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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伯父曾水保在赣江以西是个颇有些名声的农民。他是我的故乡下陇洲村老曾家庆字辈的老大，是村里管着电力的师傅，是掌握了多种生活技能的能人……反正，是十里八村的乡亲们离不开的一个人。
可伯父还隐藏了另一个身份。他家的箱底，还压着属于他的一张中专学校的文凭。他是怎么从一个正儿八经的读书人，变成一个土里刨食的农民的？他的人生履历上，发生了怎样惊天大反转的剧情？这事需从五十多年前说起。
五十多年前，高中毕业、心智过人的伯父，考入了一所地区主办的四年制中专学校。在四年的时间里，伯父担任了学生会文体部部长之职，并且品学兼优。对这样优秀的学生，人人都认为会有一个好前途在等着他。据说已有消息传出，学校有让他留校的打算。即使留校不成，他成为县农业局技术干部也是毫无悬念的事。那时正当少年的共和国百废待兴，伯父这样优秀的年轻人，正是国家基层最需要的人才。
可是伯父做了一个让无数人无比遗憾的选择，回家当了农民。究其原因，乃是伯父有一个极其迂腐固执的过继父亲。他在伯父念书的四年时光里，不断地催促着他回乡。随着伯父临近毕业，这种催促更是变得一日紧过一日。
我应该称为大祖父的伯父的过继父亲催促的理由可笑至极。他曾因误食草药造成终生不育。按照老理儿，他的亲弟弟（我的祖父）把大儿子过继给了他。大祖父把伯父养大成人。可能是不育造成的畸形心理，大祖父天天做着得陇望蜀早日抱上孙子的美梦。在他看来，是否成为有国家身份的人并不重要，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只有延续香火、儿孙满堂才是人生最最重要的事情。读完中专的伯父已经二十二岁，生儿育女的事是再再不能耽搁了。他已早早为伯父准备了亲事，并且在几个假期里威逼着伯父走完了结婚前的所有程序，只等着伯父一毕业就回乡结婚生子。伯父稍有不从他就以死相逼。摊上了这样的父亲，伯父还能怎么样呢？
有着忠孝传统观念的伯父只有回乡。他的考虑是，自古忠孝不能两全，那先尽孝再尽忠，等完成大祖父交办的事再回城工作，他有文化有知识有技术哪里不会要？虽然是主意已定，可伯父回乡的路上依然是一万个不甘。那条联系着故乡与远方的无名公路应该依然记得他回村的景象：他挑着书箱，踉踉跄跄地在路上走着。由于走了几十里远的路，他全身都浸在了汗水里，湿漉漉的头发紧贴着前额，可他一点儿也没有把頭发捋上去的意思。路上有人和他打招呼，他也懒得回应。他的步履是这个年龄所不该有的沉重，好像他此行的目的地不是他的家乡，而是一个他举目无亲、前途未卜的异乡。
伯父一回到村里，就加入到村里的集体劳动，挣取可以兑换口粮的工分。同时，他遵从大祖父的安排成了亲。他给自己取名“庆潜”。赣江以西的风俗，结婚时要给自己取一个大名，以供列入族谱、婚礼上张贴之用。他是“庆”字辈，他让一个“潜”字成了他的名——毫无疑问，他把自己当作了一个暂时潜伏在此的卧底。
新婚的伯父并没有多少初为人夫、初尝云雨的喜悦。他结婚没两天就下了地。这个学习优秀的中专生，也是一个干农活的好手，抄犁打耙样样都拿得起放得下。他像个真正的农民那样，在田地里肩挑手提，挥汗如雨。并没有花费多少时间，伯父看起来就跟真正的农民没什么两样了：他原本白皙的肤色变成了跟村里的乡亲们一样的酱紫色，原本洁净的衣服沾满了泥点与灰尘。农事繁忙苦辛，为了方便打理，他把原本三七分的帅气发型剃成了乡亲们最常见的平头。他的手上布满茧子。他的裤脚从早到晚都胡乱挽起，腿上总有泥巴。如此形象的伯父，哪里还有一丁点儿读书人的样子？
可只有伯父知道，他没有一分钟忘记自己是一名读书人。他依然对远方怀着最初的信念。他一直坚守着读书人的品行，从不当众袒胸露背，从不污言秽语，从不向女人说哪怕一句轻薄的话。他还从未停止读书。每到夜晚，不管自己多困、明天的活儿多重，他都会打开书本阅读。那是他从学校带回来的教材，以及已经在城里上班的同学给他捎来的新书。他在一盏脏兮兮的煤油灯下阅读。夜色无边，伯父在灯光下阅读的样子，如同茫茫大海中拒绝沉沦的礁石。
我年轻的伯母经常在夜晚望着灯光下沉默的背影难以入眠。在她眼里，这是个心比天高、难以捉摸的人。老实说她不懂他。鉴于他的自我封闭及不识字的她有限的理解力，她没法懂他。她隐隐感觉到他的心另有所属。她最大的担心是，说不定有一天，他就会抛弃她，然后远走高飞，就像与他们家一巷之隔的我的堂爷爷曾文治那样。
我的堂爷爷曾文治，也是一名读书人。他在家乡早有妻室，并生有一子。可在十多年前，眼看乾坤初定，新中国成立在即，他毅然休了农村不识字的妻子，把儿子丢给在老家的父母，北上武汉成了机关文员，又重组家庭，据说已经做到了一家大型国营企业的中层。
夜更深，伯父的阅读渐入佳境。他的影子正好遮住了在床上假寐的伯母。这影子仿佛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得伯母喘不过气来。
可伯父没能立即离开村庄。他生下了一个女儿，又生下了一个女儿。不久，他因一次偶然的事件卷入村庄公共事务的管理当中。
事情发生在双抢的节骨眼上——所谓双抢，就是夏天时抢着把熟了的早稻收割上来，又抢着把收割后的地重新抄耙，把晚稻秧苗栽下去。之所以要抢，是因为早稻熟了后立秋就将到来，农业讲究时令，如果不能在立秋之前把田地抄耙开来，把秧苗栽下去，那晚稻就会大面积减产，全村人的口粮就会成为问题。而要把时令追抢到手，灌溉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村庄的灌溉平常依靠的是全村勒紧裤带置办的一套电力设备，就安装在离村庄几百米远的赣江边一个叫排灌站的小屋里，由专人管理。设备运转了好几年，从没出过事儿。可这年夏天，发动机停止了转动，直接探进赣江的长长的铁管黑如深渊，抽不出哪怕一滴水。
天气炎热，烈日当空，万里无云，蝉叫得人心烦意乱，整个天地间干得仿佛擦根火柴就可以点着。想靠老天下一场暴雨来解渴毫无可能，想靠村里水量不多的几口井也不可能。全村上千人因此停了工。而立秋一天天逼近。村支书明清急得满嘴泡，可村里半桶子水的电工满手污黑却毫无办法，他嘴里的嘟嘟囔囔，不过是为了掩饰内心的无措和焦虑。 有人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向村支书明清推荐了伯父。伯父穿过明清狐疑的目光来到了机器面前。他用耳朵听了听里面的动静，然后将一把起子十分果断地伸向了机器的某个部位。只几分钟，机器就迅速恢复了正常，原本黑洞洞的排灌管口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哗哗哗地冒着水花。
设备的成功修理让伯父在村里名声大振。可这对伯父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他在学校学的就是农机专业。他是一个可以把拖拉机全部拆卸又重新完好无损地装上的人。在一个小小的村里，有什么样的电机问题能难倒他呢？
事后，村支书明清毫不犹豫地把村里最重要的财产——赣江边排灌站的钥匙交给了伯父，同时交给他的，还有村庄整个电力系统的维护权责。
这是让所有人羡慕的一项福利。想到自己可以不再参加形同苦役的田间劳动，伯父暂时接受了这一项看起来不错的工作。他因此得到了一件新的行头。那是一套电力工具袋，装着老虎钳、起子、扳手、电笔。伯父每次出行都会煞有介事地将它绑在腰上。当有人戏说他看起来仿佛是电影里执行特殊任务的侦察兵，或者是随时准备去堵枪口或托起炸药包的英雄，他总是用微笑回应。
承担了全村电力维护之责的伯父经常一本正经地在村里晃荡。他要随时查看村里的线路，更换某个插座里烧断了的保险丝，让某个调皮松动、心怀不轨的螺丝重新入座。他要在一个会议前把会场的照明问题处理好，在一场骇人的风雨雷电过后重新检测村里的变压器是否受损、电线有没有被风吹落。村庄拥有伯父是有福的，原本千疮百孔、乱七八糟或者乖戾暴烈如虎豹的电力系统，在伯父手上，变得像猫一样温顺，像书本一样整齐。
从此伯父经常一个人待在赣江边的排灌站小屋里。他甚至在小屋里放置了一张小床，夜里也常在那里睡觉。他给伯母的理由是，排灌站的设备需要看管，村里把这么大的事儿交给他，责任如山，他得时不时地守在那里。
而真实的情况是，伯父想给自己一个独处的空间。他要读书、思考。他要独自理一理自己凌乱的心。他要好好想一想，几年的乡村生活，婚姻、生育、劳作，是不是已经把他的心磨起了茧？他要问问自己，他离开村庄到远方去的信念，是不是依然强烈。
午夜的灯光下，伯父在一点点地厘清自己。他发现他依然是那个执着向往着远方、愿意到更大的世界建功立业的人。无论怎样的孤独与苦辛，都没有动摇他对远方的信念。那种老死山乡的活法，他以前没有，以后也不想有。而且，他还有的是机会。只要他愿意离开，他的老师和已经在新的崗位上干得风生水起的同学，随时可以拉他一把。
伯父发现，他与他的堂叔曾文治其实是同一类人，怀着同样决绝的心。他之所以不能像堂叔那样一骑绝尘，乃是因为堂叔有一个弟弟在家可以照顾父母，而他是大祖父的过继独子，对继父继母尽孝是他无可推卸的责任。而给依然年富力强的大祖父生下一个活蹦乱跳的孙子，就是他近期尽孝的最好方式。
伯父经常在月光下走出排灌站，看着不远处那条进出村庄的唯一的路。它如此简陋，坑坑洼洼。它两旁的草丛污秽而蓬勃。可是在伯父眼里，它是可以将他射向远方的一支响箭，是可以渡他到理想彼岸的一根苇草。它的不远处就是繁华的小镇西沙埠，也是千里赣江的一个古老码头。那里岔道众多，可以通往县城、市府、省城，乃至无数有名和无名的远方。伯父会在月光下望着这条仿佛可以通向云端和天际的路，历数这些年来从这条路上走出村庄的人们：他的堂叔曾文治去了武汉;住在村中心礼堂边的地理先生孔冠德老人的儿子孔三豆，因为考学去了衡阳的一家大型国有企业;住村北边的刘令香因为当兵提了干，复员在县公安局当了公安;他的另一个堂叔曾学易，当兵去了鄱阳，后来做了一名狱警;与他家毗邻的曾昭明，也是通过当兵去了新疆，成为村里走得最远的人;村中心井边的刘学稷，因读书成了整个吉安地区知名的教书先生，成为学问深厚、人人敬重的儒者……
皓月当空，不远处的下陇洲村阴影重重。伯父背后的赣江在月光下如水银泻地，美丽得惊人。可伯父几乎没有看一眼的心思。他只是反复盯着那条路。他要时时守着这条未来可以渡他远行的路。他担心自己一转身，它就消失不见，从此自己的未来无可凭依。
简陋的排灌站悬浮在赣江边，仿佛一座因害怕失足落水而紧紧扒住堤岸的小小孤岛。
伯父生下的第三个孩子依然是个女娃，这真是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儿。大祖父如丧考妣。满脸羞惭的伯父不断地给自己打气：总会有时来运转的一天。要不了多久，他们期待的那个男孩就会呱呱坠地。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我的大祖父自杀了。
因为我的曾祖父起早贪黑、省吃俭用购置了几亩薄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他被打成地主，到六十年代中后期，我的整个家族因此陷入困境之中。大祖父是曾祖父的长子，以及村里一家并无多大规模的杂货店的掌柜，他在新中国成立前还有过当伪保长的经历。这样的出身与经历，在那个年月，自然会受到不好的对待。
在批斗的台子上，大祖父忽然有了深深的倦意。这个读过私塾、在村里算是有些学识的人，曾被村里人认为是全村最精于算计、善于与各种各样的人物周旋的人，这个从来就自以为是的粗暴家长，突然对这世界失去了算计的兴趣。有一天趁着全家人不在，他爬到楼上，用一根绳索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闻讯赶回的伯父把大祖父背下了楼。伯父很长时间都在想，如果能让大祖父早日看到期待已久的孙子，他的心是不是就不会那么寒凉，是不是就会有力量撑过去？
埋葬了大祖父，伯父更是常常坐在赣江边的排灌站小屋里发呆。他看着左边的村庄，和右边可以通往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西沙埠小镇，以及村庄与西沙埠小镇之间的那条路。它们在伯父面前组成了一个吉凶未卜的棋局。
伯父知道，大祖父离世，这世上已经没有能阻碍他进出这条路的人了，他可以背起行囊大踏步向前走，以实现自己多年的夙愿。可是，大祖父的离世，他要肩负的责任又比以往重了许多，整个家庭的生存成了问题，他怎么可以一走了之？
那些走出村庄的人的消息从这条路上源源不断地传来。他们的境遇普遍不太好。而让大祖父走投无路的赣江以西的下陇洲村，却是让伯父得以安然藏身的福地。这几乎让人不敢相信，但的确是事实——他是村里离不开的人物——上级命令每个村成立文艺宣传队，那些手握大权的人束手无策，曾在学校担任文体部部长的伯父在短时间内就把一群僵胳膊硬腿的笨拙农民训练成有模有样的文艺演员，并自编自导节目，参加公社演出获得了名次，让全村在全公社出尽了风头。 望着不远处变得无比乖戾的村庄，想起早年他在大祖父的催促下的回乡之举，伯父想着命运既然把他搁浅在这里，自然就有它的理由。那就讓他继续利用自己在村里的特殊地位，勇敢地担当起船长的角色——我的家族此刻就像一条风雨中的破船，随时都有触礁解体的危险。
一九七○年，我的堂哥繁生出生了。他是我的家族“庆”字辈下的“繁”字辈的第一个男丁。看着堂哥，想起大祖父的心愿和死，想起自己近十年尴尬而屈从的运命，伯父不禁悲欣交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我的家族终于走出了深渊。报纸上到处都是“拨乱反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改革”这样的字眼。村里的田埂上，干部们忙着拿工具测量田亩的面积和质地。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
伯父一家分到了属于自己的田地。这时候的他，已经是十口之家的家长了。堂弟繁根和两个妹妹先后出世。养活他们成了伯父最重要的任务。伯父比以前更忙了。他依然要管理整个村庄的电力，为全村的农田灌溉、照明服务，同时又要领着全家老小下地劳动。他是一个读书人，更懂得耕作的原理。他种的地，比别人要多收不少粮食，他家养的牲畜，也总比别人家壮实。他家的生活，比起别人家明显要好一些。
伯父差不多已经忘了自己是一名国家留有档案的人了。有一天，伯父的家中来了两个陌生人。他们穿着整齐的中山装，胸口的口袋别着钢笔。他们操着外乡的口音，用的是与村里农民完全不一样的口气。他们是上面派来的。他们查阅了一九六二年伯父所就读的中专学校的档案，了解了伯父的动向。国家正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伯父正是该落实的对象之一。他们问伯父是否愿意离开家乡去新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重新为国家的建设出一份力。
老实说，从进门开始，伯父就从他们的打扮和口音中嗅到了一种远方的气息。那是久违的气息。他顿时记起自己其实是一名长期潜伏在故乡的人，而此刻他们通过言辞、穿着和举止，暗示他有着另一个组织，并向他发出了接头的暗号。这一刻他已经等了十余年。他等得太久太久了。
伯父找来当年的书箱。他打开，翻出了毕业证书。那是他的青春与才华的证明，是他心仪的远方的通行证。他满以为它会一直崭新如昨，可却发现，那原本挺括的毕业证书已经被老鼠、蛀虫和莫名的水渍弄得面目全非。毕业证上他早年的照片也已经模糊不清。
就像毕业证书难以保持原样，伯父发现，他已经无法背起行囊奔向远方。他已经是年近不惑的人了。他已经背负了太多的东西。他是七个孩子的父亲。他还有寡居的过继母亲与目不识丁的妻子。他如果出走了，那这一大家子谁来养活？他一个人的薪水只能是杯水车薪。而留在村里，家乡的田地及其他资源可以让他们勉强活下来。再说，家乡一千四百多人的电力维护，谁来接手？电这个可以随时置人于死地的危险东西，会趁他不在搞出什么幺蛾子？离开了，也许他一个人过舒坦了，而全村人的生活，又会受到怎样的影响？他是个读书人，当然应该以勇于担责和服务大众为要义，怎么可以随便撂挑子不干呢？
伯父想起十多年前他挑着箱子回到家乡的情景。他现在才意识到，那条弯弯曲曲、坑坑洼洼的路，不是一根可以渡他到理想彼岸的苇草，而是一根将他扣为人质的绳索。
伯父又想起十多年前明清书记交给他的工作。他现在才意识到，那个他常常绑在身上、让他看起来像战士和英雄的电力工具袋，不是英雄的标志，而是囚禁他的镣铐与枷锁。
伯父向着来人无奈地摇了摇头。
之后的日子，在人们的印象里，伯父十分坦然地接受了在家乡当一名农民的命运。人们发现，他把锄头砸进泥土的动作要比以往狠一些。他低头看路的时候越来越多，抬头眺望的时候越来越少。他不再像过去，独来独往，寡言少语，而是与村里人打成一片，喝酒吃肉，插科打诨。他的眉头越来越舒展，那些怀才不遇的烦忧都已放下，目光里越来越有了认命的成分。他早就把排灌站小屋里的铺盖搬回了家，以此表示他对世界已不再存有非分之想。他越来越愿意倾听村庄的声音，相比过去那些他所热衷的不着边际的国际国内大事儿，村子的土地上的刮风落雨、生老病死似乎更让他上心一些。
伯父全力投入对一大家子人生活的照料之中。赣江以西的农村人多地少，分田到户激发了乡亲们的干劲儿，可田里的收成只够温饱，伯父着手开发自己多方面的技能，以挣取生活所需的更多资费。他是赣江以西闻名十里八村的爆米花匠，每到春节将临就挑着爆米花机到处打爆米花。他还是村里有名的地理先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他曾被住在村中心礼堂边的地理先生冠德老人挑中，冒着危险偷偷把阴阳之术传给了他。冠德老人死后，为婚丧嫁娶挑选吉日良辰和看风水自然就成了伯父的重要工作。他还是乡村族谱延修的技术顾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赣江以西流行重修族谱，伯父从家乡曾姓族谱的修缮中悟到了族谱的延修之术，之后经常被各个村子请去担当起族谱延修团队的总指挥，为赣江以西十里八村的人们整理瓜蔓血脉，在别的村子往往一待就是十天半月……
伯父还全力介入村庄的大小事务之中。他是个读书人，在大多数人都是文盲的村子里，他的作用无可替代。除了整个村庄的电力维护需要他，村子里的大小事项也需要他到场：那些有人在外的人家需要他帮着写信;那些讲不清道理陷入争吵的人需要他帮着理一理是非黑白;那些生了娃的人需要他给娃取一个好名字;那些买了种子、农药或肥料的人需要他详细讲一讲特性和用法;有婚丧嫁娶的人家需要他帮着出出主意;家里出了逆子赌棍的需要他去帮着劝一劝……
伯父走在为乡亲们解决各种困难的路上，天大的事他都能处变不惊，再混乱的场面他都显得如水平静。在人们的眼里，他多像古老部落里的酋长：个子高大魁梧，皮肤黝黑，目光坚定，具有强大的道德自律力与场面驾驭力。他的神情里兼具首领的镇定与菩萨的慈悲。他赢得了全村人的信赖，比他辈分大的和与他同辈的人都称他为“老大”——那不仅仅因为他是我们村曾姓庆字辈最年长者，更因为他是人们愿意托付、值得尊敬的人。
伯父在家乡安身立命，也似乎甘之如饴。可是由此就认定伯父绝了远方之念那就大错特错了。几十年来，伯父总是时不时地露出他对远方的惦念与不舍。这样一份情感，坚韧而无望，随着伯父的年岁渐长越来越让人动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伯父用多年的积蓄盖了一栋两层楼的房子。房子建好后，他爬上楼梯在匾额上用毛笔写下“潜志”两字。他向人解释说这是取自他和伯母的名字。他族谱上的名为“潜”，而“志”的确是伯母的名字。可是它们写在新房子匾额这么重要的位置，难道不是欲盖弥彰地表达他的心志、他对自己滞留家乡的不甘？
——在我和堂哥繁生很小的时候，他就不断地用远方诱惑我们，经常鼓励我们要走出村，去更大的世界闯荡。他总是说，好男儿志在四方，糟男儿留在家乡。一九八六年我和繁生同年考上师范，这本不是什么值得显摆的事情，伯父竟怂恿我父亲和他一起大操大办，请来村里的头头脑脑及亲朋好友庆贺。他还郑重其事地带着供品及香烛、鞭炮领着我们来到山上，要我们跪在死去多年的大祖父及才去世不久的祖父的坟前。鞭炮炸响，香烛点燃，他领着我们对着两位长辈的墓碑念念有词：请你们多多保佑儿孙幸福平安。咱老曾家几代人，终于有人走出了农门，端上了国家的饭碗！
——他反复向他的儿女灌输读书的理念。他经常告诫他的儿女，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他把他的孩子都一個个送进学校，虽然最终以考试走出乡村的只有堂哥繁生一人。他的孙辈们在读书上你追我赶，纷纷考上了大学，毕业后留在了不同的城市。这等于是，他们接过了他的火炬，帮他完成了走出村庄的夙愿。
岁月无情，转眼就到了二十一世纪。伯父已是古稀之年的人了。伯父以为依他这样的年龄，此生应该再也不会与远方有何瓜葛，却不料，远方正式向他发出了邀请，命运再次给了他出走的机会。
这样的机会乃是拜与伯父年轻时不一样的新的时代所赐。随着改革与开放的渐次深入，人们纷纷走出村子，奔向异乡的城市。过去只有考学与参军才被获允的离村进城，现在变成说走就走的便当事。进出村的那条路显得拥挤而喧嚣，路两边的野草更加污浊而蓬勃，到了春节前后就更是如此。
二十岁的人离开了村庄。三十岁的人离开了村庄。四十岁的人离开了村庄。五十岁的人离开了村庄……原本人声鼎沸的村子，顿时变得寂寥起来。全村户口簿上的人口依然有一千四百多，可掰着指头算算，依然留守村庄的，只有两百多人。
伯父就是这两百多人中的一个。当然陪着他的还有同他一样老的伯母。而他的亲人们，都离开村庄进了城。除伯父之外，我的父辈们也都已随着儿女到离家几十里外的县城居住。在故乡的伯父，真真成了“孤家寡人”。
伯父的兄弟和儿女们纷纷劝说他到县城生活。伯父思索了一番决定成行。通往城市的那条路本就该是他的路。那座村里无数人抵达的城本就该是他的城。他想，晚年的出行机会，不过是命运给他的一次迟到的补偿。
伯父把家里的铺盖和洗漱用具打了包，仔细挑了个黄道吉日，租了一辆面包车，踏上了通往县城的路。车开动，他打量着车窗外的世界。那是他憎恨又感恩的乡土，是曾经贫困潦倒却又人声鼎沸、生机勃勃的生命场，是他心怀不甘却又无怨无悔为之服役的灵魂居所。如今，它已衰老。今天他隆重出行，路上竟然空无一人，只有远处的一条狗抬起头朝着他望了望，又继续把头缩进蜷着的身体里。
车子驶过村口，伯父把视线投向不远处的排灌站小屋。那曾经是安放他灵魂的地方。现在，它孤零零地站在那里。他知道它已颓圮。如今的村庄，已经没有人种地了，当然也不需要灌溉。当年全村节衣缩食买下的轰轰作响的排灌设施早已废弃，被当作废铁卖给了废品收购站。那间曾经被村里视为心脏一般的小屋，已经徒有其表、形同虚设了。想起这些，伯父不免有些伤感。而面包车似乎懂得他的心意，速度明显加快了许多。它跃上一个陡坡，穿过西沙埠小镇，快马加鞭地向着县城奔去。
伯父与伯母来到了城市。他们住进了堂哥繁生的家里。堂哥与堂嫂忙于上班，伯父和伯母每天要自己照料自己的生活。伯父并不缺乏城市生活经验，除了早年读书，作为村里的电力维护专业人员，他要经常到省城、市府出差购买电力设备，县城更是经常往来，所以面对城市并不显得有何局促。伯母是个十足的乡下人，在各种电器煤气设备面前多少有些手忙脚乱，但因为有伯父的帮衬，事情总不会坏到哪里去。他们与儿子媳妇的饮食口味和生活习惯不同，可因为是至亲之人，总归有相互忍让、和谐共处的空间。菜场买菜、超市购物也不会有多少障碍，在里面的买方和卖方也大多是来自乡下的人，有些甚至是与他们的口音毫无分别的同乡。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以后，他们感到城市生活远不像他们最初想象的那样不易，两颗心也就放松了下来。
伯父与县城有了一段蜜月期。他与伯母发现，在城里生活的最大好处，就是过去那些散落各地的亲人现在变得触手可及。几个在城里居住的女儿女婿，会隔三岔五地来探望他们。过去曾患难与共的兄弟们，现在经常以做寿、孙辈生日等理由聚会，说着家长里短的闲话。有时候在菜市场买菜，冷不丁有人喊他们的名字，一看竟然就是本村进城的乡亲。那一瞬间他们竟有依然在村里的错觉！
伯父还有了与他中专的同学往来的机会。他们有的当了县长，有的当了局长，也有的做了技术专家。现在他们都已退休，时光消弭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他们似乎重新回到了当年的课堂。他们经常邀请伯父聚会叙旧。他们谈起伯父当年的优秀表现及后来的际遇，谈起许多不在眼前的故人，都对人世间的种种变故唏嘘不已。他们依然恭敬地称呼他为文体部部长。聊起五十多年前的往事，他们苍老的面庞上，竟然浮现出了少年才有的激情和红晕！
可是蜜月期并不长久。伯父慢慢感觉到哪里不正常。他越来越没有精气神。起先他埋怨的是堂哥的家在五楼，每天上下楼让膝盖吃不消，自己在村子里住平房就不存在这种问题。然后他感到他的内心被一种叫空的东西占满了。那是一种类似于被虫子噬咬的难受感觉。那是一种无所事事、一无是处的空，一种寄居他乡、形单影只的空。虽然有那么多熟悉的人，可是伯父依然感到空虚和孤独。那也是一种无力之感。他发现在城里的自己对每一个新的一天都不抱期待。他走在干净硬实的街头越来越感觉到脚步飘忽，远不像走在故乡污秽的、坑坑洼洼的田埂和机耕道上那么踏实。 伯父决定离开县城，回到赣江以西的家乡。他认为所有的梦都在催促他回家。他的兄弟、儿女都无法说服他。这个精通风水的人对所有劝说他留下的人说，他与县城风水不合，如果久居必遭灾祸。他说他可不想把这条老命丢在这嘈杂的县城里。他说叶落要归根，人老要回家，当年学稷老先生就是这么干的。他说他在城里是个无用之人，可是如果回去，说不定那留守的两百多人还会有用得着他的地方。他说眼看着快过年了，家里关门吊锁的，一点儿喜气都没有怎么要得。说到回家，这个年过七十的倔强老头儿，神情里竟有了当年到远方的那种向往。
伯父领着伯母回到了家乡。他们重新开辟了一小块菜地，并买来一群刚出壳的鸡鸭。鸡鸭叽叽喳喳叫着，他的家就重新有了许多生气。他擦净了堂前大祖父大祖母落满灰尘的瓷像，并把在县城居住时请人做好的自己与伯母的瓷像摆在了他们旁边。他想要不了多久，他们就将成为自己子孙们的列祖列宗。
回家的消息传出去，他们家就重新恢复了热闹——虽然相对过去一千四百多口人的热闹，今天的热闹早已不可同日而语。那些家里老鼠咬断了电线的人来寻他，婚丧嫁娶挑选吉日吉时的人来寻他，打工挣了钱在家里盖房要选个好风水的人来寻他。村里有老人去世，他被请去帮忙张罗各种礼仪——那些即将被人遗忘的古礼儿全装在他的心里。大年初一，他坐在曾家祠堂的首席位置，面前是摊开的族谱。烛光摇曳，香烟袅袅，众声喧哗（那些在城里的人纷纷回了家），鞭炮声不断，他在人们恭敬的目光里，郑重地手执毛笔，把去年曾姓新出生的男娃的名字和生辰八字书写在族谱相应的空白处。这几乎是村庄最为庄严的时刻。
伯父走在村庄的屋头巷尾。他已经老了，走路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他的背驼了不少，可他的脚步是有劲儿的，那是走在自家地里的感觉。他的表情也不再是城里居住时的恓惶虚弱，而是有着老酋长巡视自己领地时的坚定与慈悲。
他知道，不管那些离开村庄的人走得有多远，离开时怀着怎样的决绝，只要村庄还在，他们最终都会回来。这里是他们的根，是他们埋下祖宗、存放族谱、记录血脉缘起与绵延的地方。他留守在这里，就是要看着他们一个个回来。
我的家族中在村里人口中褒贬不一的堂爷爷曾文治回来了。他活了九十岁。据他的老伴说，他曾反复交代说死后要把骨灰送回家乡。他早年时没有好好孝敬父母，死了要埋在他们的身边。而他的老伴，一个上海籍的与下陇洲并无多少瓜葛的城市老妪，也表示说，她百年之后也要埋在下陇洲的土地上，与我的堂爷爷曾文治相守在一起。按照村庄的古礼儿，她也算是下陇洲人氏，是族谱上留有名讳的人。
与他们一起回来的，还有堂爷爷的儿子女儿。他们都在上海或者武汉工作。他们的成长与下陇洲并无任何交集，可是他们说，他们都是下陇洲人。以后年年清明，他们都会回来，看望九泉之下的父亲和血脉相连的族人。
伯父主持了堂爷爷的葬礼。伯父把堂爷爷的亲人们送出了村。他站在村口，望着进出村的路。他知道不管这条路通向的外面的世界有多辽阔，人们走得有多远，以后的日子里，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沿着它回到村庄的怀抱中。
沿着那条在出走与返回之间纠缠不休的人们走过的路，我回到了我的家乡下陇洲村。
我是被伯父早年怂恿着走出村庄的一个，是据说常被村里人念叨的、在省城工作的、有头有脸的人物，是写过几部书的所谓作家。我也是对故乡怀着罪责的那个人：我怂恿着我的家人一个个走出村庄，并在县城置下房产，让我原本该在村子里生活的父母到县城居住。我是拉低了故乡人口居住率的逆子。
然而我也是对故乡怀着浓烈乡愁的一个。大年初二下午，无所事事的我，决定从县城父母身边回到故乡。我的理由是看望我的伯父，可我知道我想看的是我生活多年的故乡。我开着车，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车程，就远远望见了故乡——赣江边的下陇洲村。
它呈狭长形，偃卧在荒芜的田野中间，在冬天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像一条历经沧桑同时又身披锦绣的鱼、一座苦难又光明的殿堂。它是古老的，我知道它有着最少八百年的历史，可它又是簇新的，一年一度的春节会将它施洗如婴。
我开着车，进入了村子。那条唯一进出村庄的原本深一脚浅一脚的路已经全部浇上了水泥，变得平坦而宽阔。我看到村口又盖了许多崭新的楼房。它们都贴着大红的春联，春联上的内容有着极其美好的寓意。那是打工的人们，用辛苦挣到的钱盖的新家。我看到村子的巷落里到处是人，他们面色酡红，显然是喝了酒的缘故。他们的表情愉悦而满足，脚下的步伐喜庆而夸张。
这些人从大人怀抱中的幼儿到耄耋之年的老人，呈现出良好的年龄层次，不再是平日里只有老人和孩子。我认识其中的很多人，知道他们的去处和来处，其中大多数人是从打工的城市、五十公里外的县城归来的。
我看见年轻的屠夫刘润生在路边空地上抽着烟卷。他的脖子上挂着一根很粗的金链子。据说他在广东的某座城里当起了菜贩子，每天大清早开车到菜地买来蔬菜在菜市场兜售。乡亲们说他的收入是在村里杀猪的无数倍。他也在县城购了房产。可现在，他也成了一个回家的人。
我看见在县城开诊所的野德医生在巷子里急匆匆地走动，穿着一件胸前写了某产品名称的旧粗布长衫，很明显他不是以客人的身份出现在这里。说不定他的家中正有客人需要他招待。我刹住车，降下车窗与他打着招呼，问他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儿子回家了没。他说今年年底会回国，然后计划在村里办结婚酒宴。
村子里响着零星的鞭炮声。我继续往家的方向开。我在寻找与我家并排的伯父家的时候遇到了一点儿小小的麻烦。我发现这个我曾经待了二十多年后来还经常回去的村庄出现了不少我所陌生的成分。除了村口一些崭新的类似于城里别墅一样的楼房，路两边的旧房子也因整体涂成了白色，并且因增加了砌墙的工艺，原本样式各异的建筑显示了整齐的戏仿城市的风格。我明白这是拜新农村建设所赐。在距离村口不远的空地上，我曾就读的早已荒废的村里小学前面，我还发现了城市公园才有的廊桥与文化墙。这些本不属于乡村固有的设施，让整个村庄洋溢着一抹喜剧意味。
我找不着家了。这让我有了一瞬间的恓惶。我把车停在一个疑似离家很近的地方，然后费力地搜寻着家的方向。我在路上见到了邻居安叔。我向他道着吉祥。他有个儿子大学毕业后考到重庆做了警察。他告诉我说儿子这几天要值班呢，但值完班一定回家。不回他对得起列祖列宗？
他引导着我来到了熟悉的路口。我经过了挂着锁的家，走进了伯父的家门。我看见伯父的家门口对联宽大，字体飞扬，匾额上“潜志”二字依然墨色清晰。我发现所有堂姐堂哥堂弟堂妹、伯父的所有儿女孙辈，都聚集在屋檐下，正围着伯父伯母叽叽喳喳地说着家常。他们的语调里，有着平日没有的、与他们的年龄并不相符的撒娇意味。那些年轻的孩子，那些大多在外省工作或读大学的孩子，那些该叫我叔叔、伯父或舅舅的孩子，都穿着鲜亮的、与他们的青春和春节的气氛契合的衣着，有着与节日和親人团聚场面契合的欢快表情。他们让原本有些暮气的伯父的家，焕发出浓郁而崭新的生命气息。我想他们都是伯父所说的回来的人。他们的这次集体回家，明显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行为。他们紧紧围着我的伯父伯母，仿佛是想通过这一瞬间的热闹来慰藉他们因年迈与孤独而变得寒凉的心。而伯父伯母，此刻穿着儿女买的节日盛装，目光如镜，满面春色，就像年画里享受着幸福晚年的老人那样。
屋里的亲人们看到我，立即围上来与我打招呼。伯父忙起身迎我入座，吩咐小辈给我泡茶，大声回应着我的祝福。他告诉我村里谁谁谁从外地回家过年，有哪些人给他拜了年;在外的人们谁谁谁升了职，谁谁谁发了财。伯父对我用上了过去与村里在外工作的人交流时的口吻，话语中明显夹带了大量不土不洋的书面词汇，并且有着十分激越的语气。说到兴奋处，伯父目光辽远，仿佛这世上有一万种美好可能，正沿着他目光的道路，被敲锣打鼓声簇拥着向着村子而来。
待了半晌，我以开车不能喝酒为由，谢绝了伯父伯母的晚宴邀请，起身告别。伯父拿着鞭炮跟着我。他要用这种故乡最高的礼仪送我，以示对我新年的祝福。
鞭炮声响起，我驾车遁去。从后视镜里我看到，我的故乡在一片浓烟中。一瞬间我竟觉得那些在村里活过的人，此刻都出现在这浓烟里。每一声炮响，都是他们喉咙里对远方赤子回乡的呼喊。
（选自2020年第10期《人民文学》）
可伯父还隐藏了另一个身份。他家的箱底，还压着属于他的一张中专学校的文凭。他是怎么从一个正儿八经的读书人，变成一个土里刨食的农民的？他的人生履历上，发生了怎样惊天大反转的剧情？这事需从五十多年前说起。
五十多年前，高中毕业、心智过人的伯父，考入了一所地区主办的四年制中专学校。在四年的时间里，伯父担任了学生会文体部部长之职，并且品学兼优。对这样优秀的学生，人人都认为会有一个好前途在等着他。据说已有消息传出，学校有让他留校的打算。即使留校不成，他成为县农业局技术干部也是毫无悬念的事。那时正当少年的共和国百废待兴，伯父这样优秀的年轻人，正是国家基层最需要的人才。
可是伯父做了一个让无数人无比遗憾的选择，回家当了农民。究其原因，乃是伯父有一个极其迂腐固执的过继父亲。他在伯父念书的四年时光里，不断地催促着他回乡。随着伯父临近毕业，这种催促更是变得一日紧过一日。
我应该称为大祖父的伯父的过继父亲催促的理由可笑至极。他曾因误食草药造成终生不育。按照老理儿，他的亲弟弟（我的祖父）把大儿子过继给了他。大祖父把伯父养大成人。可能是不育造成的畸形心理，大祖父天天做着得陇望蜀早日抱上孙子的美梦。在他看来，是否成为有国家身份的人并不重要，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只有延续香火、儿孙满堂才是人生最最重要的事情。读完中专的伯父已经二十二岁，生儿育女的事是再再不能耽搁了。他已早早为伯父准备了亲事，并且在几个假期里威逼着伯父走完了结婚前的所有程序，只等着伯父一毕业就回乡结婚生子。伯父稍有不从他就以死相逼。摊上了这样的父亲，伯父还能怎么样呢？
有着忠孝传统观念的伯父只有回乡。他的考虑是，自古忠孝不能两全，那先尽孝再尽忠，等完成大祖父交办的事再回城工作，他有文化有知识有技术哪里不会要？虽然是主意已定，可伯父回乡的路上依然是一万个不甘。那条联系着故乡与远方的无名公路应该依然记得他回村的景象：他挑着书箱，踉踉跄跄地在路上走着。由于走了几十里远的路，他全身都浸在了汗水里，湿漉漉的头发紧贴着前额，可他一点儿也没有把頭发捋上去的意思。路上有人和他打招呼，他也懒得回应。他的步履是这个年龄所不该有的沉重，好像他此行的目的地不是他的家乡，而是一个他举目无亲、前途未卜的异乡。
伯父一回到村里，就加入到村里的集体劳动，挣取可以兑换口粮的工分。同时，他遵从大祖父的安排成了亲。他给自己取名“庆潜”。赣江以西的风俗，结婚时要给自己取一个大名，以供列入族谱、婚礼上张贴之用。他是“庆”字辈，他让一个“潜”字成了他的名——毫无疑问，他把自己当作了一个暂时潜伏在此的卧底。
新婚的伯父并没有多少初为人夫、初尝云雨的喜悦。他结婚没两天就下了地。这个学习优秀的中专生，也是一个干农活的好手，抄犁打耙样样都拿得起放得下。他像个真正的农民那样，在田地里肩挑手提，挥汗如雨。并没有花费多少时间，伯父看起来就跟真正的农民没什么两样了：他原本白皙的肤色变成了跟村里的乡亲们一样的酱紫色，原本洁净的衣服沾满了泥点与灰尘。农事繁忙苦辛，为了方便打理，他把原本三七分的帅气发型剃成了乡亲们最常见的平头。他的手上布满茧子。他的裤脚从早到晚都胡乱挽起，腿上总有泥巴。如此形象的伯父，哪里还有一丁点儿读书人的样子？
可只有伯父知道，他没有一分钟忘记自己是一名读书人。他依然对远方怀着最初的信念。他一直坚守着读书人的品行，从不当众袒胸露背，从不污言秽语，从不向女人说哪怕一句轻薄的话。他还从未停止读书。每到夜晚，不管自己多困、明天的活儿多重，他都会打开书本阅读。那是他从学校带回来的教材，以及已经在城里上班的同学给他捎来的新书。他在一盏脏兮兮的煤油灯下阅读。夜色无边，伯父在灯光下阅读的样子，如同茫茫大海中拒绝沉沦的礁石。
我年轻的伯母经常在夜晚望着灯光下沉默的背影难以入眠。在她眼里，这是个心比天高、难以捉摸的人。老实说她不懂他。鉴于他的自我封闭及不识字的她有限的理解力，她没法懂他。她隐隐感觉到他的心另有所属。她最大的担心是，说不定有一天，他就会抛弃她，然后远走高飞，就像与他们家一巷之隔的我的堂爷爷曾文治那样。
我的堂爷爷曾文治，也是一名读书人。他在家乡早有妻室，并生有一子。可在十多年前，眼看乾坤初定，新中国成立在即，他毅然休了农村不识字的妻子，把儿子丢给在老家的父母，北上武汉成了机关文员，又重组家庭，据说已经做到了一家大型国营企业的中层。
夜更深，伯父的阅读渐入佳境。他的影子正好遮住了在床上假寐的伯母。这影子仿佛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得伯母喘不过气来。
可伯父没能立即离开村庄。他生下了一个女儿，又生下了一个女儿。不久，他因一次偶然的事件卷入村庄公共事务的管理当中。
事情发生在双抢的节骨眼上——所谓双抢，就是夏天时抢着把熟了的早稻收割上来，又抢着把收割后的地重新抄耙，把晚稻秧苗栽下去。之所以要抢，是因为早稻熟了后立秋就将到来，农业讲究时令，如果不能在立秋之前把田地抄耙开来，把秧苗栽下去，那晚稻就会大面积减产，全村人的口粮就会成为问题。而要把时令追抢到手，灌溉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村庄的灌溉平常依靠的是全村勒紧裤带置办的一套电力设备，就安装在离村庄几百米远的赣江边一个叫排灌站的小屋里，由专人管理。设备运转了好几年，从没出过事儿。可这年夏天，发动机停止了转动，直接探进赣江的长长的铁管黑如深渊，抽不出哪怕一滴水。
天气炎热，烈日当空，万里无云，蝉叫得人心烦意乱，整个天地间干得仿佛擦根火柴就可以点着。想靠老天下一场暴雨来解渴毫无可能，想靠村里水量不多的几口井也不可能。全村上千人因此停了工。而立秋一天天逼近。村支书明清急得满嘴泡，可村里半桶子水的电工满手污黑却毫无办法，他嘴里的嘟嘟囔囔，不过是为了掩饰内心的无措和焦虑。 有人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向村支书明清推荐了伯父。伯父穿过明清狐疑的目光来到了机器面前。他用耳朵听了听里面的动静，然后将一把起子十分果断地伸向了机器的某个部位。只几分钟，机器就迅速恢复了正常，原本黑洞洞的排灌管口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哗哗哗地冒着水花。
设备的成功修理让伯父在村里名声大振。可这对伯父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他在学校学的就是农机专业。他是一个可以把拖拉机全部拆卸又重新完好无损地装上的人。在一个小小的村里，有什么样的电机问题能难倒他呢？
事后，村支书明清毫不犹豫地把村里最重要的财产——赣江边排灌站的钥匙交给了伯父，同时交给他的，还有村庄整个电力系统的维护权责。
这是让所有人羡慕的一项福利。想到自己可以不再参加形同苦役的田间劳动，伯父暂时接受了这一项看起来不错的工作。他因此得到了一件新的行头。那是一套电力工具袋，装着老虎钳、起子、扳手、电笔。伯父每次出行都会煞有介事地将它绑在腰上。当有人戏说他看起来仿佛是电影里执行特殊任务的侦察兵，或者是随时准备去堵枪口或托起炸药包的英雄，他总是用微笑回应。
承担了全村电力维护之责的伯父经常一本正经地在村里晃荡。他要随时查看村里的线路，更换某个插座里烧断了的保险丝，让某个调皮松动、心怀不轨的螺丝重新入座。他要在一个会议前把会场的照明问题处理好，在一场骇人的风雨雷电过后重新检测村里的变压器是否受损、电线有没有被风吹落。村庄拥有伯父是有福的，原本千疮百孔、乱七八糟或者乖戾暴烈如虎豹的电力系统，在伯父手上，变得像猫一样温顺，像书本一样整齐。
从此伯父经常一个人待在赣江边的排灌站小屋里。他甚至在小屋里放置了一张小床，夜里也常在那里睡觉。他给伯母的理由是，排灌站的设备需要看管，村里把这么大的事儿交给他，责任如山，他得时不时地守在那里。
而真实的情况是，伯父想给自己一个独处的空间。他要读书、思考。他要独自理一理自己凌乱的心。他要好好想一想，几年的乡村生活，婚姻、生育、劳作，是不是已经把他的心磨起了茧？他要问问自己，他离开村庄到远方去的信念，是不是依然强烈。
午夜的灯光下，伯父在一点点地厘清自己。他发现他依然是那个执着向往着远方、愿意到更大的世界建功立业的人。无论怎样的孤独与苦辛，都没有动摇他对远方的信念。那种老死山乡的活法，他以前没有，以后也不想有。而且，他还有的是机会。只要他愿意离开，他的老师和已经在新的崗位上干得风生水起的同学，随时可以拉他一把。
伯父发现，他与他的堂叔曾文治其实是同一类人，怀着同样决绝的心。他之所以不能像堂叔那样一骑绝尘，乃是因为堂叔有一个弟弟在家可以照顾父母，而他是大祖父的过继独子，对继父继母尽孝是他无可推卸的责任。而给依然年富力强的大祖父生下一个活蹦乱跳的孙子，就是他近期尽孝的最好方式。
伯父经常在月光下走出排灌站，看着不远处那条进出村庄的唯一的路。它如此简陋，坑坑洼洼。它两旁的草丛污秽而蓬勃。可是在伯父眼里，它是可以将他射向远方的一支响箭，是可以渡他到理想彼岸的一根苇草。它的不远处就是繁华的小镇西沙埠，也是千里赣江的一个古老码头。那里岔道众多，可以通往县城、市府、省城，乃至无数有名和无名的远方。伯父会在月光下望着这条仿佛可以通向云端和天际的路，历数这些年来从这条路上走出村庄的人们：他的堂叔曾文治去了武汉;住在村中心礼堂边的地理先生孔冠德老人的儿子孔三豆，因为考学去了衡阳的一家大型国有企业;住村北边的刘令香因为当兵提了干，复员在县公安局当了公安;他的另一个堂叔曾学易，当兵去了鄱阳，后来做了一名狱警;与他家毗邻的曾昭明，也是通过当兵去了新疆，成为村里走得最远的人;村中心井边的刘学稷，因读书成了整个吉安地区知名的教书先生，成为学问深厚、人人敬重的儒者……
皓月当空，不远处的下陇洲村阴影重重。伯父背后的赣江在月光下如水银泻地，美丽得惊人。可伯父几乎没有看一眼的心思。他只是反复盯着那条路。他要时时守着这条未来可以渡他远行的路。他担心自己一转身，它就消失不见，从此自己的未来无可凭依。
简陋的排灌站悬浮在赣江边，仿佛一座因害怕失足落水而紧紧扒住堤岸的小小孤岛。
伯父生下的第三个孩子依然是个女娃，这真是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儿。大祖父如丧考妣。满脸羞惭的伯父不断地给自己打气：总会有时来运转的一天。要不了多久，他们期待的那个男孩就会呱呱坠地。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我的大祖父自杀了。
因为我的曾祖父起早贪黑、省吃俭用购置了几亩薄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他被打成地主，到六十年代中后期，我的整个家族因此陷入困境之中。大祖父是曾祖父的长子，以及村里一家并无多大规模的杂货店的掌柜，他在新中国成立前还有过当伪保长的经历。这样的出身与经历，在那个年月，自然会受到不好的对待。
在批斗的台子上，大祖父忽然有了深深的倦意。这个读过私塾、在村里算是有些学识的人，曾被村里人认为是全村最精于算计、善于与各种各样的人物周旋的人，这个从来就自以为是的粗暴家长，突然对这世界失去了算计的兴趣。有一天趁着全家人不在，他爬到楼上，用一根绳索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闻讯赶回的伯父把大祖父背下了楼。伯父很长时间都在想，如果能让大祖父早日看到期待已久的孙子，他的心是不是就不会那么寒凉，是不是就会有力量撑过去？
埋葬了大祖父，伯父更是常常坐在赣江边的排灌站小屋里发呆。他看着左边的村庄，和右边可以通往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西沙埠小镇，以及村庄与西沙埠小镇之间的那条路。它们在伯父面前组成了一个吉凶未卜的棋局。
伯父知道，大祖父离世，这世上已经没有能阻碍他进出这条路的人了，他可以背起行囊大踏步向前走，以实现自己多年的夙愿。可是，大祖父的离世，他要肩负的责任又比以往重了许多，整个家庭的生存成了问题，他怎么可以一走了之？
那些走出村庄的人的消息从这条路上源源不断地传来。他们的境遇普遍不太好。而让大祖父走投无路的赣江以西的下陇洲村，却是让伯父得以安然藏身的福地。这几乎让人不敢相信，但的确是事实——他是村里离不开的人物——上级命令每个村成立文艺宣传队，那些手握大权的人束手无策，曾在学校担任文体部部长的伯父在短时间内就把一群僵胳膊硬腿的笨拙农民训练成有模有样的文艺演员，并自编自导节目，参加公社演出获得了名次，让全村在全公社出尽了风头。 望着不远处变得无比乖戾的村庄，想起早年他在大祖父的催促下的回乡之举，伯父想着命运既然把他搁浅在这里，自然就有它的理由。那就讓他继续利用自己在村里的特殊地位，勇敢地担当起船长的角色——我的家族此刻就像一条风雨中的破船，随时都有触礁解体的危险。
一九七○年，我的堂哥繁生出生了。他是我的家族“庆”字辈下的“繁”字辈的第一个男丁。看着堂哥，想起大祖父的心愿和死，想起自己近十年尴尬而屈从的运命，伯父不禁悲欣交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我的家族终于走出了深渊。报纸上到处都是“拨乱反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改革”这样的字眼。村里的田埂上，干部们忙着拿工具测量田亩的面积和质地。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
伯父一家分到了属于自己的田地。这时候的他，已经是十口之家的家长了。堂弟繁根和两个妹妹先后出世。养活他们成了伯父最重要的任务。伯父比以前更忙了。他依然要管理整个村庄的电力，为全村的农田灌溉、照明服务，同时又要领着全家老小下地劳动。他是一个读书人，更懂得耕作的原理。他种的地，比别人要多收不少粮食，他家养的牲畜，也总比别人家壮实。他家的生活，比起别人家明显要好一些。
伯父差不多已经忘了自己是一名国家留有档案的人了。有一天，伯父的家中来了两个陌生人。他们穿着整齐的中山装，胸口的口袋别着钢笔。他们操着外乡的口音，用的是与村里农民完全不一样的口气。他们是上面派来的。他们查阅了一九六二年伯父所就读的中专学校的档案，了解了伯父的动向。国家正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伯父正是该落实的对象之一。他们问伯父是否愿意离开家乡去新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重新为国家的建设出一份力。
老实说，从进门开始，伯父就从他们的打扮和口音中嗅到了一种远方的气息。那是久违的气息。他顿时记起自己其实是一名长期潜伏在故乡的人，而此刻他们通过言辞、穿着和举止，暗示他有着另一个组织，并向他发出了接头的暗号。这一刻他已经等了十余年。他等得太久太久了。
伯父找来当年的书箱。他打开，翻出了毕业证书。那是他的青春与才华的证明，是他心仪的远方的通行证。他满以为它会一直崭新如昨，可却发现，那原本挺括的毕业证书已经被老鼠、蛀虫和莫名的水渍弄得面目全非。毕业证上他早年的照片也已经模糊不清。
就像毕业证书难以保持原样，伯父发现，他已经无法背起行囊奔向远方。他已经是年近不惑的人了。他已经背负了太多的东西。他是七个孩子的父亲。他还有寡居的过继母亲与目不识丁的妻子。他如果出走了，那这一大家子谁来养活？他一个人的薪水只能是杯水车薪。而留在村里，家乡的田地及其他资源可以让他们勉强活下来。再说，家乡一千四百多人的电力维护，谁来接手？电这个可以随时置人于死地的危险东西，会趁他不在搞出什么幺蛾子？离开了，也许他一个人过舒坦了，而全村人的生活，又会受到怎样的影响？他是个读书人，当然应该以勇于担责和服务大众为要义，怎么可以随便撂挑子不干呢？
伯父想起十多年前他挑着箱子回到家乡的情景。他现在才意识到，那条弯弯曲曲、坑坑洼洼的路，不是一根可以渡他到理想彼岸的苇草，而是一根将他扣为人质的绳索。
伯父又想起十多年前明清书记交给他的工作。他现在才意识到，那个他常常绑在身上、让他看起来像战士和英雄的电力工具袋，不是英雄的标志，而是囚禁他的镣铐与枷锁。
伯父向着来人无奈地摇了摇头。
之后的日子，在人们的印象里，伯父十分坦然地接受了在家乡当一名农民的命运。人们发现，他把锄头砸进泥土的动作要比以往狠一些。他低头看路的时候越来越多，抬头眺望的时候越来越少。他不再像过去，独来独往，寡言少语，而是与村里人打成一片，喝酒吃肉，插科打诨。他的眉头越来越舒展，那些怀才不遇的烦忧都已放下，目光里越来越有了认命的成分。他早就把排灌站小屋里的铺盖搬回了家，以此表示他对世界已不再存有非分之想。他越来越愿意倾听村庄的声音，相比过去那些他所热衷的不着边际的国际国内大事儿，村子的土地上的刮风落雨、生老病死似乎更让他上心一些。
伯父全力投入对一大家子人生活的照料之中。赣江以西的农村人多地少，分田到户激发了乡亲们的干劲儿，可田里的收成只够温饱，伯父着手开发自己多方面的技能，以挣取生活所需的更多资费。他是赣江以西闻名十里八村的爆米花匠，每到春节将临就挑着爆米花机到处打爆米花。他还是村里有名的地理先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他曾被住在村中心礼堂边的地理先生冠德老人挑中，冒着危险偷偷把阴阳之术传给了他。冠德老人死后，为婚丧嫁娶挑选吉日良辰和看风水自然就成了伯父的重要工作。他还是乡村族谱延修的技术顾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赣江以西流行重修族谱，伯父从家乡曾姓族谱的修缮中悟到了族谱的延修之术，之后经常被各个村子请去担当起族谱延修团队的总指挥，为赣江以西十里八村的人们整理瓜蔓血脉，在别的村子往往一待就是十天半月……
伯父还全力介入村庄的大小事务之中。他是个读书人，在大多数人都是文盲的村子里，他的作用无可替代。除了整个村庄的电力维护需要他，村子里的大小事项也需要他到场：那些有人在外的人家需要他帮着写信;那些讲不清道理陷入争吵的人需要他帮着理一理是非黑白;那些生了娃的人需要他给娃取一个好名字;那些买了种子、农药或肥料的人需要他详细讲一讲特性和用法;有婚丧嫁娶的人家需要他帮着出出主意;家里出了逆子赌棍的需要他去帮着劝一劝……
伯父走在为乡亲们解决各种困难的路上，天大的事他都能处变不惊，再混乱的场面他都显得如水平静。在人们的眼里，他多像古老部落里的酋长：个子高大魁梧，皮肤黝黑，目光坚定，具有强大的道德自律力与场面驾驭力。他的神情里兼具首领的镇定与菩萨的慈悲。他赢得了全村人的信赖，比他辈分大的和与他同辈的人都称他为“老大”——那不仅仅因为他是我们村曾姓庆字辈最年长者，更因为他是人们愿意托付、值得尊敬的人。
伯父在家乡安身立命，也似乎甘之如饴。可是由此就认定伯父绝了远方之念那就大错特错了。几十年来，伯父总是时不时地露出他对远方的惦念与不舍。这样一份情感，坚韧而无望，随着伯父的年岁渐长越来越让人动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伯父用多年的积蓄盖了一栋两层楼的房子。房子建好后，他爬上楼梯在匾额上用毛笔写下“潜志”两字。他向人解释说这是取自他和伯母的名字。他族谱上的名为“潜”，而“志”的确是伯母的名字。可是它们写在新房子匾额这么重要的位置，难道不是欲盖弥彰地表达他的心志、他对自己滞留家乡的不甘？
——在我和堂哥繁生很小的时候，他就不断地用远方诱惑我们，经常鼓励我们要走出村，去更大的世界闯荡。他总是说，好男儿志在四方，糟男儿留在家乡。一九八六年我和繁生同年考上师范，这本不是什么值得显摆的事情，伯父竟怂恿我父亲和他一起大操大办，请来村里的头头脑脑及亲朋好友庆贺。他还郑重其事地带着供品及香烛、鞭炮领着我们来到山上，要我们跪在死去多年的大祖父及才去世不久的祖父的坟前。鞭炮炸响，香烛点燃，他领着我们对着两位长辈的墓碑念念有词：请你们多多保佑儿孙幸福平安。咱老曾家几代人，终于有人走出了农门，端上了国家的饭碗！
——他反复向他的儿女灌输读书的理念。他经常告诫他的儿女，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他把他的孩子都一個个送进学校，虽然最终以考试走出乡村的只有堂哥繁生一人。他的孙辈们在读书上你追我赶，纷纷考上了大学，毕业后留在了不同的城市。这等于是，他们接过了他的火炬，帮他完成了走出村庄的夙愿。
岁月无情，转眼就到了二十一世纪。伯父已是古稀之年的人了。伯父以为依他这样的年龄，此生应该再也不会与远方有何瓜葛，却不料，远方正式向他发出了邀请，命运再次给了他出走的机会。
这样的机会乃是拜与伯父年轻时不一样的新的时代所赐。随着改革与开放的渐次深入，人们纷纷走出村子，奔向异乡的城市。过去只有考学与参军才被获允的离村进城，现在变成说走就走的便当事。进出村的那条路显得拥挤而喧嚣，路两边的野草更加污浊而蓬勃，到了春节前后就更是如此。
二十岁的人离开了村庄。三十岁的人离开了村庄。四十岁的人离开了村庄。五十岁的人离开了村庄……原本人声鼎沸的村子，顿时变得寂寥起来。全村户口簿上的人口依然有一千四百多，可掰着指头算算，依然留守村庄的，只有两百多人。
伯父就是这两百多人中的一个。当然陪着他的还有同他一样老的伯母。而他的亲人们，都离开村庄进了城。除伯父之外，我的父辈们也都已随着儿女到离家几十里外的县城居住。在故乡的伯父，真真成了“孤家寡人”。
伯父的兄弟和儿女们纷纷劝说他到县城生活。伯父思索了一番决定成行。通往城市的那条路本就该是他的路。那座村里无数人抵达的城本就该是他的城。他想，晚年的出行机会，不过是命运给他的一次迟到的补偿。
伯父把家里的铺盖和洗漱用具打了包，仔细挑了个黄道吉日，租了一辆面包车，踏上了通往县城的路。车开动，他打量着车窗外的世界。那是他憎恨又感恩的乡土，是曾经贫困潦倒却又人声鼎沸、生机勃勃的生命场，是他心怀不甘却又无怨无悔为之服役的灵魂居所。如今，它已衰老。今天他隆重出行，路上竟然空无一人，只有远处的一条狗抬起头朝着他望了望，又继续把头缩进蜷着的身体里。
车子驶过村口，伯父把视线投向不远处的排灌站小屋。那曾经是安放他灵魂的地方。现在，它孤零零地站在那里。他知道它已颓圮。如今的村庄，已经没有人种地了，当然也不需要灌溉。当年全村节衣缩食买下的轰轰作响的排灌设施早已废弃，被当作废铁卖给了废品收购站。那间曾经被村里视为心脏一般的小屋，已经徒有其表、形同虚设了。想起这些，伯父不免有些伤感。而面包车似乎懂得他的心意，速度明显加快了许多。它跃上一个陡坡，穿过西沙埠小镇，快马加鞭地向着县城奔去。
伯父与伯母来到了城市。他们住进了堂哥繁生的家里。堂哥与堂嫂忙于上班，伯父和伯母每天要自己照料自己的生活。伯父并不缺乏城市生活经验，除了早年读书，作为村里的电力维护专业人员，他要经常到省城、市府出差购买电力设备，县城更是经常往来，所以面对城市并不显得有何局促。伯母是个十足的乡下人，在各种电器煤气设备面前多少有些手忙脚乱，但因为有伯父的帮衬，事情总不会坏到哪里去。他们与儿子媳妇的饮食口味和生活习惯不同，可因为是至亲之人，总归有相互忍让、和谐共处的空间。菜场买菜、超市购物也不会有多少障碍，在里面的买方和卖方也大多是来自乡下的人，有些甚至是与他们的口音毫无分别的同乡。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以后，他们感到城市生活远不像他们最初想象的那样不易，两颗心也就放松了下来。
伯父与县城有了一段蜜月期。他与伯母发现，在城里生活的最大好处，就是过去那些散落各地的亲人现在变得触手可及。几个在城里居住的女儿女婿，会隔三岔五地来探望他们。过去曾患难与共的兄弟们，现在经常以做寿、孙辈生日等理由聚会，说着家长里短的闲话。有时候在菜市场买菜，冷不丁有人喊他们的名字，一看竟然就是本村进城的乡亲。那一瞬间他们竟有依然在村里的错觉！
伯父还有了与他中专的同学往来的机会。他们有的当了县长，有的当了局长，也有的做了技术专家。现在他们都已退休，时光消弭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他们似乎重新回到了当年的课堂。他们经常邀请伯父聚会叙旧。他们谈起伯父当年的优秀表现及后来的际遇，谈起许多不在眼前的故人，都对人世间的种种变故唏嘘不已。他们依然恭敬地称呼他为文体部部长。聊起五十多年前的往事，他们苍老的面庞上，竟然浮现出了少年才有的激情和红晕！
可是蜜月期并不长久。伯父慢慢感觉到哪里不正常。他越来越没有精气神。起先他埋怨的是堂哥的家在五楼，每天上下楼让膝盖吃不消，自己在村子里住平房就不存在这种问题。然后他感到他的内心被一种叫空的东西占满了。那是一种类似于被虫子噬咬的难受感觉。那是一种无所事事、一无是处的空，一种寄居他乡、形单影只的空。虽然有那么多熟悉的人，可是伯父依然感到空虚和孤独。那也是一种无力之感。他发现在城里的自己对每一个新的一天都不抱期待。他走在干净硬实的街头越来越感觉到脚步飘忽，远不像走在故乡污秽的、坑坑洼洼的田埂和机耕道上那么踏实。 伯父决定离开县城，回到赣江以西的家乡。他认为所有的梦都在催促他回家。他的兄弟、儿女都无法说服他。这个精通风水的人对所有劝说他留下的人说，他与县城风水不合，如果久居必遭灾祸。他说他可不想把这条老命丢在这嘈杂的县城里。他说叶落要归根，人老要回家，当年学稷老先生就是这么干的。他说他在城里是个无用之人，可是如果回去，说不定那留守的两百多人还会有用得着他的地方。他说眼看着快过年了，家里关门吊锁的，一点儿喜气都没有怎么要得。说到回家，这个年过七十的倔强老头儿，神情里竟有了当年到远方的那种向往。
伯父领着伯母回到了家乡。他们重新开辟了一小块菜地，并买来一群刚出壳的鸡鸭。鸡鸭叽叽喳喳叫着，他的家就重新有了许多生气。他擦净了堂前大祖父大祖母落满灰尘的瓷像，并把在县城居住时请人做好的自己与伯母的瓷像摆在了他们旁边。他想要不了多久，他们就将成为自己子孙们的列祖列宗。
回家的消息传出去，他们家就重新恢复了热闹——虽然相对过去一千四百多口人的热闹，今天的热闹早已不可同日而语。那些家里老鼠咬断了电线的人来寻他，婚丧嫁娶挑选吉日吉时的人来寻他，打工挣了钱在家里盖房要选个好风水的人来寻他。村里有老人去世，他被请去帮忙张罗各种礼仪——那些即将被人遗忘的古礼儿全装在他的心里。大年初一，他坐在曾家祠堂的首席位置，面前是摊开的族谱。烛光摇曳，香烟袅袅，众声喧哗（那些在城里的人纷纷回了家），鞭炮声不断，他在人们恭敬的目光里，郑重地手执毛笔，把去年曾姓新出生的男娃的名字和生辰八字书写在族谱相应的空白处。这几乎是村庄最为庄严的时刻。
伯父走在村庄的屋头巷尾。他已经老了，走路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他的背驼了不少，可他的脚步是有劲儿的，那是走在自家地里的感觉。他的表情也不再是城里居住时的恓惶虚弱，而是有着老酋长巡视自己领地时的坚定与慈悲。
他知道，不管那些离开村庄的人走得有多远，离开时怀着怎样的决绝，只要村庄还在，他们最终都会回来。这里是他们的根，是他们埋下祖宗、存放族谱、记录血脉缘起与绵延的地方。他留守在这里，就是要看着他们一个个回来。
我的家族中在村里人口中褒贬不一的堂爷爷曾文治回来了。他活了九十岁。据他的老伴说，他曾反复交代说死后要把骨灰送回家乡。他早年时没有好好孝敬父母，死了要埋在他们的身边。而他的老伴，一个上海籍的与下陇洲并无多少瓜葛的城市老妪，也表示说，她百年之后也要埋在下陇洲的土地上，与我的堂爷爷曾文治相守在一起。按照村庄的古礼儿，她也算是下陇洲人氏，是族谱上留有名讳的人。
与他们一起回来的，还有堂爷爷的儿子女儿。他们都在上海或者武汉工作。他们的成长与下陇洲并无任何交集，可是他们说，他们都是下陇洲人。以后年年清明，他们都会回来，看望九泉之下的父亲和血脉相连的族人。
伯父主持了堂爷爷的葬礼。伯父把堂爷爷的亲人们送出了村。他站在村口，望着进出村的路。他知道不管这条路通向的外面的世界有多辽阔，人们走得有多远，以后的日子里，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沿着它回到村庄的怀抱中。
沿着那条在出走与返回之间纠缠不休的人们走过的路，我回到了我的家乡下陇洲村。
我是被伯父早年怂恿着走出村庄的一个，是据说常被村里人念叨的、在省城工作的、有头有脸的人物，是写过几部书的所谓作家。我也是对故乡怀着罪责的那个人：我怂恿着我的家人一个个走出村庄，并在县城置下房产，让我原本该在村子里生活的父母到县城居住。我是拉低了故乡人口居住率的逆子。
然而我也是对故乡怀着浓烈乡愁的一个。大年初二下午，无所事事的我，决定从县城父母身边回到故乡。我的理由是看望我的伯父，可我知道我想看的是我生活多年的故乡。我开着车，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车程，就远远望见了故乡——赣江边的下陇洲村。
它呈狭长形，偃卧在荒芜的田野中间，在冬天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像一条历经沧桑同时又身披锦绣的鱼、一座苦难又光明的殿堂。它是古老的，我知道它有着最少八百年的历史，可它又是簇新的，一年一度的春节会将它施洗如婴。
我开着车，进入了村子。那条唯一进出村庄的原本深一脚浅一脚的路已经全部浇上了水泥，变得平坦而宽阔。我看到村口又盖了许多崭新的楼房。它们都贴着大红的春联，春联上的内容有着极其美好的寓意。那是打工的人们，用辛苦挣到的钱盖的新家。我看到村子的巷落里到处是人，他们面色酡红，显然是喝了酒的缘故。他们的表情愉悦而满足，脚下的步伐喜庆而夸张。
这些人从大人怀抱中的幼儿到耄耋之年的老人，呈现出良好的年龄层次，不再是平日里只有老人和孩子。我认识其中的很多人，知道他们的去处和来处，其中大多数人是从打工的城市、五十公里外的县城归来的。
我看见年轻的屠夫刘润生在路边空地上抽着烟卷。他的脖子上挂着一根很粗的金链子。据说他在广东的某座城里当起了菜贩子，每天大清早开车到菜地买来蔬菜在菜市场兜售。乡亲们说他的收入是在村里杀猪的无数倍。他也在县城购了房产。可现在，他也成了一个回家的人。
我看见在县城开诊所的野德医生在巷子里急匆匆地走动，穿着一件胸前写了某产品名称的旧粗布长衫，很明显他不是以客人的身份出现在这里。说不定他的家中正有客人需要他招待。我刹住车，降下车窗与他打着招呼，问他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儿子回家了没。他说今年年底会回国，然后计划在村里办结婚酒宴。
村子里响着零星的鞭炮声。我继续往家的方向开。我在寻找与我家并排的伯父家的时候遇到了一点儿小小的麻烦。我发现这个我曾经待了二十多年后来还经常回去的村庄出现了不少我所陌生的成分。除了村口一些崭新的类似于城里别墅一样的楼房，路两边的旧房子也因整体涂成了白色，并且因增加了砌墙的工艺，原本样式各异的建筑显示了整齐的戏仿城市的风格。我明白这是拜新农村建设所赐。在距离村口不远的空地上，我曾就读的早已荒废的村里小学前面，我还发现了城市公园才有的廊桥与文化墙。这些本不属于乡村固有的设施，让整个村庄洋溢着一抹喜剧意味。
我找不着家了。这让我有了一瞬间的恓惶。我把车停在一个疑似离家很近的地方，然后费力地搜寻着家的方向。我在路上见到了邻居安叔。我向他道着吉祥。他有个儿子大学毕业后考到重庆做了警察。他告诉我说儿子这几天要值班呢，但值完班一定回家。不回他对得起列祖列宗？
他引导着我来到了熟悉的路口。我经过了挂着锁的家，走进了伯父的家门。我看见伯父的家门口对联宽大，字体飞扬，匾额上“潜志”二字依然墨色清晰。我发现所有堂姐堂哥堂弟堂妹、伯父的所有儿女孙辈，都聚集在屋檐下，正围着伯父伯母叽叽喳喳地说着家常。他们的语调里，有着平日没有的、与他们的年龄并不相符的撒娇意味。那些年轻的孩子，那些大多在外省工作或读大学的孩子，那些该叫我叔叔、伯父或舅舅的孩子，都穿着鲜亮的、与他们的青春和春节的气氛契合的衣着，有着与节日和親人团聚场面契合的欢快表情。他们让原本有些暮气的伯父的家，焕发出浓郁而崭新的生命气息。我想他们都是伯父所说的回来的人。他们的这次集体回家，明显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行为。他们紧紧围着我的伯父伯母，仿佛是想通过这一瞬间的热闹来慰藉他们因年迈与孤独而变得寒凉的心。而伯父伯母，此刻穿着儿女买的节日盛装，目光如镜，满面春色，就像年画里享受着幸福晚年的老人那样。
屋里的亲人们看到我，立即围上来与我打招呼。伯父忙起身迎我入座，吩咐小辈给我泡茶，大声回应着我的祝福。他告诉我村里谁谁谁从外地回家过年，有哪些人给他拜了年;在外的人们谁谁谁升了职，谁谁谁发了财。伯父对我用上了过去与村里在外工作的人交流时的口吻，话语中明显夹带了大量不土不洋的书面词汇，并且有着十分激越的语气。说到兴奋处，伯父目光辽远，仿佛这世上有一万种美好可能，正沿着他目光的道路，被敲锣打鼓声簇拥着向着村子而来。
待了半晌，我以开车不能喝酒为由，谢绝了伯父伯母的晚宴邀请，起身告别。伯父拿着鞭炮跟着我。他要用这种故乡最高的礼仪送我，以示对我新年的祝福。
鞭炮声响起，我驾车遁去。从后视镜里我看到，我的故乡在一片浓烟中。一瞬间我竟觉得那些在村里活过的人，此刻都出现在这浓烟里。每一声炮响，都是他们喉咙里对远方赤子回乡的呼喊。
（选自2020年第10期《人民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