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本身就是一个赌性很强的民族，在牛市里面通常不怎么会有人还记得曾经有过这种时候。正如前两年的牛市里面没人真正想到2001年开始的大熊市一样。
　　
　　无论是小说，还是现实当中，基金经理在大众眼里都是神秘的角色。就像武琛自己所说的，他们一般没有公开的直线电话，客户一般不能直接找到他，而且他的msn聊天记录经过软件的调试，不能任意删改，因为随时接受监管部门的审查。
　　对这种约束，武琛有点不屑，“就让他们看个够吧，真无聊！上次我同事跟他老公在聊白菜涨价的对话，他们也逐字逐句地审，估计害怕内有乾坤。”
　　年薪过百万的基金经理也担心白菜涨价，这倒也是个新闻。
　　从熊市走到牛市，再走到熊市。武琛始终认为基金是一个充满前景的行业，他们一直在赢。赢的标准：在牛市，是比别人多赚；在熊市，是比别人少亏。
　　武琛从2001年就已经进入了基金行业，但是刚满30岁的他身上明显地流露出新一代基金经理的性格特质——锋芒与骄傲。
　　
　　《风尚周报》：一年间，中国股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指数跌去七成，证券投资基金行业也在十年来第一次出现了全行业的拐点。作为其中的一分子，您个人是如何看待这个转折点的？
　　武琛：市场跌幅如此惨烈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次贷危机所造成的全球金融海啸远比市场想象的大。中国股市在经历了前期的大幅上扬之后，本身就有一个挤泡沫的需求，但对于企业盈利预期下滑的担心使得调整越走越远。
　　《风尚周报》：6000点附近的时候，您是继续看好市场，还是已经有些不祥预感？
　　武琛：6000点的时候其实理性投资者都认为会有一个调整，毕竟市场泡沫已经非常明显。但整个市场充斥着成长的故事，所以更多的人只是认为是一个调整，对经济形势和市场走势还是比较乐观的。
　　《风尚周报》：熊市之后，基金公司内部的工作气氛如何？
　　武琛：压抑很多。基金公司作为买方，日子相对还好过一些。但市场的大幅下跌，管理资产的持续缩水以及投资者的诸多责难造成从业人员精神压力巨大，同时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大家对于自己的职业生涯也颇多担心。不能说办公室是愁云密布，但起码很少欢声笑语了。
　　《风尚周报》：有没有过客户在这一年里频繁给您电话，或者面谈，表现得非常焦急？您如何对待这些客户？
　　武琛：在3000点以上的时候经常会有客户有这种要求，但等市场跌破3000点以后，投资者也已经麻木了。投资者出于对自身资产的保护这种行为非常正常，对于其资产的缩水每个从业人员也都心有愧疚，但市场永远是未知的，对于市场只能抱着敬畏之情。
　　《风尚周报》：这一年里面，有没有想过转行？
　　武琛：没有，有阴有晴，很正常的，前两年每个人都是股神的时候又何曾有人会想到会有如此惨痛的熊市，熬过去还会是一个艳阳天的。对于中国经济的前景我们还是充满信心的。
　　《风尚周报》：基金公司跟基民强调“长线投资”，带来的结果是基金市场没有随股市的暴跌而出现巨额赎回，留下的却是高位套牢的基民。3000点应该是基民的一个心理关口，您觉得等到股票上升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基民会集体大量赎回吗？基金公司对此有怎样的安排处理？
　　武琛：从行为金融学来说，在经历了长期的套牢以后，一旦解套肯定很多投资者会选择赎回，这是毋庸置疑的，但随着市场的向好，投资者又会再一次地回到这个市场中来，在这一过程中他可能会损失一定的机会成本。在中国乃至海外的很多历史经验都已经验证了这一点。
　　《风尚周报》：有人认为“在基金经理当中，经历过熊市者表现更稳健”，您怎么看待这句话？
　　武琛：经历过熊市的人对于市场更多敬畏之情，这是事实。但事物是相辅相成的，有些基金经理在熊市中表现很好，而另外一些可能更适合牛市投资。熊市基金经理在牛市中可能并没有新手表现那么抢眼，因为他还是会时刻考虑到风险，也就会不自觉地s有所束缚。
　　《风尚周报》：这次股灾，对您个人生活有哪些影响？
　　武琛：客观说没有太大影响，本身不能投资股票市场，只能通过基金来进行资产的保值增值。我们一直教育投资者要合理分配收入，要有长期投资理念，对于我们自己而言更是如此，本身就是进行长期投资的，也没有什么流动性压力，平时日常开销的费用和投资收入没有联系。
　　《风尚周报》：您身边跟您生活水平相当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上有哪些变化？是否认为在这样的一次股灾后，中产们的财富观会更加稳健？
　　武琛：很多人开始节省开支了，少出去吃饭，少上酒吧，少买奢侈品。还有很多人推迟了买房买车的计划。但我不认为经历这次股灾对财富观会有很大改变，当市场再度上涨，虚拟资本的膨胀对于人的消费刺激依然强烈。