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作为儒家学派最重要的代表著作，从古至今，无数的古圣先贤都对它做过阐释。儒家思想影响中国社会二千多年，直至今日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说到中国人的思想和思维，人们就会提及儒、道、佛三家，而事实上今日国人的思维早已是三家合一的产物，很难区分说某一观念只遵从某一家的思想。但又因历史的原因和文化氛围的影响，中国人的骨子里实则更多是受儒家思想的支配，佛道两家作为完善人格的调和和补充。在“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相互过程中，《论语》早已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而如今的人们，依然能够通过对这本原典的解读找出时代所需要的文化养分，这就是经典的价值和魅力所在。
　　首先，求知是为明理，先秦诸子赋予人们更多的是人生的启迪，在“道”与“技”的关系上，更多地是给人们“道”的启示，至于“技”是可以通过后天的积累和学习来实现的。在孔子那个时代，随着周朝礼乐制度的衰微，原有的官学体系已无法维系，私学的兴起奠定了后期百家争鸣的局面，孔子则是这个时代的先驱者。孔子出生于鲁地，所谓“周礼在鲁”，《论语》也是典型的礼乐文化的产物。而礼不仅是外在的制度规则和行为范式，也是内在的价值追求，它是建立在血缘和宗法制度上的，反映在社会要素上则是人们所谓的“家国同构”的形式。家中有老幼尊卑之别，推之国家亦然。因此孔子有：“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本是“孝悌”，是做人的根本，这正是从家庭的角度来讲的。对此人们就能更好地理解“齐家治国”的含义，也明白何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其次，孔子在《论语》中为人们设定了两种人——“君子”“圣人”，这是儒家所追求的终极目标，而这两类人又有一个等级划分，圣人高于君子，圣人乃是瑶池圣水，可望而不可及，尧舜都还未达到，而君子则是我们平常人可以践行和追求的。无论是君子还是圣人，都具有超高的道德标准。孔子把德行看得特别的重要，孔门四科中，德行放在了第一位，由此可见一斑。颜回作为孔子最喜爱的弟子也被列入德行科中。而《论语》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德不孤，必有邻”等语段也层出不穷。最终，儒家为人们构建了一条从常人到君子，直至圣人的修行之路，而这条路又是以求仁来践行的。
　　仁在论语中并未做出具体的定义，究其原因，仁乃属于形而上的“道”，所谓“道可道，非常道”，这是很难准确定义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仁”的基础是爱人，而这种爱与墨家所倡导的“兼爱”还有很大的区别，它不是一种一视同仁的爱，而是有疏亲远近的爱，一种推己及人的爱。这种建立在宗法血缘制度下的思想价值当然是具有其合理性存在的。在马厩焚毁，不问马先问人的行为中，人们可以看到一种朴素的人文关怀。仁作为儒家追求和奉行的“道”，只要须臾不离其身，也就近于圣人了。
　　君子一直都是儒家所追寻的理想人格，在笔者看来，君子最重要的两个特征用乾坤两卦的象传解释最为合适，一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二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点是相辅相成的，刚好作为君子人格的两个方面，来塑造和完善君子。作为君子，必须要以强大的道德情操来要求自己，就如大地那样宽广而厚重，故而君子能“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此外君子还应该有价值上的追求，所谓生生不息，奋发向上才是完善其人格的最终目标。“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虽然站在孔子的立场，君子所追求的是“仁爱”之道，是求学为政之道，具有强烈的济世安邦的意味，但对如今的我们来说，何尝不能把它理解地更为宽泛呢？理想人格的追求或许距离人们太过遥远，但把它作为内心的一种坚守和信念也未尝不可。既要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又要有奋发向上的意志，并让这样的信念不会因时因事而改变。
　　孔子最大的贡献在于开创了平民教育的先河。虽然受儒家学派理念的引导，孔子所传授的教学主要以“君子之学”为主，也就是如何把人培养成一个德才兼备、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管理者和统治者，但他“有教无类”“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的思想理念对后世的影响也是相当深远的。
　　中国是一个重视教育的国度，是其他文明所无法比拟的。“教”字早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说明至少远在殷商时期我们的先民就有这样的意识了。《说文解字》云：“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上行下效的过程就是教的主要流程。又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说明在周时，贵族阶层已经有这样完备的识字教学流程了。或许正是从远古就有这样的传统，所以直至今日，华夏文明才成为了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绵远数千年的古老文明。而孔子的巨大贡献在于，在官学衰微，私学兴盛的时代，他成为开百家之学的先行者，同时促进了这种文化传承和教育至上的理念在民众中传播。
　　孔子的的重要理念有两点：其一是浓厚的诗教传统，其二是把道德培养作为首要任务，这两点是相辅相成的。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周代诗歌不仅是作为“主文谲谏、考察民风”的一种手段，同样还发挥着“陶冶情操、启迪情志”的作用。所谓“诗言志，歌咏言，律合声”，诗歌是用来抒发内心情志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通过这种中和之美，儒家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把人培养成君子。
　　孔子洞悉人的本性，他意识到了人性具有共通的地方，同样人性具有共同的弱点。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就指人天生所具有的本性，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是相近的，习是指后天积习已久的习性。那么为什么后天的习性会相差如此之远？这就是教化和学习的力量，所以《论语》开篇就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习是快乐的过程，他是一种不断求道的过程，是一种反求本性的过程，是让人趋于完人的过程。
　　德育的本质是一种内心的自我约束，而儒家倡导的“求仁”实则就是提高道德修养。如今的时代，德育似乎在很多地方都是缺失的，有有才无德的人，这样的人地位越高，对于社会危害越大，他们缺少了一种内心的自我约束。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但不以道得之，则“不处”“不去”。能安贫乐道的人心中一定是恬淡的。而如今还在坚守的人时常会感到困惑，正如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感叹的那样：“‘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積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但事实也证明，恶必有恶报，没有受过良好道德教育的人最终的结果都不会好。有孔子那样“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的信念，十分必要。
　　（北方民族大学）
　　作者简介：何雨盎（1993—），男，四川广汉人，硕士，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