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国学

　　“国学”这个名堂由来已久，但至今仍然没有清晰的定论。在古代，国学一词指国家设立的学校。近代以来，这个词热了起来，且含义发生了变化。这与日本密切相关。
　　当代学者龚鹏程说，“梁启超他们到日本去以后，却发现在明治维新的同时，产生了另一个运动：国学运动。因为在学西方的同时，日本人就发现不能够只学西方而把我们自己的传统给丢了，传统中还是有很好的部分。所以这就产生了国学运动与国粹主义。国粹这个词也是日本当时创的。无独有偶，革命党人也在日本活动，也同样注意到了日本这个现象，所以像黄节、章太炎这一批人，一方面向国内介绍，一方面也模仿日本的国学运动，开始提倡我们的国学。”

　　章太炎认为，国学是一国固有之学，其内容包括：一、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二、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三、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在他的讲授内容中，“国学”涵括了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小学（音韵、文字、训诂）。这种界定显得宽泛，后人依此，往往容易出现将古代学说都放进“国学”这个箩筐里的情况。此外，经学是儒学的核心，但章太炎曾竭力诋孔反儒，虽然晚年改变主张，然而这也令他所讲授的国学，有了暧昧不清的味道。
　　大学者柳诒徵也曾对“国学”一词发言：“予对国学之界说，必非佛学及洋学，而一般人之小学、音韵、甲骨、性理、辞章等等，皆不过国学之一部分。须从古先圣哲，未受佛学洋学之熏染时讲清，而又包括后来之汉学、宋学，以及今世所言政治、经济、财政、社会、教育等，始可言国学。”（1951年9月19日《柳诒徵劬堂日记抄》）然而宋学又有受佛学影响的地方，两者难以绝然二物。按照柳诒徵的定义，佛学不入国学范畴，宋学可入，在这个节点上，“国学”一词也难以说清。
　　钱穆在《国学概论》的弁言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以钱穆大儒之望、治学之勤，犹感到“国学”一词太过肤廓，不好讲论，何况今人？

“学”应讲到实处

　　国学热在上世纪90年代就曾出现过。现在又成为举国热词，原因众所周知。作为中国人，当然需要知道何为中国传统文化。最近百年来，神州大地吹起一股蔑弃传统、以西学为尚之风，其流毒之烈，已被不少有识之士指出。然而即使走向这股风气的反面，人人竞言国学，却又未必能为中国传统文化增色一分。宋儒郑樵说，“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绝”，道出一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人而无学，“虽多亦奚以为”。
　　现在不少人讲国学，往往大而无当、玄而又玄。要么是左拈一句孔训、右引一句佛偈，就号称融通“儒释道”三教；要么是罗织各种古语，大煲心灵鸡汤；更有甚者，借讲二十四史以宣扬成功学、厚黑学，全然不曾理会古人作史，是通过记录世运兴衰、人物贤奸来为后人提供鉴戒。
　　既然号称推行国学，那么这个“学”字就应该讲到实处，不能“六经注我”。有自号为“儒家”的学者，力倡尊孔，说孔子有主张平等的思想。这可真是“一粉抵十黑”了。孔子明确提出“唯上智下愚不移”，如果他是主张平等的话，那么这句话就完全没有着落。实际上，孔子是主张差等的，他承认人与人之间有高下之别，尊重人的差异性，然后主张各人根据性之所近来治学修行，下学上达，以学问和美德取得社会地位。
　　孔门思想，推扬“道尊于势”，经济上的贫富、社会地位方面的尊卑，只是一时之“势”，而学问与美德则是可贵的“道”，一个出身卑微的平民百姓，只要具备学问与德行，就是高贵之人。古人责备身处高位的某人“何德何能”，所隐含的价值观就是以学问与美德为高。司马迁作《史记》，把没有公侯地位的孔子列入世家，亦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说孔子主张平等，一有比附西方之嫌，二不能阐明孔门学说，徒劳取宠而已。
　　又目前流行“读经教育”，主事者明确宣称，孩子读经不必求甚解，应趁其在记忆力旺盛之时，让其背诵若干万字经典，成长后自有大用。这种教育模式的好坏且不论，然而施教者在实际操作中使用的“经”，是《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典籍，可见即便是教育者本人，也懵然不知“经”是何物。
　　什么是“经”？钱基博《经学通志》：“经之为言，常也。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常所秉守，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所谓“经”，是指先王政典，它不是儒家或其他任何一个流派独享的。《庄子》明确记载《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种经。到了汉代，《乐》亡佚了，剩下的五经一直传到今天。如今通行的“十三经”说法，是宋代出现的，后人图方便而袭用下来。然而“十三经”这个分类本身就有问题，这一点钱基博也明确指出了。比如《孟子》是一家之言，属诸子类，却被归入经。此外，古人有经、传之分，《论语》属“传”。《史记·李将军列传》：“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这里的“传”指的是《论语》。汉武帝时置五经博士，不包含《论语》。
　　今之读经教育，《论语》是“必修课”。对于中国人来说，《论语》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五经，但从身份上看，它不是经。读经推广者都知道“必也正名乎”是《论语》里的话，但却不能躬行，岂不荒谬？如果在讲授传统文化时不厘清这些概念，往后只会越说越令人糊涂。
　　更有甚者，还有不少国学教育者使用《弟子规》《笠翁对韵》这种古代末流典籍来教育儿童。《弟子规》只教人服从，不阐明道理。《笠翁对韵》的一些字不符合《平水韵》，孩童若是记诵下来，写近体诗就容易出韵——连写首近体诗都不符合格律，以这样的现实来振兴国学，无疑是《荀子》所说的“救经而引其足”，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要救一个上吊的人，却去拉他的脚，这样的功夫做得越多，离目的越远。

你“抱残守缺”了吗

　　“抱残守缺”在通行的解释中是个贬义词，但对于今日宣扬传统文化的人来说，却是一个褒义词，因为这意味着，在断层多年后，你依然还懂得传统文化中的那些“残”和“缺”——无论你要批评还是赞扬传统文化，都必须要先懂得它。
　　不少学者动辄持西学以贬斥中学，这种君临天下的道路自信，今人见之大可退避三舍。然而在它的对面，又是另一种道路自信：凡是西方的好处，都可以附会到古中国去，甚者认为西方毫不足取，作出一副中西决一死战的姿态来。这两种自信都犯了《庄子》所说的“拘虚”之弊。所谓拘虚，是指像井中之蛙那般孤处一隅、见解狭隘。
　　为中西文明安排一场总决赛并分出胜负，这种惊天动地的事只有两种人能胜任，一种是学贯中西的通人，另一种是妄人。
　　古贤论学，以通为贵，也以通为难。即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能做到“通”的人，可说是百年不得一见。即在诗学这一端里，不同的体裁有不同的义理，如“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将这两句分别写入诗和词里，但词得以传世而诗不能，因为这两个句子是词句，不是诗句。这就涉及到诗和词的体例问题。试问如今讲国学的人，将这些东西说清楚了吗？读诗时告诉人们什么叫平仄了吗？
　　甚者非但不讲清楚这些“残”与“缺”，还要专事颠覆，比如做戏曲就动辄改戏，写近体诗就鼓吹使用新韵，还美其名曰“创新”。他们与其所批评的崇洋之人，虽然宗尚的文化不同，但在暴戾与妄诞方面，却是一致的。
　　“抱残守缺”的背后，是一种名叫“敬畏”的精神。章太炎晚年为章氏国学讲习会刊物《制言》撰写发刊宣言：“曾子云：‘博学而孱守之。’博学则吾岂敢，孱守则庶几与诸子共勉焉。”卢辩注：“孱，小貌，不务大。”章太炎聪明绝顶了一辈子，晚年谆谆诲人要以弱自持、以愚自守，足人深思。
　　今人热心传统文化，这不是坏事，但在做到传授实学以及懂得“抱残守缺”之前，还是慎言“国学”二字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