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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新华都实业集团董事长陈发树收到了北京市一中院的一份裁定书。
北京市一中院行政裁定：陈发树关于“云南白药股权转让纠纷”的行政诉讼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不予受理。
2009年豪掷22亿元购买云南白药股权，到现在维权无门，陈发树的“买药”悲剧引发了工商界的强烈关注。6月25日，樊纲、裴长洪、应松年、杨小军等一批经济学界、法学界专家，同全国工商联高层一起会诊了陈发树“买药”。
中国烟草集团总公司（下称“中烟”）跟国家烟草专卖局一人分饰两角儿，政企不分导致了陈发树维权路漫漫。有专家指出，现在民营企业遭遇的悲剧中，“国有资产流失”成为针对民企制度性歧视的最好借口。
陈发树的“买药”维权路
2009年1月4日，中烟对红塔集团转让其所持上市公司云南白药股份做出的第一次批复，同意红塔集团转让其上市公司股份。对于股权转让，中国《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必须两次申请上级部门批准”。
2009年9月10日，陈发树与红塔集团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红塔集团将其持有的云南白药股份，以对价22亿元转让给陈发树。然而，红塔集团在收到陈发树22亿元股权转让款长达800多天之后，2012年1月17日，做出“为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不同意本次股份转让”的批复意见。至此，陈发树购买云南白药股份之事，被主管部门的二次批复彻底推翻。
2012年4月16日，陈发树授权其代理律师李庆，正式向国家烟草专卖局提交《行政复议申请》及相关证据申请行政复议。针对这一申请，国家烟草专卖局于4月19日以回函形式给予答复称，“经查，你的请求不属于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复议范围。”
800多天的等待换来的不过是二十来个字的草草拒绝了事。
这份“惜字如金”的回函，对陈发树“请求不属于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复议范围”的判定并没有说明原因，更没有列明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的具体法律依据。
最令人费解且值得注意的一点在于，这份国家烟草专卖局的回函之上，所盖公章并非法制工作机构的专用章或行政复议专用章，取而代之的是“人民来信来访专用章”，陈发树依法申请的行政复议和人民信访画上了等号。
在国家烟草专卖局看来，陈发树与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红塔集团”）的关于云南白药股权的经济纠纷，所提出的行政复议不过是一个信访事件。这背后意思能不能理解为：国家烟草专卖局并不承认中烟在此前所做出的批复属于行使公权，否认其为具体的行政行为。
随后，陈发树针对被拒的行政复议，于2012年5月7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6月18日，北京市一中院行政裁定书称，陈发树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不予受理。
至此，陈发树就“云南白药股权转让纠纷”提请的行政复议，出现了在寻求主管部门行使行政权利解决未果后，又提请行政诉讼的司法程序要求主管部门履职，却遭遇求告无门的困境。
至于2011年12月8日，陈发树向云南省高院递交的《民事起诉书》，至今还搁浅在云南省高院，这将是陈发树买药维权的唯一司法途径了，但前景似乎也并不乐观。
中烟分饰两角儿的游戏
第一次批复已经同意红塔集团转让其上市公司股份，并授权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监督指导本次股份转让直至转让完成后报备，第二次批复则推翻了第一次的批复。两次态度大相径庭，大玩“变脸”出乎了陈发树意料之外，而当他再以“申请行政复议”寻求新的解决渠道之后，却更不料想，这一次对方来了个彻彻底底的“变形”。
此番国家烟草专卖局以“不属于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复议范围”拒绝陈发树的行政复议申请，也就等同于否认中烟此前的批复行为是行政行为，那么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的规定，中国烟草行业实行统一领导、垂直管理、专卖专营的管理体制，也就是说，中国烟草总公司负责经营，国家烟草专卖局负责行政执法管理，即“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根据《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国有股东与拟受让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后，应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等相关义务，同时应按规定程序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审核批准。
因此，中烟不仅是以总公司的身份负责经营，而且依据上述规定履行其国有资产监管审核批准的行政职权，对具体国有资产转让事项进行审批。
但打开中国烟草的官方网站，我们可以看中国烟草总公司和国家烟草专卖局并列于网站的首页上方，原本就是“一人分饰两角”，这一政企不分的体制最终导致了陈发树维权事件。
在行政司法阶段，中国烟草摇身成为民事主体；但在进行民事活动时，中国烟草又拿起行政权力的“尚方宝剑”，受益之处无边无界。
制度性歧视的国资流失借口
6月25日，全国工商联召开的“法治环境与中国民营经济发展”高层研讨会上，有包括法学、经济学界在内的多位专家指出，云南白药股权纠纷中，中国烟草所表现出“亦政亦商”的身份转换，与其说是体制不健全造成的，还不如说是思想意识深处对民营经济的歧视。
市场经济是多种因素在其中进行交易的过程，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公平，没有只准卖家赢、买家输的道理。契约经济讲究的是诚信，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必须按照协议约定来履约。
“从现代产权制度来说，国有资产也是资产的一种，要在流动中才能增值，必定有进有退。”与会专家认为，国有资产流失是一个法律的范畴，评估、报价都是符合程序的，而且是在国有资产处置规定的合理范围内，就不属于流失。而近期国资委下发的“新36条”实施细则中，已明确要求国企在产权转让和股权转让时不得歧视民间资本。
所谓国有资产流失，是指违背市场规律和法定标准的人为损失。是否构成国有资产流失，不能按照现在的价格计算，而应按照法定的标准衡量，只要符合法定标准，就不能定性为国有资产流失。 毕竟，无论对于陈发树还是红塔集团来说，参股是投资行为，转让股权也是投资行为，投资就会有风险，就会面临价格的高低波动，但不能把转让价格低于现在的价格就界定为国有资产流失。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席月明在此次会议中强调，“国有资产的流失，不应该成为国有企业在市场中任意毁约的借口。”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杨立新表示，现在若继续这样的做法，就会把民营企业逼死一批，赶走一批，再剥夺一批，最后剩下的民营企业就越来越少，这个国家就剩下了国有企业一枝独秀，经济改革开放30多年来建立起来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基础就会被彻底破坏，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不能够掉以轻心，必须引起重视。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向松祚认为，在公平竞争、市场交易中不能有“国有资产流失”这个概念。他认为这些纠纷案件中折射出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制度变革中更深层次的问题，不能回避。
思想病酿成“买药”悲剧民营经济下一步怎么发展？
民营经济的发展需要有良好环境的支持。第一是法治环境；第二是政策环境；第三是市场环境；第四是社会环境。这“四个环境”是胡锦涛主席在2010年两会期间，参加全国工商联和民建民主的会议上讲到的。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陆续出台民间投资36条的实施细则，这些都是创造一个好的发展环境的大势所趋。25日的研讨会上，与会专家认为，即便是在党和国家陆续出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今天，仍有一些在政府和国有企业内部重要岗位上的人士，未摆脱几十年遗留的旧思想束缚，认为民企在市场经济中只能充当配角和补充，这从根本上造成了陈发树“买药”悲剧的上演。
经济学家樊纲呼吁，民营企业相关机构和法律界人士联合起来为民营企业提供相关法律咨询。他还指出，目前我们能实现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但是对其没有处置权，结果导致中国国有资产规模越来越大，而没有把国有资产真正用到全民利益中。由此，他建议成立相关部门，授权其处置国有资产，有序为其他所有制经济让路，解决目前存在的诸多具体问题。
“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都认识到给予民企平等的市场经济地位已是发展的必然，但如何保障民企的平等地位，最终出路还是要从法治建设上入手。”在专家们看来，政府机构要拿出改革的决心，打破陈旧、不合理制度带来的桎梏，推动和完善建立平等市场地位的法治环境建设。同时，民营企业家自身也要增加维权意识，通过合理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北京市一中院行政裁定：陈发树关于“云南白药股权转让纠纷”的行政诉讼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不予受理。
2009年豪掷22亿元购买云南白药股权，到现在维权无门，陈发树的“买药”悲剧引发了工商界的强烈关注。6月25日，樊纲、裴长洪、应松年、杨小军等一批经济学界、法学界专家，同全国工商联高层一起会诊了陈发树“买药”。
中国烟草集团总公司（下称“中烟”）跟国家烟草专卖局一人分饰两角儿，政企不分导致了陈发树维权路漫漫。有专家指出，现在民营企业遭遇的悲剧中，“国有资产流失”成为针对民企制度性歧视的最好借口。
陈发树的“买药”维权路
2009年1月4日，中烟对红塔集团转让其所持上市公司云南白药股份做出的第一次批复，同意红塔集团转让其上市公司股份。对于股权转让，中国《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必须两次申请上级部门批准”。
2009年9月10日，陈发树与红塔集团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红塔集团将其持有的云南白药股份，以对价22亿元转让给陈发树。然而，红塔集团在收到陈发树22亿元股权转让款长达800多天之后，2012年1月17日，做出“为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不同意本次股份转让”的批复意见。至此，陈发树购买云南白药股份之事，被主管部门的二次批复彻底推翻。
2012年4月16日，陈发树授权其代理律师李庆，正式向国家烟草专卖局提交《行政复议申请》及相关证据申请行政复议。针对这一申请，国家烟草专卖局于4月19日以回函形式给予答复称，“经查，你的请求不属于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复议范围。”
800多天的等待换来的不过是二十来个字的草草拒绝了事。
这份“惜字如金”的回函，对陈发树“请求不属于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复议范围”的判定并没有说明原因，更没有列明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的具体法律依据。
最令人费解且值得注意的一点在于，这份国家烟草专卖局的回函之上，所盖公章并非法制工作机构的专用章或行政复议专用章，取而代之的是“人民来信来访专用章”，陈发树依法申请的行政复议和人民信访画上了等号。
在国家烟草专卖局看来，陈发树与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红塔集团”）的关于云南白药股权的经济纠纷，所提出的行政复议不过是一个信访事件。这背后意思能不能理解为：国家烟草专卖局并不承认中烟在此前所做出的批复属于行使公权，否认其为具体的行政行为。
随后，陈发树针对被拒的行政复议，于2012年5月7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6月18日，北京市一中院行政裁定书称，陈发树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不予受理。
至此，陈发树就“云南白药股权转让纠纷”提请的行政复议，出现了在寻求主管部门行使行政权利解决未果后，又提请行政诉讼的司法程序要求主管部门履职，却遭遇求告无门的困境。
至于2011年12月8日，陈发树向云南省高院递交的《民事起诉书》，至今还搁浅在云南省高院，这将是陈发树买药维权的唯一司法途径了，但前景似乎也并不乐观。
中烟分饰两角儿的游戏
第一次批复已经同意红塔集团转让其上市公司股份，并授权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监督指导本次股份转让直至转让完成后报备，第二次批复则推翻了第一次的批复。两次态度大相径庭，大玩“变脸”出乎了陈发树意料之外，而当他再以“申请行政复议”寻求新的解决渠道之后，却更不料想，这一次对方来了个彻彻底底的“变形”。
此番国家烟草专卖局以“不属于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复议范围”拒绝陈发树的行政复议申请，也就等同于否认中烟此前的批复行为是行政行为，那么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的规定，中国烟草行业实行统一领导、垂直管理、专卖专营的管理体制，也就是说，中国烟草总公司负责经营，国家烟草专卖局负责行政执法管理，即“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根据《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国有股东与拟受让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后，应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等相关义务，同时应按规定程序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审核批准。
因此，中烟不仅是以总公司的身份负责经营，而且依据上述规定履行其国有资产监管审核批准的行政职权，对具体国有资产转让事项进行审批。
但打开中国烟草的官方网站，我们可以看中国烟草总公司和国家烟草专卖局并列于网站的首页上方，原本就是“一人分饰两角”，这一政企不分的体制最终导致了陈发树维权事件。
在行政司法阶段，中国烟草摇身成为民事主体；但在进行民事活动时，中国烟草又拿起行政权力的“尚方宝剑”，受益之处无边无界。
制度性歧视的国资流失借口
6月25日，全国工商联召开的“法治环境与中国民营经济发展”高层研讨会上，有包括法学、经济学界在内的多位专家指出，云南白药股权纠纷中，中国烟草所表现出“亦政亦商”的身份转换，与其说是体制不健全造成的，还不如说是思想意识深处对民营经济的歧视。
市场经济是多种因素在其中进行交易的过程，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公平，没有只准卖家赢、买家输的道理。契约经济讲究的是诚信，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必须按照协议约定来履约。
“从现代产权制度来说，国有资产也是资产的一种，要在流动中才能增值，必定有进有退。”与会专家认为，国有资产流失是一个法律的范畴，评估、报价都是符合程序的，而且是在国有资产处置规定的合理范围内，就不属于流失。而近期国资委下发的“新36条”实施细则中，已明确要求国企在产权转让和股权转让时不得歧视民间资本。
所谓国有资产流失，是指违背市场规律和法定标准的人为损失。是否构成国有资产流失，不能按照现在的价格计算，而应按照法定的标准衡量，只要符合法定标准，就不能定性为国有资产流失。 毕竟，无论对于陈发树还是红塔集团来说，参股是投资行为，转让股权也是投资行为，投资就会有风险，就会面临价格的高低波动，但不能把转让价格低于现在的价格就界定为国有资产流失。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席月明在此次会议中强调，“国有资产的流失，不应该成为国有企业在市场中任意毁约的借口。”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杨立新表示，现在若继续这样的做法，就会把民营企业逼死一批，赶走一批，再剥夺一批，最后剩下的民营企业就越来越少，这个国家就剩下了国有企业一枝独秀，经济改革开放30多年来建立起来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基础就会被彻底破坏，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不能够掉以轻心，必须引起重视。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向松祚认为，在公平竞争、市场交易中不能有“国有资产流失”这个概念。他认为这些纠纷案件中折射出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制度变革中更深层次的问题，不能回避。
思想病酿成“买药”悲剧民营经济下一步怎么发展？
民营经济的发展需要有良好环境的支持。第一是法治环境；第二是政策环境；第三是市场环境；第四是社会环境。这“四个环境”是胡锦涛主席在2010年两会期间，参加全国工商联和民建民主的会议上讲到的。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陆续出台民间投资36条的实施细则，这些都是创造一个好的发展环境的大势所趋。25日的研讨会上，与会专家认为，即便是在党和国家陆续出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今天，仍有一些在政府和国有企业内部重要岗位上的人士，未摆脱几十年遗留的旧思想束缚，认为民企在市场经济中只能充当配角和补充，这从根本上造成了陈发树“买药”悲剧的上演。
经济学家樊纲呼吁，民营企业相关机构和法律界人士联合起来为民营企业提供相关法律咨询。他还指出，目前我们能实现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但是对其没有处置权，结果导致中国国有资产规模越来越大，而没有把国有资产真正用到全民利益中。由此，他建议成立相关部门，授权其处置国有资产，有序为其他所有制经济让路，解决目前存在的诸多具体问题。
“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都认识到给予民企平等的市场经济地位已是发展的必然，但如何保障民企的平等地位，最终出路还是要从法治建设上入手。”在专家们看来，政府机构要拿出改革的决心，打破陈旧、不合理制度带来的桎梏，推动和完善建立平等市场地位的法治环境建设。同时，民营企业家自身也要增加维权意识，通过合理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