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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的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思政课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在高校思政课中吸收和借鉴优秀道德成果是思政教育的必然之义。从主客体间关系看，高校思政课之所以能够吸收和借鉴优秀道德成果，是中华传统美德的资源积淀使然，也是教育的主体性使然。
关键词：传统美德 思政教育 主体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习近平总书记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激励人们向上向善、孝老爱亲，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思政课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在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实施公民道德教育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高校思政课中吸收和借鉴优秀道德成果是教学的必然之义。从思政课所面对的传统道德资源和主体教育理念视角看，高校思政课之所以能够吸收和借鉴优秀道德成果，是中华传统美德的资源积淀使然，也是教育的主体性使然。
1 中华传统美德的资源积淀使然
中华文明是世界古老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且常新的文明，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中积淀了丰富的美德体系，是我们今天从事道德建设的重要资源。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不可能和历史切断联系，因此我们今天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也应该梳理学习中华传统美德，从传统美德资源库中撷取珍宝，古为今用，为实现中华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借鉴。
先秦时期，中华民族的美德体系经历了从氏族的共同道德到个人德行和德行的发展，统治者逐渐意识到民意的重要性，将天意和民意结合起来，形成了“敬德保民”的德治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后世中国的政治思想。春秋时期众多的道德条目排列中，仁、信、忠、孝、义、勇、礼、智出现的次数最多，孔子经常提及的道德条目有仁、义、礼、智、孝、勇、忠、信、恭、宽、敏、惠等。孔子通过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突破了氏族的血缘限制，将“仁”发展成一种普遍的德行，仁不仅是具体的德目，而且是人格的代称，仁者爱人，其内在的生命和情感基础为维系社会团结起到了积极作用。墨子和孟子重视社会正义问题，尤其自孟子开始，仁、义、礼、智“四德”成了固定搭配，为道德形成提供了人性基础和心理说明。汉代以降，人们普遍认为人由五行之气生成，故人有五行之性，表现为五常之德。所谓“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这些道德原则用于处理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关系，涵盖家庭道德、社会道德、政治道德，加上后来发展出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对维护农业社会的宗法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宋代以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成为普通民众尊奉的一般道德，“八德”易为民众接受，是教化民众的重要内容，稳定的家庭倫理巩固了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1]
近代以后，随着列强入侵，西方的一些伦理道德观念涌进中华，对传统的道德观念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一些有识之士通过对比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认识到东西伦理政教的差异，反思封建旧道德的不足，吸取西方伦理的积极因素，试图对中国传统道德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例如，梁启超先生主张保留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传统美德，对其中有些可能与现代价值相冲突的道德则给予新的转化，如“忠君”之“忠”可以转化为对国家的忠；孙中山先生对“八德”进行了符合时代精神的重新诠释，尤其对“忠孝”的重新诠释，剔除了其中封建等级制下不平等的成分，特别强调其忠于民族、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方面，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2]无论是梁启超先生的主张还是孙中山先生的主张，都暗含了一个前提，即道德的诠释和转化工作的资源来自中华传统道德，若完全排斥中华传统道德，也就失去了中华民族的立身之本。
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看，道德具有继承性，后一时代的道德是从前一时代的道德演变而来的，前后之间有一定的继承关系；道德又有变革性，人类道德是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因此，不能原封不动肯定中国传统道德，并将其运用到新时期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又可以将具有普遍性的部分传统美德用于新时代的道德建设，或者经过某种批判转化，以适应新时代的需求。毛泽东曾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裂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习近平同志深刻阐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系统概括了其蕴含的六个基本理念“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并指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我们应以积极而科学的态度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发掘、系统整理、深刻阐释它的时代内涵和价值。在此基础上，通过借鉴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精神文明建设，更好唤起人们内心善良的道德意愿和道德情感，树立良好社会风尚，建设人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因此，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既是道德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内在要求。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既是对中华传统美德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也是为适应新时代，对中华传统美德的概念、思想进行转化、改造、重建；既体现了继承性和民族性，也体现了原创性和时代性。
2 教育的主体性使然
丰富的道德资源自身并不会自行进行转化，创造和转化需要道德主体即人发挥其主体性才能进行。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之成为人在于他有德性，这种德性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主体性。主体性首先是一种潜能，能做什么和想望什么的潜质。潜质是人的主体性的未发状态；人的主体性正在显现着，这是人的主体性的显现状态；主体性的显现必然造成一个结果，无论这个结果是有效还是无效。反思和批判理应成为主体性的一种特质，责任性是主体性的内涵之一。亚里士多德主体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维度就是道德的德性。“德性分两种：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理智德性主要通过教导而发生和发展，所以需要时间和经验。道德德性则通过习惯养成，因此它的名字‘道德的’也是从‘习惯’这个词演变而来的。由此可见，我们所有的道德德性都不是由自然在我们自身造成的。”[3]因此，绝不能仅从科学主义的立场即我们能做什么的立场去定义主体与主体性，也不能仅从心理主义的立场即我想望什么的立场去定义主体与主体性；伦理主义的立场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这是一个我该做什么的角度，也即责任的角度。实际上，在人之为人的意义上，我能做什么、想望什么和应该做什么是密切关联的，然而人们经常强调我能做什么和想望什么，而丢掉了我应该做什么。当我们把科学主义、心理主义和伦理主义的立场综合为一个完整的定义模式，主体和主体性就变成了一个丰富的且人性化的存在：主体是一个具体活动的发动者、承担者和责任者；主体性是主体在认识、改造和享用客体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为我性、能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和责任性。
关键词：传统美德 思政教育 主体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习近平总书记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激励人们向上向善、孝老爱亲，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思政课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在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实施公民道德教育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高校思政课中吸收和借鉴优秀道德成果是教学的必然之义。从思政课所面对的传统道德资源和主体教育理念视角看，高校思政课之所以能够吸收和借鉴优秀道德成果，是中华传统美德的资源积淀使然，也是教育的主体性使然。
1 中华传统美德的资源积淀使然
中华文明是世界古老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且常新的文明，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中积淀了丰富的美德体系，是我们今天从事道德建设的重要资源。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不可能和历史切断联系，因此我们今天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也应该梳理学习中华传统美德，从传统美德资源库中撷取珍宝，古为今用，为实现中华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借鉴。
先秦时期，中华民族的美德体系经历了从氏族的共同道德到个人德行和德行的发展，统治者逐渐意识到民意的重要性，将天意和民意结合起来，形成了“敬德保民”的德治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后世中国的政治思想。春秋时期众多的道德条目排列中，仁、信、忠、孝、义、勇、礼、智出现的次数最多，孔子经常提及的道德条目有仁、义、礼、智、孝、勇、忠、信、恭、宽、敏、惠等。孔子通过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突破了氏族的血缘限制，将“仁”发展成一种普遍的德行，仁不仅是具体的德目，而且是人格的代称，仁者爱人，其内在的生命和情感基础为维系社会团结起到了积极作用。墨子和孟子重视社会正义问题，尤其自孟子开始，仁、义、礼、智“四德”成了固定搭配，为道德形成提供了人性基础和心理说明。汉代以降，人们普遍认为人由五行之气生成，故人有五行之性，表现为五常之德。所谓“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这些道德原则用于处理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关系，涵盖家庭道德、社会道德、政治道德，加上后来发展出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对维护农业社会的宗法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宋代以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成为普通民众尊奉的一般道德，“八德”易为民众接受，是教化民众的重要内容，稳定的家庭倫理巩固了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1]
近代以后，随着列强入侵，西方的一些伦理道德观念涌进中华，对传统的道德观念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一些有识之士通过对比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认识到东西伦理政教的差异，反思封建旧道德的不足，吸取西方伦理的积极因素，试图对中国传统道德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例如，梁启超先生主张保留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传统美德，对其中有些可能与现代价值相冲突的道德则给予新的转化，如“忠君”之“忠”可以转化为对国家的忠；孙中山先生对“八德”进行了符合时代精神的重新诠释，尤其对“忠孝”的重新诠释，剔除了其中封建等级制下不平等的成分，特别强调其忠于民族、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方面，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2]无论是梁启超先生的主张还是孙中山先生的主张，都暗含了一个前提，即道德的诠释和转化工作的资源来自中华传统道德，若完全排斥中华传统道德，也就失去了中华民族的立身之本。
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看，道德具有继承性，后一时代的道德是从前一时代的道德演变而来的，前后之间有一定的继承关系；道德又有变革性，人类道德是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因此，不能原封不动肯定中国传统道德，并将其运用到新时期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又可以将具有普遍性的部分传统美德用于新时代的道德建设，或者经过某种批判转化，以适应新时代的需求。毛泽东曾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裂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习近平同志深刻阐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系统概括了其蕴含的六个基本理念“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并指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我们应以积极而科学的态度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发掘、系统整理、深刻阐释它的时代内涵和价值。在此基础上，通过借鉴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精神文明建设，更好唤起人们内心善良的道德意愿和道德情感，树立良好社会风尚，建设人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因此，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既是道德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内在要求。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既是对中华传统美德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也是为适应新时代，对中华传统美德的概念、思想进行转化、改造、重建；既体现了继承性和民族性，也体现了原创性和时代性。
2 教育的主体性使然
丰富的道德资源自身并不会自行进行转化，创造和转化需要道德主体即人发挥其主体性才能进行。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之成为人在于他有德性，这种德性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主体性。主体性首先是一种潜能，能做什么和想望什么的潜质。潜质是人的主体性的未发状态；人的主体性正在显现着，这是人的主体性的显现状态；主体性的显现必然造成一个结果，无论这个结果是有效还是无效。反思和批判理应成为主体性的一种特质，责任性是主体性的内涵之一。亚里士多德主体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维度就是道德的德性。“德性分两种：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理智德性主要通过教导而发生和发展，所以需要时间和经验。道德德性则通过习惯养成，因此它的名字‘道德的’也是从‘习惯’这个词演变而来的。由此可见，我们所有的道德德性都不是由自然在我们自身造成的。”[3]因此，绝不能仅从科学主义的立场即我们能做什么的立场去定义主体与主体性，也不能仅从心理主义的立场即我想望什么的立场去定义主体与主体性；伦理主义的立场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这是一个我该做什么的角度，也即责任的角度。实际上，在人之为人的意义上，我能做什么、想望什么和应该做什么是密切关联的，然而人们经常强调我能做什么和想望什么，而丢掉了我应该做什么。当我们把科学主义、心理主义和伦理主义的立场综合为一个完整的定义模式，主体和主体性就变成了一个丰富的且人性化的存在：主体是一个具体活动的发动者、承担者和责任者；主体性是主体在认识、改造和享用客体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为我性、能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和责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