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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国学
“国学”这个名堂由来已久,但至今仍然没有清晰的定论。在古代,国学一词指国家设立的学校。近代以来,这个词热了起来,且含义发生了变化。这与日本密切相关。
当代学者龚鹏程说,“梁启超他们到日本去以后,却发现在明治维新的同时,产生了另一个运动:国学运动。因为在学西方的同时,日本人就发现不能够只学西方而把我们自己的传统给丢了,传统中还是有很好的部分。所以这就产生了国学运动与国粹主义。国粹这个词也是日本当时创的。无独有偶,革命党人也在日本活动,也同样注意到了日本这个现象,所以像黄节、章太炎这一批人,一方面向国内介绍,一方面也模仿日本的国学运动,开始提倡我们的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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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认为,国学是一国固有之学,其内容包括:一、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二、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三、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在他的讲授内容中,“国学”涵括了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小学(音韵、文字、训诂)。这种界定显得宽泛,后人依此,往往容易出现将古代学说都放进“国学”这个箩筐里的情况。此外,经学是儒学的核心,但章太炎曾竭力诋孔反儒,虽然晚年改变主张,然而这也令他所讲授的国学,有了暧昧不清的味道。
大学者柳诒徵也曾对“国学”一词发言:“予对国学之界说,必非佛学及洋学,而一般人之小学、音韵、甲骨、性理、辞章等等,皆不过国学之一部分。须从古先圣哲,未受佛学洋学之熏染时讲清,而又包括后来之汉学、宋学,以及今世所言政治、经济、财政、社会、教育等,始可言国学。”(1951年9月19日《柳诒徵劬堂日记抄》)然而宋学又有受佛学影响的地方,两者难以绝然二物。按照柳诒徵的定义,佛学不入国学范畴,宋学可入,在这个节点上,“国学”一词也难以说清。
钱穆在《国学概论》的弁言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以钱穆大儒之望、治学之勤,犹感到“国学”一词太过肤廓,不好讲论,何况今人?
“学”应讲到实处
国学热在上世纪90年代就曾出现过。现在又成为举国热词,原因众所周知。作为中国人,当然需要知道何为中国传统文化。最近百年来,神州大地吹起一股蔑弃传统、以西学为尚之风,其流毒之烈,已被不少有识之士指出。然而即使走向这股风气的反面,人人竞言国学,却又未必能为中国传统文化增色一分。宋儒郑樵说,“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绝”,道出一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人而无学,“虽多亦奚以为”。
现在不少人讲国学,往往大而无当、玄而又玄。要么是左拈一句孔训、右引一句佛偈,就号称融通“儒释道”三教;要么是罗织各种古语,大煲心灵鸡汤;更有甚者,借讲二十四史以宣扬成功学、厚黑学,全然不曾理会古人作史,是通过记录世运兴衰、人物贤奸来为后人提供鉴戒。
既然号称推行国学,那么这个“学”字就应该讲到实处,不能“六经注我”。有自号为“儒家”的学者,力倡尊孔,说孔子有主张平等的思想。这可真是“一粉抵十黑”了。孔子明确提出“唯上智下愚不移”,如果他是主张平等的话,那么这句话就完全没有着落。实际上,孔子是主张差等的,他承认人与人之间有高下之别,尊重人的差异性,然后主张各人根据性之所近来治学修行,下学上达,以学问和美德取得社会地位。
孔门思想,推扬“道尊于势”,经济上的贫富、社会地位方面的尊卑,只是一时之“势”,而学问与美德则是可贵的“道”,一个出身卑微的平民百姓,只要具备学问与德行,就是高贵之人。古人责备身处高位的某人“何德何能”,所隐含的价值观就是以学问与美德为高。司马迁作《史记》,把没有公侯地位的孔子列入世家,亦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说孔子主张平等,一有比附西方之嫌,二不能阐明孔门学说,徒劳取宠而已。
又目前流行“读经教育”,主事者明确宣称,孩子读经不必求甚解,应趁其在记忆力旺盛之时,让其背诵若干万字经典,成长后自有大用。这种教育模式的好坏且不论,然而施教者在实际操作中使用的“经”,是《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典籍,可见即便是教育者本人,也懵然不知“经”是何物。
什么是“经”?钱基博《经学通志》:“经之为言,常也。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常所秉守,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所谓“经”,是指先王政典,它不是儒家或其他任何一个流派独享的。《庄子》明确记载《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种经。到了汉代,《乐》亡佚了,剩下的五经一直传到今天。如今通行的“十三经”说法,是宋代出现的,后人图方便而袭用下来。然而“十三经”这个分类本身就有问题,这一点钱基博也明确指出了。比如《孟子》是一家之言,属诸子类,却被归入经。此外,古人有经、传之分,《论语》属“传”。《史记·李将军列传》:“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这里的“传”指的是《论语》。汉武帝时置五经博士,不包含《论语》。
今之读经教育,《论语》是“必修课”。对于中国人来说,《论语》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五经,但从身份上看,它不是经。读经推广者都知道“必也正名乎”是《论语》里的话,但却不能躬行,岂不荒谬?如果在讲授传统文化时不厘清这些概念,往后只会越说越令人糊涂。
更有甚者,还有不少国学教育者使用《弟子规》《笠翁对韵》这种古代末流典籍来教育儿童。《弟子规》只教人服从,不阐明道理。《笠翁对韵》的一些字不符合《平水韵》,孩童若是记诵下来,写近体诗就容易出韵——连写首近体诗都不符合格律,以这样的现实来振兴国学,无疑是《荀子》所说的“救经而引其足”,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要救一个上吊的人,却去拉他的脚,这样的功夫做得越多,离目的越远。
你“抱残守缺”了吗
“抱残守缺”在通行的解释中是个贬义词,但对于今日宣扬传统文化的人来说,却是一个褒义词,因为这意味着,在断层多年后,你依然还懂得传统文化中的那些“残”和“缺”——无论你要批评还是赞扬传统文化,都必须要先懂得它。
不少学者动辄持西学以贬斥中学,这种君临天下的道路自信,今人见之大可退避三舍。然而在它的对面,又是另一种道路自信:凡是西方的好处,都可以附会到古中国去,甚者认为西方毫不足取,作出一副中西决一死战的姿态来。这两种自信都犯了《庄子》所说的“拘虚”之弊。所谓拘虚,是指像井中之蛙那般孤处一隅、见解狭隘。
为中西文明安排一场总决赛并分出胜负,这种惊天动地的事只有两种人能胜任,一种是学贯中西的通人,另一种是妄人。
古贤论学,以通为贵,也以通为难。即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能做到“通”的人,可说是百年不得一见。即在诗学这一端里,不同的体裁有不同的义理,如“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将这两句分别写入诗和词里,但词得以传世而诗不能,因为这两个句子是词句,不是诗句。这就涉及到诗和词的体例问题。试问如今讲国学的人,将这些东西说清楚了吗?读诗时告诉人们什么叫平仄了吗?
甚者非但不讲清楚这些“残”与“缺”,还要专事颠覆,比如做戏曲就动辄改戏,写近体诗就鼓吹使用新韵,还美其名曰“创新”。他们与其所批评的崇洋之人,虽然宗尚的文化不同,但在暴戾与妄诞方面,却是一致的。
“抱残守缺”的背后,是一种名叫“敬畏”的精神。章太炎晚年为章氏国学讲习会刊物《制言》撰写发刊宣言:“曾子云:‘博学而孱守之。’博学则吾岂敢,孱守则庶几与诸子共勉焉。”卢辩注:“孱,小貌,不务大。”章太炎聪明绝顶了一辈子,晚年谆谆诲人要以弱自持、以愚自守,足人深思。
今人热心传统文化,这不是坏事,但在做到传授实学以及懂得“抱残守缺”之前,还是慎言“国学”二字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