构与虚构交叉融合的特征。加华作家陈河的战争小说《沙捞越战事》和《米罗山营地》，都取材二战时期马来亚多族裔的抗战历史事件。作者通过对英国特种兵分队、红色游击队、国民党一三六部队、依班族土著部落和日军司令部等资料的爬梳整理，呈现了海外战场上的华人华侨抗战史。陈河在写作历史小说《甲骨时光》时，就以学术的态度参阅了《殷墟卜辞研究》（邦岛男）、《董作宾传》（郭胜强）、《殷墟文化研究》（杨宝成）、《安阳》（李济）、《殷墟谱》（董作宾）、《殷墟卜辞综述》（陈梦家），还有文中提到的加拿大早期传教士怀特主教的《河南的犹太人》等文献。小说中侯马的古庙、甲骨坑的挖掘、大犬这一传奇人物在史料上的记载、青铜盉的展览等细节都可以和史实一一对应。但是整个小说的展开却是在虚构的层面上，陈河让杨鸣条在幻觉中无数次回到商朝，现实和幻想相结合，基于甲骨发掘的真实历史讲述了一个奇崛奇幻的穿越故事。除此以外，还有美华作家哈金以“南京大屠杀”为史料基础的《南京安魂曲》，袁劲梅以“飞虎队”的背景的《疯狂的榛子》，黄碧云以香港监狱变迁和九龙骚动历史事件为材料的《烈佬传》和《卢麟之死》等等。这种小说严格意义上，并不算非虚构小说，但是利用了非虚构的特点，用非虚构的调研方式和文献收集进行小说的前期准备和题材积累，拓宽了作家的写作视野，其史实的基础也增加了作品的魅力。
更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出现的以纪实、实地调查访问、文献佐证为基础的非虚构写作。少君2002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少年偷渡犯》，以五十八名中国偷渡者惨死英国多佛尔港事件为契机，以汹涌的国际偷渡潮为背景，展现中国少年偷渡美国的悲剧生活。近年来李彦的系列非虚构写作也非常值得关注。李彦的作品忠实于新闻报道的严谨，史料真实可信。她的《校园里那株美洲蕾》刊登于《当代》2019年的第4期，并获得首届方志敏文学奖。这篇作品以探求校园里的一株美洲蕾的来源为线索，发现这棵树是献给著名亚洲研究学者托马斯·亚瑟·毕森（Thomas Arthur Bisson） 博士的，他于1969年起在滑铁卢大学瑞纳森学院执教并创立了中国语言和文化课程。作者发现自己出现在1973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的一本書里，这本书的名字叫《一九三七年六月在延安：与共产党领袖们的会谈》，并发现比森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延安的合影，作者收集了比森发表在纽约《今日中国》杂志上的文章，讲述了他在延安访问的故事，更通过这段寻访串联起了红色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小红鱼你在哪儿住》中描写了加拿大驻中国的前任大使明明德，他是甲骨文出土地发现者明义士之子，作者几次去渥太华他的家中采访，把这个家族的故事用英文写了出来。李彦的《不远万里》包括两部分：上编《尺素天涯》寻找白求恩与毛泽东珍贵合影的照片始末，描写了两位女性和白求恩之间的关系，揭示了白求恩走向共产主义事业并牺牲在中国的人生之路。下编《何处不青山》则围绕这张珍贵照片的下落描写了世态众生，并对《尺素天涯》中的众多人物命运进行了进一步的交代，形成互文性质的表达。白求恩在中国和加拿大认知接受有着巨大反差，很多加拿大华文作家都对这个题材感兴趣。李彦写作的不同之处在于她本身就有深厚的新闻学和历史学的学科背景，面对白求恩这样一个历史上存在过的人物，她不是停留在书斋的虚构，将白求恩作为一个意象符号来浇自己心中块垒，而是将真实放在第一位，通过实地考察、采访知情者、收集史料等方式，试图进行现场的还原和复制，在追寻真实的同时进行反思和反省，揭示出事件本身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在书中，李彦展示了很多珍贵的史料，如白求恩不但是一名手艺精湛的外科医生，同时也是一个作家，白求恩的战友们集体撰写的《手术刀就是利剑》，美国《进步周刊》发表的第一篇反映中国抗日战争的文艺作品《中国肥田里的秽草》，就出自白求恩笔下。全书中最重要的史料则是一张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毛泽东和白求恩的合影照片，这张珍贵照片的下落成为了贯穿全文的重要线索。作者还找到了比尔的父亲爱德华的照片和档案，作者像一个侦探一样，试图去填补历史缺失的链条和环节。在关于白求恩的叙事边界不断拓展的今天，建立了理解白求恩的不容忽视的历史维度。 除此以外还有马来西亚华文作家戴小华《忽如归》则通过查阅档案、搜集文献、实地访问、披露信件，描述了历史激流中的一个台湾家庭的家国命运。戴小华的大弟戴华光为了两岸统一，放弃在美留学，放弃爱情，为了两岸和平统一，被台湾当局判了无期徒刑，后被减刑出狱以后，戴华光没有选择留在台湾从政，而是回到故乡大陆，开店照顾家人，并将自己的户籍迁回故乡。《忽如归》中有两个故事特别感人肺腑。一是在儿子身陷囹圄的时候，母亲不惧權势，披着白布背心，到台湾当局立法机构门口静坐，拖着老病之身定期到绿岛监狱探视。另一个是戴小华的母亲在台湾突然辞世，为了让母亲落叶归根，归葬故里沧州，戴小华在七天之内，克服重重困难，将母亲遗体由台北运到香港，再从香港运到北京，经天津直到沧州老家，历经艰难，将母亲遗体护送回祖国母亲的怀抱，其家国情怀令人动容，其知难而上的决心令人肃然起敬。正如陆士清先生评论的那样，她是“笔卷当代风云”。
薛海翔的《长河逐日》以儿子多年以后寻找父辈和母辈的生命轨迹为线索，在空间的转换和寻找中探访父母辈曾经的战火人生。这是一个家族史的故事，“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两个源头，父系和母系”。儿子的母系来路清晰，最初的落户地是苏州阊门，元末“洪武赶散”，薛氏一族被强制迁去贫瘠的苏北涟水。父系则谜团重重。1938年，父亲在马来西亚怡保的抗日活动中被抓，作为政治犯，后来被押解到太平监狱，判决他驱逐出境，当时，驱逐出境回中国，对马来亚共产党员来说，就相当于死刑判决。为了救他，奶奶何清出示了父亲的出生证明，原来他并不是亲生，而是奶奶买来的，证明他是马来西亚人，不存在驱逐出境的问题。在事关生死的审判中，父亲的来路却发生了改写，变成了一个无解的谜团。薛海翔通过对祖辈血脉的追寻，在非虚构小说中随着地域的迁移而架构起蒙太奇式的时间和空间转换。1937年，马来西亚的少年郭永绵在朋友的感召下参加了革命，成为了马来亚共产党员。国内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国共分裂内战之际，马来亚共产党动员南洋华人华侨青年回国，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与国民党作战的年轻人数以千计，广东广西的左右江，海南岛的琼崖支队，都有他们的身影。1938年，13岁的母亲看着在家门口街道上八路军的宣传队，当天就要跟着宣传队离家出走，15岁，母亲到苏北“淮海干校”学习，成为党员，两个月后，母亲被分配到共产党执政的涟水县政府宣传科，当上了宣传员。不久，母亲被县政府选派去位于苏北盐城的抗日军政大学五分校，成为一名正式学员，也成了新四军一名正式士兵。“父亲和母亲，这两个出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年轻人，相隔千里万里，重洋高山，却在相近的时段上，浸礼了完全相同的现代西方社会思潮，树立了完全相同的人生信仰，投身到完全相同的社会革命之中。”薛海翔的《长河逐日》（刊登在《收获》杂志上）正是通过个体经验的回溯，通过对家族传奇的重建和想象，重新返回历史现场。家族历史的重写实质也是一段隐秘的精神旅程，通过文字而重生了一个民族的心灵史。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非虚构不仅是中国文学命题，也是全球化时代具有共通性的命题。海外华文写作近年来呈现了自觉的非虚构写作倾向。他们一方面受西方非虚构写作的传统影响。如在美国小说家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中，都采用了非虚构手法，作者以时代的目击者身份出现。美国的非虚构写作追求自我的隐退，具有法国新小说派的冷静格调。这与中国的非虚构写作者的介入性和在场性，有着很大的不同。在欧美世界，非虚构更多隶属于新闻创作领域，在中国非虚构的成就主要出现在文学领域。海外华文作家吸取了西方文学新闻化趋势，用写作记录时代。
另一方面，海外华文作家横跨东西，在多元的空间中有更多丰富的实践素材和书写对象，在历史的变迁中更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家国情怀。这使得他们在写作时，在事实本身就可以得到丰富的写作材料和表现张力，也更倾向回到史料和纪实中寻找写作的意义。这种写作的发生方式，与中国当代“非虚构”的起源截然不同。
当人类的经验体系正在发生着变化的同时，海外华文的非虚构写作以面对历史和现实的介入性写作姿态，不断给我们新的视野和冲击，带给我们海外视角下中国经验的启示。
责任编辑 夏 群
非虚构写作（nonfiction writing）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逐渐兴起的一种文学现象，也是近年来当代文学现实主义转向和回归。“非虚构写作”顾名思义，就是基于“事实”前提展开的写作活动。在西方的文艺理论中，“非虚构写作”广义上涵盖了史传文学、报告文学、游记散文等体裁，狭义上则特指美国 20世纪 60 年代以来兴起的非虚构小说（nonfiction novel）和新新闻报道（new journalism）。而在中国落地生根的“非虚构写作”，恰恰就是这两条线索齐头并进的结果。美国学者约翰·霍洛韦尔把这一小说形式定义为“一种依靠故事的技巧和小说家的直觉洞察力去记录当代事件的非虚构文学作品（nonfiction）的形式”（《非虚构小说的写作》，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4页），2005年《钟山》杂志开设“非虚构文本”栏目，李洁非、王彬彬等人在此栏目发表文章，2010年开始，《人民文学》李敬泽主编“非虚构”栏目，1996年《天涯》创办“民间语文”栏目，主编韩少功在“编者按”里要求把文学下降到广阔的地面上来。“非虚构写作”这一舶来的概念，近年来成为中国的又一文化热点。非虚构写作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写作形态、写作特色等，都具有独特的中国特色和中国经验。非虚构写作中的当下中国，“中国故事”作为“能指”，不再有明确的“所指”，而是一个无限打开的碎片化的空间。
何谓“非虚构”？批评家李敬泽在因《人民文学》（2010年第10期）增加“非虚构”栏目并突然流行之后也对非虚构概念进行了界定和说明：“非虚构作品的根本伦理应该是：努力看清事物与人心，对复杂混沌的经验做出精确的表达和命名，而这对文学来说，已经是一个艰巨而光荣的目标。”（《留言》）其实这正是“非虚构”的魅力和开放性所在。海外华文写作从兴起之初，就有较为明显的非虚构倾向，这和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非虚构”写作始于文学界的倡导与推动不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海外华文写作一开始就以经验写作为主。如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批外交使节、留学生和出国谋生的华人留下的华人生活记录，接下来的留学生生活写作，还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移民文学中的异乡生活为底色的移民书写。无一不是以真实人生为蓝本，开始自己的华文小说创作之路。
近年来，海外华文作家开始了自觉的非虚构之路。海外华文写作中对于非虚构题材的处理有几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是自传或族裔自传（autoethnography）的方式，海外华人写作有大量的纪实性作品。在后殖民理论视野中，华裔文学和世界少数族群文学一样，都是以自传或族裔自传的方式从边缘到中心运动的，这种自传倾向于采用纪实的方式，以便得到主流话语的关注和肯定，能够顺畅地使边缘群体和弱势族群发出自己的声音，也能够在欧美出版市场显现出更多的吸引力，满足西方对神秘东方的想象。西文本身就有nonfiction写作传统，海外华人作家的写作在书写自身、回望历史、整理民族记忆的时候也大多会使用纪实手法，这是一种陌生环境的文化震荡，也是一种自我东方化策略。如张戎的作品《鸿》（Wild Swans：Three Daughters of China）就是策略性纪实自传的方式，在小说中附有大量证明文本真实性的副文本。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也是基本基于真事改编的，而且在出版时强调了此书的真实性，以获得更多的关注。这种纪实手法在早期海外华文写作中不断被采用，既有自我东方化的叙事策略，又与早期移民来到异国他乡强烈的“震撼体验”和异国经验相关。
近年来海外华文非虚构文学又大量出现非虚构与虚构交叉融合的特征。加华作家陈河的战争小说《沙捞越战事》和《米罗山营地》，都取材二战时期马来亚多族裔的抗战历史事件。作者通过对英国特种兵分队、红色游击队、国民党一三六部队、依班族土著部落和日军司令部等资料的爬梳整理，呈现了海外战场上的华人华侨抗战史。陈河在写作历史小说《甲骨时光》时，就以学术的态度参阅了《殷墟卜辞研究》（邦岛男）、《董作宾传》（郭胜强）、《殷墟文化研究》（杨宝成）、《安阳》（李济）、《殷墟谱》（董作宾）、《殷墟卜辞综述》（陈梦家），还有文中提到的加拿大早期传教士怀特主教的《河南的犹太人》等文献。小说中侯马的古庙、甲骨坑的挖掘、大犬这一传奇人物在史料上的记载、青铜盉的展览等细节都可以和史实一一对应。但是整个小说的展开却是在虚构的层面上，陈河让杨鸣条在幻觉中无数次回到商朝，现实和幻想相结合，基于甲骨发掘的真实历史讲述了一个奇崛奇幻的穿越故事。除此以外，还有美华作家哈金以“南京大屠杀”为史料基础的《南京安魂曲》，袁劲梅以“飞虎队”的背景的《疯狂的榛子》，黄碧云以香港监狱变迁和九龙骚动历史事件为材料的《烈佬传》和《卢麟之死》等等。这种小说严格意义上，并不算非虚构小说，但是利用了非虚构的特点，用非虚构的调研方式和文献收集进行小说的前期准备和题材积累，拓宽了作家的写作视野，其史实的基础也增加了作品的魅力。
更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出现的以纪实、实地调查访问、文献佐证为基础的非虚构写作。少君2002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少年偷渡犯》，以五十八名中国偷渡者惨死英国多佛尔港事件为契机，以汹涌的国际偷渡潮为背景，展现中国少年偷渡美国的悲剧生活。近年来李彦的系列非虚构写作也非常值得关注。李彦的作品忠实于新闻报道的严谨，史料真实可信。她的《校园里那株美洲蕾》刊登于《当代》2019年的第4期，并获得首届方志敏文学奖。这篇作品以探求校园里的一株美洲蕾的来源为线索，发现这棵树是献给著名亚洲研究学者托马斯·亚瑟·毕森（Thomas Arthur Bisson） 博士的，他于1969年起在滑铁卢大学瑞纳森学院执教并创立了中国语言和文化课程。作者发现自己出现在1973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的一本書里，这本书的名字叫《一九三七年六月在延安：与共产党领袖们的会谈》，并发现比森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延安的合影，作者收集了比森发表在纽约《今日中国》杂志上的文章，讲述了他在延安访问的故事，更通过这段寻访串联起了红色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小红鱼你在哪儿住》中描写了加拿大驻中国的前任大使明明德，他是甲骨文出土地发现者明义士之子，作者几次去渥太华他的家中采访，把这个家族的故事用英文写了出来。李彦的《不远万里》包括两部分：上编《尺素天涯》寻找白求恩与毛泽东珍贵合影的照片始末，描写了两位女性和白求恩之间的关系，揭示了白求恩走向共产主义事业并牺牲在中国的人生之路。下编《何处不青山》则围绕这张珍贵照片的下落描写了世态众生，并对《尺素天涯》中的众多人物命运进行了进一步的交代，形成互文性质的表达。白求恩在中国和加拿大认知接受有着巨大反差，很多加拿大华文作家都对这个题材感兴趣。李彦写作的不同之处在于她本身就有深厚的新闻学和历史学的学科背景，面对白求恩这样一个历史上存在过的人物，她不是停留在书斋的虚构，将白求恩作为一个意象符号来浇自己心中块垒，而是将真实放在第一位，通过实地考察、采访知情者、收集史料等方式，试图进行现场的还原和复制，在追寻真实的同时进行反思和反省，揭示出事件本身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在书中，李彦展示了很多珍贵的史料，如白求恩不但是一名手艺精湛的外科医生，同时也是一个作家，白求恩的战友们集体撰写的《手术刀就是利剑》，美国《进步周刊》发表的第一篇反映中国抗日战争的文艺作品《中国肥田里的秽草》，就出自白求恩笔下。全书中最重要的史料则是一张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毛泽东和白求恩的合影照片，这张珍贵照片的下落成为了贯穿全文的重要线索。作者还找到了比尔的父亲爱德华的照片和档案，作者像一个侦探一样，试图去填补历史缺失的链条和环节。在关于白求恩的叙事边界不断拓展的今天，建立了理解白求恩的不容忽视的历史维度。 除此以外还有马来西亚华文作家戴小华《忽如归》则通过查阅档案、搜集文献、实地访问、披露信件，描述了历史激流中的一个台湾家庭的家国命运。戴小华的大弟戴华光为了两岸统一，放弃在美留学，放弃爱情，为了两岸和平统一，被台湾当局判了无期徒刑，后被减刑出狱以后，戴华光没有选择留在台湾从政，而是回到故乡大陆，开店照顾家人，并将自己的户籍迁回故乡。《忽如归》中有两个故事特别感人肺腑。一是在儿子身陷囹圄的时候，母亲不惧權势，披着白布背心，到台湾当局立法机构门口静坐，拖着老病之身定期到绿岛监狱探视。另一个是戴小华的母亲在台湾突然辞世，为了让母亲落叶归根，归葬故里沧州，戴小华在七天之内，克服重重困难，将母亲遗体由台北运到香港，再从香港运到北京，经天津直到沧州老家，历经艰难，将母亲遗体护送回祖国母亲的怀抱，其家国情怀令人动容，其知难而上的决心令人肃然起敬。正如陆士清先生评论的那样，她是“笔卷当代风云”。
薛海翔的《长河逐日》以儿子多年以后寻找父辈和母辈的生命轨迹为线索，在空间的转换和寻找中探访父母辈曾经的战火人生。这是一个家族史的故事，“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两个源头，父系和母系”。儿子的母系来路清晰，最初的落户地是苏州阊门，元末“洪武赶散”，薛氏一族被强制迁去贫瘠的苏北涟水。父系则谜团重重。1938年，父亲在马来西亚怡保的抗日活动中被抓，作为政治犯，后来被押解到太平监狱，判决他驱逐出境，当时，驱逐出境回中国，对马来亚共产党员来说，就相当于死刑判决。为了救他，奶奶何清出示了父亲的出生证明，原来他并不是亲生，而是奶奶买来的，证明他是马来西亚人，不存在驱逐出境的问题。在事关生死的审判中，父亲的来路却发生了改写，变成了一个无解的谜团。薛海翔通过对祖辈血脉的追寻，在非虚构小说中随着地域的迁移而架构起蒙太奇式的时间和空间转换。1937年，马来西亚的少年郭永绵在朋友的感召下参加了革命，成为了马来亚共产党员。国内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国共分裂内战之际，马来亚共产党动员南洋华人华侨青年回国，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与国民党作战的年轻人数以千计，广东广西的左右江，海南岛的琼崖支队，都有他们的身影。1938年，13岁的母亲看着在家门口街道上八路军的宣传队，当天就要跟着宣传队离家出走，15岁，母亲到苏北“淮海干校”学习，成为党员，两个月后，母亲被分配到共产党执政的涟水县政府宣传科，当上了宣传员。不久，母亲被县政府选派去位于苏北盐城的抗日军政大学五分校，成为一名正式学员，也成了新四军一名正式士兵。“父亲和母亲，这两个出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年轻人，相隔千里万里，重洋高山，却在相近的时段上，浸礼了完全相同的现代西方社会思潮，树立了完全相同的人生信仰，投身到完全相同的社会革命之中。”薛海翔的《长河逐日》（刊登在《收获》杂志上）正是通过个体经验的回溯，通过对家族传奇的重建和想象，重新返回历史现场。家族历史的重写实质也是一段隐秘的精神旅程，通过文字而重生了一个民族的心灵史。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非虚构不仅是中国文学命题，也是全球化时代具有共通性的命题。海外华文写作近年来呈现了自觉的非虚构写作倾向。他们一方面受西方非虚构写作的传统影响。如在美国小说家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中，都采用了非虚构手法，作者以时代的目击者身份出现。美国的非虚构写作追求自我的隐退，具有法国新小说派的冷静格调。这与中国的非虚构写作者的介入性和在场性，有着很大的不同。在欧美世界，非虚构更多隶属于新闻创作领域，在中国非虚构的成就主要出现在文学领域。海外华文作家吸取了西方文学新闻化趋势，用写作记录时代。
另一方面，海外华文作家横跨东西，在多元的空间中有更多丰富的实践素材和书写对象，在历史的变迁中更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家国情怀。这使得他们在写作时，在事实本身就可以得到丰富的写作材料和表现张力，也更倾向回到史料和纪实中寻找写作的意义。这种写作的发生方式，与中国当代“非虚构”的起源截然不同。
当人类的经验体系正在发生着变化的同时，海外华文的非虚构写作以面对历史和现实的介入性写作姿态，不断给我们新的视野和冲击，带给我们海外视角下中国经验的启示。
责任编辑 夏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