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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孙频擅写女性，尤其是年轻的知识女性，这几乎是评论界的共识。徐刚说：“孙频最擅长的还是写女性，她几乎每一部小说都是以女性作为第一主人公，而尤其关注剩女们的爱情困境。”①阎秋霞认为孙频最擅长“借用女性的情感痛楚来折射物欲对人精神世界的诱惑和挑战”。②陈丽君也特别指出孙频“钟情于女性当下的生存体验——女性的困惑、疑问、愤怒与痛感，以某种程度上说，女性不仅是她故事里的主要人物，也是其小说的叙述视角和饱满情感的来源”。③孙频自己也颇为自得地宣称：“我喜欢写女人，因为我懂得女人。”④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则是：即使她写女性，其艺术视野也大大超越了女性的范畴，从而具有更广泛深刻的人生意义。如她的新作《自由故》⑤，就扩宽了题材的表现领域，在对生活常态的叙述中，展现了难能可贵的哲学思考。这种思考带有一贯的孙频式的忧伤和绝望，却也掺杂了些许的温情。
《自由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相貌平平的女博士吕明月厌倦了多年枯燥的书斋生活，决心在距毕业一年时逃离这个困顿的城市，去被一位天才诗人歌吟过的德令哈寻找自由。她遇见了与她同样相貌丑陋的王发财，并与其合租，最终发展为男女朋友。王发财倾慕吕明月的博士身份，这导致了吕明月情感的困惑，她不知对方喜欢的究竟是她，还是那个博士的头衔。在了解到上司王进同样对她有兴趣后，吕明月控制不住自己，与其在车内偷情。王发财目睹这一切，向王进索要十万块钱，警方介入后发现王发财原来是杀人逃犯，索要钱财的目的是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想给吕明月留下点依靠。故事最终，吕明月并没有摆脱自由的魔咒，也一直在寻找的路上，直到在别人的小说里自焚而死。
孙频是个会写故事的人，这不仅仅体现在她将女性日常生活的心理状态表现得真实而又生动，更体现在她让读者时刻记得“这只是个故事”，而不仅仅沉溺在细琐的真实之中而丧失了精神升华的冲动。从形式上说，孙频的这个故事似乎有许多漏洞，经不起推敲，但艺术往往就是这样的奇妙，有时候，叙述的漏洞反而更能体现作者的某些“意愿”，或是“反思”。如男主人公王发财的形象，很大程度上被理念化和符号化；又如故事的结局，陷入了浪漫式的幻想之中，这是真实生活中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作者如此处理也是告诉读者——这些问题永远也别想在现实的生活中获得完美解答。作者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悖论，同时自己否定了给予问题答案的可能性，这不能不说是另一种叙述策略。
问题的焦点集中在何为自由上。这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也是千百年来人们的实践理想。如同一位红色诗人所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自由的价值既高于生命，也高于爱情。这种最被人们推崇的自由主题，在孙频的笔下获得了新的时代内涵。她在对自由的思考上，展现出了与同龄人不太一样的成熟，甚至带有一点点绝望的忧郁和苍凉。这种思考分为三个层面来展开：对女性生存境遇的思考、对“80后”一代身份认同的思考，以及对知识分子所缺失的终极信仰的思考。这种思考尽管不可能获得完美的答案，但仍然是有价值的。
二
在马克思看来：“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⑥马克思这个观点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尤其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被奉为经典。依此标准，中国社会的进步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一般来说，中国当代女性面对这裂变的时代，拥有了千百年来从未有过的自由，从恋爱、婚姻自由，到扮演社会角色的自由，这些都极大改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让“女权”这个命题登上了思想文化的显眼板块，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共识。然而，孙频用自己独到的眼光提出了一个文化命题：中国女性的自由是否是真正的自由？长期以来我们将中国女性的不自由归咎于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但女性自身是否有“自缚”的一面？“只要充斥着女人的地方，即使没有一个男人居然也能像后宫”，这是孙频一句精辟的总结。文化的重负依然压制着中国女性的思想，“男权”已不是一个形式上可以推翻的命题，而是变成了每个女性的思维方式，成为了一种更隐蔽的文化观念。正如一位西方女学者指出的那样：“思想上中国女性并没有解放，中国妇女所受到的压迫，体力上和精神上，反而更深重了。”⑦小说中，如此的例子比比皆是，首先是人们对“女博士”群体的歧视，将“女博士”划为“第三性别”，这也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现代阐释；有点姿色的女博士几乎都渴望坐导师的大腿，得到特殊庇护，而没有姿色的如吕明月之流，也并不是不想，而是“未遂”，最后只能借助于换个生活方式来鄙视另外的女博士，其实质也不过是自卑罢了；吕明月曾将自由理解为跟男人睡觉，但她关注的并不是睡觉，而是男人是否真心喜欢她这个人，自始至终，她不是在性权利的自由上获得快感，而是在男性对她的认同上获得满足。可以说，小说通篇对于女性心理的细腻描写都是为了强调一种批判观念：女性渴望的自由或者幸福的标准，最终还是建立在男性身上，包括对自己姿色的炫耀，包括对自己爱情婚姻的期待，包括对自己价值的肯定——评判者无一例外是男性。如同冯爱琳所说：“女性对身份、审美标准的认同随时代的更迭而变化，它并非来自内在的认知，而是外在的赋予，换言之，是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体的期许。”⑧而女性之间，永远都充满着一种嫉妒的、斗争的气味，包括吕明月和自己的好友之间，也是较劲的、猜疑的、疏离的。孙频无疑刻画出了一个女性的地狱，在这个无形的地狱中，女性的生存境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表面上，女性已经可以挑起半边天，而实际上，女性群体对于“自我”的认知还未完全建立，从西方傳来的各种女权主义仍未能在中国真正扎根——或者说我们完全理解错了“女权”的含义，只是将其视为女性身份地位的提高、社会权利的平等和性权利的放纵。实际上，它还包含了更广阔的人文精神意义，即破除性别的对立，尊重性别的差异，同时强调人格的平等和人精神世界的完善。在这一点上，中国女性面临着深重的危机，文中吕明月一句“女人，我们是多么病入膏肓啊”，让人不能不正视女性的精神困境。在越来越多的“女博士”“剩女”群体出现后，又出现了两种极端现象：一是继续将男人视为价值判断依据的传统思维，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一是将不结婚不生孩子视为对这种传统的高贵反叛，结果却违背了自然的规律，牺牲了个人的幸福。 好的小说在于能够把握时代的脉搏。孙频已经接近了这一点，提出了这个时代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女性何时能真正获得自由，作者在小说中也通过虚拟的方式给出了不置可否的回答：吕明月后来去支教，去给孤儿院当志愿者，做了一切心灵的朝圣者该做的事，最后被诱骗到一个以诈骗为生的宗教组织，爱上了头目，并为他自焚。在简短的交代中，我们无法揣测这其中的过程都具有什么意义，但我们应该可以感悟到一种结局的讽刺意味——过度追求自由的结果，一定是毁灭。就像《浮士德》中那个飞奔向悬崖的孩子，也如《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最后纵情地一跳。作为为信仰殉道的中国当代版“英雄”，吕明月可能最终找到了灵魂的安慰和她心目中的自由——即爱情，但自由的代价也让我们对自由的本质有了更深刻、更忧虑的思考。
三
作为小说的一条重要线索，德令哈包含了极为深刻的意义。海子曾在《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中写道：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
孤独是这首诗的主题。深重的孤独感，不仅仅属于海子，也属于“80后”一代人。因为这首诗，王发财和吕明月邂逅在德令哈，德令哈对他们来说意味着自由、梦想、心灵的解脱、孤独的残酷与美好。在代入现实问题的时候，孙频也早已将她对于一代人的思考贯穿其中，表达了自己的梦与忧、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回溯海子的那一代人，懵懂中经历了“文革”的伤痛，是对自我身份认同最为矛盾的一代人。海子不仅仅是整个“后文革”时代的心灵代言人，也是“60后”“70后”的偶像，是诗意的象征。然而，“80后”的世界却读不懂海子了。在商业文化把政治话语和心灵诉求一起吞没的时代，“诗意”成了易碎品和奢侈品。孙频作为女性，固然关注女性的生存境遇，同时，作为“80后”作家，也对她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心灵进行了拷问。
很显然，孙频表达的不仅仅是缅怀或者致敬，更是带着反思的心态去看待这种“孤独的诗意”。小说中，吕明月的自由，到了德令哈就变成了吃不饱饭的折磨。而王发财，有着恶俗的名字，长着丑不堪言的脸，居然是海子的崇拜者，热切的文学爱好者。这种强烈的对比揭示出诗意与现实的关系，喻示了某种错位和畸形。一个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女博士，一个是自由太久了，巴不得被什么东西束缚一辈子的逃犯；一个是奋不顾身的将诗意作为口号的反叛者，一个是热爱生活的、骨子里有着真正诗意的初中生——一系列的夸张错位，实质上也是对“80后”这一代人生存现状的绝妙讽刺，他们在理想与现实的错位中失去了自我，丧失了某种精神上的真实的存在感。
诚然，“80后”一代是孤独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与海子有共鸣的原因。这种孤独不仅仅是某些物欲造成的人身孤独，更是一种心灵的孤独，他们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迷失了自我。这一代人正好生长在改革开放成就最伟大的时代中，然而当他们长大，社会竞争开始变得前所未有的激烈，社会体制也基本定型，法制也已趋向健全，混乱时期造就的“暴发户”对这一代人而言只是一个梦，更多人成了永远的“穷二代”。没有社会动荡，当然也没有极度穷困，只有一眼能望到头的不变的人生轨迹——学习，考大学，找工作，结婚，买房子，生孩子，等着退休的养老保险。这一代人在刚好能思考人生意义的年龄里，却被灌输了一堆堆的应试教育的知识；在接受完所谓的精英教育后，却发现这些知识毫无用武之地。裂变的时代造就了“80后”，这一代人在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中的挣扎是前所未有的惨烈。正如小说中表述的那样，多少人考硕士是因为找不到工作，考博士也是因为找不到工作，他们如一群无头苍蝇，只认定了“读书”这一种人生的方向，唯一能带给他们体面身份和体面伴侣的方向。吕明月作为一个反叛者和尝试者所进行的自由之旅，实际上也是一次身份认同之旅，她究竟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她究竟该作为什么而存在，人该不该有超脱于社会身份之上的精神生活？然而，她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并没有获得任何人的认同，这正是小说描写的悲哀之处。她极力想丢掉的博士头衔，恰恰成了她受人尊敬的理由，除此之外，她这个人本身被社会所无视了，正如千千万万的“80后”沦为了高楼下的蚁族。甚至，有那么一瞬间，她会希望自己的博士证书上是毕业而不是肄业。
因此，与“女权”被文化观念所束缚一样，“理想”也同样被残酷的现实束缚着。在没有文凭寸步难行的社会中，很难想象会有这么一个人在博士毕业差一年的时候放弃学业，也很难想象有人会沉迷在海子的诗里，为了一个虚无飘渺的梦想而收拾行囊，丢掉身份，只是成为一个能够完整思考、享受孤独的人。去追寻心中的诗意，居然成为了一种奢望，这大概就是“80后”一代人痛失的自由。
四
为小说主人公选取“女博士”这个身份，本身就隐喻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孙频也不止一次在文中揶揄吕明月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心态：当有编辑来信说欣赏她的才华时，她流泪了，“这么多年里终于有一个人肯把她当金子一样从砂堆里捡了出来”；吕明月不止一次地“冷笑”，是因为“不屑”，不屑与那些憋论文的女博士为伍，不屑王发财的没文化，不屑男人愿意睡一个戴博士帽的母猪；可最后，她对自己的总结是“可怜”，就在她打算用自己在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和一大串博格曼、费里尼的名字砸死王发财时，她发现自己同王发财一样可怜。这些生动的描写，可以说是当代知识分子心理的残酷写照。之所以残酷，是因为太真实。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虽然谈不上彻底没落，但在商业文化大举来襲的时代里，已经笼罩上一股酸臭味儿，早已失去了以往的神圣。用徐先智的话说大学这个“小世界”：“人逐渐非人化，人性逐渐工具化。工具化的人性当然无法构成一个健康的社会结构，这里只是一个病态的社会结构。”⑨在这里，知识不仅不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启蒙大众的精神养料，反而成了一种累赘和负担，甚至是一种深深的耻辱，因为大众已经将“博士”与“没有社会经验”“古怪”“书呆子”，甚至是“变态”结合起来，而知识分子群体的主流职业——教师，也已被冠上“叫兽”、“砖家”等卑琐的称号。在这个更尊重商业文化话语权的时代，知识分子的地位被严重矮化，人文学科退居边缘，文学的功用被深刻质疑。 也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完成了类似吕明月的一种堕落——找寻之旅。吕明月与上司王进的关系，就隐喻着这种堕落。在王进的礼物轰炸策略后，吕明月无法拒绝物质的诱惑，终于发现自己只是自命清高。在故作镇定退回礼物时，她心里却并不完全断绝一个念头：成为王进的情人，这也才能解释最后在车中与王进的苟且。正如编辑来信欣赏她的才华会使她感动流涕，一个男人对她身体的爱恋也会使她找到做女人的存在感和价值所在。其实，对吕明月来说最可悲的是，她为了找存在感而忽略了什么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王发财的丑陋根本激不起她的爱恋，王进也老得可以做她父亲，根本不是她理想的对象。这种自甘堕落，其实也象征着知识分子的现状：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努力去迎合这个商业化的时代，寻求大众的肯定，以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却忘了什么才是自己真正的信仰。
在谈到“终极信仰”这个话题时，我们也无法绕过一个悖论：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定的“终极信仰”。因为信仰是不能被规定的。长久以来，信仰和自由像一对孪生姊妹一样，有时候，自由就是信仰，有时候，信仰就是自由。孙频也借王发财之口说道：“大束缚可能就是大自由。比如宗教，比如爱情，比如一种至死不能改的依赖。”显然，孙频将她对知识分子理想状态的期待倾注在了王发财这个人物身上。他是个逃犯，过着有一日没一日的生活，因此特别珍惜每一天，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尽管他丑陋、庸俗、没有文化，但他才是真正的大智慧者，真正的诗意。尽管这个人物过于理念化，成为福斯特标准下的“扁平人物”⑩而这种“扁平人物”却也成为小说中极为独特的温情的存在。有人认为孙频“大致笼罩在张爱玲之下，以张爱玲之眼看世界，以张爱玲之心理解人事，以张爱玲之笔写故事”{11}。而王发财这个人物的出现，就是孙频走出张爱玲的一次勇敢却不甚成功的尝试。
虽然无法定义某种“终极信仰”，但孙频已将她对信仰的思考表达出来：知识分子能够找回也必须找回自己的信仰，这种信仰不以外在的标准来衡量自身的价值，而是依据自己的心灵去判断什么是人生中最应该追寻的东西。在这个价值观混乱的时代，这一点太重要了。其实若干年前，那场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仍旧留给我们有价值的思考：文学的危机带来了人文精神的危机，而人文精神的危机实质上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缺少信仰的危机。我们在这个物质化的世界里缺少了聆听人性的从容，缺少了对于孤独的感恩，缺少了对于文化的深刻反思。其实，找到自己内心的信仰，同时尊重每个人不同的信仰，是否也是“自由”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孙频的叙事总是生活化的、女性化的，善于在生活的常态中捕捉哲学的忧思。在何为自由这个问题上，虽然她没有给出解答，却以女性的角度对生活、情感进行了细致的解剖，让人切实地感受到生活的重压和自由的难以接近。从某方面来看，她将哲学问题简化为了生活问题——女人如何才能珍惜身边的人，获得幸福；同时又将生活问题升华为了哲学问题——以一场轰轰烈烈具有象征意味的自焚，烧走了生活中仍将继续的千万个现实问题。生活与哲学，是不可能拒绝彼此、颠覆彼此的。无论是对于女性命运、“80后”一代的身份认同危机，还是知识分子信仰的思考，都紧紧建立在生活的基础之上，这是常人在“常态”中容易忽略的，同时又是能够天然地感受到的哲学命题。“自由”的实质，或许就是这样一种“感受”和“反思”，它并不高深，也无须让人以身殉道。它只关乎人的心灵，这或许是作者想给又没有明确给出的答案。
注释：
①徐刚：《苍凉而卑微的女性叙事——孙频小说论》，《百家评论》2013年第2期。
②阎秋霞：《孙频叙事研究》，《文艺争鸣》2012年第9期。
③陈丽军：《城市空间、男性与自我镜像——孙频女性叙事的三个维度》，《创作与评论》2013年2月号上半月刊。
④孙频、郑小驴：《内心的旅程》，《大家》2010年第5期。
⑤孙频：《自由故》，《创作与评论》2014年9月号上半月刊。
⑥[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49-250页。
⑦[美]贝尔·胡克斯著，沈睿译：《激情的政治》，金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202页。
⑧馮爱琳：《规训与反叛：空间建构中的女性身体》，《创作与评论》2013年7月号下半月刊。
⑨徐先智：《“小世界”：理想的迷狂与人性的异化——读汤吉夫<大学纪事>》，《创作与评论》2013年1月号下半月刊。
⑩[英]福斯特著，苏炳文译：《小说面面观》，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59页。
{11}刘涛：《入乎张爱玲内——一论孙频》，《创作与评论》2013年2月号上半月刊。
孙频擅写女性，尤其是年轻的知识女性，这几乎是评论界的共识。徐刚说：“孙频最擅长的还是写女性，她几乎每一部小说都是以女性作为第一主人公，而尤其关注剩女们的爱情困境。”①阎秋霞认为孙频最擅长“借用女性的情感痛楚来折射物欲对人精神世界的诱惑和挑战”。②陈丽君也特别指出孙频“钟情于女性当下的生存体验——女性的困惑、疑问、愤怒与痛感，以某种程度上说，女性不仅是她故事里的主要人物，也是其小说的叙述视角和饱满情感的来源”。③孙频自己也颇为自得地宣称：“我喜欢写女人，因为我懂得女人。”④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则是：即使她写女性，其艺术视野也大大超越了女性的范畴，从而具有更广泛深刻的人生意义。如她的新作《自由故》⑤，就扩宽了题材的表现领域，在对生活常态的叙述中，展现了难能可贵的哲学思考。这种思考带有一贯的孙频式的忧伤和绝望，却也掺杂了些许的温情。
《自由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相貌平平的女博士吕明月厌倦了多年枯燥的书斋生活，决心在距毕业一年时逃离这个困顿的城市，去被一位天才诗人歌吟过的德令哈寻找自由。她遇见了与她同样相貌丑陋的王发财，并与其合租，最终发展为男女朋友。王发财倾慕吕明月的博士身份，这导致了吕明月情感的困惑，她不知对方喜欢的究竟是她，还是那个博士的头衔。在了解到上司王进同样对她有兴趣后，吕明月控制不住自己，与其在车内偷情。王发财目睹这一切，向王进索要十万块钱，警方介入后发现王发财原来是杀人逃犯，索要钱财的目的是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想给吕明月留下点依靠。故事最终，吕明月并没有摆脱自由的魔咒，也一直在寻找的路上，直到在别人的小说里自焚而死。
孙频是个会写故事的人，这不仅仅体现在她将女性日常生活的心理状态表现得真实而又生动，更体现在她让读者时刻记得“这只是个故事”，而不仅仅沉溺在细琐的真实之中而丧失了精神升华的冲动。从形式上说，孙频的这个故事似乎有许多漏洞，经不起推敲，但艺术往往就是这样的奇妙，有时候，叙述的漏洞反而更能体现作者的某些“意愿”，或是“反思”。如男主人公王发财的形象，很大程度上被理念化和符号化；又如故事的结局，陷入了浪漫式的幻想之中，这是真实生活中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作者如此处理也是告诉读者——这些问题永远也别想在现实的生活中获得完美解答。作者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悖论，同时自己否定了给予问题答案的可能性，这不能不说是另一种叙述策略。
问题的焦点集中在何为自由上。这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也是千百年来人们的实践理想。如同一位红色诗人所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自由的价值既高于生命，也高于爱情。这种最被人们推崇的自由主题，在孙频的笔下获得了新的时代内涵。她在对自由的思考上，展现出了与同龄人不太一样的成熟，甚至带有一点点绝望的忧郁和苍凉。这种思考分为三个层面来展开：对女性生存境遇的思考、对“80后”一代身份认同的思考，以及对知识分子所缺失的终极信仰的思考。这种思考尽管不可能获得完美的答案，但仍然是有价值的。
二
在马克思看来：“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⑥马克思这个观点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尤其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被奉为经典。依此标准，中国社会的进步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一般来说，中国当代女性面对这裂变的时代，拥有了千百年来从未有过的自由，从恋爱、婚姻自由，到扮演社会角色的自由，这些都极大改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让“女权”这个命题登上了思想文化的显眼板块，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共识。然而，孙频用自己独到的眼光提出了一个文化命题：中国女性的自由是否是真正的自由？长期以来我们将中国女性的不自由归咎于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但女性自身是否有“自缚”的一面？“只要充斥着女人的地方，即使没有一个男人居然也能像后宫”，这是孙频一句精辟的总结。文化的重负依然压制着中国女性的思想，“男权”已不是一个形式上可以推翻的命题，而是变成了每个女性的思维方式，成为了一种更隐蔽的文化观念。正如一位西方女学者指出的那样：“思想上中国女性并没有解放，中国妇女所受到的压迫，体力上和精神上，反而更深重了。”⑦小说中，如此的例子比比皆是，首先是人们对“女博士”群体的歧视，将“女博士”划为“第三性别”，这也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现代阐释；有点姿色的女博士几乎都渴望坐导师的大腿，得到特殊庇护，而没有姿色的如吕明月之流，也并不是不想，而是“未遂”，最后只能借助于换个生活方式来鄙视另外的女博士，其实质也不过是自卑罢了；吕明月曾将自由理解为跟男人睡觉，但她关注的并不是睡觉，而是男人是否真心喜欢她这个人，自始至终，她不是在性权利的自由上获得快感，而是在男性对她的认同上获得满足。可以说，小说通篇对于女性心理的细腻描写都是为了强调一种批判观念：女性渴望的自由或者幸福的标准，最终还是建立在男性身上，包括对自己姿色的炫耀，包括对自己爱情婚姻的期待，包括对自己价值的肯定——评判者无一例外是男性。如同冯爱琳所说：“女性对身份、审美标准的认同随时代的更迭而变化，它并非来自内在的认知，而是外在的赋予，换言之，是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体的期许。”⑧而女性之间，永远都充满着一种嫉妒的、斗争的气味，包括吕明月和自己的好友之间，也是较劲的、猜疑的、疏离的。孙频无疑刻画出了一个女性的地狱，在这个无形的地狱中，女性的生存境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表面上，女性已经可以挑起半边天，而实际上，女性群体对于“自我”的认知还未完全建立，从西方傳来的各种女权主义仍未能在中国真正扎根——或者说我们完全理解错了“女权”的含义，只是将其视为女性身份地位的提高、社会权利的平等和性权利的放纵。实际上，它还包含了更广阔的人文精神意义，即破除性别的对立，尊重性别的差异，同时强调人格的平等和人精神世界的完善。在这一点上，中国女性面临着深重的危机，文中吕明月一句“女人，我们是多么病入膏肓啊”，让人不能不正视女性的精神困境。在越来越多的“女博士”“剩女”群体出现后，又出现了两种极端现象：一是继续将男人视为价值判断依据的传统思维，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一是将不结婚不生孩子视为对这种传统的高贵反叛，结果却违背了自然的规律，牺牲了个人的幸福。 好的小说在于能够把握时代的脉搏。孙频已经接近了这一点，提出了这个时代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女性何时能真正获得自由，作者在小说中也通过虚拟的方式给出了不置可否的回答：吕明月后来去支教，去给孤儿院当志愿者，做了一切心灵的朝圣者该做的事，最后被诱骗到一个以诈骗为生的宗教组织，爱上了头目，并为他自焚。在简短的交代中，我们无法揣测这其中的过程都具有什么意义，但我们应该可以感悟到一种结局的讽刺意味——过度追求自由的结果，一定是毁灭。就像《浮士德》中那个飞奔向悬崖的孩子，也如《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最后纵情地一跳。作为为信仰殉道的中国当代版“英雄”，吕明月可能最终找到了灵魂的安慰和她心目中的自由——即爱情，但自由的代价也让我们对自由的本质有了更深刻、更忧虑的思考。
三
作为小说的一条重要线索，德令哈包含了极为深刻的意义。海子曾在《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中写道：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
孤独是这首诗的主题。深重的孤独感，不仅仅属于海子，也属于“80后”一代人。因为这首诗，王发财和吕明月邂逅在德令哈，德令哈对他们来说意味着自由、梦想、心灵的解脱、孤独的残酷与美好。在代入现实问题的时候，孙频也早已将她对于一代人的思考贯穿其中，表达了自己的梦与忧、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回溯海子的那一代人，懵懂中经历了“文革”的伤痛，是对自我身份认同最为矛盾的一代人。海子不仅仅是整个“后文革”时代的心灵代言人，也是“60后”“70后”的偶像，是诗意的象征。然而，“80后”的世界却读不懂海子了。在商业文化把政治话语和心灵诉求一起吞没的时代，“诗意”成了易碎品和奢侈品。孙频作为女性，固然关注女性的生存境遇，同时，作为“80后”作家，也对她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心灵进行了拷问。
很显然，孙频表达的不仅仅是缅怀或者致敬，更是带着反思的心态去看待这种“孤独的诗意”。小说中，吕明月的自由，到了德令哈就变成了吃不饱饭的折磨。而王发财，有着恶俗的名字，长着丑不堪言的脸，居然是海子的崇拜者，热切的文学爱好者。这种强烈的对比揭示出诗意与现实的关系，喻示了某种错位和畸形。一个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女博士，一个是自由太久了，巴不得被什么东西束缚一辈子的逃犯；一个是奋不顾身的将诗意作为口号的反叛者，一个是热爱生活的、骨子里有着真正诗意的初中生——一系列的夸张错位，实质上也是对“80后”这一代人生存现状的绝妙讽刺，他们在理想与现实的错位中失去了自我，丧失了某种精神上的真实的存在感。
诚然，“80后”一代是孤独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与海子有共鸣的原因。这种孤独不仅仅是某些物欲造成的人身孤独，更是一种心灵的孤独，他们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迷失了自我。这一代人正好生长在改革开放成就最伟大的时代中，然而当他们长大，社会竞争开始变得前所未有的激烈，社会体制也基本定型，法制也已趋向健全，混乱时期造就的“暴发户”对这一代人而言只是一个梦，更多人成了永远的“穷二代”。没有社会动荡，当然也没有极度穷困，只有一眼能望到头的不变的人生轨迹——学习，考大学，找工作，结婚，买房子，生孩子，等着退休的养老保险。这一代人在刚好能思考人生意义的年龄里，却被灌输了一堆堆的应试教育的知识；在接受完所谓的精英教育后，却发现这些知识毫无用武之地。裂变的时代造就了“80后”，这一代人在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中的挣扎是前所未有的惨烈。正如小说中表述的那样，多少人考硕士是因为找不到工作，考博士也是因为找不到工作，他们如一群无头苍蝇，只认定了“读书”这一种人生的方向，唯一能带给他们体面身份和体面伴侣的方向。吕明月作为一个反叛者和尝试者所进行的自由之旅，实际上也是一次身份认同之旅，她究竟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她究竟该作为什么而存在，人该不该有超脱于社会身份之上的精神生活？然而，她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并没有获得任何人的认同，这正是小说描写的悲哀之处。她极力想丢掉的博士头衔，恰恰成了她受人尊敬的理由，除此之外，她这个人本身被社会所无视了，正如千千万万的“80后”沦为了高楼下的蚁族。甚至，有那么一瞬间，她会希望自己的博士证书上是毕业而不是肄业。
因此，与“女权”被文化观念所束缚一样，“理想”也同样被残酷的现实束缚着。在没有文凭寸步难行的社会中，很难想象会有这么一个人在博士毕业差一年的时候放弃学业，也很难想象有人会沉迷在海子的诗里，为了一个虚无飘渺的梦想而收拾行囊，丢掉身份，只是成为一个能够完整思考、享受孤独的人。去追寻心中的诗意，居然成为了一种奢望，这大概就是“80后”一代人痛失的自由。
四
为小说主人公选取“女博士”这个身份，本身就隐喻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孙频也不止一次在文中揶揄吕明月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心态：当有编辑来信说欣赏她的才华时，她流泪了，“这么多年里终于有一个人肯把她当金子一样从砂堆里捡了出来”；吕明月不止一次地“冷笑”，是因为“不屑”，不屑与那些憋论文的女博士为伍，不屑王发财的没文化，不屑男人愿意睡一个戴博士帽的母猪；可最后，她对自己的总结是“可怜”，就在她打算用自己在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和一大串博格曼、费里尼的名字砸死王发财时，她发现自己同王发财一样可怜。这些生动的描写，可以说是当代知识分子心理的残酷写照。之所以残酷，是因为太真实。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虽然谈不上彻底没落，但在商业文化大举来襲的时代里，已经笼罩上一股酸臭味儿，早已失去了以往的神圣。用徐先智的话说大学这个“小世界”：“人逐渐非人化，人性逐渐工具化。工具化的人性当然无法构成一个健康的社会结构，这里只是一个病态的社会结构。”⑨在这里，知识不仅不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启蒙大众的精神养料，反而成了一种累赘和负担，甚至是一种深深的耻辱，因为大众已经将“博士”与“没有社会经验”“古怪”“书呆子”，甚至是“变态”结合起来，而知识分子群体的主流职业——教师，也已被冠上“叫兽”、“砖家”等卑琐的称号。在这个更尊重商业文化话语权的时代，知识分子的地位被严重矮化，人文学科退居边缘，文学的功用被深刻质疑。 也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完成了类似吕明月的一种堕落——找寻之旅。吕明月与上司王进的关系，就隐喻着这种堕落。在王进的礼物轰炸策略后，吕明月无法拒绝物质的诱惑，终于发现自己只是自命清高。在故作镇定退回礼物时，她心里却并不完全断绝一个念头：成为王进的情人，这也才能解释最后在车中与王进的苟且。正如编辑来信欣赏她的才华会使她感动流涕，一个男人对她身体的爱恋也会使她找到做女人的存在感和价值所在。其实，对吕明月来说最可悲的是，她为了找存在感而忽略了什么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王发财的丑陋根本激不起她的爱恋，王进也老得可以做她父亲，根本不是她理想的对象。这种自甘堕落，其实也象征着知识分子的现状：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努力去迎合这个商业化的时代，寻求大众的肯定，以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却忘了什么才是自己真正的信仰。
在谈到“终极信仰”这个话题时，我们也无法绕过一个悖论：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定的“终极信仰”。因为信仰是不能被规定的。长久以来，信仰和自由像一对孪生姊妹一样，有时候，自由就是信仰，有时候，信仰就是自由。孙频也借王发财之口说道：“大束缚可能就是大自由。比如宗教，比如爱情，比如一种至死不能改的依赖。”显然，孙频将她对知识分子理想状态的期待倾注在了王发财这个人物身上。他是个逃犯，过着有一日没一日的生活，因此特别珍惜每一天，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尽管他丑陋、庸俗、没有文化，但他才是真正的大智慧者，真正的诗意。尽管这个人物过于理念化，成为福斯特标准下的“扁平人物”⑩而这种“扁平人物”却也成为小说中极为独特的温情的存在。有人认为孙频“大致笼罩在张爱玲之下，以张爱玲之眼看世界，以张爱玲之心理解人事，以张爱玲之笔写故事”{11}。而王发财这个人物的出现，就是孙频走出张爱玲的一次勇敢却不甚成功的尝试。
虽然无法定义某种“终极信仰”，但孙频已将她对信仰的思考表达出来：知识分子能够找回也必须找回自己的信仰，这种信仰不以外在的标准来衡量自身的价值，而是依据自己的心灵去判断什么是人生中最应该追寻的东西。在这个价值观混乱的时代，这一点太重要了。其实若干年前，那场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仍旧留给我们有价值的思考：文学的危机带来了人文精神的危机，而人文精神的危机实质上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缺少信仰的危机。我们在这个物质化的世界里缺少了聆听人性的从容，缺少了对于孤独的感恩，缺少了对于文化的深刻反思。其实，找到自己内心的信仰，同时尊重每个人不同的信仰，是否也是“自由”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孙频的叙事总是生活化的、女性化的，善于在生活的常态中捕捉哲学的忧思。在何为自由这个问题上，虽然她没有给出解答，却以女性的角度对生活、情感进行了细致的解剖，让人切实地感受到生活的重压和自由的难以接近。从某方面来看，她将哲学问题简化为了生活问题——女人如何才能珍惜身边的人，获得幸福；同时又将生活问题升华为了哲学问题——以一场轰轰烈烈具有象征意味的自焚，烧走了生活中仍将继续的千万个现实问题。生活与哲学，是不可能拒绝彼此、颠覆彼此的。无论是对于女性命运、“80后”一代的身份认同危机，还是知识分子信仰的思考，都紧紧建立在生活的基础之上，这是常人在“常态”中容易忽略的，同时又是能够天然地感受到的哲学命题。“自由”的实质，或许就是这样一种“感受”和“反思”，它并不高深，也无须让人以身殉道。它只关乎人的心灵，这或许是作者想给又没有明确给出的答案。
注释：
①徐刚：《苍凉而卑微的女性叙事——孙频小说论》，《百家评论》2013年第2期。
②阎秋霞：《孙频叙事研究》，《文艺争鸣》2012年第9期。
③陈丽军：《城市空间、男性与自我镜像——孙频女性叙事的三个维度》，《创作与评论》2013年2月号上半月刊。
④孙频、郑小驴：《内心的旅程》，《大家》2010年第5期。
⑤孙频：《自由故》，《创作与评论》2014年9月号上半月刊。
⑥[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49-250页。
⑦[美]贝尔·胡克斯著，沈睿译：《激情的政治》，金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202页。
⑧馮爱琳：《规训与反叛：空间建构中的女性身体》，《创作与评论》2013年7月号下半月刊。
⑨徐先智：《“小世界”：理想的迷狂与人性的异化——读汤吉夫<大学纪事>》，《创作与评论》2013年1月号下半月刊。
⑩[英]福斯特著，苏炳文译：《小说面面观》，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59页。
{11}刘涛：《入乎张爱玲内——一论孙频》，《创作与评论》2013年2月号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