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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村庄半里路，北面的坡地上，有一处“义冢地”。
暑假，父亲带着我们去那块地里做帮手摸地头，割菜、打番薯藤脑什么，番薯地里肥头肥脑的大青虫蠕动着，吓得我手脚冰冷。地边油桐树上绿头乌鸦“呱”一声，我的头发毛倒竖起来。大人们忙得不跟孩子多交流一句话，没有同学和伙伴一起，我觉得在“义冢地”这个地方劳动，有一种天荒地老的孤单。当然，我那时只凭某种与生俱来的直觉，并不知道它的含义。地头挨着一条沙石公路，地坎上是一大片只长草长刺不长树木的斜坡地，仔细分辨，杂草覆盖的斜坡隐约留着地垄的影子，可能早年有人在上面开过荒种过杂粮蔬菜什么。偶尔有几棵矮小的松树苗，像被人抛弃的孤儿，形单影只地厮混在草丛中。因为村里放牛的人看中这块风水宝地，牛在慢条斯理吃草，放牛人躺在草地上睡大觉做白日梦，眼睛一睁，就能看见牛的庞大身影，不用担心乱窜地头吃菜啃麦。但这种“公共场所”的松树苗从来活不成参天大树，牛蹄子一跺，小家伙一命呜乎。而只要山上有树，有风，有雨水，明后年种子依然零星落地，它们总会不折不挠探出小脑袋，经受几阵风雨，望一望可爱又可恨的世界，然后听天由命。
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我才从同族的阿法大伯那里听说，这块草地的边缘，才是真正的“义冢地”，并且他还告诉我“义冢地”的全部含义。他说过去（可能指解放前），凡是死在路边或野地又无人照管和认领的死尸，都由一些做慈善的人或机构拉到这里安放停置，有条件的钉个薄皮棺材给他，没条件的就直接挖个土坑了事。我听了心惊肉跳，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们村里人把殷夫诗中所写的“孩儿塔”叫成“乌娃塔”，因为当地的土话中很小的婴孩就是“乌娃”。“乌娃”一夭折，被大人送进石块砌成的塔中，那塔就成了死婴托管所，避免被野狗野猫当零食，做父母的好歹安心一些。至于为什么不把他们埋进土里，我的猜想应该是不够格，谁叫你走得那么早？摇篮都还在那房里晃来晃去，爸妈都没叫上一声，就看不上自己的父母亲人，另投娘胎、另觅福地了，着实伤了亲人的心。管你出于什么原因，亲娘怀胎十月生下，不报恩就拜拜了，只好丢进石块做的托管所，离家族墓地远一点，断了你万一想重返故地的念头。“乌娃塔”在几村相邻的三岔路口就有，我们尚小，不理解它的全部哲学意义，但至少知道死亡，知道死婴扔在里面的恐惧，走过路口，远远地躲开。而“义冢地”在小学毕业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村庄，已经没有任何实物可供参考印证。
学校在北面的邻村，我们不走沙石公路，而是抄近道穿过那片长满杂草的山坡，一来免去车辆来去的尘灰，二来还经常可以吃到山上夏秋时节的各种野果，像灯笼果、野杨梅、毛栗等。我们背着破旧不堪的书包，光着脚丫子，每天吊儿郎当又欢天喜地从我家的地头爬上坡，没有一个孩子不在那块草地上翻过筋斗，玩过扑克，甚至动过粗，互相诅咒着对方的长辈，打得耳朵冒烟，鼻子流血。
草地边缘就有树木了，还是松树。松树外围地带也有村里植树造林栽下的一排排麻栗树，估计有了二十来年树龄，高大威武，直插云霄，手掌一样的阔叶疏密有致地铺展在人的头顶，使白亮亮的天空变得花里胡哨起来。一种体形硕大的野蜂呼朋唤友不停地吮吸着树汁，不出半天时间，粘糊糊糖浆似的树汁就流满树干，风一吹，冷却成胶质的凝固物，看上去颇似琥珀。麻栗樹派不上用场，村里本来主要在秋天采摘麻栗卖钱，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谁也不再理它，任其自生自灭。板栗果一样的麻栗球密密麻麻挂在树枝上，成熟后咖啡色的球果涨破果壳，带尾刺的半个屁股有点性感地暴露在孩子们的眼前。我开始以为它是野板栗或榛子，在树底下捡起一颗，用石块敲开皮壳，脆黄的果肉一下塞进口腔……直到涩麻的异味划过喉咙，才赶紧吐出。看来人的童年与猴子没有什么两样，成长后的一切可贵经验都要以愚蠢和错误作为代价。
另一种叫马鞍刺的常绿植物也是这片山地的小部落，数不清形如马鞍的叶刺把整棵矮壮的树木包裹着，使任何人畜近不得身，这是它得以长久安身立命的本领。几乎看不见它的花，到了秋冬季节，红色带柄的颗粒状果实在绿叶丛中醒目地亮着，但不能吃，据说是一味中药，也不知是什么药效。现在也许所剩无几，因为容易造型，栽盆景的人很喜欢挖它。山坡上的泥质很薄瘠，板结性的砂石泥，松树林长得并不茂盛，也许地面上的一切历史刚刚抹去，松树也是我们来到世上的这些年月刚栽下，它承担了地底下灵魂的一部分疼痛和苦难，无法做到自在地伸展生命的健康和蓬勃。
我们每天会走进“义冢地”的核心地带，一条狭窄的山道旁，赫然矗立一块黑黑的巨石，在柴草的簇拥下，在青苔和菌状寄生物的围护中，神秘崇高地俯视整片山坡，包括山坡下生生灭灭的人群。整个童年期，我们盲目地穿越这个极具尘世黑色象征的区域，除了无知好玩和品尝野果，更有另一种高级物质的强大诱惑。村里人把那块巨石叫作“乌石头老先生”，它在灾祸和苦难的集结处，毫无怀疑地被赋予神性，似乎成了隔壁能识文断字、驱邪祛病的郎中先生。这块巨石的形成，谁知道上溯到哪个年代，连死去的阿法大伯，也只是听见它的传说而已。当流浪、饥馑、疾病、瘟疫，灾祸……无情刈割世代无助生命的时候，一路倒毙下来的尘世黑魂堆满这个山坡的时候，救世的神灵不仅被众生赋与山川江河，同样会寄托于身边伸手可触的一草一石。后来，当“义冢地”只成为一个地名，黑色苦难隐身于时间的帘幕后，黑色巨石却顽强地扎下了神性的根须。村里人在破除迷信的年月，依然会偷偷地去上香朝拜，巨石前面的草地被无数脚印踩踏干净，几样简陋的果品糕点成了我们孩子每天劫掠的目标。没有任何顾忌，一哄而上，一抢而空，平时菜叶番薯充塞的肠胃得到了额外的补偿。
乌石头老先生，成了救世神器，当死亡黑压压堆满山坡的时候，它动用自己的威严，以千吨重的神力，镇住孤魂野鬼的漂移;当贫穷饥饿逼迫一群孩子失去顾忌和恐惧时，它通过一条宗教般的秘密通道，为我们提供美味佳肴。
我家的那块地，在几年前已经被挖土机铲平，三月的油桐花还在地角边没心没肺地开着，乌鸦却远走高飞。村里失去了耕牛的身影，那片草坡早已荒芜，小灌木与剑茅占领了每一条山径。但依然看不到一棵高大的树木。原先林子边缘成排的麻栗树也早被野蜂伤害后朽腐，它缺少自我修复和再生能力，就将永远离开我们的视线。今天的孩子，没有一个会再到达我们童年的国度——那其实不是乐园，也不是地狱，只是数千年人间的某一道关隘，是生命曾经途经的安魂之所。 四条岭
那条岭的叫法很奇怪，好像肚里没货的乡民给自己的孩子随便取个阿狗阿猫的名字一样，叫“四条岭”。当然，它的缘由我听年纪大的前辈们说起过，从县城到西乡的山区，必须经过白姆岭、蚶岙岭、西沙岭，然后，就是这量词的结尾。假如有第五条岭呢？在偷懒的家伙手里，估计会一直向后延伸。万水千山，数字是最简单而无穷尽的包容。
白云生处有人家。按古人的说法，常年云雾缭绕的大山，才是仙家的藏身之地。可口碑不错的西乡，除了被称为“少祖山”的蒙顶山，其它大都是俯首之臣。譬如这坐上第四把交椅的四条岭，它的周围是五潭山、尖匕山、普塘山等，海拔统统不过三四百米左右，离仙家的高度实在尚有一段距离。可童年的世界最可爱的亦在于此，高出想象的事物，可望不可即的宏伟，他是视而不见的放弃。相反，小小的土堆，齐腰深的水塘，倒成了浩瀚江湖，竹刀木枪，恩仇朝发暮散。四条岭，理应介于宏伟与屑小的过渡地带，不放弃，但也够我们幼小的足迹奋斗和攀登十来个春秋，在喉咙变粗、羽翼丰满之前，古道上的每一级石阶，都是成长的基石。
那时村庄的版图缩微在溪河的东面，村后是“一”字形横着的白羊岗，村前隔了几里路的大长溪，再经过一百亩左右的高低坡田，才是四条岭的岭脚。那岭顺着陡峭山势蜿蜒其上，石弹路泛着人间的幽幽光亮。岁时静好的日子，岭上山花烂漫，竹木清香;碰上风雨如晦的夏季，丛林幽暗，松涛怒吼，每一寸草木都发出恐怖的异声。因为岭旁两山夹峙，崖下就白生生冒出一条狂湍的急流，垂直处高挂一匹白练，转角撞上一尊巨岩，水花兜头泼向岩缝间几丛正蹭蹭往上疯长的葱绿水草。有些山石终年湿着，滑溜的表皮成了苔藓的地盘，一寸或几寸高的身驱，绿茵茵繁衍至小儿科的海角天涯，同样做着伟大的梦想。除了家族庞大的松林及竹林，岭上最多的就是黄栎木和枫树群。春夏众山一色，你几乎看不出杂木的存在，只有秋天，松林和竹林始终不褪绿衣，而黄栎木和枫树黄中夹红，染尽霜意，树叶的每一线脉络在秋阳的光照中透明饱满，整片林子像插满旗子，像燃烧着热烈的火焰。天高气爽，行进在山道上的人，胸廓忽然浩大开阔，视线毫无阻挡，山河风物似乎尽被自己一人所得。
我们还小，七八岁，十来岁，一群院子里的堂兄弟，肩扛竹杠，手提柴刀，不是为了非物质文化传承，而是为了家中一锅米饭的柴火。似懂非懂、半情不愿地被父母赶上山来，能砍柴的就砍，砍不动只能扒拢松树下的一堆堆金色松毛。那时，所有的闲情逸致，要等三四十年后才幸福地降临。我们满身臭汗地劳作两三小时，不过是获得山老爷馈赠的两只小如榔头的柴捆，龇牙咧嘴挑回家的途中，还要遭到路人们讥为“榔头担”的嘲笑。但一孔柴火的温暖，终能抵御嘲讽的寒冷，就像多年后，我听一位诗人说：大海也有骨头，因为它是苦咸的盐做成，所以成长后，宽广到了你难以企及的疆界。
据说这条古岭一直通向绵绵众山外的邻县，但我最远只到过山上的芦山村和普塘村。微信群里有一位姓沈的老师，经常怀念那个叫芦山的小村，大概那是她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老家，石屋炊烟，竹笋桃花，就算山外数十年时光轮回，也抹不去童年的原始胎记。我们村里也有一位从芦山村来的男人，矮矮的个子，碰见村人即先露出淳朴的笑容，常年穿一双解放鞋，很少看到他闲下来息歇的时间，无论田地还是家务，始终与他老婆夫唱妇随在一起，大概《天仙配》里的牛郎织女就是这种活法。他的言谈举止与我们山下的人有那么一些差异，可能以前较为封闭的生活环境，为他保留了最容易逃逸的人的某些可贵品质。这是以后的事。我去的时候，不认识村里的任何人，或者是去找柴火，或者是瞎撞着走走，一个怪怪的孩子，什么想法都有。陌生的村子里有狗，有人声，我不敢进去，绕着村后一幢石墙木屋转悠一圈就岔到别的山岙里。那些具体的路径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模糊，就像我梦里走进过一幅诗意的画卷，竹山环村，山田农屋依次错落，黑黑的屋瓦与清明的草木山景形成强烈的反差。而普塘村相对芦山村就好找一些，穿过普塘山顶一片较为平缓的开阔地，接近向西面坠下的山角，看见一棵几人合抱的桂花树，那是普塘村的村口，也是村庄最高大醒目的地标。从普塘村下山，就是象山最西面的下沈区域了。普塘村我去过好几次，同样没有一个朋友或熟人，也未敢造次某家屋门。村子很小，可能几十户人家，几尺宽的土路，路边有一家代销店模样的排门屋，站着一群人，最现代的东西是外屋墙角挂着的几根电线和一盏配着大瓷盆一样灯罩的路灯。我怕自己的陌生会引起他们的好奇，就避开人群，走向茅草丛生的山道。那个年代只要你不进村瞎窜，没有人会把你当贼，也没人会先进到说你是在游山玩水。虽然我们住在山下，同样有田地山林，如果放低几许海拔高度，我与他们并无任何丝毫差别。而生活就是这样奥秘，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被一种莫名的情绪所驱使，独自爬向自认为是人间云端之一的四条岭，去看看岭上陌生的村庄。
这是高度引起的向往，好像有些神圣。其实无关志趣或格调，在人的平面生活中，把地理概念的高度换作底层，比如就在我们岛内一律向下倾斜的海边村落，同样勾引不上不下的人生脚底痒痒。两种极端，山珍与海味，应该平起平坐。当然，我到达不了那时遥远的海边村落，目光无意中就投向眼下可行性的“高度”。山下并非一望无际的平原，狭窄的地理空间，容易使人产生去别处走走的愿望，正如我到了十八九岁年龄，再也无法满足于眼前的所谓“云端”，而是满世界大江南北地奔命。除了靠边打工边活命、顺便赚点“见识”的外快外，这辈子别指望有一分閑钱去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
我忘了说，那条岭，除了很陡，并不很长，半个小时不到，就能爬上山顶。现在当然上面没有了村舍，它们被轰轰烈烈的城镇化运动嫁接到了镇区的核心位置。可以想象，那一代人的后辈生下的接班人，再也不会是野生的山毛栗或山核桃，再也无法展露出像我们村里那张淳朴的笑容。他们到底会开出什么样的花，结出什么样的果实，是由社会这个大环境的种植户在操控，并非某个人的意志或愿望可以达到目的。
而我眼中的高高的云端确实存在过，蒙顶山的西北角，一些看似寻常实却奇异的云雨，曾经洒落在一个少年无助的心田荒坡，无论获得风景还是迷途知返，那朵彩云下的故地，那条通向云端的古岭，始终耸立在辽远的人生地平线。
暑假，父亲带着我们去那块地里做帮手摸地头，割菜、打番薯藤脑什么，番薯地里肥头肥脑的大青虫蠕动着，吓得我手脚冰冷。地边油桐树上绿头乌鸦“呱”一声，我的头发毛倒竖起来。大人们忙得不跟孩子多交流一句话，没有同学和伙伴一起，我觉得在“义冢地”这个地方劳动，有一种天荒地老的孤单。当然，我那时只凭某种与生俱来的直觉，并不知道它的含义。地头挨着一条沙石公路，地坎上是一大片只长草长刺不长树木的斜坡地，仔细分辨，杂草覆盖的斜坡隐约留着地垄的影子，可能早年有人在上面开过荒种过杂粮蔬菜什么。偶尔有几棵矮小的松树苗，像被人抛弃的孤儿，形单影只地厮混在草丛中。因为村里放牛的人看中这块风水宝地，牛在慢条斯理吃草，放牛人躺在草地上睡大觉做白日梦，眼睛一睁，就能看见牛的庞大身影，不用担心乱窜地头吃菜啃麦。但这种“公共场所”的松树苗从来活不成参天大树，牛蹄子一跺，小家伙一命呜乎。而只要山上有树，有风，有雨水，明后年种子依然零星落地，它们总会不折不挠探出小脑袋，经受几阵风雨，望一望可爱又可恨的世界，然后听天由命。
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我才从同族的阿法大伯那里听说，这块草地的边缘，才是真正的“义冢地”，并且他还告诉我“义冢地”的全部含义。他说过去（可能指解放前），凡是死在路边或野地又无人照管和认领的死尸，都由一些做慈善的人或机构拉到这里安放停置，有条件的钉个薄皮棺材给他，没条件的就直接挖个土坑了事。我听了心惊肉跳，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们村里人把殷夫诗中所写的“孩儿塔”叫成“乌娃塔”，因为当地的土话中很小的婴孩就是“乌娃”。“乌娃”一夭折，被大人送进石块砌成的塔中，那塔就成了死婴托管所，避免被野狗野猫当零食，做父母的好歹安心一些。至于为什么不把他们埋进土里，我的猜想应该是不够格，谁叫你走得那么早？摇篮都还在那房里晃来晃去，爸妈都没叫上一声，就看不上自己的父母亲人，另投娘胎、另觅福地了，着实伤了亲人的心。管你出于什么原因，亲娘怀胎十月生下，不报恩就拜拜了，只好丢进石块做的托管所，离家族墓地远一点，断了你万一想重返故地的念头。“乌娃塔”在几村相邻的三岔路口就有，我们尚小，不理解它的全部哲学意义，但至少知道死亡，知道死婴扔在里面的恐惧，走过路口，远远地躲开。而“义冢地”在小学毕业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村庄，已经没有任何实物可供参考印证。
学校在北面的邻村，我们不走沙石公路，而是抄近道穿过那片长满杂草的山坡，一来免去车辆来去的尘灰，二来还经常可以吃到山上夏秋时节的各种野果，像灯笼果、野杨梅、毛栗等。我们背着破旧不堪的书包，光着脚丫子，每天吊儿郎当又欢天喜地从我家的地头爬上坡，没有一个孩子不在那块草地上翻过筋斗，玩过扑克，甚至动过粗，互相诅咒着对方的长辈，打得耳朵冒烟，鼻子流血。
草地边缘就有树木了，还是松树。松树外围地带也有村里植树造林栽下的一排排麻栗树，估计有了二十来年树龄，高大威武，直插云霄，手掌一样的阔叶疏密有致地铺展在人的头顶，使白亮亮的天空变得花里胡哨起来。一种体形硕大的野蜂呼朋唤友不停地吮吸着树汁，不出半天时间，粘糊糊糖浆似的树汁就流满树干，风一吹，冷却成胶质的凝固物，看上去颇似琥珀。麻栗樹派不上用场，村里本来主要在秋天采摘麻栗卖钱，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谁也不再理它，任其自生自灭。板栗果一样的麻栗球密密麻麻挂在树枝上，成熟后咖啡色的球果涨破果壳，带尾刺的半个屁股有点性感地暴露在孩子们的眼前。我开始以为它是野板栗或榛子，在树底下捡起一颗，用石块敲开皮壳，脆黄的果肉一下塞进口腔……直到涩麻的异味划过喉咙，才赶紧吐出。看来人的童年与猴子没有什么两样，成长后的一切可贵经验都要以愚蠢和错误作为代价。
另一种叫马鞍刺的常绿植物也是这片山地的小部落，数不清形如马鞍的叶刺把整棵矮壮的树木包裹着，使任何人畜近不得身，这是它得以长久安身立命的本领。几乎看不见它的花，到了秋冬季节，红色带柄的颗粒状果实在绿叶丛中醒目地亮着，但不能吃，据说是一味中药，也不知是什么药效。现在也许所剩无几，因为容易造型，栽盆景的人很喜欢挖它。山坡上的泥质很薄瘠，板结性的砂石泥，松树林长得并不茂盛，也许地面上的一切历史刚刚抹去，松树也是我们来到世上的这些年月刚栽下，它承担了地底下灵魂的一部分疼痛和苦难，无法做到自在地伸展生命的健康和蓬勃。
我们每天会走进“义冢地”的核心地带，一条狭窄的山道旁，赫然矗立一块黑黑的巨石，在柴草的簇拥下，在青苔和菌状寄生物的围护中，神秘崇高地俯视整片山坡，包括山坡下生生灭灭的人群。整个童年期，我们盲目地穿越这个极具尘世黑色象征的区域，除了无知好玩和品尝野果，更有另一种高级物质的强大诱惑。村里人把那块巨石叫作“乌石头老先生”，它在灾祸和苦难的集结处，毫无怀疑地被赋予神性，似乎成了隔壁能识文断字、驱邪祛病的郎中先生。这块巨石的形成，谁知道上溯到哪个年代，连死去的阿法大伯，也只是听见它的传说而已。当流浪、饥馑、疾病、瘟疫，灾祸……无情刈割世代无助生命的时候，一路倒毙下来的尘世黑魂堆满这个山坡的时候，救世的神灵不仅被众生赋与山川江河，同样会寄托于身边伸手可触的一草一石。后来，当“义冢地”只成为一个地名，黑色苦难隐身于时间的帘幕后，黑色巨石却顽强地扎下了神性的根须。村里人在破除迷信的年月，依然会偷偷地去上香朝拜，巨石前面的草地被无数脚印踩踏干净，几样简陋的果品糕点成了我们孩子每天劫掠的目标。没有任何顾忌，一哄而上，一抢而空，平时菜叶番薯充塞的肠胃得到了额外的补偿。
乌石头老先生，成了救世神器，当死亡黑压压堆满山坡的时候，它动用自己的威严，以千吨重的神力，镇住孤魂野鬼的漂移;当贫穷饥饿逼迫一群孩子失去顾忌和恐惧时，它通过一条宗教般的秘密通道，为我们提供美味佳肴。
我家的那块地，在几年前已经被挖土机铲平，三月的油桐花还在地角边没心没肺地开着，乌鸦却远走高飞。村里失去了耕牛的身影，那片草坡早已荒芜，小灌木与剑茅占领了每一条山径。但依然看不到一棵高大的树木。原先林子边缘成排的麻栗树也早被野蜂伤害后朽腐，它缺少自我修复和再生能力，就将永远离开我们的视线。今天的孩子，没有一个会再到达我们童年的国度——那其实不是乐园，也不是地狱，只是数千年人间的某一道关隘，是生命曾经途经的安魂之所。 四条岭
那条岭的叫法很奇怪，好像肚里没货的乡民给自己的孩子随便取个阿狗阿猫的名字一样，叫“四条岭”。当然，它的缘由我听年纪大的前辈们说起过，从县城到西乡的山区，必须经过白姆岭、蚶岙岭、西沙岭，然后，就是这量词的结尾。假如有第五条岭呢？在偷懒的家伙手里，估计会一直向后延伸。万水千山，数字是最简单而无穷尽的包容。
白云生处有人家。按古人的说法，常年云雾缭绕的大山，才是仙家的藏身之地。可口碑不错的西乡，除了被称为“少祖山”的蒙顶山，其它大都是俯首之臣。譬如这坐上第四把交椅的四条岭，它的周围是五潭山、尖匕山、普塘山等，海拔统统不过三四百米左右，离仙家的高度实在尚有一段距离。可童年的世界最可爱的亦在于此，高出想象的事物，可望不可即的宏伟，他是视而不见的放弃。相反，小小的土堆，齐腰深的水塘，倒成了浩瀚江湖，竹刀木枪，恩仇朝发暮散。四条岭，理应介于宏伟与屑小的过渡地带，不放弃，但也够我们幼小的足迹奋斗和攀登十来个春秋，在喉咙变粗、羽翼丰满之前，古道上的每一级石阶，都是成长的基石。
那时村庄的版图缩微在溪河的东面，村后是“一”字形横着的白羊岗，村前隔了几里路的大长溪，再经过一百亩左右的高低坡田，才是四条岭的岭脚。那岭顺着陡峭山势蜿蜒其上，石弹路泛着人间的幽幽光亮。岁时静好的日子，岭上山花烂漫，竹木清香;碰上风雨如晦的夏季，丛林幽暗，松涛怒吼，每一寸草木都发出恐怖的异声。因为岭旁两山夹峙，崖下就白生生冒出一条狂湍的急流，垂直处高挂一匹白练，转角撞上一尊巨岩，水花兜头泼向岩缝间几丛正蹭蹭往上疯长的葱绿水草。有些山石终年湿着，滑溜的表皮成了苔藓的地盘，一寸或几寸高的身驱，绿茵茵繁衍至小儿科的海角天涯，同样做着伟大的梦想。除了家族庞大的松林及竹林，岭上最多的就是黄栎木和枫树群。春夏众山一色，你几乎看不出杂木的存在，只有秋天，松林和竹林始终不褪绿衣，而黄栎木和枫树黄中夹红，染尽霜意，树叶的每一线脉络在秋阳的光照中透明饱满，整片林子像插满旗子，像燃烧着热烈的火焰。天高气爽，行进在山道上的人，胸廓忽然浩大开阔，视线毫无阻挡，山河风物似乎尽被自己一人所得。
我们还小，七八岁，十来岁，一群院子里的堂兄弟，肩扛竹杠，手提柴刀，不是为了非物质文化传承，而是为了家中一锅米饭的柴火。似懂非懂、半情不愿地被父母赶上山来，能砍柴的就砍，砍不动只能扒拢松树下的一堆堆金色松毛。那时，所有的闲情逸致，要等三四十年后才幸福地降临。我们满身臭汗地劳作两三小时，不过是获得山老爷馈赠的两只小如榔头的柴捆，龇牙咧嘴挑回家的途中，还要遭到路人们讥为“榔头担”的嘲笑。但一孔柴火的温暖，终能抵御嘲讽的寒冷，就像多年后，我听一位诗人说：大海也有骨头，因为它是苦咸的盐做成，所以成长后，宽广到了你难以企及的疆界。
据说这条古岭一直通向绵绵众山外的邻县，但我最远只到过山上的芦山村和普塘村。微信群里有一位姓沈的老师，经常怀念那个叫芦山的小村，大概那是她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老家，石屋炊烟，竹笋桃花，就算山外数十年时光轮回，也抹不去童年的原始胎记。我们村里也有一位从芦山村来的男人，矮矮的个子，碰见村人即先露出淳朴的笑容，常年穿一双解放鞋，很少看到他闲下来息歇的时间，无论田地还是家务，始终与他老婆夫唱妇随在一起，大概《天仙配》里的牛郎织女就是这种活法。他的言谈举止与我们山下的人有那么一些差异，可能以前较为封闭的生活环境，为他保留了最容易逃逸的人的某些可贵品质。这是以后的事。我去的时候，不认识村里的任何人，或者是去找柴火，或者是瞎撞着走走，一个怪怪的孩子，什么想法都有。陌生的村子里有狗，有人声，我不敢进去，绕着村后一幢石墙木屋转悠一圈就岔到别的山岙里。那些具体的路径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模糊，就像我梦里走进过一幅诗意的画卷，竹山环村，山田农屋依次错落，黑黑的屋瓦与清明的草木山景形成强烈的反差。而普塘村相对芦山村就好找一些，穿过普塘山顶一片较为平缓的开阔地，接近向西面坠下的山角，看见一棵几人合抱的桂花树，那是普塘村的村口，也是村庄最高大醒目的地标。从普塘村下山，就是象山最西面的下沈区域了。普塘村我去过好几次，同样没有一个朋友或熟人，也未敢造次某家屋门。村子很小，可能几十户人家，几尺宽的土路，路边有一家代销店模样的排门屋，站着一群人，最现代的东西是外屋墙角挂着的几根电线和一盏配着大瓷盆一样灯罩的路灯。我怕自己的陌生会引起他们的好奇，就避开人群，走向茅草丛生的山道。那个年代只要你不进村瞎窜，没有人会把你当贼，也没人会先进到说你是在游山玩水。虽然我们住在山下，同样有田地山林，如果放低几许海拔高度，我与他们并无任何丝毫差别。而生活就是这样奥秘，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被一种莫名的情绪所驱使，独自爬向自认为是人间云端之一的四条岭，去看看岭上陌生的村庄。
这是高度引起的向往，好像有些神圣。其实无关志趣或格调，在人的平面生活中，把地理概念的高度换作底层，比如就在我们岛内一律向下倾斜的海边村落，同样勾引不上不下的人生脚底痒痒。两种极端，山珍与海味，应该平起平坐。当然，我到达不了那时遥远的海边村落，目光无意中就投向眼下可行性的“高度”。山下并非一望无际的平原，狭窄的地理空间，容易使人产生去别处走走的愿望，正如我到了十八九岁年龄，再也无法满足于眼前的所谓“云端”，而是满世界大江南北地奔命。除了靠边打工边活命、顺便赚点“见识”的外快外，这辈子别指望有一分閑钱去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
我忘了说，那条岭，除了很陡，并不很长，半个小时不到，就能爬上山顶。现在当然上面没有了村舍，它们被轰轰烈烈的城镇化运动嫁接到了镇区的核心位置。可以想象，那一代人的后辈生下的接班人，再也不会是野生的山毛栗或山核桃，再也无法展露出像我们村里那张淳朴的笑容。他们到底会开出什么样的花，结出什么样的果实，是由社会这个大环境的种植户在操控，并非某个人的意志或愿望可以达到目的。
而我眼中的高高的云端确实存在过，蒙顶山的西北角，一些看似寻常实却奇异的云雨，曾经洒落在一个少年无助的心田荒坡，无论获得风景还是迷途知返，那朵彩云下的故地，那条通向云端的古岭，始终耸立在辽远的人生地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